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憎恨的 “重庆之蛙”

张超

1928年8月，国民党在南京创办“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广播无线电台”，简称“中央广播电台”。

“东亚第一台”让日本震惊

起初，因国民政府财政拮据，电台发射功率仅为500瓦，还不及现在的县级电台。电波只能覆盖我国东南局部地区，而不能覆盖全国，这让作为“党国喉舌”的“中央广播电台”非常尴尬。电台开播不久，其创办人陈果夫就与国民政府委员戴季陶、叶楚伧等会商，决定提升功率到10千瓦。之后为长远打算，又将功率增至50千瓦。面对陡然增加的发射功率和预算，国民党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18次常委会还是顺利审议通过，令积极筹建。

国民政府招标，德国得力风根公司中标。可是电台建成后，造价不变，发射功率却增加到了75千瓦。据说，按照当时德国公司的传统，造价中包含了给设备经办人20%的佣金，但是包括陈果夫在内的国民党几位经办人都没有收取这笔不菲的佣金，德国公司便决定在50千瓦的基础上增加25千瓦。电台台址选在南京西郊濒临长江的江东门，发射塔为两座，高400尺（约132米），各重65吨，这也成为当时南京最高的现代建筑。

1932年3月，“中央广播电台”扩建完成，11月12日借孙中山66岁诞辰之际，电台举行了隆重的开播仪式。扩建后的“中央广播电台”举世瞩目，号称“东亚第一，世界第三”。当时亚洲广播业最为发达的日本，所有的电台功率加起来也比不过国民政府的“中央广播电台”。这让日本媒体大为震惊，称这座电台为“怪放送”。

根据当时的监听记录，扩建后的“中央广播电台”电波，东达美国西海岸，东北至美国阿拉斯加，东南远及新西兰，南至澳大利亚，西到我国青海，西南至我国云南，可谓覆盖半个地球。

“党国喉舌”的浴火重生

1930年年初，“中央广播电台”的节目内容包括新闻、时事述评、政治报告、名人演讲、儿童节目、音乐和气象、常识等。九一八事变后，民众抗日呼声高涨，部分民营商业电台加入抗日的广播行列，播放抗日前线消息、爱国歌曲等，但此时的“中央广播电台”则完全成为国民党的宣传工具，在“攘外必先安内”的幌子下，广播中充斥着“剿共”才能“救亡”的政治鼓动。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国民党军队在日军的攻势下节节败退。南京面临失守，“中央广播电台”奉命播发《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之后，国民党军政机关及人员开始撤离南京，先迁往武汉。号称东亚第一台的“中央广播电台”也于11月23日晚在南京进行了“告别广播”，从11月24日起，播音工作由长沙广播电台（发射功率10千瓦）、汉口广播电台（发射功率5千瓦）、汉口短波广播电台（250瓦）三家地方电台接替。“中央广播电台”在南京停播后，员工分批撤离南京，并将发射机等可以搬运的重要机器部件拆卸运往汉口，破坏了一些无法拆运的机器设备，使敌人无法在短期内修复使用。12月13日，南京沦陷。

在武汉、长沙等三座电台通过联播接替“中央广播电台”播音期间，“中央广播电台”在重庆的复建工作也在暗中进行。工作人员将从南京拆下来的设备辗转运至重庆，又从英国采购来35千瓦短波发射机部件。

1939年3月，“中央广播电台”在重庆复播。而当时已经在重庆开播的“中央短波广播电台”（1940年1月定名为“中国国际广播电台”）6月被并入“中央广播电台”。自此，战时的“中央广播电台”兼具对内广播和对外广播两种职能。今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前身是延安新华广播电台，为了区别，下面将国民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简称“重庆国际台”。当时“重庆国际台”开办有英、俄、日、法、马来、缅甸、荷兰、法、西班牙、越南语等10种外语节目，还开办了国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潮州话、海南话、上海话、藏语、瑶语、蒙语等节目。

令日军憎恨的“重庆之蛙”

当年的东京报纸这样写道：“我皇军飞机大炸重庆，那里的青蛙全都炸死无声，为什么那个扰人心绪的中央电台还是叫个不停？”于是这个“叫个不停”的电台就有了“重庆之蛙”的别称。在日本侵略者看来，这只“青蛙”是眼中钉，而对整个中华民族来说，正是有了这只“青蛙”，才让抗日的声音传遍中国和世界。当时，中国一线军民与日军、伪军正面作战，战场背后还有一场没有硝烟的广播心理战。日本广播和沦陷区的日伪广播，对中国军民实行奴化教育，歪曲真相、颠倒黑白，企图在精神上瓦解中国人民的抗日斗志。“中央广播电台”和“重庆国际台”便肩负起了与日本广播、日伪广播较量的使命。

“中央广播电台”开办“抗战讲座”“战地通信”“民族英雄故事”“抗战歌曲”等节目鼓舞军民士气，《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打回老家去》等抗日歌曲通过电波传到前线。电台还邀请共产党人、抗日将领、国民党内抗战派人士、国际友人等进行广播演讲，周恩来、宋庆龄、冯玉祥、郭沫若、沈钧儒等人都到“中央广播电台”发表过讲话，号召民众团结抗日、抵御外侮、争取世界和平。

为瓦解敌军士气，“中央广播电台”还利用战俘对日军进行心理战。1939年5月，日军被俘上尉植进，在“中央广播电台”播音室对日本士兵和日本国内同胞做了题为“东亚和平被日本军阀破坏”的广播讲话，用亲身经历揭露日本军阀的法西斯主义面目和日军高层的欺骗宣传，呼吁日本同胞早日觉醒。电台还时常播放前线战场遗留下来的日军日记和信件，那些思乡的内容引起了日军士兵的共鸣。

在对敌广播工作中立下汗马功劳的是日本反战人士绿川英子（原名长谷川照子）。她在国民党中央电台对日播音中，一直工作至1940年夏。她毫不避讳地向世界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报道中国人民抗日斗争的英雄事迹，被日本东京的《都新闻》谩骂，称她是“用流畅的日语，恶毒地对祖国作歪曲广播的娇声卖国贼”，她在日本的亲属也受到株连，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曾寄恐吓信给她的父母，要她“引咎自杀”。

在争取国际支援上，“重庆国际台”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当时“重庆国际台”还与美国的电台进行联播，让中国的对美宣传更具针对性和影响力。国民政府也借“重庆国际台”的广播向欧美求援，而杀手锏就是“宋氏三姐妹”。抗战期间，宋氏三姐妹凭借雄厚的家族背景和留美资历，通过广播演讲积极宣传中国的抗战立场，争取美国政府支持，影响美国舆论，为中国抗战获取国际支援起到了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珍珠港事件爆发后，远东反法西斯各盟国电台纷纷落入日本人手中，这使“中央广播电台”成为盟军在远东唯一可利用的短波电台，当时在重庆的外国记者都利用这个电台转播、发稿。“中央广播电台”成了中国冲破日军封锁唯一的电波出口。

因此种种，日军对电台憎恨至极，将之列为重点打击目标。

为了确保电台不被一锅端，电台的设计也是费尽了心思。整个电台包括三部分，总部在现在的重庆广播电台，发射台和播音台在今重庆沙坪坝华宇广场大楼地下，电台发电厂和备用电台则坐落在今沙坪坝土湾，是一个碉堡建筑。1938年8月28日和9月3日，“重庆之蛙”的短波机房和电力厂接连被炸，损失巨大。随后又被多次轰炸。1940年9月底，“中央广播电台”的机器迁入坚固的地下防空设施，保障了“蛙声”不断。

1945年8月9日，“中央广播电台”得到令人振奋的消息：日本可能无条件投降。电台播音员靳迈、潘永元彻夜加班，等候确切消息。在第二天下午，终于得到证实：日本内阁通过瑞士政府，正式向中国政府转达无条件投降的请求。当晚，播音员潘永元、靳迈几次用手绢抹去难以抑制的泪水，扭开话筒开关：“各位听众，现在播送重大新闻……”日本决定无条件投降的消息最先通过“重庆之蛙”传遍中国。

8月14日，日本天皇正式下令向盟国无条件投降并于15日广播，“中央广播电台”用国语、日语等多种语言播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