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防正行影片中的底层人物形象

[摘要]周防正行被人们视作日本当代导演中最有知识分子风格的一位，在周防正行各个类型的电影中，观众不难发现其几乎都渗透了周防对底层人物的关注。相比起宏大叙事以及权力话语，周防更热衷于表现日本当代社会底层群体的生活困境以及精神世界，在对这些小人物的塑造中彰显着自己的审美追求与政治诉求。文章从边缘地位中的不断拼搏、脆弱人生中的彼此守望、逆境中的秉持信念三方面，分析周防正行影片中的底层人物的形象塑造。

[关键词]周防正行；日本导演；底层人物

日本电影在20世纪80年代遇到了发展的瓶颈，无论是制片厂抑或是优秀导演都出现了匮乏、断层的状况，以至于让人怀疑日本电影已经没落。而此时兴起的“日本新电影运动”则一扫日本电影萎靡不振之势，大批新秀导演脱颖而出，让日本电影再一次受到世界的瞩目。[1]周防正行（Masayuki Suo，1956—）便是其中的一位。周防正行的特色便是既能够在电影中体现自己作为一名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又能够使电影满足娱乐大众的需要，能够成熟地游走在出世与入世之间。如其娱乐片《五个光头的少年》（1989）、《谈谈情，跳跳舞》（1996）等可谓是雅俗共赏，而《即使这样也不是我做的》（2006）与《临终的信托》（2012）则凸显了周防正行的社会责任感。除了故事片外，在纪录片方面，周防正行也利用《舞吧，卓别林》（2011）等让观众通过一种艺术来窥探另一种艺术，显示出自己导演艺术的多面性。而在周防正行各个类型的电影中，观众不难发现其几乎都渗透了周防对底层人物的关注。相比起宏大叙事以及权力话语，周防更热衷于表现日本当代社会底层群体的生活困境以及精神世界，在对这些小人物的塑造中彰显着自己的审美追求与政治诉求。

一、边缘地位中的不断拼搏

“最伟大的艺术作品，应该直接触及现实生活的问题和人物，触及人类的经验，总是为当代的问题去寻求答案，帮助人们理解产生那些问题的环境。”[2]底层人物的出现是社会转型与发展的产物，同时他们也是社会在转型与发展过后被抛在了主流社会之外，远离社会发展成果的人。周防正行的电影中不乏这样处于边缘地位的人物，他们无论是在物质抑或是精神上往往都面对着某种匮乏的状况，尽管并不至于无法保证基本的生存，但是在他们的身上依然可以看到日本当前社会结构或政策的某些不合理（其中固然也有人物自身的问题）。然而周防正行对这一类底层人物进行表现，并不代表他有着迫切的影响政策的制定与执行或对新闻媒体进行干涉的需要，比起凸显人物的凄惨，周防正行更愿意从另一个侧面来委婉地表达自己对他们的肯定与同情，即反映他们的奋斗历程，介绍这一类人物是如何在资源匮乏、生存环境龌龊混乱的情况下依然保持着对生活的希望。

例如，在《窈窕舞妓》（Lady Maiko，2014）中，主人公西乡春子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处于社会边缘的小女孩。她出身于鹿儿岛乡下，家境一般，外貌平平，由于爷爷和奶奶来自不同的地方，因此从小跟随爷爷、奶奶生活的春子操着一口鹿儿岛与津轻地区的混合方言，这样的口语固然体现了春子伶俐的一面，同时也给她增添了不少“土气”。在文化水准也不高的情况下，春子的未来可以说是平凡甚至黯淡的。然而春子却始终有一个理想，即成为耀眼的舞妓。周防正行的功力便在此被体现了出来。拍摄舞妓题材从外部原因来看，与当时急于提振经济，输出日本传统文化以吸引外国人的大环境有关，当时也涌现出了一批表现日本美丽风景与柔美礼仪的影视剧。而就影片的内部来看便不难发现，实际上舞妓在日本尽管也被认为是一种精通艺术的“工匠”级别职业，但实际上依然处于社会底层，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绝大多数舞妓都是出于生计才从事该职业，并且一旦从事就必须女承母业代代相传。即使是在春子所生活的当代，舞妓也没有改变取悦他人（尤其是男性），满足对方享乐欲与占有欲的本质，这也是在春子的时代年轻人认为舞妓职业已经过时，只能作为文化遗产而存在的原因之一。因此，一个悲哀的事实便在电影中显现了出来，对于居于底层的春子来说，从她的见识与社会地位来看，她所念念不忘，并花费了巨大的努力来实现的梦想，实际上只是成为一个生活条件稍稍得到改善，地位得到少许提高的另一个底层人而已。在电影中，春子来到京都地区下八轩的花街上，被一家名为万寿乐的茶屋收留，在别人嫌弃的眼光中进行了口音、舞蹈以及礼仪方面的训练，尤其是在六个月内逼迫自己说一口圆润地道的京都话时，春子更是成为一个贪图茶屋免费招待的语言学教授的试验品，经历了不少坎坷。但春子凭借自己的努力最终还是如愿以偿，坦然地成为一名合格的舞妓。这部电影可以视作一部青春励志作品，但在某种层面，西乡春子越是努力反而越是让人感到底层人的悲哀。

二、脆弱人生中的彼此守望

从早期西方对底层人的定义“undeserving poor”（“不值得帮助的穷人”）中不难发现，底层人要想获得“非底层”的帮忙救助存在一定的障碍。从底层人物的生活经验来观照人生，便不难发现在更为艰难的状况中，底层人物的生命也更为脆弱，因为他们比强势群体承担了更多的苦难与压力。而在这样的脆弱人生中，底层人物却培养出了更为坚强的精神来面对命运的不公，并且在挫折不断的人生之路上彼此守望相助，人与人之间建立起良性的联系，除了实现在物质资源上的共享以外，还开展情感上的互动，给予对方必要的温暖与希望。可以说，这样的人物具有一定的道德情怀，其存在的多寡也直接影响着底层人物的生存质量，因此在对这一类人物的表现中，周防正行可以说寄托了自己无比深切的悲悯、赞许情怀。

例如，在《临终的委托》中，主人公江木秦三与折井绫乃就在医患关系之外发展出了另一种守望互助的关系，互相慰藉了对方的脆弱人生。折井绫乃只是一个天音中央医院呼吸内科的医生，就职业来看，似乎并不符合“底层”的定义，然而其在生活中所遭受的挫折却显示了她的尴尬处境。尽管她拥有一份衣食无忧的职业，但是19年来碌碌无为，在感情上成为高井则之医生玩弄的对象，被抛弃后又成为医院众人的谈资，在巨大的压力下折井自杀未遂。也正是这一次与死亡的擦肩而过让她与病患江木秦三之间产生了微妙的联系，江木给绫乃CD，绫乃帮助江木擦拭身体，在整整15年的治疗过程中两人感情渐深，彼此引为知己。江木秦三幼年时曾与父母移居中国东北“伪满洲国”的齐齐哈尔，妹妹死于枪杀，多年后江木身患重病，了无生趣，反反复复发作的哮喘和窒息不仅几乎榨干他的钱财（这也是江木不能听从绫乃的建议到空气良好的地方疗养一段时间的原因），也让他产生了寻死的念头，曾经一度不戴呼吸器而故意到河边吹风寻死，这种念头是妻子阳子与儿子阿馨所不能理解的。而同样经历过脆弱人生的折井对江木备感同情，两人开始思索到底什么样才是对生命的尊重。在江木不得不依靠呼吸机来维持生命，成为自己所厌恶的“一团活着的肉块”时，折井慢慢帮他抽掉气囊中的气，拔掉喉管，并在江木开始抽搐后为他注射了足够致死的60毫克咪达唑伦，结束了江木痛苦的人生。为此，绫乃承受了法律的审判，付出了自由的代价，但是她并不为此而感到后悔。

与之类似的还有《谈谈情，跳跳舞》《东京日和》（Tokyo Biyori，1997）等，周防都以一种安静而富有张力的语言叙述了底层人物之间彼此温暖和吸引的故事。[3]在这一类电影中，尽管主人公并非无法解决温饱的那一类底层人，但他们依然在庞杂的社会人情网络、法律制度中无所适从，茫然无措，在生存或工作中如履薄冰，四处碰壁，让观众为之心中隐隐作痛，而所幸有其他与主人公有类似遭遇的人给主人公的人生增添了一点暖意和亮色。

三、逆境中的秉持信念

“非底层”阶层除了在某种程度上容易忽视底层群体的需要，缺乏对他们给予必要的帮助以外，有时还会直接对底层人进行限制、压迫与伤害，这种压迫和伤害有时来自于个人，有时则来自于国家层面，从而加剧了底层人的生存逆境，这是个人奋斗和人与人之间的守望互助所无法根除的问题。而对于缺乏话语权与政治势力的底层人物来说，部分人并不愿意始终从属、依附于庞大的主流社会操纵的国家机器，而是在认为自己并不违背正义的前提下坚持信念，与不公正的待遇抗争到底。周防正行意识到底层人物在这样的逆境中所能迸发出的惊人能量，同时也深知这种人为逆境将有可能造成社会族群的撕裂。更何况“底层”这一概念是完全处于滑动状态之中的，并不局限于任何一类人，底层人在逆境中的抗争亦是对压迫者与围观者的最好警醒。

例如，在周防正行筹备了整整三年的《即使这样也不是我做的》中，周防以一种按部就班的严谨方式，表现出了日本法制的缺陷造成的对底层人尊严与自由的侵害，促使人们反思日本司法人员在侦办案件时的预设立场。主人公青年金子彻平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结果就在高峰期搭乘地铁的时候遭到了女中学生“电车痴汉”的控诉，从而先是被警察逮捕，随后被卷入了多场法庭辩论中。在这样的飞来横祸面前，无权无势的彻平处于绝对的无力状态，无论是声色俱厉的警察，还是在心中保持偏见的法官，甚至是彻平本人的辩护律师都不信任彻平，以有罪推论的态度将他逼到绝境。整个日本司法系统有着不成文的共识，即一位法官如果做出太多的无罪判决那便会影响国家检调系统的权威性，同时社会上也有着高呼惩办性骚扰的“正义呼声”。而自认为清白的彻平在国家机器与社会舆论面前无疑是弱势的。加之对于律师而言，性骚扰这样的小罪完全可以在承认罪行后，与被害人私下和解，在缴纳罚款后当天就能获得自由（这也是“非底层”们所愿意采用的方案）。然而彻平却坚决不认罪，宁可忍受长时间的拘禁与多次诉讼也不愿意息事宁人。在有限的电影时间内，周防正行将彻平所参与的12场庭审全部拍了出来，与欧美导演不同，他不以律师之间的唇枪舌剑来吸引观众的注意力，而是明明白白地表现给观众，这12场庭审对于彻平来说就是12次煎熬与折磨。对于观众而言，电影并不沉闷，却也没有任何花哨的叙事，但是对于主人公彻平来说，每一次出庭都是让他喘不过气来的羞辱。令人欣慰的是，最后彻平终于得到了公正的判决，实现了一个底层人物的抗争，而周防也用电影的方式建立起了一个隐形的法庭，默默地审判了这个存在判决瑕疵、粗糙潦草的司法制度。

周防正行的电影对于底层人物的关切既是他本人艺术取向的体现，也是与日本社会背景息息相关的。周防正行崛起之时日本刚刚步入后资本主义时代，在数十年的高速发展下，不少社会弊端被充分暴露出来，如沦丧混乱的道德，破产的泡沫经济，更迭不断的政府官员，无处不在的暴力犯罪以及邪教带来的恐怖袭击等。这些问题在不同程度上引起了日本有识之士的担忧。这也可以被视作是日本这台机器高速运转多年后必须付出的代价，而承受这些代价最直接、最惨重的正是处于底层的人们，他们或是出身于社会边缘地位，需要付出比常人更多的努力才有可能接近主流社会或实现个人梦想；或是拥有脆弱，无论在尊严抑或肉体上都易受伤害的人生，需要人与人之间多给予温情的护卫；或是直接被社会狰狞的一面置于几乎万劫不复的逆境之中，面临着生存的危机。

周防正行被视作日本当代导演中最有知识分子风格的一位，[4]而他介入底层人物生活，挖掘底层素材的这种艺术取向，正是与萨义德所强调的知识分子必须“有所行动”所印合的，也为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导演们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启示。

[参考文献]

[1] 尹乐.日本新电影运动中的岩井俊二[D].南京：南京大学，2012.

[2] [匈]阿诺德·豪泽尔.艺术社会学[M].居延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87：65.

[3] [日]北川玲子，徐怡秋.重视电影的氛围与电影的感觉——周防正行访谈[J].世界电影，2013（04）.

[4] 细野研.日本电影，世纪末的复兴吗？——周防正行与日本电影的非主流化[J].北京电影学院学报，1999（03）.

[作者简介] 张冬梅（1974—），女，江苏宝应人，硕士，上海工商外国语职业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日语语言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