戏曲院团治理现代化研究

张宏明，杨存昌

(山东师范大学 文学院，山东济南 250014)

管理学研究

戏曲院团治理现代化研究

张宏明，杨存昌

(山东师范大学 文学院，山东济南 250014)

戏曲院团治理现代化是文化治理现代化的一个重要部分。中国的戏曲院团治理现代化是戏曲院团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所进行的符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特点和规律的全面的改革发展。坚持原则：一元化的领导体制，“二为”方向，“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方针。戏曲院团治理现代化仍存在的困境有：戏曲演艺市场的萎缩，政府管理的粗放，院团运营的机制不活，法规建设滞后。针对上述困境，戏曲院团治理现代化路径为：完善现代演艺市场体系，加强对外演出交流；建立戏曲传承发展体系；构建演艺人才治理体系。

戏曲院团治理；现代化；文化治理

戏曲院团治理作为法律和政治的上层建筑，其现代化进程源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解放区根据地戏曲院团的管理模式。新中国成立，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1950年代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四个现代化”的目标任务开启了戏曲院团治理现代化的艰辛探索。2014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并为之进行部署推动，这为我们在新的起点上推进戏曲院团治理现代化提供了理论指导和实践指南。

一、戏曲院团治理现代化内涵

戏曲院团治理属于文化治理。文化治理则发端于法国学者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提出的“治理性”(governmentality)概念，英国学者托尼·本尼特提出了文化与治理的对接问题，即“文化被表征为知识、专业技能、技术与装置的独特系列，它通过特定的方式对社会交往产生作用并与之相关联。”*Bennett,T.“Culture and Governmentality”，Bratich,J.Z.et al.(eds.),Foucault,Cultural Studies and Governmentality.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2003.“文化治理”的独立中文术语界定是中国台湾地区学者们的贡献，其中王志弘的研究最为系统，他认为“文化治理”是“借由文化以遂行政治与经济(及各种社会生活面向)之调节与争议，以各种程序、技术、组织、知识、论述和行动为操作机制而构成的场域。”*王志弘：《文化如何治理？一个分析架构的概念性探讨》，《世新大学人文社会学报》，2010年第11期。这一理论建构目前被公认为最具有开创性。中国大陆对文化治理的研究还是初步的，其中学者王啸、袁兰2013年1月在人民网理论频道发表《文化治理视域下的文化政策研究》一文，他们认为 “文化治理是指掌权者在其权力运作的政治的场域内，通过文化政策等观念意识的表达和实施，对社会资源进行分配、对社会政治生活参与者的思想和行为施加影响，借以达到分配社会资源、维护其政治统治、保持稳定的社会秩序，最终实现整个社会有序运行的一种综合性机制。”*王啸，袁兰：《文化治理视域下的文化政策研究——对改革开放以来的文化政策分析》，(2013-01-08)[2014-06-29].http://theory.people.com.cn/n/2013/0108/c40537-20131372.html.胡惠林更是从阐释政策的角度对文化治理进行了定义，他认为“文化治理是国家通过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和制度安排，利用和借助文化的功能用以克服、解决问题的工具化，对象是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主体是‘政府+社会’，政府发挥主导作用，社会参与共治。”*方鸿琴：《实现国家文化治理能力现代化——访上海交通大学教授胡惠林》，《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1月8日。这两种定义比较准确地反映了当下中国文化治理理论与实践的阶段性特征和发展趋势。 到目前为止，对于何为“文化治理”还没有一个标准化的定义，这说明作为一个概念，“文化治理”还处在丰富发展的过程中，但从当下中国的理论涵义与实践指向看，“文化治理”表现出的一些基本特征还是比较明确的，即：文化治理是公共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涉及到宏观政策和微观执行层面；涉及到政府、市场和多元的社会主体三个重要维度，它是一个系统、复杂、开放的工程系统。

现代化 “是指人类社会从工业革命以来所经历的一场剧烈变革，涉及经济、政治、社会、文化、思想等领域，是一个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变迁的、世界性的历史发展过程。”*钱乘旦：《现代化研究的理论与实践》，《光明日报》，2016年7月6日。是工业文明逐步取代农业文明从而实现人类社会诸方面全方位转换转型的过程，它标志着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与趋势。在这个复杂的过程中，适应或经过改革改造适应工业文明发展的原有的社会存在将会以融入的方式成为现代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否则将会被淘汰而消亡灭绝。在中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理论与实践探索的过程中，当下文化治理的现代化重点是推进政府文化管理体制改革、健全现代文化市场体系、建设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这是一个发展的没有止境的过程。

戏曲院团治理作为文化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还没有发现学者加以定义。结合当代中国戏曲院团与戏曲艺术发展的现实状况，若一定要加以定义的话，应当是指：国家通过法律法规与政策措施，调动政府、戏曲院团、社会组织的力量，共同推动戏曲院团适应时代发展，进行体制机制改革，促进戏曲按照产品生产传播规律，以人民为中心进行艺术创新，满足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与精神文化享受，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戏曲院团治理现代化，是戏曲院团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所进行的符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特点和规律的全面的改革，更多地体现为政策制度的创新安排与体制机制的调整，体现为院团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和全面深化改革的进程中不断适应经济社会现代化发展的动态的过程与统合多种艺术创作方法和美学特质的艺术传承创新的发展过程。在这个动态的发展过程中，戏曲院团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融入市场、坚持“二为”方向、“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方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创作生产反映当下经济社会生活丰富实践、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体意识的优秀作品，促进戏曲适应时代与人民的精神需求，使戏曲呈现的理论、内容和形式相比传统更为丰富、复杂和多样，更能够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所接受。这个动态的发展过程是通过国家在文化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建构起来的戏曲院团管理模式与戏曲院团生存发展、戏曲艺术传承创新的艺术生态环境，从而实现戏曲院团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的现代化目标任务。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进行的文化体制改革的历程，既是国家文化治理现代化的过程，又是戏曲院团治理乃至整个演艺产业体系现代化的建构过程。戏曲院团治理的现代化建构，既是院团自身的独立性主体和市场主体的塑造，也是文化管理体制的结构性调整。作为微观层面上的戏曲院团由国家管理主导其艺术生产，直接为国家意识形态服务，逐步按照院团艺术生产规律和演艺产业发展的规律，成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和现代文化市场的主体，进而形成富有效率的艺术生产、服务的微观运行机制。中观层面上政府与院团之间是契约关系，是逐步实现 “政企分开、政事分开”由“办文化向管文化” 转变的间接管理关系，建构起 “管人管事管资产管导向相统一”的党委和政府监管国有文化资产的更加科学效能的管理体制。宏观管理层面上，党委政府制定方针政策、顶层设计，建构体制，院团依法独立运营，社会组织支持参与，共同修复、保护、建设好戏曲艺术传承创新的生态环境。

二、戏曲院团治理现代化原则

纵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戏曲院团治理之路，其现代化探索的理论与实践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现代治理能力和现代治理体系发展的理论与实践基本同步、不断创新的历程，更是坚持正确的基本原则的结果。

(一)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体制机制。中国共产党人全面地继承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文艺工作党性原则的思想，不断建立完善党领导文艺事业的制度，形成了适合中国国情的领导文艺工作的理论体系。

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新常态下，2014年10月，习近平主持召开了文艺工作座谈会，要求各级党委要“把文艺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贯彻好党的文艺方针政策，把握文艺发展正确方向。要选好配强文艺单位领导班子，把那些德才兼备、能同文艺工作者打成一片的干部放到文艺工作领导岗位上来。”*《人民日报》，2015年10月15日。

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是通过组织领导保证的。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集中体现在解放区文艺发展的历程中，这一时期，在延安有西安易俗社，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西北战地服务团，鲁艺平剧团，延安平剧研究院等地方和部队的专业剧团。中国共产党通过在这些院团中建立党委、总支、支部等党的组织，在边区政府和部队的管理体系中实行组织化的领导。延安时期这种对剧团的文艺管理模式奠定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戏曲院团管理基础，虽然不断改革，不断进行现代性转换、创新性发展，但中国共产党对戏曲院团的绝对的领导地位始终没有变化，也不能变化。

(二)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方向。“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反映了当下中国文艺发展的共性特征，规定了包括戏曲院团治理在内的文化治理的目标。文艺的“二为”方向最早来源之一是毛泽东同志的文艺思想，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2-709页。1942年5月，他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进一步提出了“文艺为人民大众” 服务的问题，“为政治服务”的问题，这里的“政治”是“阶级的政治、群众的政治，不是所谓少数政治家的政治。”*《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47-877页。1979年10月，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中提出继续坚持“文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07-214页。。1980年7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社论，指出：“党中央提出，我们的文艺工作总的口号应当是：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 这既是我们党和国家改革开放新时期文艺政策的重大调整，更是文艺事业特别是戏曲院团改革发展历史转折的重要标志。习近平同志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文艺工作的根本方向，他指出：“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文艺要反映好人民心声，就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根本方向。这是党对文艺战线提出的一项基本要求，也是决定我国文艺事业前途命运的关键。”*《人民日报》，2015年10月15日。文艺事业发展的“二为”方向，是中共党和政府的要求，更是时代发展和人民实践的要求，决定了戏曲院团治理及其戏曲艺术发展的方向和基本遵循。

(三)坚持“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这是戏曲院团治理现代化的桥梁和实现路径。“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源于毛泽东同志1951年4月为中国戏曲研究院成立时的题词，是毛泽东1942年10月为延安平剧院成立题词“推陈出新”的丰富与完善。也是对当时延安及抗日根据地、解放区戏曲改革发展的充分肯定与理论总结。对于这一时期改革所取得的成就及重要意义，《中国戏曲近代史》给予的评价是中肯的：“成立延安平剧研究院，把京剧作为一种艺术、一种事业进行系统的研究，是一大创举。……延安平剧院有目的、有步骤、有理论、有实践地进行了京剧改革的尝试，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戏曲改革提供了宝贵经验。”*贾志刚主编：《中国戏曲近代史》(下)，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1年版，第35页。戏曲院团所进行的平剧《松花江上》、《逼上梁山》、《三打祝家庄》等优秀作品的创作探索为新中国成立后对旧戏进行改革，使院团不断适应时代、实现现代化转换找到了一条可行的道路。

戏曲院团治理坚持的这三条原则是一个相辅相成、存在内在逻辑联系的系统。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坚持文化自信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一切基础和前提。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是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本质属性与根本方向，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文艺事业和文艺战线的根本立场，也是文艺在当代经济社会发展中地位与作用的体现。“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文艺的基本方针与基本要求，是中国共产党自觉认识、遵循文艺发展规律，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借鉴吸收外来优秀文化的旗帜与标志。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执政后，对之前戏曲艺人地位低下、戏曲内容低俗无序的现状进行了一系列根本性的改革，实现了舞台艺术适应反映社会主义建设和人民当家作主的时代新要求，一批经过去芜存菁、改编整理的戏曲剧目因实现了净化美化、突出人民主体地位、适应当代人民审美情趣的新要求重新获得了新生，新创作的现代戏和新编历史戏曲逐渐成为戏曲百花园中的亮色与主角。因此说， 戏曲院团治理坚持的这三个原则共同为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提供了灵魂与源泉，共同为戏曲院院团治理现代化提供了保障、遵循与动力。

三、戏曲院团治理的现代化困境

戏曲以歌舞演故事的个性特征和调节社会生活与人际关系的教育与审美作用，具有深厚的群众基础。新中国成立后，根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为了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文化，对戏曲院团治理的现代化推动一直在进行艰难的探索过程中，主要是1950年代对戏曲院团的整顿和加强，1980年代进行承包经营责任制改革， 1990年代深化戏曲院团内部运行机制改革与市场化探索，2000年至2012年，重点推动戏曲院团改制为企业进入市场，2012年11月至今，开启了强调系统性整体性协调性设计和科学有序推进、先出台文件再进行部署落实的顶层设计先导的转折。期间有过17年的大发展大繁荣，也经历了“文化大革命”文化浩劫的低谷，取得巨大成绩的是1978年直到现在戏曲院团的体制机制改革与其市场主体与公共文化服务主体的塑造。

虽然如此，当前戏曲院团治理的现代化困境仍在。

(一)戏曲演艺市场的萎缩。作为传承中华民族活态文化基因的戏曲，产生、发展、兴盛于农耕文明时代，浓缩了中国传统艺术的精华，已经成为中国人永远的审美家园和标志符号。西方经济文化的威逼，世界现代化的大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道路的选择，使得中国农耕文明逐步被现工业文明替代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趋势与潮流。电影技术到电视技术再到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普及，使得艺术呈现方式越来越多样化、多元化和便捷、便利，促使艺术受众有了更多的选择。据统计，1954年山东有剧种39个，到了1980年前后有28个，到现在只剩下17个左右了。戏曲艺术的观众越来越少，越来越老，剧种数量减少，流布范围萎缩，院团数量持续下降，戏曲艺术的传承发展空间被大范围挤压，戏曲演艺市场发育严重营养不良。

(二)政府治理能力的不足。政府治理与戏曲院团治理都有各自的规律性。涉及到戏曲院团治理的主管部门达10多个，作为这些部门，在制定、执行涉及事业单位的政策规定时都是从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出发，从全国、全省事业单位的共性的特点出发，本身没有错，但反映在戏曲院团身上问题就显得更为突出，造成的结果是绝大多数戏曲院团演出设施陈旧、演出场地严重不足，艺术创作生产资金少得可怜，优秀人才流失严重、极度缺乏。

政府建立的体制内与体制外的社会保障系统不并轨，成为影响院团治理的瓶颈。对戏曲院团一般按照差额事业单位管理，编制部门进人计划，人力资源保障公开招考与录用调入，财政部门列入事业类社保及财政预算。事业单位人才的流动正常情况下必须在全额、差额、自收自支三类顺向流动，如果戏曲艺术人才在自收自支单位工作，就无法被引进到全额或差额的戏曲院团，更遑论体制外人才的引进；一些在戏曲院团内已经不适宜舞台艺术的人员，也因为解聘程序极为复杂，不愿意也无法正常流动出去。体制内、外社会保障系统的没有同步与并轨，是戏曲院团人才结构失衡、活力不足的重要因素。

政府的缺位导致了戏曲院校急剧减少。在20世纪末的高校、中等专业学校合并之前，以山东省为例，17个地级市中，至少有7所国办艺术学校，为省直戏曲院团或当地戏曲剧种培养符合舞台实践要求和规律的中专层次专业人才。高校、中专合并潮之后，省艺校合并到山东艺术学院，取消了戏曲中专的招生，省直戏曲院团戏曲后备人才的培养没有了阵地，各市也不加区别地将大部分培养戏曲的中专学校合并或撤销，使地方戏曲人才无地培养，这不能说不是政府缺位的结果。目前，戏曲后备人才的断档已经严重阻碍了戏曲院团治理和艺术的生存发展，而政府有关部门没有意识到或者无暇顾及，山东在实施“地方戏振兴与京剧保护扶持工程”的政策与工作中也没有联合相关部门对此提出具体可行的解决问题的措施，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政府的不重视和缺位。

在新时期开展的文化体制改革工作中，对戏曲院团改革提出的是实行“合理布局”。“一级政府一套剧团，布局重叠，缺乏统一规划，造成剧团的设置和发展与外部关系的比例失调；各地都按一种格局一个模式办团，形成剧团品种单调，艺术风格雷同，与新时期的社会文化结构比例失调。”*王文章：《艺术体制改革与管理初探》，北京：华夏出版社，1993年版，第21-22页。对戏曲院团实行了撤、并、转、留。2009年发展为“加快整合同一城市中不同层级重复设置的国有院团。”*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部：《关于深化国有文艺演出院团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文政法发[2009]25号)。强调围绕“市场”转企改制，大部分市县级剧团均以各种方式全部转制为企业或者撤销掉了。应当说，在戏曲院团改革中实施的“合理布局”政策措施更多的是没有考虑到已经开始的中国人口的增长，以及随之而来的对戏曲艺术的需求；没有预测到中国经济的增长，以及随之而来的各级政府的经济支撑能力；更没有意识到戏曲艺术本身已经在现代化社会发展中处于困境的现实，以及将其作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重要部分必须加以正确保护的使命与责任担当，地方戏曲院团数量减少、生存发展的生态环境受到极大破坏，有些地方政府是有责任的。

(三)院团运营的机制不活。戏曲院团内部机制不活、无法成为演艺市场主体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也是院团治理的难点所在。自1950年代末建立起戏曲院团内部的运营机制以来，历经半个世纪并没有大的改变，即便是经过2012年前的改革，人员管理与财政拨付的方式并没有实质上的变化。到目前为止，普遍的规律与特点，仍然是选好一个德才兼备的一把手，这个院团的内部运营机制就活起来了，艺术生产也上去了，佳作不断，人尽其才，单位生机勃勃，精品与人才辈出，演出场次及收益也上去了，反之亦然。但在系统内部和戏曲院团内部，这样的一把手太少了。现有的戏曲演职员管理，仍然是一旦按照主管部门规定的程序进入到戏曲院团，就成为“体制内的人”，享受政府给予的工资、事业单位职工社保等待遇，非因特别原因不会被辞退，在专业技术职务等待遇晋升上一般是论资排辈，这种运营模式，极容易使演艺人员享受安逸，变得进取心不强。

政府部门主管负责院团领导干部的选任与财政拨款是必须坚持的原则。但不可避免的是，院团在生产一部新的艺术产品时，会特别邀请政府及部门的主要领导进行评判，以凸显其政绩，政府及部门的这种“指导评判”养成了院团内部机制运行的依赖与“对上负责”思维，一定程度上使艺术创造受到限制，影响了戏曲院团治理及艺术生产、事业发展和走向市场的步伐。这种依赖思维还使得院团管理层在文化体制改革、院团治理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处于被动应付、等待观望的状态。

(四)法规建设滞后。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戏曲院团治理的现代化同样是院团治理的法治化，演艺市场的发育成熟也同样离不开文化法制的健全。戏曲院团的治理涉及到金融、保险、外汇、财税、人才、法律、信息服务、出入境管理以及管理体制等方面的支持和保证，制定、落实院团服务公共文化或走向市场的优惠政策，是促使其提高竞争力、开拓市场的必要条件之一。目前，戏曲院团仍是单一政府投资方式，转企后也没有被列入非盈利单位进行管理。关于戏曲院团多渠道筹集资金的政策，譬如基金会和企业、个人赞助赞助和捐赠的资金等没有真正享受到免税待遇，是导致更多常规的社会资金没有兴趣注入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导致演艺市场体系发展成熟度低的重要原因之一。第二是劳动人事政策的滞后与不衔接。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尤其是事业单位社会保险制度在一定区域内并没有完全统一的建立起来，客观上限制了体制内外、体制内部院团人才的双向选择与双向流动，而戏曲优秀人才是院团治理和艺术生产力中最具决定性的因素。第三是文化经济政策与支持政策中涉及到的“文化例外”，诸如加大投入政策、价格政策和专项资金政策等等，执行起来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并没有真正落实到戏曲院团治理的现代化发展过程中。

也正是法规建设的滞后，在学校与社会教育中，普遍缺乏针对青少年学生与工作人员普及戏曲(剧)知识的基础或通识教育，使本来就被大众娱乐方式和新媒体逐步所取代、生存空间大大压缩的戏曲演艺市场严重萎缩，演出锐减。受众的戏曲(剧)艺术素养是需要从小培养的，单单依靠戏曲院团自身去做，显然不现实，受众需要的戏曲基础知识和文艺素养是公共文化服务的一部分，理应出台法律，要求政府按照法律承担普及戏曲(剧)知识，提升整个民族文化艺术素养的责任。

四、戏曲院团治理现代化路径

既然戏曲院团治理的现代化是通过改革发展实现的，那么，院团的改革发展走到今天，仍然是解决市场体系健全、外部政策保障、内部机制优化的问题，仍然是解决曹禺先生在1988年11月首届中国戏剧节上提出的 “让戏剧走向社会、走向民间、走向人民群众”的问题。

(一)完善市场主体培育、市场配置资源的现代演艺市场体系。演艺市场体系培育完善的过程是院团、演出场所、经纪中介机构等市场主体充分发育的过程。戏曲是准公益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只有在演艺市场中才能实现价值，这是戏曲院团治理及戏曲艺术传承发展的自身规律， 因此，充分发挥演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建设成熟度高的现代演艺市场体系，是戏曲院团治理现代化的必须的选择。

鉴于戏曲院团资产体量小、市场竞争力弱，依靠自身力量发育成为市场主体极为困难的特点与现状，国家规定了具体的支持政策。无论是保留事业体制的戏曲院团，还是已经完成转企改制的戏曲院团，都要清醒地认识到现在的时代是品牌化竞争的时代，是企业集团化、产业链延伸的时代，是资本成为企业成长推动力的时代，充分利用这政府给予的扶持政策，以事业、企业双重身份，按照现代文化企业的标准要求设置事企通用的组织架构，加快公司制股份制改造，尽快实现市场主体身份的转变，尽快建立起按照市场需要进行艺术产品生产的机制，探索出具有自身独特优势和核心竞争力，共享、多元化的商业模式，创作出时代性、娱乐性、时尚性、创意性兼备的演艺品牌，实现既作为准公益文化事业单位、同时又作文化企业身份发展，市场收入、非市场收入多元化的收入模式。在此基础上，还应该借鉴美国管理艺术院团的模式，百老汇产业运作模式和由院团、剧场、艺术公司、艺术家、管理者、商店和文化中心等组成区域性剧院联盟的综合性产业联盟的管理方式，尽快建立理事会或董事会，进一步增强资源整合能力，把资源转化成市场竞争力，以创造创新性的思维整合演出中介机构、演出票务运营主体和剧场剧院等演艺场所，建设城乡、区域，行业、条块，事业企业、体制内外等统一开放的演出院线体系和演出票务系统；以提高专业的市场化推广能力，直至以资本为纽带，建立跨区域、跨业态、跨所有制的大型综合性演艺集团企业，使得在全国、甚至全球范围内组织演艺资源 、降低成本成为可能，实现演艺产品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和演艺资源的优化配置。

新中国成立以来，戏曲院团对外演出交流活动日益活跃，已经是传播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艺术的最好方式和到访国家了解中国最为欢迎的文化品牌。今后一个时期，要抓住国家实施“一带一路”对外开放、“互联网+”战略的机遇，创造出适合对外传播、具有中华民族特点、反映当代中国价值与丰富生活实践的演艺产品，以商业模式定期进入世界著名剧院、租赁剧场驻场演出或加入海外主流剧院年度演出季等国际主流市场，讲好中国文化，传播中国价值，在加强中国戏曲与世界文化交流中取得好的经济社会收益。戏曲院团还要开阔视野，加大与新媒体的融合力度，在已经开展的戏曲进校园、全国行的基础上，更加注重利用互联网技术，建立传统、经典剧目网上传播的公益平台，自觉担负起本剧种剧目普及宣传的职责，发展更多潜在的受众群体。

(二)建立政府主导、法律政策为保障的戏曲传承发展体系。发展社会主义演艺产业，既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更要发挥政府的经济职能和重要作用，推动文化治理能力创新。

更好发挥政府财政支持的作用。各级政府要落实《关于支持戏曲传承发展的若干政策》，将剧场设施建设纳入基础设施建设范围，大城市主导建设剧院剧场街区，中小城镇建设剧场，村、社区建设简易戏台；借鉴英国、法国对高雅表演艺术的扶持力度，财政预算资金、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等加大资助戏曲院团特别是基层和民营戏曲院团的力度，搞好区域戏曲发展布局规划，降低准入门槛，制定标准要求，确保每个县市区都有一定数量符合标准条件的戏曲院团；借鉴德国支持表演艺术和台湾地区资助社区剧团的做法，组建大量的社区戏曲剧团，政府加大财政购买力度，对于国有戏曲院团和民办非盈利戏曲剧团和社区戏曲剧团同样对待，把地方戏曲演出一并纳入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目录中，由政府出全资购买，更多地满足基层社区、农村均等的戏曲艺术欣赏的权益；还要借鉴荷兰支持剧院演出10—15元低票价的做法，充分利用演艺联盟，变单一的演出场次补贴为票价补贴为主，让受众用极低的票价看到较高艺术水准的演出，在培育演艺市场过程中，保障普通受众看得起戏的权利。

更好发挥政府教育支持的作用。戏曲后备人才和潜在消费群体的培养在教育。要在学校建立科学合理的艺术教育教育传承机制。在已有的中等或高等职业院校内设立地方戏曲专业，政府按照“文化例外”原则，加大对学校学科建设扶持力度，切实落实戏曲表演专业学生学费全免和生活费部分免的政策，为戏曲发展提供优秀持续的后备人才。还要从娃娃抓起，在中小学开设地方戏曲通识课，让所有学生每年免费欣赏到1场以上的优秀戏曲演出，从而真正地普及地方戏曲艺术，造就未来的戏曲专业人才或潜在的消费群体。

更好发挥政府行政保障作用。对戏曲院团的社会捐赠实行免税和财政1∶1配比政策，鼓励和引导社会力量支持戏曲院团。还要尽快建立事业企业并轨的社会保障制度、专业职务评审制度，保障戏曲演艺人员基本权益和戏曲院团独立法人地位，确保戏曲演艺人才的有序自由流动和戏曲院团治理的现代性发展。更重要的是能够将本区域的地方戏曲传承发展和院团治理成效纳入经济社会发展或各级政府部门责任目标考核指标体系，这是适合中国国情的戏曲院团治理现代性效果的根本方式。

更好发挥政府文艺评奖制度的导向作用。文艺评奖是推动戏曲院团出精品、出人才、出效益的重要手段。近年来，“五个一工程奖”、“文华奖”、“梅花奖”等全国性的文艺评奖在发展先进文化、创作艺术精品、保护传承民族艺术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山东省也出台了重奖获全国大奖戏曲院团及戏曲人才的办法， 但也存在标准、程序、监督机制不尽科学规范的问题。未来要按照思想性艺术性相统一，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相统一的原则，从标准、机制、财政保障和监督诸方面加以改革，以更好地发挥评奖对演艺人员和戏曲作品生产的导向和激励作用。

健全法规政策体系。从目前的情况看，立法的数量和层次仍不能满足戏曲院团改革发展的需要，应当借鉴美国、英国、德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关于支持保护演艺人员、艺术院团的法律法规，在《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遗产法》等法律框架内尽快制定清晰、科学，真正有利于戏曲院团改革发展和民族民间艺术保护的法律法规，确保戏曲演艺人才和戏曲院团的基本权益得到切实保障 。

(三)构建开放包容、分类施策的演艺人才治理体系。戏曲人才是戏曲院团治理和戏曲艺术传承发展的第一资源、第一生产力。尽快细化落实中共中央《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精神和部署要求，在坚持“党管干部、党管人才”的原则框架内，推进演艺人才管理体制、流动机制和评价机制改革。从世界上发达国家和地区管理演艺人员的方式看，演艺人员俱乐部和演艺人员工会是大势所趋。借鉴国外及港澳台成功的运行范例，戏曲院团主管部门要建立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对公益二类的戏曲院团使用人才实行备案制度，改革现有职称制度，突出戏曲院团在专业技术职务评审中的主导作用，畅通民营戏曲院团演艺人才职称评审渠道。逐步实现演艺人员的职业化和人员管理的社会化，同时对现有不适宜舞台演出的人员进行转岗培训，及时精简不适宜戏曲舞台演出的人员，确保戏曲院团的高效运营。按照“文化例外”原则，畅通引进戏曲优秀专业人员的通道，打破户籍、地域、身份、人事关系等体制性约束，突出市场配置演艺人才资源的决定作用，特人特招、特事特办，引进优秀专业人才，特别是引进专业的文化艺术策划和宣传推广人才。建立对戏曲人才的综合评价体系，突出演艺水平和演出场次业绩评价导向，对戏曲人才进行综合评价。参照职业经理人制度，尽快建立演艺职业经理人制度，强化戏曲在演艺市场中的竞争力， 从根本上改变戏曲院团管理层封闭运行、流动不畅、知识复合度低、夜郎自大的弊端，确保戏曲演艺产业的快速发展，带动戏曲院团治理的现代性发展。

伴随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发展，戏曲院团通过不断改革传统体制机制弊端，在市场和公共文化服务中解放和发展艺术生产力，一定能够传承发展好承载中华民族人生观、价值观、美学观的中国戏曲艺术，一定能够实现治理的现代化目标。

[责任编辑：王 波]

张宏明(1963-)，男，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杨存昌(1963-)，男，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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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3-8353(2016)010-0176-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