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共创建道路及其特点的探讨*
——兼与曹仲彬先生商榷

黄爱军

(安徽财经大学 历史文化研究所，安徽 蚌埠 233030)

对中共创建道路及其特点的探讨*
——兼与曹仲彬先生商榷

黄爱军

(安徽财经大学 历史文化研究所，安徽 蚌埠 233030)

中国共产党的创建道路，与其他国家共产党的创建道路，在总的原则方面是完全一致的，都经历了从共产主义小组到创建无产阶级政党的整个过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时间短，这是中共建党最具独特性的地方。从无产阶级政党产生必须具备的阶级基础和思想基础、中共创建期间各地出现了不同类型的共产主义小组、五四进步社团在中共创建进程中曾起过联共小组的作用、“南陈北李”的建党活动是从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团体开始的等方面进行了具体探讨。

中国共产党；创建道路；建党活动

迄今为止，关于中共建立的道路和特点方面的研究成果尚不多见。1988年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曹仲彬著《中国特色的建党道路初探》一书中，对中国共产党的创建道路及其特点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填补了对此问题研究的一个空白。曹仲彬在对比了世界各国共产党产生的几种不同道路和特点后认为，先建立共产主义小组，再建立共产党，是俄共、印尼共、日共走过了的道路；由社会民主党内部分裂而建立共产党，则是德共、法共、意共走过的道路。先建立地方共产党，而后建立全国统一的中国共产党，是中共走过的独特的建党道路。这一独特道路的形成是由诸多原因决定的，主要有：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独特国情；处于十月革命之后的新时代；有俄共(布)这个现成的榜样；共产国际的帮助[1]。曹仲彬还专门撰文指出：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来看，俄国等国与中国的建党实际和特点不同，各自走过了不同的建党道路。俄国共产党和欧洲、亚洲、拉丁美洲共产党，它们是先成立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团体——共产主义小组，然后在共产主义小组基础上，又通过各种途径，最终成立共产党。先建立共产主义小组，再建立全国统一的共产党，就是这些国家共产党所走过的建党道路，就是这些国家“建党的实际与特点”。中国的情况却与这些国家不同。中国不是资本主义国家，而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中国中共的建党是发生在俄国十月革命开辟了无产阶级革命新时代之后，此时已经有了俄国布尔什维克党这一活的榜样，因此，在共产国际和俄国共产党的帮助下，中国一开始就建立了共产党，只不过是属于地方共产党的性质，并以共产党组织为基础而后建立起全国统一的中国共产党，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建党道路，这就是中国建党的实际与特点[2]。本文对曹仲彬的相关论述存在异议，在此提出讨论。

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从一开始就得到了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的帮助和指导，这使中国建党的情况与外国建党的情况有很大不同。曹仲彬的研究成果注意到了中国建党道路的独特性的方面，但却忽视了中国建党道路与世界各国建党道路相同的方面。中国共产党的建党道路与世界各国共产党的建党道路有一个很大的相同点，即中国建党与外国建党都经历了一个历史发展过程，都经历了先建立共产主义小组再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过程。这不但合乎无产阶级政党产生的一般规律，更符合生命有机体孕育、生成的规律。政党组织的产生同任何生命有机体一样，都需经过从孕育、到萌芽、再到生长的过程①。下面我们就此作几点具体分析与考察。

一、中共创建的阶级基础和思想基础

无产阶级政党的产生不能凭空而来，必须要有工人阶级作为阶级基础和马克思主义传播作为思想基础。对于共产党产生的这一铁律，中共的产生当不能例外。

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宣传与传播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深入工人群众中进行这种宣传与传播工作，决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是少数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个体活动所不可能企及的事，非经过共产主义小组的阶段决难成就。没有一定的队伍、组织和机构，没有必要的报刊、杂志、出版、发行等传媒机关，要在短时间内实现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特别是深入工人群众中进行这种传播，几乎完全没有可能。因此，组织学习、宣传、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即共产主义小组②就成了必经过程。非如此，马克思主义的星星之火就不可能演变成波澜壮阔的共产主义运动。正如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发起启事中所说：“马克思学说在近代学术思想界底价值，用不着这里多说了。但是我们愿意研究他底同志，现在大家都觉得有两层缺憾：(一)关于这类的著作博大渊深，便是他们德意志人对此尚且有‘皓首穷经’的感想，何况我们研究的时候更加上一重或二重文字上的障碍，不消说，单独研究是件比较落后不甚容易完成的事业了。(二)搜集此项书籍也是我们研究上重要的先务。但是现在图书馆底的简单的设备，实不能应我们的要求；个人藏书，因经济底限制，也是一样的贫乏，那么，关于书籍一项，也是个人没有解决的问题。”“我们根据这两个要求，所以各人都觉得应有一个分工互助的共学组织，祛除事实上的困难”[3]296。

在谈到五四运动意义时，毛泽东曾指出：“五四运动时期虽然还没有中国共产党，但是已经有了大批的赞成俄国革命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五四运动是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4]。显然，党的成立所需要的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是与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那么，这个群体怎样孕育产生？这同样是少数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个体活动所不可能企及的事，非经过共产主义小组的阶段决难成就。五四进步社团，特别是那些具有共产主义小组性质的社团，在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成长过程中，曾发挥过重要的孕育功能。

二、中共创建的组织力量

中共创建期间，中国各地出现了一批以学习、宣传、研究马克思主义为主要内容的共产主义小组。在中国创立最早的共产主义小组，当属李大钊等在1918年冬发起组织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早期成员朱务善曾回忆说：“记得还在一九一八年，李大钊同志为要宣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曾与当时北大教授高一涵等发起组织了一个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为了避免当局的注意，这个团体并不叫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因为当时‘马克思’有译为‘马尔格时’的，与马尔萨士之音相近似，所以他们把这个团体好像是定名为‘马尔格士学说研究会’，以便在必要时对警厅机构说这个团体是研究人口论的而非研究共产主义的。”[5]118另一当事人高一涵也回忆说：“五四运动前不到半年，守常在北京大学组织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学会。我们不是用‘马克思’，而是用‘马尔克斯’这个名字，为的是欺骗警察。他们回去报告，上司一听研究马尔萨斯，认为这是研究人口论的，也就不来干涉了。这个学会，先是公开的；后来就秘密起来。它的对内活动是研究马克思学说，对外则是举办一些讲演会……1918年底，我们办一个《每周评论》，经常是我们几个人写稿[6]。”高一涵的叙述还显示，1918年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和《每周评论》的创办有关。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早期成员的罗章龙也有类似回忆：“参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酝酿、筹备的经过历程，可以说以李大钊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的激进分子在五四前夕已形成一种组织力量，这种组织力量就是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前身，由他们从思想上，同时也从组织上领导和发动了五四运动。”[5]187-188张国焘的回忆则从侧面印证了朱、高、罗几位当事人回忆材料的可靠性。张国焘回忆说：“李先生曾表示，他在五四运动前即有成立社会主义研究会及俄罗斯研究会等拟议，但一直没有具体进行。他和一些有为的朋友们组织了一个少年中国学会，出版了一个少年中国杂志，他原希望这个组织能够负起研究和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任务，但因会员们不尽赞成马克思主义，无法实现他的愿望。他认为现在应该组织一个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这个团体应暂时不过问实际政治，除了研究翻译介绍等工作外，还应从事一些工人运动。”[7]81-82无独有偶，1926年苏联人葛萨廖夫所写的《中国共产党的初期革命活动》一文，也将陈独秀最早的建党活动指向《每周评论》的创办。“当时的中国革命者们正努力研究有关中国革命方向的各种学说，但是没有人去计议或者从事实际工作。可是在一九一八年，陈独秀(这时担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却开始了这方面的工作。他和几个朋友在北京创办‘每周评论’，开始宣传有关工人阶级发展和成立工人阶级的政治组织等问题。”[8]1933年，陈独秀在《辩诉状》中亦称“予于‘五四’运动以后开始组织中国共产党”[9]。

旅英学者李丹阳通过研究、梳理有关资料，认为在1918年底至1919年上半年间，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确曾存在过。虽然该会的参加人员、活动时间、组织形式都不怎么固定，是一个十分松散的非正式学会，但却是中国成立最早的马克思主义团体，开启了中国共产主义组织的先河[10]。虽然现在流行的党史著作一般很少甚至根本未提及此事，退一万步说，即使李大钊等在1918年底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事根本不存在，但以《每周评论》作者群体为中心，实际上已形成了一个以宣传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进步团体——每周评论社。1919年1月27日，钱玄同日记记载：“《新青年》为社会主义的问题已经内部有了赞成和反对两派的意见，现在《每周评论》上也发生了这个争论。”[11]总观《新青年》、《每周评论》同人的思想状况，这个赞成社会主义的一派当指陈独秀、李大钊等。这表明，陈独秀、李大钊等人此时已开始旗帜鲜明地宣传社会主义，并在新青年社形成了一个社会主义派，且为外界所瞩目。由延安中国现代史研究会编印的《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一书，在谈及党的产生的思想条件时曾指出：“在五四运动中，因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参加战斗，因为十月革命的影响，中国一部分急进的知识分子已逐渐接受了社会主义的思想。‘新青年’一步一步地变成为介绍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杂志，而在五四运动一年(一九一九年)中国急进的知识分子开始出版‘每周评论’，介绍社会主义学说，讨论苏联十月革命；在浙江创办了‘浙江评论’；在湖南毛泽东则出版‘湘江评论’。这些刊物对于社会主义思想的散播，是当时中国共产党产生的思想上的准备。”[12]

陈独秀、李大钊等创办《每周评论》，目的是为了弥补《新青年》“不谈政治”的不足。每周评论社的成员大都是《新青年》同人，如陈独秀、李大钊、高一涵、胡适、张申府、李辛白、程演生、张尉慈、王光祈等，而李大钊、陈独秀则是该社的核心人物。李大钊在《每周评论》上先后发表的《新纪元》等文章，热情讴歌十月革命，有力驳斥和抨击了反动势力对布尔什维克的诬蔑和攻击，明确指出中国人民应该走十月革命的道路。五四运动前夕，《每周评论》第16号的名著栏目中，摘登了舍译《共产党宣言》的部分译文，并加按语指出：“这个宣言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最先最重要的意见”，“是表示新时代的文书”。 1919年7、8月间，针对胡适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中提出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李大钊以《每周评论》为阵地，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强调马克思主义对中国革命的指导意义，并明确宣布作者自己是喜欢谈布尔什维主义的。

陈独秀在《每周评论》上以“只眼”为笔名，发表大量宣传反帝爱国思想的随感录和政论时评，揭露巴黎和会是帝国主义列强的分赃会议，批斥一切卖国行为，提出“直接解决”和“平民征服政府”的主张，对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年学生思想觉悟的提高起了重要促进作用。陈独秀还直接投身五四运动中，并因到公共场所散发传单《北京市民宣言》而被捕入狱。《每周评论》一位读者给该报写信说：我们以前对于世界的事如瞎子一般，“亏了贵报的‘只眼’(陈独秀用的笔名——引者)，常常给我们点光明。我们实在感谢。现在好久不见‘只眼’了。是谁夺了我们的光明？”[13]陈独秀出狱后，李大钊特写《欢迎陈独秀出狱》一诗，称陈独秀的出狱描绘是“光明复启”，热情地赞美陈独秀传播真理的影响，如同花草的种子一样，已经被风吹散在祖国大地，必将在各地发芽、生长起来[14]。

除李大钊等在北京建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外，陈独秀在上海、毛泽东在长沙、董必武在武汉、王尽美在济南、谭平山在广州等地，均建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或类似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组织。

除了以马克思名字命名的社团是共产主义小组性质的团体外，在党的早期组织产生之前各地涌现出的众多进步社团，也大多都属于共产主义小组性质的团体。如北京的国民杂志社、少年中国学会、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学团、天津的觉悟社、湖南的新民学会、南昌的改造社、武汉的利群书社，以及以杂志为中心形成的新青年社、星期评论社等。这些进步社团以宣传新文化新思想和马克思主义为主要内容。正是由于众多进步社团的竞相研究、宣传和传播，才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零星传播迅速发展成为广泛的传播运动，并由此改变了新文化运动的发展方向，使之由旧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运动发展成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的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运动。时人对此曾有生动描述：“一年以来，社会主义底思潮在中国可以算得风起云涌。报章杂志底上面，东也是研究马克思主义，西也是讨论鲍尔希维主义；这里是阐明社会主义底理论，那里是叙述劳动运动的历史，蓬蓬勃勃，一唱百和，社会主义在今日的中国，仿佛有‘雄鸡一鸣天下晓’的情景。”[15]

在众多研究、宣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进步社团中，就作用和影响而言，当数新青年社和星期评论。1927年，瞿秋白在《〈瞿秋白论文集〉自序》中指出：“中国的有马克思主义理论，自然已经很久；五四运动之际，《新青年》及《星期评沦》等杂志，风起云涌地介绍马克思的理论。我们的前辈：陈独秀同志，甚至于李汉俊先生，戴季陶先生，胡汉民先生及朱执信先生，都是中国第一批的马克思主义者。”[16]1930年，李立三在《党史报告》中也指出：“这些文化团体以后并不是完全加入共产党，但是当时都是代表反抗帝国主义、反抗封建势力的思想，这中间最占势力的是新青年社和星期评论社。”[17]209由于以新青年社和星期评论社为中心集结了中国最早一批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从而使北京和上海形成了当时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两个中心。所以，当1920年初陈独秀南下，新青年社和星期评论社的主要负责人在上海相聚，加之各地共产主义者从浙江、日本等地来沪，上海“遂成中国社会主义者之大集团，共产党干部亦渐因此酝酿以成”[18]，从而使上海成了中共发起创建的中心。

三、进步社团的功能和作用

在中共创建进程中，五四进步社团在马克思主义传播和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成长过程中，曾发挥过重要的孕育功能和作用，实际上起到了联共小组或共产主义小组的作用。中共创建所走过的先组织共产主义小组，再创建共产党组织的道路，特别是五四进步社团曾起过联共小组或共产主义小组的作用，作为当事人、知情人、见证人的毛泽东曾有过这方面的重要论述。1945年4月21日，毛泽东在《“七大”工作方针》中说：“苏联共产党是由马克思主义小组发展成为领导苏维埃联邦的党。我们也是由小组到建立党，经过根据地到全国。”[19]291通过对党的历史的回顾，毛泽东明确认为，中国共产党是“经过共产主义的小组”等阶段，才逐渐发展壮大起来的[19]292。中共早期党员邓颖超也有类似论述：“在党成立前，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成长，是和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进步的团体，相互影响着，推进着的。党的成立，也是先有各地小组，通过刊物交往，工作联系，才有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召开。”[5]233

毛泽东、邓颖超这里所说的“小组”、“共产主义小组”，是一个比较宽泛的说法，并非仅指中共“一大”前各地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所以不应将与中共创建有密切关系的进步社团排除在“小组”或“共产主义小组”之外。在中共创建进程中，五四进步社团曾起过联共小组的作用，这应是一个客观的事实。1936年毛泽东在和斯诺谈话中，在谈及新民学会时，不仅强调该学会对中国革命产生了广泛影响，而且把新民学会与中国共产党联系起来，“其中许多人后来都成了中国共产主义和中国革命史上的有名人物”[20]123-124。在延安时，毛泽东曾对萧三说：“新民学会实际上起了联共小组的作用。”[21]11萧三不仅完全认同毛泽东的说法，并且把新民学会看成是湖南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前身[22]118。新民学会会员李维汉也认为，在党成立前，新民学会实际上是湖南地区革命运动的领导核心，新民学会在湖南的活动，特别是创办文化书社等活动，在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湖南传播、促进湖南地区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成长的同时，也为湖南党的早期组织的创建作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22]17,31-32。萧三在回忆赵世炎的文章中，还明确地将蔡和森等在旅法新民学会会员中组织的“工学世界社”，称之为是共产主义小组性质的团体[5]519。

正是由于五四进步社团曾起过联共小组的作用，所以早期党史著作在描述中共创建经过时，总是忘不了党的产生与五四进步社团的关联。李立三在《党史报告》中，列举了新青年社、星期评论社、新民学会、觉悟社、共存社、少年中国学会、新中国社等团体，认为这些团体“和党的产生最有关系”[17]209。瞿秋白在《中国党史纲要大纲》中，将五四进步社团称为“共产党的细胞”。这些社团包括新青年社、星期评论社、新民学会、觉悟社、共存社、少年中国学会、民生社、新中国社等[17]200。蔡和森在《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中，将新青年社、星期评论社、新民学会、觉悟社、共存社、少年中国学会、新生社、工学世界社等进步社团，称之为党的“萌芽时代”[17]9-10。陈公博在《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的硕士论文中，则将社会主义青年团、工会、新潮社、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全国学生联合会、女权运动同盟等组织，称为“中国共产党的先驱”，是“共产主义本源的团体”[23]。李立三、瞿秋白、蔡和森等早期党史著作者，均是我党早期重要领导人，他们有关党的产生与五四进步社团关系的记载，实际上反映了当时全党对此问题的共同看法。

党的产生源于五四进步社团，这不仅体现在早期党史著作中，也体现在不少当事人留下的回忆材料中。彭述之在晚年的回忆录中就有这方面的记述：“自从‘五四运动’爆发后，所谓‘新思想’的飞速传播和蓬勃发展，在急进的知识分子和学生青年中已产生了一种广泛的社会主义的思想潮流。那时，在北京、天津、上海、广州、杭州、武汉和长沙成都等大城市成立了许多小团体，有些团体出版了一个小刊物，或围绕于一个刊物的周围。这些团体都—般地烈心探求和讨论各种‘新思想’，包括各种各式的社会主义思想。这就在客观上替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开辟了新的园地。”“1919年3月共产国际成立后，随即成立了‘东方部’，并特别设立一个‘远东局’驻于伊尔库茨克(IRKUTSK)，以便就近推动远东的共产主义运动，并派遣专员至各国和抱有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团体或个人接触和联系，促其发起组织共产党。中国便是在这种催促之下开始进行共产主义的组织的。”[24]张国焘在回忆湖南和武汉建党时，也把新民学会、互助社与建党联系起来。他在谈到毛泽东在湖南发起建党情况时，除了突出毛泽东是五四时期的一个活跃青年这一个人因素外，还将毛泽东此前从事的组织新民学会、主编《湘江评论》等联系起来，他列出的长沙早期组织的最初成员有毛泽东、夏曦、易礼容、何叔衡、郭亮等，基本上都是新民学会会员。张国焘在谈到武汉建党情况时，认为参加武汉早期组织的成员主要来自两个方面，最初参加的主要是在武汉从事教育工作、与国民党有密切关系的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林育南、项英等人，另一部分则是“互助社”的成员：恽代英、萧楚女、李书渠、刘昌群、李求实等人[7]117-119。1936年在同斯诺的谈话中，毛泽东除了将新民学会与长沙的建党活动联系起来，还谈到了进步社团与各地建党的关系，如湖北的互助社，“它的许多社员后来也成了共产党人”。北京的辅社，“它的一些社员后来也成了共产党员”。在上海、杭州、汉口、天津等地方，“一些激进的团体由富有战斗精神的青年组织起来，开始对中国政治产生影响。”毛泽东还特别突出了新青年社在中共创建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他说：“这些团体的大多数，或多或少是在《新青年》影响之下组织起来的。”[20]1241945年在《“七大”工作方针》的讲话中，在讲到陈独秀五四时期的作用时，毛泽东称“陈独秀是五四时期的总司令”，认为陈独秀与他周围的一群人，即新青年同人，“是起了大作用的”。在讲到陈独秀创党功劳时，认为是陈独秀和他周围的一群人——新青年同人群体，和受新青年同人群体影响的人集合起来，“这才成立了党”[19]294。

四、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推动作用

仔细考察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历史进程不难发现，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中国共产主义组织的酝酿是从组织共产主义小组开始的。在中共创建史上，有著名的“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说法。“南陈北李、相约建党”所采取的第一重大的实际步骤，就是从建立马克思主义研究团体开始，而不是从一开始就建立共产党组织。

1920年3月，李大钊等在北京大学秘密成立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实际上就是我国最早的共产主义组织。研究会活动的主要内容就是学习、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研究成员朱务善曾回忆说：研究会“经常性工作分为三种形式：第一种是由该研究会筹备了很多中文、英文、日文、德文的马克思及马克思主义者的各种著作，以供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人们参考。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会员分为若干小组，讨论有关马克思主义及苏俄十月革命的各项问题。第二种形式是定期讲演，约请当时名人学者，如李大钊、高一涵、陈启修等，规定了各项有关马克思主义学说及世界政治情形等题目作定期报告。第三种是辩论会，由我们订出有兴趣的学术报告，在青年群众中作广大的公开的社会主义宣传。”“通过公开辩论以达到宣传的目的”[5]89-90,120。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成立，为北京早期组织的创立作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研究会的早期成员邓中夏、罗章龙、黄日癸、李梅羹、刘仁静、范鸿劼、高尚德、何孟雄、朱务善、张国焘等人，均成了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的重要成员。朱务善在回忆中说：“这是个马克思主义者的结合，企图建立共产党。”“到1920年10月在北京成立党的组织时，就叫共产党。参加党的人也就是组织研究会的发起人，但发起人中后来并不都是共产党员。”[3]11研究会实际上成了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成长的摇篮和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前身。

1920年5月，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立，主要成员有陈独秀、戴季陶、李汉俊、邵力子、施存统、俞秀松、陈望道等人，研究会活动的主要内容也是学习、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员邵力子回忆说：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立后的初期工作，主要就是通过翻译马克思主义著作和写文章等方式来宣传马克思主义。“除文字工作外，还做一些联络同志的事。”[5]68中国共产党第一个早期组织——上海发起组，就是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陈望道回忆说：“大家住得很近(都在法租界)，经常在一起，反复的谈，越谈越觉得有组织共产党的必要。于是便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5]20。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实际上就是上海发起组的前身，研究会的主要成员陈独秀、李汉俊、陈望道、李达、邵力子、施存统、陈公培、沈玄庐、袁振英等，也就成了中共最早的一批党员。有的当事人甚至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与上海发起组当作一回事。

五、结 语

总之，中国共产党的创建道路，与其他国家共产党的创建道路，在总的原则方面是完全一致的，都是马克思主义传播、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都经历了从共产主义小组到创建无产阶级政党的整个过程。正是由于五四运动期间进步社团(出版刊物是这些社团的主要活动形式)如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特别是拥护社会主义的社团的大量涌现，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在较短时间内即能在中国广泛传播开来，并开始实现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奥妙之所在。进步社团不仅是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阵地，而且是革命实践和各种思想、学说辩论的舞台。正是通过革命实践的锻炼，通过社团内部和外部的思想交锋与辩论，如政治与文化、问题与主义、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等的论争，促使一大批有志青年最终确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进步社团也就成了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群体成长的摇篮。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是中国共产党产生必备的组织和干部条件。社团活动还为建立严密的无产阶级政党组织提供了经验、教训、借鉴和启示，进步社团向无产阶级政党的演变成为历史的必然。正是在此背景下，1920年春，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来华，在同李大钊、陈独秀等先后晤谈后，认为中国已经具备建立共产党的条件。在共产国际代表的帮助和推动下，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正在酝酿着的建党活动被加速推进，并在较短的时间内形成各地竞相建党的局面。共产国际代表帮助中国建党的努力之所以能取得成功，从根本上说是因为中国社会内部已经具备了创建共产党的基本条件。如果没有中国工人运动的发展，没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没有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群体的产生，没有陈独秀、李大钊等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掌握和信仰，一句话，如果中国社会内部不具备创建共产党的条件，任何外力的推动都将难以发挥作用。共产国际代表对中国共产党创建所起的推动作用，实际上是起到了一个助产士的作用，也仅仅是起到了一个助产士的作用。

中国共产党的创建道路，虽然在总的原则方面与其他国家共产党的创建道路是完全一致的，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道路仍有其独特性的方面。笔者认为，中国共产党创建道路最具独特性的地方，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时间很短，仅两三年时间。这一独特建党道路，体现在建党实践中，就是共产主义小组性质的进步社团存在的时间更短，以至大多数党史著作在论及中共创建历史进程时，对共产主义小组这个阶段往往很少提及，甚至根本否定共产主义小组阶段的存在；虽然在总体上、就全国范围来说，是先建立共产主义小组，再建立党的组织。但各地的发展又很不平衡，有的地方是先创建党的组织，再建立学习、宣传、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中共组织的创建与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是并行或交叉发展的；五四进步社团转向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仍然占有一定的活动空间。这一独特建党道路，体现在建党初期，就是早期党员主要由知识分子构成，工人出身的党员很少，这说明在工人群众中的马克思主义宣传比较有限；党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不高。这种状况正如毛泽东在《“七大”工作方针》的报告中所说：“当时对马克思主义有多少，世界上的事如何办，也还不甚了了。”[19]291这一独特建党道路说明，中国先进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选择，主要是出于解决中国问题的现实需要，而不是出于学理方面的兴趣与爱好。他们在纷繁复杂的社会主义流派中之所以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是因为他们相信并确信，马克思主义“能够圆满解决我们的问题，能于我们有益处”[25]。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一经确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念，就立即投入到创建无产阶级政党的实际工作中，开始了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革命斗争实践的征程，掀开了中国人民革命斗争历史的新篇章。

注释：

①必须指出的是，我们这里所说的共产主义小组，不是指1920年8月创始于上海至中共“一大”前各地所组织起来的党的早期组织。因为各地的党的早期组织，就是共产党性质的组织，而不是什么共产主义小组性质的组织。就这一点而论，我们与曹仲彬的观点完全一致。

②上海辞书出版社1982年出版的《简明社会科学辞典》的“共产主义小组”条目中明确指出：共产主义小组是“由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组成的学习和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团体”。

[1]曹仲彬.中国特色的建党道路初探[M].吉林：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235-239.

[2]曹仲彬，武国友.“共产主义小组”名称理应更改：答李俊新[J].龙江党史，1990(5):17-21.

[3]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共产主义小组：上[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

[4]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99-700.

[5]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一大”前后：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6]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五四运动回忆录：第1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340-341.

[7]张国焘.我的回忆：上[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4.

[8]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一大”前后：一[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438.

[9]任建树.陈独秀著作选编：第5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60.

[10]李丹阳.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与中国共产主义组织的起源[J].史学月刊，2004(6)：51-59.

[11]中国社科院科研局.五四运动和中国文化建设[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9：1010.

[12]延安中国现代史研究会.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上册[M].山东：山东新华书店，1946：79.

[13]中国李大钊研究会.李大钊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367.

[14]中国李大钊研究会.李大钊全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258-259.

[15]潘公展.近代社会主义及其批评[J].东方杂志，1921，18(4)：41.

[16]瞿秋白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310.

[17]中央档案馆.中共党史报告选编[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

[18]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一大”前后：三[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148.

[19]毛泽东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20]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M].董乐山，译.上海：三联书店，1979.

[21]肖 甡.中共党史百人百事[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22]五四运动在湖南回忆录[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

[23]陈公博.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92-97.

[24]彭述之选集：第1卷[M].香港：香港十月出版社，1983：40,42-43.

[25]施存统.我们的大敌，究竟是谁呢？[N].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20-09-28.

(责任编辑 王婷婷)

2016-03-20 作者简介：黄爱军(1960-)，男，安徽省宿松县人，安徽财经大学历史文化研究所教授，硕士，主要从事中共党史研究。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13YJA770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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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963/j.issn.1671-6477.2016.06.0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