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寺布局中心由“佛塔”向“佛殿”转化原因浅析

2016-03-09 16:33和瑞欣
甘肃开放大学学报 2016年3期
关键词:精舍佛塔本土化

和瑞欣

(兰州大学 敦煌学研究所,甘肃 兰州 730020)



中国佛寺布局中心由“佛塔”向“佛殿”转化原因浅析

和瑞欣

(兰州大学 敦煌学研究所,甘肃 兰州730020)

[摘要]建筑是一个民族的历史及所在区域的地域特征在现实生活中的综合反映,其重要性长久以来不被人所关注。佛教传入中国初期,在其教义与本土文化碰撞融合的过程中,外来建筑文化与本土建筑文化逐渐走向融合,形成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佛教建筑。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散见于正史和部分佛教典籍中关于佛教建筑的记载进行整理,考察佛教传入中国早期佛寺布局中心由“佛塔”向“佛殿”转化的过程,进一步分析其演变原因。

[关键词]佛教;建筑;佛塔;佛殿;精舍;本土化

佛教自传入中国之日起,或自主或被动地与本土文化冲突与碰撞,交往与融合。为了方便传教,外域法师弘扬佛理之时,注入中国本土文化中的元素,使其更容易为各阶层人士接受。佛教还获得了世俗社会中王者的支持。与此同时,带有古印度特色的佛教建筑也开始普及于被传播地区。佛教东传线路上的犍陀罗和阿姆河以北地区皆有佛教建筑遗存,中国境内历朝历代的塔、寺院、石窟等佛教建筑更是不胜枚举。

佛教传入中国早期,其建筑形制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一方面,古印度佛教建筑中标志性的窣堵坡注入了中国本土楼、台的元素,演变成为包括楼阁型塔在内的式样繁多的中国佛塔;另一方面,带有异域特征的石窟、佛塔以及佛寺等佛教建筑在中国本土遍地开花。本文以佛寺这一建筑为研究对象,把握佛教传入中国早期佛教寺庙布局中心由佛塔逐渐演变为佛殿的过程,即以塔为中心,塔和堂并立和以佛殿为中心三个阶段,下面展开详细论述。

一、 汉魏西晋时期的佛寺布局

汉魏西晋时期,外来佛教建筑风格与中国本土建筑初步接触。这时的佛寺布局与古印度的佛寺布局大致相同,仍以佛塔为中心建筑,基本布局相对简单。

最早接触佛教的是当时社会上层统治阶级,他们多把佛教视为神仙方术一类,加以崇拜。东汉广武帝的儿子刘英在“诵黄老之微言”的同时,“尚浮屠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大交通方士,作金龟玉鹤,刻文字以为符瑞”[1]。东汉汉桓帝“好音乐,善琴笙,饰芳林而考濯龙之宫,设华盖以祠浮屠、老子”[2]297,将佛教与黄老之学混为一谈。此时人们对佛教的认识和理解尚且停留在基础层面,说明在中国上层统治阶级的思想里传统文化根深蒂固,佛教甫一传入根基不稳。

佛教传入中原之后修建的第一座佛寺是白马寺。“白马寺”一称取中国古代政府接待王公贵族和外来贵宾的“鸿胪寺”的“寺”一字,这种建筑形式又多被称为“寺庙”。庙是中国人祭祀祖先、供奉神仙的场所,把“寺”与“庙”放在一起称呼佛教建筑,把外来的佛陀当成是神仙的一种,说明当时人们对佛寺的理解中掺杂着中国原有的鬼神观念和文化。此外,就建筑角度而言,寺原意是为皇帝办事的机构,内皆有殿堂,寺庙一称又带有宫殿式的色彩在里面。可见佛教自进入中国之初便带有本土化的元素。

《魏书·释老志》中提到白马寺建立的因缘:“孝明帝夜梦金人,项有日光,飞行殿庭,乃访群臣,傅毅始以佛对。帝遣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出使天竺,写浮屠遗范……愔之还也,以白马负经而至,汉因立白马寺于洛城雍关西。”[3]3025其中描写的梦境或有夸大的成分,但是不难看出,佛教最初传入中国的活动,是被统治阶级所承认的。

白马寺经过历朝历代的迁址和修葺,其原貌已不存于世,只能通过文献记载了解一二。就其建筑布局而言,史料记载其“自洛中构白马寺,盛饰佛图,画迹甚妙,为四方式。凡宫塔制度,犹依天竺旧状而重构之。从一级至三、五、七、九。世人相承,谓之‘浮图’,或云‘佛图’”[3]3029,浮图即为佛塔。可见,它仍以佛塔为建筑中心,基本承接天竺的佛寺布局。

汉献帝初平年间,笮融在长江下游的丹阳郡(今南京一带)私人修建佛寺。史料记载:“大起浮屠寺。上累金盘,下为重楼,又堂阁周回,可容三千许人。”[4]笮融所建的浮屠寺,以“上累金盘,下为重楼”的造型以佛塔为中心,周围有堂阁环绕,塔里可同时容纳三千多人在里面礼拜念佛。

就建筑的角度而言,浮屠寺与天竺的布局基本相似,却有其自身特点。首先,规模很大,可容纳三千余信徒。其次,作为佛寺中心的佛塔,其塔身上部是“金盘”,即古印度佛塔的宝刹部分。下部是“重楼”,这种高台建筑古已有之,它的兴盛则在春秋时期,到秦汉魏晋时期与中国的木结构传统融合,出现了诸如秦阿房宫、汉未央宫和魏铜雀台等高楼建筑,蕴含着中国古代人们敬天尊神、求仙飞升以及人神感应的文化内涵。此时期,外来的佛塔吸收了中国的重楼高台的元素,将天竺的宝匣和相轮造型与中国古代的木结构高层楼阁结合起来,为后来楼阁式佛塔的出现提供了范式。再次,“堂阁周回”的描写,说明在佛塔周围,有走廊和堂阁的围绕。

《三国志》卷四十九《吴书·刘繇传》中也有类似记载:“笮融,丹阳人,……大起浮屠祠,以铜为人,黄金涂身,衣以锦采……垂铜槃九重,下为重楼阁道,可容三千余人。”这里的“铜人”用黄金镀身,显然是对佛像的描写。佛像在这一时期依附于佛塔,并没有专门的放置场所。

三国的东吴政权在孙权当政时期,在天竺僧人康僧会的主持下建立了建初寺。史料记载:“时孙权已称制江左,而未有佛教。会欲运流大法,乃振锡东游。以赤鸟十年至建业,营立茅茨,设像行道……权大嗟服,即为建塔。以始有佛寺,故曰建初寺,因名其地位佛陀里。由是江左大法逐兴。”[5]可见,这时期的建寺活动依然以建塔为重点工程。

到了西晋时期,佛教进一步传播,信众广布,寺塔林立的现象出现。“晋世祖武皇帝大弘佛事,广树伽蓝;晋惠帝洛下造兴胜寺,常供百僧;晋愍帝于长安造通灵、白马二寺。友西晋二京,合寺一百八十所,译经一十三人,七十三部;僧尼三千七百人。”[6]这时期不仅对入教的僧侣放宽限制,佛寺的兴建也处于不断上升的过程中。

总之,在这一时期佛塔仍是佛寺的主体,佛殿等其他本土化建筑物的出现,则是在西晋之后。

二、 东晋到南北朝前期的佛寺布局

东晋到南北朝时期是佛寺与中国本土建筑逐步融合的时期。尤其是在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和南朝梁武帝大肆崇佛这一时期,佛寺才算是真正步入了本土化的阶段。本文将以北魏熙平元年(公元516年)为分界线,将魏晋南北朝的历史分为两个阶段进行探讨。首先叙述的是东晋到南北朝前期的佛寺布局。

西晋末年,中原大乱,民不聊生。人们渴望摆脱苦难和安定生活的期望很强烈,佛教的灵魂不灭、生死轮回和因果报应的思想受到上层统治阶级和下层普通百姓的推崇。对前者来说,可以麻痹被统治阶层;对后者来说,找到了一条精神解脱的道路。总之,在这一时期,佛教逐步站稳脚跟。佛寺建筑也随之发生了演变,出现了造寺和造像的高潮。

佛塔仍是这一时期重要的佛教建筑,建寺必在其中心位置建塔。同时,佛寺内出现了新的建筑形式——佛殿。北魏武帝拓跋焘天兴元年(公元398年)修整宫舍,“始作五级浮屠、耆阇崛山及须弥山殿,加以缋饰。别构讲堂、禅堂及沙门座,莫不严具焉”[3]3030。这是史料中关于佛殿建立的最早记载。就放置佛像的场所而言,佛塔和佛殿在不同的时间阶段担任这一角色,或有重叠。佛像产生之初依附于佛塔,佛殿出现之后,则多出现于佛殿之中。

笮融修建的佛寺中“以铜为人,黄金涂身”的描写说明最迟于东汉末年,佛像已经传入中国。佛像的广泛流行则在东晋十六国时期。佛像最初多为可以安置在台案之上的小型佛像,对空间条件的要求并不是很大。此后,大型佛像和多尊佛像出现。史料记载,东晋释道安建立檀溪寺时,供奉的就是体量高大的佛像。“凉州此时杨弘忠送铜万金……苻坚遣使送外国金箔倚像,高七尺,又金坐像、结珠弥勒像、金缕塑像、织成像,各一张。每讲会法聚,辄罗列尊像。”[7]而早期的佛塔多有中心柱,这就决定了其内安置的佛像数量不能超过四个方向的四座,且不能过大,这就使得佛像的空间要求得不到实现,佛殿的出现成为必然。

北魏文成帝兴光元年(公元454年),平成五级大寺铸造五座一丈六尺高的佛像,佛塔内难以安置,只能另设佛殿供奉[2]3036。南朝宋元嘉二年(公元425年),驸马王景琛“以王坦之祠堂地与比丘尼业首为精舍。十五年(公元438年),潘淑仪施西营地以足之,起殿。又有佛殿二间,泥素精绝,后代希有及者”[8]。也是关于佛殿建造的记载。

此时的佛寺以北魏时期的永宁寺为代表。永宁寺为灵太后胡氏于熙平元年(公元516年)在洛阳所建,它前有寺门,门内有塔,塔后有佛殿,并且严格按照中国传统建筑布局的沿中间轴线的要求排列。“中有九层浮屠一所,架木为之,举高九十丈……浮图北有佛殿一所,形如太极殿。中丈八金像一躯、中长金像十躯、绣珠像三躯、织成五躯,作功奇巧,冠于当世。僧房楼观一千余间,雕梁粉壁,青璅绮疏,难得而言。”[9]16可见,此时的佛寺仍以佛塔为中心,而专门放置佛像的佛殿则作为中轴线上的次中心建筑出现。永宁寺殿中的佛像“中丈八金像一躯、中长金像十躯、绣珠像三躯、织成五躯”,如此大的佛像不被安置在佛塔内而安置在佛殿内,是因为佛塔的内部空间不够吗?自然不是。《洛阳伽蓝记》里有记载:“中有九层浮屠一所,架木为之,举高九十丈”。可见,永宁寺塔里有足够的空间来放置这几尊佛像。将佛像放置在殿中而不是塔中,只能说明当时的人们认为佛殿比佛塔更适合放置佛像。

如此可知,最迟到北朝初期,佛寺的建筑布局和形式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即佛殿在佛寺布局中占有了重要地位,逐渐取代佛塔的中心主体位置。

三、 南北朝中后期的佛寺布局

南北朝后期,广修佛寺。建寺活动主要由国家主持,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有“皆是百姓卖儿贴妇钱”[10]的说法。据史料记载,北朝正光(公元520-524年)以后,有僧尼二百万,佛寺三万多所[11]。南朝首都建康就有佛寺五百多所。此时期的佛寺基本完成其本土化的过程,真正融入了中国建筑文化之中。

这一时期的上层人士和富商大贾为了表达和实现其宗教信仰,将自己的住宅和苑囿捐赠给寺院或者僧侣,“舍宅为寺”之风盛行。因为是现成的本土建筑,在原有的建筑布局中,殿是作为主体而存在的,没有足够的空间来安置佛塔。因此,或者将佛塔的规模缩小,或者将佛塔移建在别的院落中。

北魏末年用宦官刘腾捐赠的宅邸建立寺庙,“一里之内,廊庑充溢。堂比宣光殿,门匹乾明门……以前厅为佛殿,后堂为讲室”[9]40。寺内并没有设立佛塔。

《洛阳伽蓝记》中就有在平等寺、冲觉寺和大觉寺三座舍宅为寺的寺庙别院中建立佛塔的记载,其中大觉寺所建为砖浮屠,为后来佛塔从佛寺的中心地带移出做出了先例。

后世的佛寺大多依照这种布局形式,主要建筑物沿着中间轴线纵向排列,其余附属建筑物则分建两边,成为多进的院落式建筑群。这种庄严肃穆的建筑形式与中国古代宫殿建筑相似,这样更容易吸引僧侣和世俗信徒,也容易被外来的僧团组织所接受。

最迟到隋、唐初期,佛寺布局本土化基本完成。然而时间久远,这一时期的佛寺建筑基本不存,只凭史料也很难直观地了解其布局形式。因此,笔者将引用对同时期日本佛寺的介绍,借以直观认识以佛殿为中心的佛寺布局的基本内容。

日本奈良的法隆寺是现存的飞鸟时期即中国隋代时期的寺庙,法隆寺将佛塔和金堂并列放置于庭院当中的中轴线两侧,塔、堂并重布置。奈良的药师寺是奈良时期即中国唐初年的寺庙,佛殿被放置在中轴线上,体现其主体地位,双塔则分列在殿前两侧,是典型的以佛殿为主体的佛寺建筑。稍晚时期的东大寺是以佛殿为中心的佛教寺庙的典型,寺庙中轴线上只有中门、佛殿和讲堂,庭院由廊庑围合而成,也是最接近于宫殿的建筑。

可见,以佛殿为中心的佛寺,其基本布局完全采用我国传统建筑文化中的中轴线对称原则。主要建筑物,如山门、大殿和经堂等,位于中轴线之上纵向排列。在中轴线之外的旁院中,则安置其他佛教建筑,如僧房、浴室、厕所和后来出现的观音院、祖师院、翻经院等新的建筑形式。

四、佛寺布局的中心由佛塔向佛殿转化的原因

佛塔是由天竺的窣堵坡发展而来的中国式佛教建筑,自其引入中国之始,就被作为佛陀的象征受到广大信徒崇拜。佛像出现后,佛塔作为其安置之处继续受到广大信徒和僧侣的礼拜和信仰。然而,自南北朝起,出现了在佛殿中供奉佛像的现象,佛塔的中心地位也逐渐被佛殿所替代。究其缘由,大略可以分为以下几点。

首先,佛像出现后,佛塔本身的内部结构不利于佛像的供奉。这一点上文已有论述。总之,在供奉佛像这一方面,中国人认为佛殿比佛塔更加适合。

其次,“舍宅为寺”客观上推动了佛殿中心地位的转变。这种在原有的宅邸和苑囿的布局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佛寺,与当时专门建造的佛寺略有不同。后者仍突出佛塔的中心地位,将其建在中轴线的中心部位;前者则因由现成的殿堂所限,很难保证佛塔的几何中心位置,勉强新建的佛塔也多设在别院,规模小于佛殿。

再次,佛殿的中心地位符合中国传统社会皇权至上的要求。皇权不只要掌控世俗世界,更要做宗教世界的代言者。《大戴礼记》记载:“古者圣王明义,以别贵贱,以序尊卑,以上体下,然后民知尊君敬上,而忠顺之行备矣……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12]这样一来,中国古代的世俗社会中没有一种建筑的规模敢于与皇城内气势恢宏的大雄宝殿相媲美。然而,佛教寺院内佛殿金碧辉煌的程度却甚于除帝王宫殿外的所有世俗建筑,这与皇权的支持不无关系。

汉魏南北朝佛教传入以来,除去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两次灭佛之外,统治阶级对佛教基本上持支持态度。具体表现就是佛像帝王化和佛殿的大肆修建。东晋时期,高僧释慧远有“沙门不敬王者”的言论。北魏的僧人法果驳斥了这一言论,并且尊称天子为当今的如来,即把世俗社会的最高统治者天子放在宗教领域的同等高度。北魏文成帝兴光元年(公元454年),“是年,诏有司为石像,令如帝身。既成,颜上足下,各有黑石,冥同帝体上下黑字。……敕有司于五级大寺内,为太祖以下五帝,铸释迦立像五,各长一丈六尺”[2]3036。也是关于佛像帝王化的记载。

佛像帝王化的直接结果就是佛殿的宫殿化。既然佛像是天子在宗教领域内的代言人,那么佛像所居住的地方必然是气势恢宏的宝殿。佛殿的外观、内部陈设以及佛殿周围旁殿的布局都与皇家宫殿相似。前文引记载北魏永宁寺的史料中,就有描写永宁寺的佛殿外形“形如太极殿”一句。

五、 结语

从以佛塔为中心的建筑布局,向佛塔、佛殿共同作为主体建筑,再向以佛殿、佛堂为主体的宫殿式寺庙建筑群的演变过程中,佛塔逐渐淡出佛寺建筑群的中轴线,而佛殿则以其宫殿化的外部形式和帝王化的殿内佛像在中轴线上站稳了脚跟。隋唐以后,以佛殿为主体的佛教寺庙布局基本已成定制。

正如梁思成在其《我们所知道的唐代佛寺与宫殿》①一文中所提到的,“中国的宗教建筑,与非宗教建筑,本来就没有根本不同之点,不像欧洲教堂和住宅之迥然不同……佛殿并不是预备多数人听讲之用,而是给佛住的,所以佛殿是佛的住宅,与我们凡人的住宅功用相同,差别不多”。在这种文化土壤里演变而来的中国本土佛教建筑,其布局和形制必然向中式的宫殿和宅邸靠拢。佛殿的出现和中心化成为必然。

注释:

①被收入萧默.敦煌建筑,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3:6.

[参考文献]

[1]范晔.后汉书:7卷[M].李贤,等,注.北京:中华书局,1982:1428.

[2]范晔.后汉书:42卷[M].李贤,等,注.北京:中华书局,1982.

[3]魏收.魏书:114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4.

[4]范晔.后汉书:73卷[M].李贤,等,注.北京:中华书局,1982:2368.

[5]释僧佑.出三藏记集:13卷[M].苏晋仁,苏链子,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5:513.

[6]释道世.法苑珠林校注:100卷[M].周叔迦,苏晋仁,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3:2889.

[7]释慧皎.高僧传:5卷 [M].汤用彤,校注;汤一玄,整理.北京:中华书局,1992:179.

[8]许嵩.建康实录:下册 12卷[M].张忱石,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6:411.

[9]杨衒之.洛阳伽蓝记校笺[M].杨勇,校笺.北京:中华书局,2006.

[10]肖子显.南齐书:53卷[M]. 北京:中华书局,1983:916.

[11]李延寿.南史:70卷[M].北京:中华书局,1975:1721.

[12]刘雨婷.中国历代建筑典章制度:大戴礼记12卷[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10:37.

[责任编辑张亚君]

收稿日期:2015-12-3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归义军时期敦煌僧人身份社会化研究”(15BZJ017)。

作者简介:和瑞欣(1993-),女,河北邢台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历史文献学。

[中图分类号]TU-098.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4630(2016)03-000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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