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重臣端方的吏治思想与实践

闫长丽（北京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北京100044）



清末重臣端方的吏治思想与实践

闫长丽
（北京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北京100044）

［摘要］端方身处新旧交替的社会转型时期，其思想与行动明显折射出那个时代的变与不变、新与旧、革新与传统。端方整顿吏治，涉及到选拔举荐、去陋除弊和奖功惩劣诸环节，力求从整体上改变沉疴已久的传统官制。他主张采用责任内阁、议会、司法三权分立制度来推行预备立宪，实现以立宪之旗息革命之鼓。同时，端方力主为官要以爱民为己任，关心民众疾苦。端方始终在趋新与守旧之间挣扎，无论端方多么开明，终究是清朝体制内的革新派，不能蜕变为“新”人。

［关键词］端方；吏治；立宪；革新派

吏治，是指地方官吏的作风和治绩，包括官吏的选拔、举荐、任免、考核、奖惩和监察等诸多方面。学术界对于晚清主要人物吏治思想的研究，大多集中在汉族地方大员与封疆大吏，如地主阶级革新派如龚自珍、魏源等；洋务派人物如曾国藩、李鸿章等；资产阶级改良派人物郑观应、严复等[1]。对于晚清满族官员吏治思想的论著较为少见。本文试图弥补这一不足，拟对满清重臣端方的吏治思想进行探讨。端方（1861—1911），满洲正白旗人，字午桥，号匋斋，托忒克氏，与那桐、荣庆被时人并称为“北京旗下三才子”[2]1079，是清末满族官员中少有的开明人士与佼佼者，推动了所管辖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的现代化进程。端方身处新旧交替的社会转型时期，他的思想与行动明显折射出那个时代的变与不变、新与旧、革新与传统的特点。他一面与时俱进，趋新求变，另一面又坚守社会根基所赖以存在的传统思想秩序。这在端方所致力的吏治改革的思想与实践中表现十分明显。

一、整肃吏治

晚清选官制度的基本格局当为科举一枝独秀，荐举、捐纳、军功等则为其辅助模式[3]。科举作为选官正途，不可否认曾输送了大批才俊，降至晚清，其实际社会效用则每况日下。荐举虽为消除科举弊端的补救之途，但其与身俱来的痼疾亦日益显现，有论者言：“学非所用，用非所学者，此科举之敝也。名不副实，实不副名者，此保举之敝也。”[4]458晚清的一些官吏虽知悉选官制度的弊端，但大多缄口不言。端方则在选官制度方面进行了一些改革。

（一）去陋除弊

去除陋规、革除旧弊是整顿吏治中比较棘手的问题。光绪三十年（1904年）七月，端方刚刚上任江苏巡抚两个月，便将上任之前的吏治的弊病详加彻查，指出江苏“事事积疲，非有振作鼓动之精神，不能冀有实效”，决心“将各项陋规一律裁革”对于“营务败坏、匪势日张”的军政，端方提出“军政缉捕两事本属相通，严饬水陆各营以缉捕（枭匪）为其专责”，经过一月有余的整顿，“各营已有振奋之意”，并调武备学堂的毕业生为管带，训练新招募的常备军进行劝勉策励；对于“学堂规模未备”的学务，端方主张先将中西学堂改为高等学堂、中学堂，由所设立的学务处统一延聘人才办理，并建师范学堂为中小学堂提供师资，建方言学堂使游学者先习语言；对于“章程俱未周妥”的圜法，端方认为其弊在于奸商囤运铜币，因此其在“外洋订购印花机器多部，广为开铸，办有成效即由官运销各属”，力加整顿官铸制钱[5]8～10。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十月，端方升任两江总督，决定将全省官员所有“闲差”一律裁去，所有各关局卡会办提调及城门差使均须裁撤。端方率先垂范，在两江总督衙门取消旧书役，为地方吏治整顿树立了榜样。为了保证官员能够及时的“通达民情考求吏治”，专设“收词委员”，令其“不分告期不拘格式”收受人民的呈词。将“收词委员”二十人精简四人留任，并转为督辕职员[6]。对于“捐纳保举两项得官较易”的陋规，端方主张暂停。同年十二月，端方在奏折中明确指出江苏候补道员拥挤过甚，流弊颇多，“各道缺不过七员，……局差亦只二十余处，其候补道员乃至二百余人”，道员只“论官职之崇卑，不问人材之称否”，“此二百余人长日加益，贤者骤无以自见，不肖者且专务钻营其生计，较裕之员则游衍征逐，酒食喧呶，弊中于吏治，而害成于风俗”，建议将捐纳劳绩道员停止分发三年，以整顿吏治[7]22。

对于冤假错案，端方敢于除旧弊，勇于纠正谬误。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常镇通海道郭道直因隐匿税银、有心朦混，被吏部革职。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九月，端方彻查此事，核实详情发现郭道直并无隐匿蒙混之事，之后专门奏请将已革职郭道直官复原职[8]53。同年十月，端方对于知县洪寿彭的家丁岑盛昌招摇诈骗贿买官缺一案的处理，更能显示端方整饬吏治的政治智慧。一方面，端方称，“江苏近年官场习气实属恶劣，贿买差缺，营求撞骗之事，时有所闻，该督承积弊之后，严刑重典能令匪徒震悚，洵足以挽救颓风”，主张严惩招摇诈骗贿买官职之人。另一方面，端方指出，家丁岑盛昌是暂代服役并非家人，且洪寿彭并不知情，其罪在于失察而非纵容；而且洪寿彭“其人操履不苟，学识优长，为近今不可多得之员，当此需才孔亟之际，废弃殊属可惜”，“为爱惜人才”希望能撤销其处分继续留用。这显现出端方为政求实效的吏治思想[9]9。

（二）奖功惩劣

整顿吏治之时，端方主张奖罚分明，激浊扬清。端方指出：“官不容贪，贪则厉民；官不可穷，穷则害事。疆臣所以能奔走群僚，责其尽心民事，力行新政者，禄足以养之故也。”[10]1端方早在任职陕西按察使时，即曾奏劾劣员甘肃试用道张庆焕为富不仁，声名恶劣，倚恃搢绅，恣行乡里，明确指出请将其即行革职，并交地方官严加管束，以免滋生事端。对于亵渎职守的官员，端方主张一律裁撤，绝不留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七月，端方奏请将私自出卖土地的候补中书杨梓即行革职[11]47。对于败坏吏治的劣迹官员，端方同样主张严惩不贷。宣统元年（1909年）二月，江苏补用道李本森遣人向江苏布政使瑞澂送贿赂一千元银票，端方厉斥“李本森竟敢以厚贽相投，实属胆大无耻，除银票饬该司发充地方善举外，应请旨将江苏补用道李本森即行革职，以示惩戒”[10]35。宣统元年五月，端方查明广盈库大使彭庆善以卖官卖缺诓骗候补盐经历潘熙昌银两一案，查明属实之后，将两人一并革职并发配新疆效力赎罪[12]10。

端方在整肃劣员的同时，尽力奖励奉公守法、恪尽职守的官员。端方任职陕西巡抚期间，曾专上奏折陈述河南大挑知县赵贾芳帮办赈务、清查户口、就地劝捐等尽职之事，后在回县途中因山路崎岖，马行失利，其跌崖受伤，医治无效身亡。端方主张对于该官员应“从优议恤，以慰幽魂而昭激励”[13]22。光绪三十四年八月，端方嘉奖桃源县李县令：“具见尽心民事，殊堪嘉尚。学堂为自强始基，警察、习艺所均为地方要政，仍应将办理情形分别专案禀侯。查核近来银价奇昂，各州县平余顿减，困苦亏垫，自系实情。本部堂深知其故，亟思设法维持。该令仍须振奋精神，地方一切应办理事宜，随时实力经理，勿稍始勤终怠为要。”[14]

光绪三十四年九月，端方胪陈江苏江浦县知县邝兆雷的政绩，从处理民教关系、赈灾、兴办教育等多方面，称赞该知县“有益于民生”：

首以宣通民隐为务，严惩痞棍，约束书差。民间控诉立时讯断，有美国牧师因堂产与民构讼，一经讯结两造翕服于民教辑睦绝少龃龉。查拿盗拐多所破获，内外监狱尤注意清理，遇有犯病捐资医治。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秋间，大水为灾，米价翔贵，奸民藉口，时有抢米之谣。该员开导弹压一面督绅筹办平籴。是年，各处抢米之案纷起，而浦邑独安，靖如常嗣，后办理工振官款不足，复捐廉以继之。此外，如助设学堂、购置书籍，并振兴农工实业，并办桥梁水利。凡有益于民生者，无不极意图维，力求实际。方今时事日迫，民困日深，全在牧令得人，方足以培元气而固邦本。江苏吏治经臣等力加整顿其能自振作者，固不乏人而该员实为之冠。伏惟政治之本在牧令，而激扬之权在朝廷。……该员邝兆雷悃愊无华，劳心抚字，考验成绩，参访与论，实属治行昭然，不愧循良之选，故奏请将江浦县知县邝兆雷破格录用，该员自当益加奋勉，力图报称，实于振兴吏治鼓舞群材之道，大有裨益。[10]3～4

因端方整顿吏治的业绩突出，清廷军机大臣常寄密函请其查明被参官员的虚实。如光绪三十四年四月查明两淮运司赵滨彦营私藐法侵款一案、十二月遵查安徽省吏治窳败民困贪残一案等。对于上述两案查无实证的官员，端方力陈应委以重任，对于诬词构陷者严惩不贷。如光绪三十四年三月初八日，端方遵查江西布政司沈瑜庆结党营私、劣迹昭著等所参各款，查无实据后，端方主张将上参折的宁州知州陈思忠、候补知县施谦等一并革职，以示惩戒[11]1～6。同年九月初九日，端方奉旨调查江南司道员赵滨彦、朱之榛等吸食洋烟、官卖私盐、侵吞辑私一案，查明赵滨彦所兴建的洋楼并非吸食鸦片所用，而是办公会客之地，参款一事亦无实据。故端方主张：“时事多艰，人才难得。任事者每不免于疑谤建言者，时或误于传闻。以赵滨彦之气性方严。朱之榛之综覆精密，皆能任劳而任怨，因之招忌而招尤原参最重者在吸食洋烟，而该司道实无斯痼疾，其余各节，即使小有瑕疵。犹当略短取长为人才惜，况一并查无实据，自应请免置议，以彰公道。”[10]29这显示出端方识才、爱才、惜才的政治才能。

（三）整顿吏治与地方自治相结合

光绪三十三年十二月，端方奉旨查办上海工程局局董被参一案，上海工程局在光绪三十一年七月，由上海道袁树勋改为绅办，局董由县绅开会投票公举，莫锡纶等五人被公举为董事，随后袁树勋与莫锡纶被人参奏“私相句结，得居首列，自接办后勒捐苛罚，在原有房捐外另加重捐，照相季间架捐法逐间计算。虽贫户不能免，偶遇理论，即拘局押缴，下及船捐杂捐，无一不捐。甫及一年，怨咨交作，民不聊生等”。端方查明“该董事等所办事件均为公益，并非私计，质之公正，绅士实无闲言。原奏参各节大都得诸传闻，略无左证，应请毋庸置议”。为此指出：“预备立宪各省州县逐渐讲求自治，以地方之人办地方之事，不能不取资于地方之财。事有不便，徇情势必因之招怨，但使实属因公自应量予维持，俾办事者不致为浮言所中。”[9]23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端方与时俱进，建立新的从政理念与政治生态。

二、举荐与奖励人才

端方竭力举荐专门人才。《端忠敏公奏稿》中有近六十个保荐官员的奏折，其中举荐的人才可分为保举贤才、将才，奖励屡有善举的职官，奖励洋务人员、奖励兴学办教育者等。从力荐人才数量上来看，端方比较注重奖励追求新知的官吏。

（一）保举贤才

早在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三月，端方时任湖北巡抚，清廷“立意振兴”，饬令各督抚保荐有用之才。端方奏荐“济变之才”的江南监察御史于式枚及“敦信朴学、廉干有声”的安徽青阳县知县汤寿潜[13]37。而且，于式枚时任御史，按旧章本不准疆臣保荐。端方认为人才难得，胪举人才以裨时局之需，不必拘泥于旧章，敢于破旧立新大胆举荐，可见其求贤若渴之心。时隔半年，端方再次保举汉阳知府余肇康等员[15]3。次年二月，端方与时任湖广总督张之洞、湖南巡抚俞廉三恭折奏请，褒奖湖北补用从九品余永清。该员乐善好施二十余年，在湖北、湖南创办经营救生局三所，因年逾八旬请求卸任，并将历年募置产业遂入稞数、各月季捐款及原定章程，造册禀明立案，三局事务归并附近善堂接班。端方奏请由其自行建坊以昭激励[15]6。九月，端方再上《敬举贤才折》，并自称身膺疆寄，目击时艰，并且身处“吏道淆杂之时，尤以不染习气为贵”，故有廉能之可举之人，不敢壅蔽。此折中端方共举荐了“勤求民瘼”的罗田县知县陈树屏；“戢暴安良”的襄阳县知县李祖荫；“收买全境矿山、保持自由权利”的湖北候补知县萧端澍；“智略优裕、规划精能”的候补知县宝丰[15]15。

（二）奖励洋务人员

晚清以来，外交事务较前日益增多，出使人才关系紧要，“自非学优才胆不足以资任以济时艰”。清廷各官员往往中学根底深厚，而未能熟悉外情通知时变。“其精通西文稍识交涉者，又或沾沾自喜，器识未克闳深专对之才，殊难其选”。端方保荐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吴郁生，称赞其：“学术纯正、才识通敏，于交涉事件尤极究心。前在四川学政任内，创设东文学堂，派遣学生留学日本，多所成就。”同时，亦举荐随同其考察政治的参赞温秉忠。温秉忠是留学美国的毕业生，且中学亦颇能涉猎，出使各国考察时“遇事留心增长知识”[16]43。二员皆胜任出使之选，保荐以应录用。由此可知，端方所举荐之官员为各式各类的人才，特别是办理新式事务较得力的官员。端方举荐这些新式的人才和官吏，希望他们更好地为清廷办事，维护清朝的统治。

端方对于办理洋务的各员也奏请奖励。其曾上奏言，武汉为南北枢轴，随着创兴铁路、商务日辟“已骎骎直达上游”，天下大势日渐趋重于鄂中。各国宾客络绎不绝，电牍纷纭而至，日不暇给，鄂省洋务之繁重不下于南北洋。所有随办洋务各员都十分勤勉，故请每届三年照章请奖一次[15]25。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端方与张之洞联上奏折陈请，湖北洋务交涉日益繁重，历年随办洋务人员异常出力，再次奏请奖励[17]13。

光绪三十三年，时任两江穆勋司主事劳乃宣因修墓请假回籍。端方奏陈劳乃宣在办理洋务事件尽心筹划，悉协机宜，且该员学术纯正、学贯中西。其自称“遇有一切交涉无不与该员熟思讨论、斟酌施行”[8]13。故奏请赏加五品衔以示优异。光绪三十四年七月，端方奏请保奖江南制造局得力人员。他首先陈述制造局的重要性：“强国首在练兵，而练兵尤重制械军器专门之学。中国甫有萌芽培植人才，洵为急务。”江南制造总局在上海设立逾四十年，所制造枪炮弹药比以前大有进步，但仍无法与“西国媲美”。江南制造局未能扩充的原因，一方面由于财力匮乏，另一方面亦因为该局办事各员未受到鼓舞。而且制造局的总办力图整顿，平日奔走指挥异常辛劳。“虚词奖勉有时而穷，是以历练稍深讲求有得者。辄思他往乏术羁縻，自非择尤奖励，无以收因材器使之效”[11]40。故端方推荐江苏试用知县刘原道、翟佩铎等最为得力的七员，奏请给予奖励，以为制造局储备人才。

（三）嘉奖兴学育才官员

端方是“教育为本”[18]思想的实践者。对于致力于兴学育才的官员，端方更是大力举荐。振兴学堂，必先扶植师范。光绪三十年（1904年）二月，端方延聘前直隶霸州训导纪钜维为两湖高等学堂监督，其训课精勤、成材日众。又上年“开办文普通中学堂，复聘兼充改学堂监督，一切教课管理章程皆其手定，条理缜密，多士服从。足为各学堂所取法，察其操履端严、宗旨纯正，实为今日师范中不多见之才，故奏请赏加内阁中书衔以资激励”[17]58。

缪荃孙是近代著名的教育家、藏书家和史学家，曾是端方幕府的幕宾，也是近代图书馆和教育事业的先驱者之一，曾创办南菁书院、南京钟山书院等。光绪二十八年，缪荃孙将钟山书院改为江南高等学堂，任学堂监督，并负责筹建江南最高学府三江师范学堂，并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携柳诒徵等教员赴日本考查学务。归国后，仿日本东京大学建南京高师，是为南京大学校史之开端。光绪三十三年，受端方之聘，筹建江南图书馆。鉴于缪荃孙“宅心纯笃、学识渊通、淹贯古今、深明教育”，光绪三十四年正月，端方专上奏折陈请“赏加四品卿衔以昭奖励”[9]39。

端方不但推崇自己幕府之人，对于社会上对教育事业有杰出贡献的人大力举荐。光绪三十三年，端方调任翰林院庶吉士林世焘至湖南办理农业学堂，后调任江南学堂教务长。在湘办学三年，“计所成就之学生，光绪三十三年上学期，湖南农业学堂旧班生毕业一次；（光绪）三十四年上学期，高等学堂预科毕业升入本科。又推广升学新班学生一百余人，比原额几加一倍”。并查林世焘经术湛深、才优练达、热心教育、成材众多，“自任高等学堂教务长以来，著有学约谆谆以敦品，励学正心修身为劝，尤于世道人心有济。”故奏请“照进士馆毕业例引见授职”[10]31。

三、主张君主立宪

预备立宪是晚清政治体制的重大变革，端方是清朝统治阶级中极力主张立宪的开明官员。端方从最早参与维新变法的经历中，对西学和新政有了初步的了解和认识，从固守祖宗之法的顽固满族官僚中游离出来，不断结交立宪派人士，与张謇、郑孝胥、严复等立宪派的骨干力量交往甚笃①端方曾采纳张謇的建议，筹建南洋工科大学；与郑孝胥发起筹备南洋劝业会；支持严复任监督的复旦公学和郑孝胥任监督的中国公学。。出国考察政治的经历，使他更加开阔了眼界。归国后，结合清廷现状、效法西方立宪，编辑《欧美政治要义》和《列国政要》，系统阐释和宣传宪政思想。同时，端方接连上陈奏请立宪，主要奏折有三件：《请定国是以安大计折》、《请改定全国官制以为立宪预备折》和《请平满汉畛域密折》。端方的预备立宪思想主要体现在上述奏折和著述之中。

（一）“以立宪之旗息革命之鼓”

端方指出，“中国今日正处于世界各国竞争之中心点，土地之大，人民之众，天然财产之富，尤各国之所垂涎。视之为商战、兵战之场，苟内政不修，专制政体不改，立宪政体不成，则富强之效将永无希望”。作为世界上的两种政体——专制与立宪，端方认为专制常造成国家的动乱，立宪则可保证国家的稳定。况现今列强，虎视鹰瞵，未有统一人心，消弭内乱，“使有志之士知政府之可以为，然喁喁思竭其材，以应国家之用，上下一心，同御外侮”[19]48，并可以举国家之全力，提挈臣民之生活助其发达，“又以臣民之所愿欲相贺为理，而增长国力为其目的者也”[19]1，故“专制政体不改，立宪政体不成，则富国强兵之效将永无所望。中国而欲国富兵强，除采用立宪政体之外盖无他术”[20]31。可见，端方立宪的出发点是用宪法限制君主的权利，站在了清末改革的前列，他的主观目的在于一定程度上削弱君权以维护清廷的利益，客观上也为埋葬封建专制制度奉献了一份功劳。

（二）主张英德或日本的君主立宪制，而非美法的民主立宪政体

端方认为虽然专制与立宪有优劣之分，但是君主立宪与民主立宪仅仅是形式之分[21]199。其推崇君主立宪源于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国作为数千年之古国，深厚博大的固有文明，在世界上本居有甚高价值，若一切舍已从人，理所不可。况各国历史情事不同，一国有一国之国是，绝非可以完全相袭。端方依据自己考察政治时的所见所闻阐述：“所至各国，见其国之政治往往与其人民风俗之程度互相比附，及交其贤士大夫，与之议论，益深知其政策不行不能各国统一而微有所异同参差者，非不欲尽趋于至美至善之域也，实以人民之程度不均，施措因之而微异。”[20]76所以，端方所推崇的君主立宪制，其实质仍在于保留君主的地位与权利。

对于立宪政体的运行体制，端方主张应采用责任内阁、议会、司法三权分立制度。三者彼此之间，“各有其权能，各有其职守，各有其职任。不能于宪法所规定者有一毫之移动，有一步之出入”[20]32。端方建议仿照日本改革官制的方法，实行责任内阁制。所谓责任内阁，于内阁中设总理大臣一人及国务大臣数人，国务大臣以各部之行政长官充之。是谓阁臣。阁臣代君主对人民负责行权力，其行政善则位安，不善则为人民所怨。言及清政府具体的改革办法，端方亦做了详细的阐述：

以军机处归并内阁，而置总理大臣一人兼充大学士，为其首长，以平章内外政事，同任国政责成。置左右副大臣各一人，兼充协办大学士，为其辅佐，以协同平章政事，共任国政责成。……而令各部尚书皆列于阁臣。此三大臣者，常与各部尚书入阁会议，以图政事之统一，会议既决，奏请圣裁。及其施行，仍由总理大臣、左右大臣及该部尚书副署，使职权既专而无所挚肘，责任复重而无所推诿，如此则行政之大本立矣。[20]63

（三）端方的民权思想

端方将人民称之为“臣民”，其认为臣民的基本权利有：人身之自由、家庭之安全、居住转移之自由、信书之秘密、所有权之保障、信教之自由、言论著作印行结社之自由、请愿之权利、裁判之公平和登用之均等[19]166。并要求将臣民之权利载于宪法予以保证，无论在何时，不得以行政之目的，侵犯之制限。“凡对于臣民之行政事宜，无不准乎法律及法律范围内所发之命令，使有司执行之。又为保护臣民生活之重要权利，不许以行政权有所侵损。又如司法权从一切行政事宜中分划独立，以乎保护臣民之权利。其国务大臣收支国币，又必先以预算之数，经国会参与，极其平准乃行，凡此等类，皆为立宪政体最为枢密之要目也”[19]1。同时，端方建议君主与臣民应分担责任，共同管理国家。边陬之民，选举地方或国会之议员，间接参与国家事务；被选为议员的臣民，直接参与国务。臣民不能自视处于国务之外，而应视国家为自己之一家，忧国家如忧自己之族，“使臣民一人生活与国家全体之生活有合为一致之观”[19]5。只有把人民动员起来，才能“助长民生”，从而“增进国力”，达到富国强兵之目的。

纵览端方的宪政思想，其主观目的在于通过一定程度的削弱君权以取得主张立宪人士的支持[19]92，从而帮助清政府改变内外交贫的现状，以达到“皇位永固”的期望，进而最大限度地维护君权。因此，端方的宪政思想是具有局限性的。端方与资产阶级立宪派的利益与立场是不同的①迟云飞在《端方与清末宪政》（《辛亥革命史丛刊》（第九辑），中华书局1997年版）一文中将清廷中主张立宪的端方、袁世凯、奕劻等称之为“新洋务派”。张海林在《端方与清末新政》（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一书中将端方定位为“渐进主义改革者”。，其向往三权分立的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又幻想不触动君主政体，其总的政治倾向是保守的。但同时，端方又具有改革精神，主张建立君主立宪政体，对封建专制制度进行否定，客观上削弱了清政府的集权专制。而且，作为清末叱咤风云的封疆大吏，端方的立宪主张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朝中一些大臣如袁世凯、张之洞的政治倾向，给与清政府以内部压力，促使清统治阶级内部的分化，推动了清廷实行预备立宪，客观上有利于清末立宪运动的高涨。

四、为官爱民

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端方在讲求吏治的主张中，曾述及为官之道，其要义在于为官要以爱民为己任。端方历任地方大员，非常注意争取民心，重视赈灾济民。

（一）关心民众疾苦

端方在湖北任湖北巡抚、湖广总督三年有余，一直致力于治理江河与防洪抗汛，将关心民疾民瘼的思想付诸于实践。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端方调任湖北巡抚不久，便实地考察湖北省城堤坝修筑事宜，在给光绪帝的奏折中多次提到堤坝失修给沿江人民带来的困苦生活：“沿江一带南路旧堤年久残废，仅有堤形可按。北路间有小埂，每年夏间必为江水灌入。堤内之田数十万亩悉成湖荡坐弃，膏腴居民耕种失业极形困苦。”为此，端方提出修筑沿江堤坝的方案：“其旧存堤址大半距江岸甚遥，今则于沿江附近改作新堤，使旧日滨江被淹之地并包于新堤之内，涸出田亩不可胜数。南堤绵亘五十里，增筑一丈余不等，堤面一律宽二丈……外江之水既有堤以御汛涨，内湖之水须有闸以资宣泄，因与南北两堤择地建闸数座，因时启闭，蓄泄有资。”并且，在修筑大堤和闸坝的过程中，端方“督率民夫日夜赶筑，晴雨无间”，“每于闸堤出有险工，亲往查勘，督饬各员极力抢险”[15]16～18。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淮北一带因“小满前后阴雨连绵”，之后又“烈风猛雨历数昼夜之久，盐池冲毁一片汪洋，尽成泽国”，使得盐产量减半。次月，端方便上宽免盐务提解银两奏折，请示“因灾未办，江运与历年情形不同”，“此项提款遂无所出，岁入养廉，银两仅敷公用，再令照常筹缴实属力有未逮”，希望“暂准宽免一年”[7]11，进而减轻百姓的一些负担。总之，端方在担任湖北巡抚、湖广总督、两江总督期间，注意减轻徭役杂捐，兴修水利工程，使百姓减轻一些负担，同时他并未端坐高堂，而是深入百姓之中，了解人民的疾苦与需求，解决一些百姓之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二）督办赈务

清朝以来至民国之前，由清政府组织的官赈一直在赈务中居于主导地位。赈务能否有效解决地方荒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地方官员对于赈务的重视与督办程度。端方历任地方大员时期，十分重视赈务的管理与监督，并奖励督办赈务有力的官员与筹办义赈的绅商，为后世的灾荒赈济提供了些许历史借鉴。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端方上任陕西巡抚第二年，恰遇陕西大旱，整个“陕省灾重且广”，“亢阳少雨干暵日甚，以致麦豆禾苗下首全行失望。秋粮未种，种者亦鲜长成”，有些地方的灾民已经“有剥掘树皮草根以延残喘者”，许多州县出现了“哀鸿遍野”的危迫情势。对此，端方接连上奏折陈述灾情，并指出其为救灾采取的措施：“整顿厘税，讲求垦荒重办土票捐输，议加路盐价值以及裁节粮饷，撤并局所。凡有可以开源节流之处，无不次第举办搜括靡遗。今则无可开流无可节，而事变猝起，要需迭增遂，致库储倏空势成坐困，至于办赈必以筹粮筹捐为先。”因“上谕凡车驾所经之地，悉免钱粮”，所以他提出“惟盼（皇上）西幸”，以“得仰借宸慈镇抚黎庶，不至因饥馑而别出事端”[13]18。

对于督办赈务得力的官员，端方不计其过大力举荐嘉奖。光绪三十二年十月，福建按察使杨文鼎因过错被降调。之后，端方委任其督办江北赈务。次年五月，端方上奏折为其请求开复，指出杨文鼎“独任艰巨，殚心区画布置悉协机宜，一月之内将留养数十万众资遣完竣全活灾黎无算，大局转危为安，江淮士民同声感颂”，并称“方今时局艰难，得人为亟”，而且杨文鼎在“此次江北赈务坚苦卓绝，力果心精弭患无形，厥功尤伟”，“政绩确有实效，求之近今司道中，洵属不可多得”，所以才“据实论荐”[16]33。同年八月，端方还专门上奏折请奖励办赈的义绅，凡是在江北水灾出过力的义绅择优一一列出其筹办赈务的事迹，特别详述了吕海寰、盛宣怀筹赈款与办义捐的事宜，并“恳颁赏匾额，以示旌奖”[8]18。同是关于江北赈务，对于办理赈务不力的官员，端方则严惩不贷。光绪三十二年十一月，端方在同一奏折中纠参十几名官员，其明确指出：“朝廷设官，原以为民乃于救荒要政，且亦漠不关心，平日吏治尚可问乎？”所以对于“（赈务）办理不善各员，亟应随时分别撤换严参”[7]14。

五、趋新与守旧

晚清以降，吏治腐败严重腐蚀和瓦解着清王朝的统治力。端方作为满族权贵，其出洋考察的特殊经历使他意识到自己的国家不仅经济与军事落后，而且政治和教育制度亦非常落后。其致力于整顿吏治，摒弃捐纳保举之旧法，注重奖励追求学习新知之官吏，尽力以才取人，可以说是晚清少有的明臣与能吏。然而，端方作为清朝体制内的官员，仍无法跳出封建制度的窠臼。当故人相托求助之时，端方依然竭力相助。光绪二十九年三月，时任河南巡抚的陈夔龙，为其侄入湖北学堂学习，函寄端方请“推爱关垂，勤施渑督”[22]190。同年九月，宝熙为同年罗善宝谋取官职，请求端方赏委罗善宝“一稍优之差”或“委署一佐杂之缺”[22]194。而且，端方在直隶总督任时，亦为其子的京剧老师——中国著名京剧乐师陈彦衡谋得一京官，陈彦衡得以举家迁往京师。由此可见，端方亦并非全然拒保举捐纳于门外，其政治改革背后的传统文化之惰性显露无遗。端方的吏治改革与清末新政的步伐与宗旨显然是一致的，二者的思想根基亦是相通的。无论整肃吏治、举荐人才抑或是预备立宪，都是在其固守的文化背景和思想基础下进行的。

任何一种变革，无论是被动之变，抑或是主动之变，都是新旧转型的过程。清末十年是新旧转型提速的十年，端方在新旧之间的变化和纠结也十分明显。端方身处其间，既摒弃亘古不变的传统之法，又反对全盘效仿西方的激进之法，其思想在两者之间徘徊。选择趋新，就要放弃前半生所崇奉的仁义道德；选择恋旧，就要看着自己的朝廷一天天走向衰亡。然而，端方既非清末保守人士的中坚力量，亦非直接施恩惠于维新、革命党人的开明人士，但他一直处在旧与新抉择的状态。

纵览端方的吏治思想与实践，其始终在趋新与守旧之间挣扎。无论端方多么开明，始终是清朝体制内的革新派，不能蜕变为“新”人。然而，挽救清王朝体制的根本方法在于推翻旧的自我，实现自我的重新塑造，这是“端方们”所无法做到的，亦决定了“端方们”所致力的改革失败的必然性。端方的悲剧，是时代的悲剧。然而，历史地审视，端方整肃吏治、举荐人才及教民养民的思想与实践，或可为当今政治改革提供了些许借鉴与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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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匋斋（端方）存牍[M]//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丛刊：30.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6.

［责任编辑：李严成］

［收稿日期］2015-09-25

［作者简介］闫长丽（1983-），女，山东菏泽人，北京交通大学人文学院讲师，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研究。

［中图分类号］K25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4799（2016）02－009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