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乡村催税人的演变
——兼论明代粮长的起源

宋史研究。

◎教育部名栏◎

朱瑞熙

(上海师范大学 古籍研究所，上海　200234)



宋史研究。

◎教育部名栏◎

宋朝乡村催税人的演变

——兼论明代粮长的起源

朱瑞熙

(上海师范大学 古籍研究所，上海200234)

明代粮长起源于宋朝的催税人，北宋前期为由乡村上户充当的里正衙前，中期改为户长，后期为甲头或大保长。南宋前后和各地实行不同制度，同时出现了税长和苗长，是为明代粮长的滥觞。

宋朝；粮长；催税人

早年在探讨宋朝的职役制度时，拜读前辈梁方仲先生的《明代粮长制度》一书，颇受启发。梁先生注意到粮长的起源，在第一章《粮长制的历史渊源及其设立目的》中，从秦、汉到唐朝末年讲起，涉及宋朝的内容，他根据马端临《文献通考·职役考》和《宋史·食货志·役法》，提到“当时‘保正副、耆户长，仅执催科奔走之役。’‘上之人既贱其职，故叱之如奴隶，待之如罪囚；下之人复自贱其身，故或倚法以为奸，或匿财以规免’。两宋对于掌催征之保正、户长等役的改革，和对于一般役法的改革大致相同，即初行差役制，继行募役制，最后行义田助役制，然终无补于事，且愈改愈弊，从此乡职与胥役便混而不可分了。这是随伴着官僚主义中央集权进一步底发展而产生的现象。”至于元代，梁先生则依据《元史·食货志·农桑》《新元史·食货志·农政》《大元通志条格·理民》等，从设立村社制的社长、里长、村主首，来论述统治者“利用他们来作榨取农民”。随后，直接探讨明代粮长的设置、职务和特权、演变等[1]。受此启发,笔者开始注意到明代的粮长、元代的社长和主首与宋代的关系，希望能找到粮长、社长和主首的历史渊源。

确实，明代初年创立粮长制度期间，制度的设计者并没有明确指出这一制度与宋朝的关系，更没有人直接提到是依照宋朝的税长和苗长而设置。这就留下了本文试图解决的一个课题。

一、 北宋乡村的催税人

北宋前期，州县的各种职役即“色役”实行轮差民户法，故又称差役法。其中，又分“乡役”和“吏役”两种。乡役有里正，负责催督赋税；户长承接“符帖”即官衙的公文；耆长、弓手和壮丁督察盗贼。吏役则有衙前，主管官物；人吏、帖司、书手，掌管案牍；手力、散从官，供官员趋使，等等。其中，最引起人们注意的是衙前役。由于该役负责主管官府的库藏，运输官物，经常折耗赔偿，往往破家荡产，因此负担最重。所以，最初由乡村上户充当的里正兼任，称为“里正衙前”[2]卷五：岁役志。户长的职责在承接官府公文外，也与里正以其“掌课输”即催督赋税。里正在乡村第一等户中轮差，户长则在第二等户中轮差[3]*傅清根此处标点为：“里正于第一、户长于第二等差乡书手。天圣以来，以上户多占色役，于第四等差耆长，掌……”句断出现多处失误，应改为：“里正于第一、户长于第二等差。乡书手，天圣以来，以上户多占色役，于第四等差。耆长，掌……” 。。陈耆卿等《嘉定赤城志》也有相关记载：“乡书手：国初，里正、户长掌课输，乡书手隶焉，以税户有行止者充，勒典押、里正委保。天圣后，以第四等户差。”[4]卷17：吏役门·县役人这说明北宋前期，里正、户长负责催督本乡、里的赋税，乡书手则隶属里正[5]卷14：版籍类五·州县役人，类似会计、秘书、文书之职，协助里正催督赋税。

宋仁宗至和二年(1055年)，由于里正担任衙前之役过重,各地情况相同,遂废除里正，改差户长。是年四月,知并州韓琦上言: “州县生民之苦,无重于里正衙前。自兵兴以来，残剥尤甚，至有孀母改嫁，亲族分居，或弃田与人，以免上等，或非命求死，以就单丁，规图百端，芶脱沟壑之患，殊可伤痛。”他指出“国朝置里正，主催税及预县差役之事，号为脂膏”，后来“遂令役满更入重难衙前。承平以来，科禁渐密，凡差户役，皆(县)令、佐亲阅簿书，里正代纳逃户税租及应无名科率，亦有未曾催纳，已勾集上州主管纲运”。据此建议“其税赋只令户长催输，以三年为一替”。京畿、河北、河东、陕西、京西等路转运使司经过“相度利害”，都认为韩琦所议为便[6]卷179，4330。于是，实行户长催税之制。

神宗熙宁五年(1072年)，废除户长；六年，实行保甲法，始设保正副、大小保长，负责“讥察盗贼”；七年，改为主户每十户至三十户轮流派差保丁一名，充当甲头，主管催租税、常平、免役钱，每一税一替[7]卷263，6436-6437。甲头别称“催税甲头”，后又简称“催头”。神宗起初对实行甲头催税制有所怀疑，说；“已令出钱免役，又却令保丁催税，失信于百姓”。王安石解释说：“保丁、户长，皆出于百姓为之，今罢差户长充保丁催税，无向时勾追牙集科校之苦，而数年或十年以来方一次催税，催税不过二十余家，于人无所苦。”坚持推行甲头催税制。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正月，下诏府界及各路废除甲头催税制；复置耆长和壮丁，但并非实行轮差旧法，而是雇募人户充当，“等第给雇钱”[8]卷364，8711。不过，稍后又作调整，规定耆长、户长和壮丁的差役，必须“正身充役”，即不准雇募他人替代。这是“元祐差役敕”的规定[9]卷45：御史中丞论时事札子八首·论衙前及役人不便札子。绍圣元年(1094年)九月，废除耆长、户长、壮丁(保丁)法，以保正长代替耆长，以甲头代替户长，以承帖人代替壮丁[10]食货65之67《免役》，6190。不久，又恢复轮差保正、长法，废除甲头，由大保长催税；其中保正、长不愿被官府雇募者，仍旧实行旧法，雇募税户(主户)充当耆长、户长及壮丁[11]卷12：国朝州郡役人之制。徽宗政和七年(1117年)李元弼撰《作邑自箴》记载，此时又实行户长和甲头催税制。此制规定，每年县衙在开始征税时，知县发给户长帖子，令其催收。知县又先统计全县共有多少名户长，“每一名户长管催若干户，都若干贯、担、匹、两”；各户长“各具所管户口，及都催税赋数，须先开户头所纳大数(谓三十户为都计数)，后通结计一都数，以一册子写录，每一限只令算结催到现欠数，亲将比磨”。县衙还在各村张贴榜文，“大字楷书，告示人户”，申明只差甲头，“更不刬刷重叠差人下乡”。同时，将税物的品种和数额，“逐户给单子，纽定折纳数目，印押讫”，交给甲头“赍俵”即分发，“免得将来计会”*李元弼.《作邑自箴》:卷8:夏秋税起催，先出此榜，卷4《处事》，卷2《处事》中均有论述。。北宋乡村的催税人，大致上经历了由里正、户长、甲头等的变化历程，但尚未出现税长和苗长。

二、 南宋乡村的催税人

南宋乡村的催税人，前后仍然出现较多变化，而且各地实行不同制度；同时，开始出现了税长和苗长。

宋高宗建炎元年(1127年)，福州废除户长催税，复置甲头[12]卷14：版籍类五·州县役人，7898。建炎四年八月，广南西路转运司提刑司上疏说：“今乞罢催税户长，依熙丰法以村疃三十户，每料轮差甲头一名，催纳租税、免役等钱物，委是经久利便。”高宗下诏“依”；同时，又命令两浙、江南东西、荆湖南、福建、广南东路州军“并依此”，即照章推广。绍兴元年(1131年)正月初一，发布“德音”：“东南州县比缘差保正、副，代户长催税，力不胜役，抑以代纳，多致破产。已降指挥，罢催税户长，依熙丰法以乡村三十户，差甲头一名催纳，以纾民力。”“德音”还提到各地并未认证执行这一“指挥”， “人户未获安息”。因此，再次重申“仰逐路州县遵依已降指挥，疾速施行。如敢违戾，许人户越诉，提刑司觉察以闻，当议重置典宪”。值得注意的是，这里初次出现了“催税户长”一词。五月二十三日，朝散郎吕安中上书说：“契勘催纳二税，依法每料逐都雇募户长或大保长二名，系是官给雇钱。自建炎四年秋料为头催税，每三十家为一甲，责差甲头催纳。其雇募户、保长，更不复用；所有雇钱，只在县桩管。此钱既非率敛，又不预省计，乞督责诸县每年别项起发，以助经费。”高宗下诏“依”，并命令各路提刑司“依经制钱条例拘收起发”。从吕安中的奏疏和高宗的批示，可知：一、从建炎四年秋税起，恢复“熙丰法”，凡乡村主户每三十家为一甲，轮差一户充当甲头，负责催本甲的赋税。二、原来各都每料雇募户长或大保长二名，现皆取消。三、原来的户长或大保长的雇钱，从今起由各县作为经制钱上缴朝廷。九月十三日，又有官员上疏，指出使用甲头催税，使甲头“受害，又十倍于保长”。他认为以前所差大保长，“皆选差物力高强、人丁众多”的富户，“其催科则人丁既壮，可以编(遍)走四远。物力既强，虽有逃亡死绝户，易于偿补”。然而现今所置甲头，有五大“不便”：一是甲头的设置，“不问物力、丁口，虽至穷下之家，但有二丁，则以一丁催科”。他们“既力所不办，又无以偿补，类皆卖鬻子女，狼狈于道”。二是原来大保长催税，“每一都不过四家，兼以保正、副事皆循熟，犹至破产”。现今的甲头，每一都一料至少须催三十家的税，因此“破产者又甚众”。三是“田家”即“夏耘秋收，人自为力；不给，则多方召募，鲜有应者”。如今甲头“当农忙”时，“一人出外催科，一人负担赍粮，叫呼趋走”，即使能够“应办”，“官司亦失一岁之计”。以一都计算，则“废农业者六十人”；以一县、一州、一路计算，则“数十万家不得服田力穑矣，此岂良法哉”？四是保长中“多有惯熟官司人，乡村亦颇畏之”。即使如此，“犹有日至其门，而不肯输纳者”。如今的甲头“皆耕夫，岂能与形势之家、奸滑之户立敌，而能曲折自申于私哉”！因此，“方呼追之急，破产填备，势所必然”。五是“自来轮差保长，虽县令公平，亦须指决论讼，数日方定”。不然，县衙的“群胥之恣为高下，唯观赇赂之多寡”，此事最为“民所愤怨者”。现今轮差甲头，“每科一替”，其中“指决论讼之繁”， “群胥”“受赇纳赂之弊”，“必又甚于前日”。预计“东南之民自此无宁岁”。因此，他建议停用甲头催税，“且令大保长同保正、副依旧催科”。当然，如果朝廷“念其填备破产，则当审择县令，谨户账之推割，严簿籍之销注，申戒逃亡户绝之令，又安有保正、长破产之患哉？”最后，指出其危害是“不知出此，而但务改法，适足为贼吏之资耳”。经过户部官员十多天的讨论研究，到十月初五日，上疏说：“奉诏勘当臣僚所言改差甲头不便五事”，由于甲头催科“系于主户十户至三十户，轮一名充应，即是不以高下、贫富，一等轮差”，而大保长是从小保长内“取物力高强者选充，既兼户长，管催税租等钱物，即系有力之家，可以倚仗”。因此“欲乞依臣僚所乞事理施行”。高宗批准了这一提议。这意味着从此确定取消轮差甲头催税，而改行大保长催税制[10]食货65之76-77《免役》，6194-6195。依照大保长催税制度的设计官员的用意，已经充分考虑到减轻直接生产者—乡村下户的差役重负，这无疑是对维持农业生产的正常运转是有利的。

但是，任何完善的制度，不能很好的贯彻执行，仍旧只是一纸空文。绍兴三年(1137年)二月二十六日，提举淮南东路茶盐公事郭揖上疏，明确指出吏人对大保长催税制的破坏。他说：“差役之法，吏掾为奸，并不依法”。本来“五家相比者为一小保”，他们“却以五上户为一小保，于法数内选一名充小保长，其余四上户尽挟在保丁内。若大保长缺，合于小保长内选差；保正、副缺，合于大保正、长内选差。其上户挟在保丁内者，皆不着差役，却致差及下户，故当保正、副一次，辄至破产，不惟差役不均，然保伍之法亦自紊乱矣。”他提议，自今起“免役公文内选‘保正’二字下删去‘长’字”。这样“选差”，“上户不能挟隐，不须更别立法，自然无弊”。高宗下诏令户部在五日内“看详”，而后申报尚书省。稍后，户部上奏说：据“臣僚所言，止谓关防人户避免充催税大保长，多是计会系干人，将有心力之家，于小保下排充保丁，致选差不到。”现今“欲乞今后令州县先于五小保内，依法选有心力、财产最高人充保长，兼本保小保长祗应”。其中，大保长的年限、替期、轮流选差，“并依现行条法施行”。其余皆“依臣僚所乞”。这样，州县“奉行，不致隐挟上户却充保丁之弊”[10]食货65之78《免役》，6195。

到绍兴四年(1138年)正月二十四日，御史台检法官李元瀹再次上书论“大保长代户长催纳税租事”说：“凡户绝逃亡，未曾开落，若诡名户无人承认，及顽慢不时纳者，以官司督迫、箠楚之故，率为填纳，故多致于坏家破产”。他提议“现充保正、长人将替，县令前一月，按产业簿，依甲乙次第选差”。高宗下诏户部“看详”。随后，户部汇报李元瀹“所陈，皆有条法，欲申严行下诸路州县，委监司常切钤束；违戾者仰案举”。高宗批示同意[10]食货65之79《免役》，6196。据熊克撰《皇朝中兴纪事本末》卷28绍兴四年(1138年)正月甲戌(24日)记载, “先是，御史台检法官李淪论保正、税长之弊，上谕宰执曰：‘役法推行寝久，失其本意，致富者益富，贫者益贫，民力重困，此宜讲究。’。”及至此日，高宗又说：“原淪所论，乃是民事，祖宗法固不可改，然民事急务也。孟子所谓民事不可缓，其令州县条利害上之。”[13]569值得注意的是初次将 “催税户长”简称“税长”。熊克《中兴小纪》卷16绍兴四年(1138年)正月甲戌也记载此事，不过御史台检法官李淪则写作“李元瀹”[14]。九月十五日，朝廷颁布“明堂赦”说，福建路的保正、保长和大、小保长只管缉捕逃亡军人及私贩禁物、斗讼、桥梁、道路等事，其余承受县衙追呼公事、催纳二税等物，“并系耆、户长、壮丁承行”。但现今两浙、江南等路各县，并不雇募耆、户长、壮丁，却差保正副和大小保长“干办”，又“责令在县衹候差使”。因此，保正副和大小保长“费用不赀，每当一次，往往破荡家产，遂诡名挟户，规免差使，深可矜恤”。从今起，各路转运使、提点刑狱“同共相度，可与不可并依福建现行事理，或量增役钱，以充雇募耆、壮、户长之费”；同时，规定“自今不得更令保正副、大小保长在县衹候承受差使”[10]食货65之79-80《免役》，6196。这意味着各地推广福建路的雇募耆长、壮丁、户长负责承受县衙追呼公事、催纳二税等事。

不过，绍兴五年(1139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广东转运常平司上言说：近据知平江府长洲县吕希常陈请，大保长催科，一保至内，岂能亲至？违其过限，催促不前，则枷锢棰栲，监系破产”。他提议改用甲头催税，“用刑势户催形势户，平户催平户”。高宗以“朝旨”指出：“户长与甲头催科税租，其风俗利害各有不同去处，令诸路相度以闻”。广东转运常平司提议，“今欲依所请，改用甲头，专责县令、佐，将形势户、平户随税高下，各分三等编排，籍定姓名，每三十户为一甲，依此攒造成簿，然后按籍，周而复始轮差，委是久远便利”。高宗“从之”。说明在该年十一月，平江府长洲县还是由大保长催科。当然，从此月起，与各地一样，改为甲头催税。

但是，到绍兴七年(1141年)，福州仍旧由大保长负责催科[12]卷14：版籍类五·州县役人，7898。九年(1143年)正月五日，“内降新定河南州军赦”规定，凡“州县催税保长，官司常以比较为名，勾集赴县科禁，人吏因而乞取钱物，有致破产者”，因而规定今后“并仰依条三限科较外，更不得逐月或逐旬勾集比较，仍仰本路监司常切觉察”[10]食货65之85《免役》，6199。同年，福州则规定保正、长专管烟火、盗贼，“不得承受文帖及输课事”，即不再掌管催税之事。十年(1144年)至十一年，福州又拘收耆长、户长及壮丁的雇钱，“充总制窠名”，即列入总制钱系列，成总制钱的一个名目[12]卷14：版籍类五·州县役人，7898。十三年(1147年)十月二十四日，广西路提刑和提举常平司上奏说：“依准朝旨，相度到本路催科利害，除琼州不行役法，及高、廉州乞用甲头外，其余柳、象等州，自绍兴六年(1140年)以后，各随都分编排三十户为一甲，夏、秋二税，轮差甲头二名催科，自高至下，依次而差”。又说，此制实行“至今已经七年，每甲共差过一十四户，今已轮至下户”。但一甲内“不下三无户系逃移，一半系贫乏”，如果轮到他们充当甲头，剩下“尽是上户之家壮丁、佃客，委是催科不行”；如果回过头来“再差上户，即又不免词诉”。因此，“今来若复用户长，实为利便”。高宗又“从之”。这表明广西路高、廉州依旧用甲头催税，其余柳、象等州改用户长催税[10]食货65之85《免役》，6199。

绍兴二十六年(1156年)正月十日，权知复州章焘上疏建议湖北、京西路各州县，每一都“选差”都保正一人，“催税户长”则“通行雇募”[10]食货65之87《免役》，6200。二十九(1159年)年七月初五，国子正张恢提议“推详祖宗旧法，每都令户长专受催科”；同时，允许大保长自愿兼任户长“催纳税租”。三十年(1160年)十一月初四，有“臣僚”上言各地多用甲头催税，说“各郡邑乃有以三十户为一甲，创为甲头，而责其成效者”。其中一甲之内，“或有贫乏输纳未前者”，不免“尽令甲头代输”；还有官衙的“无名之须”，“民户不从”，则“悉取办于甲头”。因而甲头一旦挂名于籍，则“迁延莫得而脱”。他指出广南二路就是这种情况，建议以后“应有催科合纳税赋，各于本户人自输纳，勿复广置甲头，以勤骚动”。高宗下令“有司看详”[10]食货65之91-92《免役》，6202。事后“有司”研究结果如何，不得而知。绍兴三十一年正月二十三日，权发迁江东路转运副使魏安行上书指出“保长催税无不破产逃亡”，为此改为雇募耆长和户长，但“此等本无税产、行止顾籍，为害不可言”。现今与属县官、民“详究相度”，决定“以比邻相近三十户为一甲，给帖从甲内税高者为催头催理”。其中，“本户足者，本县画时给凭由，执照出甲，不与三十户上流下接催理之数”。此制“行之数月，足渐见效”。提议其他各州“悉依此施行”。户部认为，可以下令江东路转运、常平司“权依所陈施行”，其他路则“从长相度，如经久可行，不致骚扰，兼别无利害，即仰保明申请施行”[10]食货65之91-92《免役》，6202。同年，福州命令由甲头催税[12]卷14：版籍类五·州县役人，7898。

宋孝宗隆兴二年(1164年)六月初一，因福建路转运司上疏反映，建宁府、福州、泉州各县轮差保正、副，凡保内“事无巨细”，包括“承受文引，催纳税役”等“无所不至”，“一如责办”，“一经执役，家业随破”。故重新下诏“诸充保正、副，依条只合管烟火、盗贼外，并不得泛有科扰差使”[10]食货65之94-95《免役》，6203-6204。这种情况似乎带有普遍性。乾道元年(1165年)八月初五，有一名官员反映说，各州县“被差执役者，率中、下之户。中、下之家，产业既微，物力又薄，故凡一为保正、副，鲜不破坏家产”。除了负责严防烟火、盗贼外，要“承文引，督租赋”即负责催纳赋税。此外，还有种种负担：“方其始参也，馈诸吏，则谓之‘参役钱’；及其既满也，又谢诸吏，则谓之‘辞役钱’；知县迎送，僦夫脚，则谓之‘地里钱’；节朔参贺，上榜子，则谓之‘节料钱’；官员下乡，则谓之‘过都钱’；月认醋额，则谓之‘醋息钱’。如此之类，不可悉数。”这名官员期望朝廷“严敇有司检照参酌，立定条法，身严州县”:今后仍然“敢令保正、副出备上件名色钱物”，“官员坐以赃私，公吏重行决配”。孝宗“从之”[10]食货65之95-96《免役》，6203-6204。乾道三年(1167年)九月十九日，四川制置使兼治成都府汪应辰也上疏说，最近有“臣僚”请求“罢催税户长，改差甲头”。汪应辰认为，提出这种要求者只“见户长之害，而思有以救之”，却“不知所以害民者，在人不在法也”。他以为“户长之法，无可更易。望降明旨，令州县并依现条施行，勿复他议”。孝宗赞同他的提议，下诏“令户部下诸路准此”[10]食货65之97《免役》，6205。从汪应辰的提议及孝宗的诏书，可知此时各地普遍实行户长催税制。乾道六年(1170年)十月七日，又有官员上奏说，近年有的“漕臣务在催科急办，不用役法，罢去税长”即催税户长，“行下州县，每三十户差一甲头，逐时催税”。此制推行后，各县“并缘为奸，一名出头，即告示出钱数千，谓之‘甲头钱’。往往一县岁不下五七千缗，以至万余缗”。有的县有一万户，夏、秋两税，共差甲头六百多人，“此事岂不为扰”！请求下令各路提举司，“并行住罢”，由户部“检坐乾道二年九月已获旨行下”，“如有违戾，重作施行”[10]食货65之99-100《免役》，6208。这表示取消甲头催税，仍旧实行户长催税制。

当然，由于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各地难以实行一种统一的催税制。比如福建路、福州，此前多次变更。到乾道二年(1166年)，福州取消甲头催税；四年，复设。五年(1169年)九月十六日，又有官员向朝廷提出，“两税催科，用户长或耆长之类，此通法也”。说明此时各地普遍实行户长或耆长催税制。这名官员又提到，在江、浙四路，“以赋入浩繁，耆、户长不足以督办，乃权一时之宜，而责之保正、副长”。近二三年以来，福建诸州县“亦仿浙、江之例而行之”，但“不知福建地狭民贫，赋入不及于江、浙也”。所以，他建议禁止照搬江、浙的催税制。孝宗于是下诏：“应福建路州县催科之人，悉仍其旧。如近来创置甲头与保正、副长，追税之扰，一切罢之”[10]食货65之98《免役》，6205。八年(1172年)，“又罢甲头催税”[12]卷14：《版籍类五·州县役入》，7898。自此至淳熙九年(1182年)五月，福州耆长、壮丁雇募“投名”即自愿报名者，保正、长则依旧轮差税户即主户。依据该州各县主户的户数统计，平均约每一千多户设置户长一名，其中有的县近700户设一名，也有的县5000多户设一名[12]。

从宋孝宗朝至宁宗朝，按照法律规定，乡村一都之内，一般设都副保正二名，主管本地有关盗贼、斗殴、烟火、桥梁、道路公事；下设大、小保长八名，负责“催纳税租及随税所纳钱数”。都副保正是本都“物力颇高”者，“役之二岁，尚可枝梧”；而保长“类多下户，无千金之储，限以二年，困穷特甚”。淳熙元年(1174年)三月起，保长的任期缩短为一年，后来又减为“一税一替”即每任一界(半年)，前提是要自愿兼充户长“轮催纳税租”[10]食货66之21《免役》，6218。淳熙六年四月，孝宗采纳“臣僚”所说“差役之弊，人但知保正受害，不知大保长催科者受害尤重，盖其数多于保正，而力弱于大姓”，下诏自今大保长“不许催科，止受凭由，给付人户，依限输纳”；如果遇有“顽户”“欠多”，“即差保正追纳”[10]食货66之21《免役》，6218。但在执行时，又出现了保正负担过重的问题。在县衙 “以文引勒令”保正副“拘催”时，“其间有顽慢不肯输纳之人，又有无着落税赋，往往迫以期限”；保正副“不堪杖责”，县衙则“勒令代纳”。理学家朱熹了解到“县道差募保正拘催二税，自承认之日，便先期借绢借米，硬令空坐人户姓名，投纳在官，曾未旬月，分限完较，或三五日一次，或五六日一次。”在“比较”过程中，“人吏、乡司皆有常例，需索稍不如数，虽所催分数已及，却计较毫厘，将多为少，未免箠楚”。而且，在“一月之内，尽是趁赴比较之日，即不曾得在乡催税”。因此，保正、长“一经役次，家产遂空”。针对这一弊病，朱熹以两浙东路提举常平茶盐公事的身份，在本路各州县乡村市镇张榜公布，声明如果县衙有如上的“违戾”，“许保正副、催科保长径副本司陈诉”[10]食货66之21《免役》，6218。不管用大保长催税，或者用甲头及都、副保正催税，时间稍长，都会产生弊病。一是一般官户可以利用权势免役，完全不承担本都、保的催税之责。二是上户则使用“诡名挟户”的办法降低户等避役。三是县衙的案吏、“乡司”即本乡的头目、乡书手等，往往受上户的“计嘱”， “抑勒贫乏之家充催税保长”，中、下户反而被迫充役，“频年被扰，不得休息”。四是县吏在保正或保长交税时，还对无权无势的催税人敲诈勒索，迫使承担逃户、绝户田产的赋税以及“陪备输纳管物”，“以至破家荡产”。对于这些弊病，每隔数年总有官员上疏提出改革，有时讲“催税保长”或 “大保长代户长催税”，请求朝廷取消“催税户长”或“税长”，改差甲头，或建议雇募；有时讲“保正、副”催税负担太重，要求州县官衙“遵守条法，不得泛有科扰”或“非泛科配物色”[10]食货66之27、28《免役》，6221；等等。其实，不管改来改去，总有弊病出现。究其原应，正如乾道三年四川制置使汪应辰所说，是官员们“不知所以害民者，在人不在法也”。看来，世界没有百分之百的完善之法制。任何一项新法，执行时间稍长，总会出现一些漏洞，给某些人钻空子，从而产生弊病。随后，有人指出其危害，提出进行改革，于是出现了新的措施或办法。

三、 税长和苗长

如前所述，宋高宗绍兴四年(1134年)正月已经出现“税长”一词。从当时使用者的角度推断，此词是负责催夏、秋二税等赋税的户长的简称。绍兴五年至七年，张守在《措置江西善后札子》中提及“民间积欠税赋，多是逃绝死亡，及贫民下户。如逃绝死亡，则取办于税长、保正；贫民下户则不胜箠挞，亦逃亡而后已。臣契勘绍兴五年分积欠，已有绍兴七年七月二十五日指挥除放外，今欲乞将本路绍兴六年分积欠税租、和买，特与蠲放。”[15]此处将税长与保正并列，似乎税长仅指催税户长，不包括保正，即使保正也被派去催税。

到孝宗淳熙十六年(1189年)，甲头负责催税也被称为税长。据浙东提举袁说友奏请朝廷遵行绍兴间的“甲首法”即甲头法，具体为：“以三十户为一给(甲)，流水排次。遇开场，则以各户合输之目，列为榜，揭之通衢，令已输者自疏其时，以待考察。限满，上其榜，以县钞点磨：其输足者，先出甲；未输或输未足者，择其尤一人罚为甲首，给甲帖，催甲内税；违者，痛绳之。”自此法实行后，效果甚佳：“自是民畏充甲首，竞先输官，不费寸纸而赋集，齐民破荡之祸殆少纾矣”。但也有一些人不满意，主要是县衙的吏胥们无法从中敲诈勒索，于是“日撼岁摇”：或“怖以税长”，或“虽用甲首，而已非袁公之旧，名实交戾，利害相反，虽未如至催头之酷，而中产下户遍患苦之矣”[16]。

从此，“税长”一词的使用频率明显增多。光宗绍熙元年(1190年)六月，知绍兴府洪迈、同提举郑湜“奉诏”“措置”绍兴府和买的“均敷”问题，洪迈等采取的措施之一是“诸县人户物力，有原管绝少，而新并过倍；有原系白脚，而新并千百贯者，多合升起等第充税长保正之人。缘积习累年，一旦输纳和买，又便当役，中产之家所不能堪。”指出 “均敷”和买的结果，造成乡村中等户的户等提升，被迫充当本保的保正，并负责催税，担任当年的“税长”。二年(1191年)八月十七日，据太常少卿张叔椿统计，按照乡村的都、保制，大致“一都二年用保正、副二人”，“一都十保，一保夏、秋二税用保长二人”，“二年之间，为税长者四十人”。这里明确计算平均每都每年设保长十人，充当税长。张叔椿建议采用不论宽乡或狭乡，人户的“物力”“均以十分为率，以上五分充保正、副，以下四分充保长，至末等一分之贫乏者免之”。他具体举例说，“如物力三千贯至五百贯，皆以为正、副；自四百贯至二百贯，皆以为保长”；宽乡物力不及一百贯，狭乡不及五十贯，“与免役”即不担任保长[10]食货66之26《役法》，6220。光宗朝的官员蔡戡在《论州县科扰之弊》的奏疏中，说乡村中担任保正者，要承担县衙的“科买土产，科买竹木”外，“巡尉下乡，则预备酒食；居民被盗，则先纳赏钱；应期限，则有缴引钱；违期限，则有罚醋钱；以至修造公廨、桥梁、驿舍，一切取办”，所以“中人之家，无不剔屋破产以充役”。至于担任税长者，遇到邻户“逃绝”，其税则“令代纳”；邻户的的土地“坍江”，其税则“令代纳”；邻户“产去税存、无所从出者”，其税则“又令代纳”；“异县它乡、不能追逮者”，其税“又令代纳”，因此“单产之民，无不典妻鬻子以免罪”。蔡戡还提及州县“催科”过程中对农民的种种骚扰[17]第2册：1457-1458。

宋宁宗时，又出现了“苗长”一词。从其名，估计由主管催缴本地的秋税即秋苗而来。由此，如果同时出现税长和苗长的话，税长只管催缴本地的夏税，苗长则只管本地的秋税。据《名公书判清明集》记载，宁宗时，地方官范应铃在《罗柄女使来安诉主母夺去所拨田产》判词中指出，嘉定十四年(1221年)秋,“已差邹明充应税长一次”。邹明是主户罗柄家女使阿邹之父，其田产系罗柄赠与阿邹及阿邹自己以铜钱和会子典买者，由于法律规定“不许起立女户，而以父邹明替之”。这说明邹明是在当年征收秋税即秋苗时，充当本地的苗长[18]上册：115-116。

宋理宗时，又出现了“税长催头”一词。端平三年(1235年)，胡太初撰《昼帘绪论·差役篇》说：“今既行绍兴甲首之法，可免税长催头之责，则应役者不过辑保伍、应期会而已，民亦不至甚惮，而巧计以求免也”[19]。如前所述，宋高宗时，一度实行“甲头”催税制，胡太初认为由甲头负责催税，便可以免除税长催税的麻烦。“催头”列于“税长”之后，可能就是负责催督秋税(秋苗)者即“苗长”之意。不过，当时更多的官员不分秋税和夏税，只笼统使用“税长”一词，以代表负责催督二税之长。如黄震撰《知吉州兼江西提举、大监糜公(弇)行状》记载，糜弇任绍兴府山阴县知县时，“山阴旧苦催科”，地方官“往往抑税长代输”。糜弇到山阴后，“郡议排甲以易之”。糜弇提出反对说，“此不在变法，而在择县令。县令得人，税长可，排甲亦可。否者税长之弊，排甲独无弊乎？”他在当地“厘正税长苗税”，于是二税“不趣而办”[20]第7册：2470-2471。王柏在《答季伯韶(按名镛)》函中针对各县乡村主户为逃避重税而出现许多逃户和亡绝户，县衙往往逼迫“税长”代缴的现象，提出“由此逃亡户绝者不与厘正，而税长代输，破家荡产，比比皆是，而争役之讼，自是而扰扰矣”[21]第1166册：245-246。孙应时在《与施监丞宿书》中也言及“其余保正及税长名次，一面排结，当以面呈”[22]第1166册：613。

由于负责催纳二税等成为乡村主户的沉重负担，税长等逐渐变为职役的一种，而且带来了许多纠纷。为了减少矛盾，平均负担，各地推行新的役法即义役法、倍役法等。其中义役法大致为：乡村主户为了减轻轮差保正、保长而兼任税长等的重负，自行结合，捐田收租，资助当役户。嘉熙二年(1238年)正月，刘宰撰《义役记》，记载平江府常熟县的义役法说：“役之大者曰保正，以式法受政令，而赋于下；役之小者曰税长、苗长，视岁时之宜，督租税以奉其上。保正则岁一人，及除而代；苗、税长则岁各二人，或一人。”[23]说明常熟县的义役法是每年每保轮差保正一人，而税长和苗长轮差 各二人或各一人。

在南宋人的各种记载中，人们更多地论述税长的重负，而较少谈到苗长。之所以出现这一现象，据朱熹说是因为夏税和秋税催纳时难、易程度不同。他说：“尝有人充保正，来论某当催秋税，某人当催夏税。某初以为催税只一般，何争秋、夏？问之，乃知秋税苗产有定色，易催；夏税是和买绢，最为苦重。盖始者一匹，官先支得六百钱，后来变得令人先纳绢，后请钱，已自费力了。后又无钱可请，只得白纳绢；今又不纳绢，只令纳价钱，钱数又重。催不到者，保正出之，一番当役，则为之困矣。”[24]第7册：2714-2715朱熹原来也不知道催夏税和催秋税的难易有别，在请问了一位当保正者后，才弄懂其中的奥妙。由此我们推测南宋人较少提到“苗长”的原因就在于此。

四、元朝和明朝的催税人

元朝乡村也设置催税人，但没有继承南宋的税长、苗长制，而是承袭金朝之制，设立里正和主首制。据刁培俊《元代主首的乡村管理职能及其变化》一文的研究，元朝的基层组织编制，乡村分为乡、都二级；部分乡村地区(尤其是北方)在更小的村一级还设立社制。在乡设里正，乡之下设都，都设主首。里正、主首成为元朝乡村管理基层体系的职役人员。主首具体的治理职能首先是催督民户交纳赋税，其次是催督民户承担徭役[25]。高树林《元代赋役制度研究》一书《元朝赋税》《元朝力役》[26]，也对元朝的二税和职役制度作了深入研究，不过都还没有涉及前代的税长和苗长的问题。

明朝乡村催税人制度，在太祖洪武四年(1371年)九月就设立了。据梁方仲先生研究，洪武四年(1371年)九月丁丑，太祖“以郡县吏每遇征收赋税，辄侵渔于民，乃命户部令有司科民土田，以万担为率，其中田土多者为粮长，督其乡之赋税。且谓廷臣曰：‘此以良民治良民，必无侵渔之患矣。’”[27]明太祖设计这一制度时，没有沿袭元朝的主首和里正制，而是直接制定粮长催税制。据明代一些方志记载，“初，嘉定之为役有四，曰粮长，曰塘长，曰里长，曰老人(塘、老人皆杂泛，唯里长为正役)，而沿革损益之变，以时移易。”又说：“高皇帝(按明太祖)念赋税关国重计，凡民既富方谷，乃以殷实户充粮长，督其乡租税，多者万担，少者乃数千担，部输入京，往往得召见，一语称旨，辄复拜官。当时父兄之训其子弟，以能充粮长者为贤，而不慕科第之荣。盖有累世相承不易者，官之百役以身任之，而不以及其细户，细户得以相保，男乐耕耘，女勤织纺，老死不见县门。故民淳事简，中家常有数年之蓄。”[28]明太祖如何与在朝大臣商讨制定乡村催税制的，史无明文，但不可能不经过与大臣们商议，明太祖自己独自作出了这一重要的决策。至少在明初君臣的心目之中，南宋的税长和苗长催税制还留下一些历史的记忆，因此立即设计了“粮长”制。不过，与南宋之制略有不同，第一，粮长由当地的缴税“殷实户”即富户中产生，税长和苗长则有时轮差到中、下户。第二，粮长不仅负责催纳本地的租税，还要负责运往首都；税长和苗长则只负责催税，将赋税缴至本县。第三，粮长将本地租税解发至首都时，有机会谒见明太祖，如得到太祖的赏识，还可授予官职，故富户尚愿任此差遣。由此可见，明朝的粮长制还是脱胎于南宋的税长和苗长制。

[1]梁方仲.明代粮长制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7-10.

[2]李世熊.宁化县志[M].清康熙22年刻本.

[3]赵彦卫.云麓漫钞:卷12[M]. 傅根清，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6:219.

[4]陈俊卿.嘉定赤城志[M]//宋元方志丛刊:第7册.北京:中华书局，1990:7417 -7418.

[5]梁克家.淳熙三山志[M]//宋元方志丛刊:第8册.北京，中华书局，1990:7898.

[6]续资治通鉴长编：第13册[M]. 1979年点校本.北京:中华书局.

[7]续资治通鉴长编：第19册[M]. 1979年点校本.北京:中华书局.

[8]续资治通鉴长编：第25册[M]. 1979年点校本.北京:中华书局.

[9]苏辙.栾城集[M].曾枣庄，马德富，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82—89.

[10]宋会要辑稿：第7册[M].1957年影印本.北京:中华书局.

[11]赵彦卫.云麓漫钞:卷12:国朝州郡役人之制[M] .傅根清，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6:219.

[12]梁克家.淳熙三山志[M]//宋元方志丛刊:第8册.

[13]熊克.皇朝中兴纪事本末:卷28：第2册[M]2005年影印本.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4]熊克.中兴小纪:卷16[M]. 顾吉辰，郭群一，点校本.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196.

[15]张守.思陵集卷7：札子·措置江西善后札子[M]//丛书集成初编，第1972册：36.

[16]陈耆卿.嘉定赤城志：卷17：吏役门·乡役人[M]//宋元方志丛刊，第7册：7419.

[17]黄淮,杨士奇.历代名臣奏议:卷109：仁民.[M].1989年影印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8]名公书判清明集:卷4:户婚门·争业类[M].北京：中华书局，1987.

[19]胡太初.昼帘绪论·差役篇第十[M]//丛书集成初编，第932册: 16.

[20]张伟,何忠礼.黄震全集·日抄:卷96：行状·知吉州兼江西提举、大监糜公行状[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21]王柏.鲁斋集:卷17：尺牍[M].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商务印书馆.

[22]孙应时.烛湖集:卷8：书四[M].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商务印书馆.

[23]孙应时.重修琴川志:卷12：学[M]//宋元方志丛刊：第2册:1266-1267.

[24]黎靖德.朱子语类:卷111：朱子八·论民[M].王星贤，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6.

[25]复旦大学历史系.传承与变革——10-14世纪中国的多边政治与多元文化[C]//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194-198.

[26]高树林.元代赋役制度研究[M] .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1997.

[27]明代粮长制度研究[M]//明太祖实录：卷68:13.

[28]韩浚.田赋考中·徭役[M]//(万历)嘉定县志：卷6：2-3.

【责任编辑卢春艳】

The Evolution of Rural Tax Man in the Song Dynasty——On the Origin of Liangzhang in the Ming Dynasty

ZHU Rui-xi

(Institute of Ancient Books,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34, China)

Liangzhang in Ming Dynasty originated from the tax man in the Song Dynasty. In the early period of Northern Song Dynasty a rich rural family was as Li Zhengya, then changed into Huzhang, and later changed into Jiatou or Da Baozhang. Before and after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different tax systems were implemented in different places, the head of tax and Miaozhang appeared at the same time, who were the origin of Liangzhang in Ming Dynasty.

the Song Dynasty; Liangzhang; the tax man

2015-12-12

朱瑞熙(1938—)，男，上海嘉定人,上海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教授，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特聘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庐山白鹿洞书院院长，主要研究方向:宋史。

中国分类号：K244A

1005-6378(2016)01-0001-10

10.3969/j.issn.1005-6378.2016.01.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