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视角下的智利政治经济改革

刘　挺

(西南科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四川 绵阳　621010)



新自由主义视角下的智利政治经济改革

刘挺

(西南科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四川 绵阳621010)

在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影响下，智利自由市场经济社会转型经历了三个阶段而逐渐形成。其特点是由国家资本主义向市场资本主义转变；转型模式随着改革的深入逐渐形成和完善；发挥比较优势,促进出口增长；在市场经济的框架内建立社会保障体系。中间偏右翼联盟主政智利之后，随即出台和实施了诸如维持温和负责的公共财政政策，提高国内投资水平，提升市场竞争力，改善资本市场和国际贸易监管等政策措施，进一步解放和发展国内生产力，将智利的经济社会改革带入了一个新阶段。

智利；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皮涅拉政府

如何为政府与市场的作用定位，如何缓解贫富悬殊，如何减少对外国资本的依赖，是智利200年发展中的几大难题[1]。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智利走上了带有新自由主义色彩的改革之路，在借鉴外国先进经验和结合本国国情的基础上，智利政府因势利导、大刀阔斧地进行结构性和制度性的改革，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跃升为拉美发展最快和最稳定的国家。2009年经合组织(OECD)一致同意正式接纳智利为第31个成员国会员，2011 年，智利人均国民收入达到 12270 美元，标志着智利已跨入高收入的发达国家行列。①本文拟从新自由主义视角探讨智利改革的成功经验，剖析其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以期为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道路提供借鉴启示。

一、智利的社会经济改革与新自由主义历程

智利因经济的快速发展，被世界银行和西方发达国家视为拉丁美洲经济发展的风向标，但其发展并非一帆风顺。众所周知，阿连德政府纰缪的经济政策，致使智利经济几经崩溃。进入军政府时期，一批所谓“芝加哥信徒”提出了关于国家变革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计划，并邀请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为决策者和商业巨头举办讲座。弗里德曼概述了发展市场经济的方法，即推动政府企业私有化，大幅度削减政府开支，鼓励对外贸易和吸引外资。弗里德曼进一步指出，要实施如此重大的变革，就必须大刀阔斧，立即行动，并将其称之为“休克疗法”。他承认，这一做法在短期内会产生高昂的代价，但一旦经济转型成功，则惠及大众。智利总统皮诺切特完全赞成弗里德曼的经济改革方法，遂授权“芝加哥信徒”们编制经济改革计划，将智利引入以新自由主义为指导的经济改革中。

智利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道路主要通过施行私有化、吸引外国投资、价格自由化、金融自由化、贸易自由化来建立市场经济体制。这些改革的指导思想是:“一旦确立了市场力量的统治,资源就会(无代价地)重新配置给本国具有比较优势的出口工业,从而既带动出口也带动整个国民产值的快速增长。”[2]军政府执政之后，迅速颁布关于经济改革的法令(第522号法令)，并不再限定由政府控制的商品价格，同时还规定不再将价格控制当作遏制通货膨胀的主要工具。新经济政策的实施势必会影响贫困群体，但政府并没有忽视这一问题，并制定出相关政策以维护贫困阶层利益。例如，提供失业补贴、养老金补贴、家庭困难补贴、孕婴儿补贴等。在价格自由化的同时开放国内市场，进口控制国内市场价格。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与发展，智利国内生产总值和人民生活水平快速提高，但新自由主义的局限性使智利产生了诸多的社会问题及国内矛盾，有人开始对军政府的执政能力提出了怀疑，而1982年金融危机的爆发加速了执政长达17年的军政府垮台。

1990年，艾尔文政府开始执政，摆在新政府面前最大的问题，首先是国内居高不下的通货膨胀，当时智利的通货膨胀率高达27%。其次便是贫困问题，当时仍有差不多40%的智利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新政府的一个口号是“增长而兼顾公平”[3]37。如何在发挥新自由主义积极效用的同时，促进社会公平，改善低收入群体的生活水平，成为考验新政府执政能力的一块试金石。由进口替代工业化的内向发展模式转向外向型发展模式,由国家主导型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以“私有化”和“吸引外资”[4]为核心的经济发展模式依旧被采用，但政府同时不断扩大就业率、增加税收和发展公共服务业。针对国内制造业，新政府主要通过提供补贴方式促进制造业发展。在降低通货膨胀方面，新政府则通过提高利率、增加税收，以及严格的货币政策来提高储蓄率，鼓励和吸引外资。到1994年，智利的国内通货膨胀率下降至9%以下。

1994年爱德华多·弗雷·鲁伊斯-塔格莱任总统时，智利的经济形势有所好转，然而通货膨胀问题依然存在。弗雷提出，“坚持增长，消灭贫困，实现名副其实的公正”[3]37。在财政部长爱德华多·阿尼纳特的领导下，政府继续将降低关税当作降低通货膨胀的主要手段，到2000年智利的通货膨胀率降至4.5%。20世纪90年代末的“亚洲型流感”对智利的影响特别大，1998年亚洲经济危机致使智利经济增长率跌至3.4%，第二年甚至为负增长，与此同时失业率增长至10%。

2000年拉戈斯政府上台时，恰逢亚洲经济恢复期，而欧洲和北美的经济又进入了一个衰退期。2000年通货膨胀率有所上升，拉戈斯政府的限制性货币政策使其有所下降。2002年政府又开始实行被称作“智利团结计划”的扶贫计划，旨在为穷人进行教育和劳动培训,政府在一定时期内提供补贴。为了促进外贸发展，拉戈斯政府同欧盟、墨西哥和加拿大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2003年智利同美国签署并批准了经过11年谈判达成的自由贸易协议。协议2004年1月1日生效后，两国的贸易额大幅增长。

二、皮涅拉政府的经济改革措施

在经历了一段经济衰退期后，以塞巴斯蒂安·皮涅拉为代表的中间偏右翼力量主政智利。尽管在2006至2009年，智利的GDP增长率大幅下降，财政政策伴随着高水平的公共支出而不断失效，但坚实的经济基础奠定了智利经济的恢复能力。皮涅拉上台之初就曾许诺，要通过十年的改革使智利成为首个战胜贫困的拉美国家。皮涅拉政府计划在2010～2014年的未来四年内创造一百万个新的就业机会，将经济增长率提高到6%[5]。从智利经济发展历史来看，从1986到1997年，智利不断扩大对外开放，推动市场化，创造就业机会，并注重加强经济宏观调控，使其经历了GDP年均增长在7%以上的经济发展“肥牛”期。但亚洲金融危机打破了这种良好势头。从1998年开始，智利经济增长率、就业率不断下降，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长达12年的萧条期。皮涅拉政府总结了导致智利贫困的原因，如缺乏教育公平，创造就业岗位能力不足等。针对这些问题，皮涅拉政府对症下药，推出了一系列旨在恢复及发展经济的新的改革政策，且改革在追求建立市场经济，实行自由贸易，发挥比较优势，让私人企业起主导作用等基本目标上是前后一贯的[6]。

第一，维持温和负责的公共财政政策。只有财政储蓄超过国家债务，国家才能更好地应对经济危机，政府和私营部门才能够以较低的成本获得贷款。皮涅拉政府认为温和的公共支出有助于遏制通货膨胀，降低购买力也有助于减少弱势群体在通胀过程中的损失。同时，在保持宏观经济均衡和稳定发展的条件下，温和的公共支出和负责任的财政政策也有助于降低通货膨胀。从2010～2012年，智利的年均公共支出增长率为4.8%，而2010年通货膨胀率为3%，2011年为4.4%，2012年为1.5%。

第二，提高国内投资水平。在皮涅拉政府看来，投资于基础设施和机械比重所占国内生产总值越高，未来经济的增长基础就越坚实。2006～2009年，基础设施和机械的投资率平均约占GDP总额的21.9%， 2010～2011为24.1%。为刺激投资，皮涅拉政府制定法律条款对中小企业实行税收减免政策，2008～2012年间，智利企业注册资金达到1500万美元。为提高智利公司的竞争力，政府提出了以税收激励研发，这一政策推动了企业的自主研发能力。激励政策实施的头四个月，智利国内投资总额就已近1000万美元，占到过去4年投资总额的近三分之二。

第三，提升国内市场竞争力。在实行宏观经济改革政策的同时，皮涅拉政府并没有忽视微观经济改革在增加竞争力方面的作用。“冲动议程”(Agenda de Impulso competitivo) 改革策略旨在消除监管障碍，激励创业、创新和自由的市场竞争环境，增加经济自由度和促进新兴企业发展。截至目前，该方案包含60余个项目，已有51个项目已经兑现，其余的正在逐步展开。与此同时，政府也注重培养企业家，鼓励创业。政府制定政策使原来至少经过27天才能成立一家公司，变为现在仅需1天的时间，这些措施通过提高竞争力促进了经济增长率。“冲动议程”显示了预期的效果：新企业的数量实现了系统增长。这些努力同时也被国际组织所认可，使智利作为世界上最好的地域开始了新发展。

第四，改善资本市场和国际贸易监管。皮涅拉政府在资本市场的改革主要着力于三个方面。首先，为消费者提供完善的保障信息支持，改进市场金融制度框架，推进市场金融体系的现代化进程。其次，在国际贸易方面，智利与土耳其、马来西亚和越南的新的自由贸易协定已经签署并组建国际贸易协会。2012年成立的太平洋联盟(囊括秘鲁、墨西哥、哥伦比亚和智利)，致力于形成一个为开拓亚太市场的共同贸易平台。再次，当前智利正与印度就全面的自由贸易协定进行谈判，并且还参与了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并与该协定的成员国开展务实谈判。时至今日，智利已经与58个国家签订了21个自由贸易协定，占世界人口的70%。

三、结语

众所周知，智利在过去的25年里在追求发展的道路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主要得益于以私营成分为主导的自由经济政策，针对弱势群体的社会政策和稳定的代议制民主政治。中间偏右翼联盟对智利人民满怀信心，视自由和个人责任为一枚硬币的两面；深知只有经济和政治上保持正常的透明度和竞争力，才能为人民提供更多机会和选择的自由；深知如何在保持高速经济增长率的条件下消除社会经济的不平等现象，以使社会得到充分发展。在皮涅拉政府的领导下，智利形成了一种较为稳定的宪政制度，政党制度比较成熟，各个党派在宪法框架内进行谈判协商，具备一种英国式的妥协精神[7]。执政联盟政府的经济改革进一步促进了该国生产力发展，公民受教育和就业机会也不断增加，创业和创新精神也被激发，这一切都为智利的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教育制度的改革则为智利发展提供了大量的人才、智力支持和保障；创新性社会政策的实施促进了个人责任意识的增强。2010年智利人均收入为14000美元，从2010到2012年，智利经济GDP年平均增长率达到5.7%，2012 年智利的贫困率更是下降至14.4%[8]。如果未来8年智利经济继续保持这种势头，到2018年人均收入将实现24000美元。中间偏右翼联盟执政更加深远的意义在于，它标志着漫长民主巩固期的结束，证明了执政联盟的执政能力，政府更加注重建设现代社会制度，以及充满责任、尊严、自由的社会环境。同时政府在提高民主，降低贫困率的基础上更加注重解决深层次的社会问题。有专家预言，如果智利在当前的公共政策下继续保持这样一种增长势头，毫无疑问，它将发展成为拉丁美洲的第一个发达国家。

注释：

①按照世界银行2009年的标准，凡是人均国民收入在12196美元以上者，为高收入国家。

[1]江时学.拉美二百年发展进程中的五大难题[J].世界历史，2011(1): 56.

[2] Manuel R.Agosin. Comercioy Crecimiento en Chile[M]. Santiago de Chile：Revistade la CEPAL，1999:80.

[3]韩琦. 智利经济社会转型的特点和经验[J].拉丁美洲研究，2005(4).

[4]韩琦.拉美发展史上的“哥德巴赫猜想”——智利的现代化经验及借鉴意义[J].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3 (11)：16.

[5]王佳.智利新总统皮涅拉[J].国际信息资料, 2010 (4)：36.

[6]苏振兴.智利的经济政策与发展模式[J].拉丁美洲研究，2005(5)：15.

[7]David E. Hojman. National Culture, Cultural Chang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J].The Chilean Case Research Paper Series, 2004(7)：10.

[8]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展中心. 2011年拉丁美洲经济展望[M]. 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11：70.

[责任编辑张亚君]

2016-05-13

刘挺(1990-)，男，宁夏固原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国际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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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8-4630(2016)04-007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