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呼唤“心常态”
——以绿色新型城镇化发展为视域

曹义恒，沈建波

(1.武汉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2.中国浦东干部学院，上海 201204)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呼唤“心常态”
——以绿色新型城镇化发展为视域

曹义恒1，沈建波2

(1.武汉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2.中国浦东干部学院，上海 201204)

党的“十三五”规划建议提出的“五大发展理念”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实现内涵式发展注入了富含社会主义现代化气息的“思想灵魂”。在推动中国新型城镇化发展进程中，只有保持“平和心态”发展的战略定力，才能真正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推动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发展。深化绿色城镇化的发展理念与保持“心常态”(社会心态的优化)密切相关，与“中国梦”实践对生态文明发展的新要求(绿色新型城镇化)内涵是一致的。只有适应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新常态，保持稳中求进与健康发展的“心常态”，才能使顶层设计在绿色城镇化发展的过程中更加趋向于科学合理，从而最大地释放改革红利。

五大发展理念；生态文明；绿色新型城镇化

当前，全球市场经济发展不景气，中国经济的发展也缺乏相应的内生动力，然而，新兴城市群①和绿色新型城镇化②发展模式将刺激中国经济形成新的增长极。因此，绿色城镇化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一场深刻变革。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本质要求是实现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面临着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而“十三五”规划赋予了这一关键时期以全新的发展理念，即“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新理念，其必将引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收官阶段的深刻变革。五大发展理念更加突出内涵式发展，也彰显了“中国梦”实践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发展到新阶段的主导原则，以全面深化改革的发展思维引领绿色新型城镇化发展，势必带来传统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产业转型升级，符合新常态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1]

一、运用改革思维助推新型绿色城镇化发展

(一)新兴城市群背景下绿色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内生发展动力

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当前中国经济的发展处于经济下行的“疲软期”，但是潜在增速将打开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发展的上行通道。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经济发展 “欲速则不达”，必须走可持续发展之路，而绿色新型城镇化之路正是在适应这种新常态经济气候的环境下应运而生的，是全球先进的生态文明发展理念。生态文明是从科学发展观的角度提出的，是人类文明进步与全球化进程中的一种高级的新颖形态，强调以科学、辩证的思维方式协调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科学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因此，推动绿色新型城镇化发展既是贯彻落实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五大发展理念”的重要内容，也是贯彻落实全面深化改革战略布局的必然逻辑。

(二)绿色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必由之路

“正是由于中国经济存在结构性矛盾，宏观政策出现了新的变化，不再是一味刺激至强复苏，也不是强力挤压，而是采取定向、迅速的刺激政策，短期企稳后又开始去杠杆，让市场下行压力与政府向上托力之间形成稳态均衡。”[2]3作为引领新常态下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的绿色新型城镇化发展建设，是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主抓手和主阵地，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必由之路，是尊重经济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正确选择。

(三)绿色新型城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实践

生态文明城镇化建设必须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在全社会树立绿色城镇化的思想观念，努力推动自然环境、社会和经济的和谐发展。只有运用全面深化改革的思维指导绿色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实践才是符合中国国情的生态文明建设实践，才能真正彰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制度优势。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应当立足当前，着眼长远，把绿色新型城镇化建设作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和五中全会精神的总抓手和切入点，提出符合全球新技术及产业革命的战略规划，通过人口等各种社会要素及资源的合理规划，科学解决中国人口城镇化这一特殊因素在可持续发展战略中带来的滞后性问题，走出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绿色新型城镇化发展道路。

二、巩固绿色新型城镇化发展理念需要保持“心常态”

(一)建构“心常态”机制，巩固新常态背景下的绿色新型城镇化发展理念

巩固绿色城镇化发展理念需要将生态文明的顶层设计与社会心态的优化密切联系起来，加大对绿色城镇化发展理念的宣传力度，提高人民群众对该理念的认知与知晓率，健全绿色城镇化相关的体制机制，使人民群众切身感受到绿色城镇化给其生活带来的改变。比如，让人民群众的生活幸福指数更高，让人民群众有更多的“获得感”等等，这些都关系到能否更好地巩固绿色城镇化发展理念。只有更好地优化社会心态，建构新常态下的“心常态”机制，才能最大限度地调动社会力量自觉参与到推动绿色城镇化建设的进程中去，更好地鼓励城市群及各地方政府推动绿色城镇化发展的积极性，从而使绿色新型城镇化整合城市群土地、空间、产业等公共资源，真正实现资源共享、协同作战的目的，整体推进绿色新型城镇化系统工程。

(二)优化社会心态，推动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实践可持续发展

“中国梦”实践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生态文明实践与“中国梦”实践具有内在的一致性,生态文明实践是“中国梦”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生态文明实践主张用一种全新的生态思维去重新审视与建构人与自然的和谐生态，形成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社会结构和价值观念，指引人类遵循社会与自然发展的客观规律，采取和谐友好的方式对待自然和社会。“中国梦”实践要求我们摒弃传统的与自然作斗争、野蛮对待自然的不良社会心态，转变认识，树立一种全新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健康心态。“要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更加自觉地推动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决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去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3]209因此，要矫正传统的粗放型经济增长为主的社会心态，确立保护环境、节约资源、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心态，增强“中国梦”实践在生态文明层面的发展后劲。同时，在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注重从生态文明层面优化“中国梦”实践背景下的社会心态，用全面深化改革等实际行动去践行“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最后一公里”。

(三)培育适应绿色新型城镇化发展要求的积极社会心态

推动新兴城市群绿色新型城镇化需要保持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绿色健康心态，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人们崇尚绿色和健康的社会心态，产生积极的社会效应。生态文明顶层设计的错位往往会导致资源浪费，比如在征地拆迁的旧城改造过程中，顶层设计者的心态良好与否，资源和空间分配在决策中是否合理，将直接关系到城市空间规划是否会给城市带来拥堵，影响人们内心对绿色新型城镇化的固有的期望值。迎合发展新经济增长极的新常态，要求新兴城市群各地区决策部门保持“心常态”并作出心态上的调适，特别是决策者将心态调整到平常状态，顶层设计必须在新常态下保持平常心，只有具备了这样的心态，才能适应当下经济发展的新常态。因此，在推进新兴城市群绿色新型城镇化发展进程中将面临诸多矛盾和现实问题，需要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统筹协调解决。比如，对于空间紧凑度与城市多样性、宜居性之间的矛盾，其解决路径必须建立在科学合理性的基础之上，将人民群众追求绿色健康的社会心态与顶层设计追求可持续发展的绿色城镇化发展理念密切结合起来，才能解决好绿色新型城镇化的发展问题，真正在经济发展新常态环境下提高新兴城市群绿色新型城镇化的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从深层次突破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发展困境。

(四)“心常态”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实践是和谐统一的关系

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层面来讲，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背景下，其“实践”意蕴在于更加强调尊重自然、保护环境，反对以人为中心，认为人与自然不是对立的关系，而是和谐统一的关系。“中国梦”实践必须在坚持“发展才是硬道理”的同时牢牢抓住发展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的本质属性，而不是目光短浅地只注重眼前利益，忽视长远利益，进而对后代的生存和发展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这是在“中国梦”实践过程中产生的社会心态，已经大大突破了传统的发展观的束缚与局限，看到了自然资源的有限性，注意到了生态系统的平衡性，开始关注人与自然的公平与和谐，提出了保护自然和环境的主张，还关注到了发展方面的代际公平问题。这种社会心态是“中国梦”实践所需要的社会心态，不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更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我们再来认识与之相反的社会心态，即资本主义制度背景下的社会心态：正是追求利润最大化这种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心态，驱动着资本家不断扩大生产规模，以满足不断扩大的商品市场的需求。这样就造成了过度生产和过度消费，造成了自然资源的浪费，导致了人的异化和自然生态系统平衡的破坏，引起了生态危机。比较“中国梦”实践背景下的社会心态与资本主义制度背景下的社会心态，对于我们认识“中国梦”实践和现时代生态危机的严重性并注重生态文明建设的紧迫性有着重大意义。因此，只有在生态文明层面优化，才能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反过来，人与自然和谐又会促进“中国梦”实践背景下社会心态的稳定性和良性发展。

三、绿色新型城镇化的生态思维反映了“中国梦”实践背景下的“心常态”

(一)绿色新型城镇化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必由之路

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思维是当前触及改革开放深层次矛盾和问题的方法论，是新常态下激发经济增长潜力的关键要素，是经济新常态下进行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的必要条件，更是“中国梦”实践背景下所需要的社会心态。在“中国梦”实践的背景之下，中国已经跃升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资源短缺仍然是世界上所有国家都共同面临的难题。面对激烈的国际竞争和复杂的社会形势，我国既要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发展等多重任务需要同时推进，包括实现国家的工业化、信息化、农村城镇化和现代化，还要在“中国梦”实践进程中树立“生态思维”。如此艰巨的任务，必须有适应“中国梦”实践的社会心态才能推动并完成。

(二)保持“心常态”与优化社会心态是处理好人与自然关系的先决条件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提出，正是顺应了时代的要求和人民的意愿，匡正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航标，科学规划了“中国梦”实践的战略步骤，从而得以更好地优化“中国梦”实践背景下的社会心态。但是，“中国梦”实践毕竟是一次探索性的人类实践，其中必然还有许多不足和问题，出现一些夹杂着负能量的社会心态，如急功近利、唯利是图等只追求眼前利益的社会心态，当前仍然存在严重的空气污染、水质破坏以及资源被过度开采等生态环境遭破坏的乱象，正因为如此，也大大降低了人民群众生活的“安全感”指数，使人们生活在“无法预知明天”的风险社会里，对人自身安全的威胁也将不断加大，社会发展的成果受到生态环境污染破坏的制约，发展受到了严重阻碍。这给“中国梦”实践提出了全新的挑战，我们不能再像过去那样粗放地只追求GDP的增长，而要注重把握“中国梦”实践进程中社会心态的发展走势，尤其是处理好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注重从生态文明的层面去优化“中国梦”实践的社会心态，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

(三)“中国梦”实践必须直面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层面对社会心态的影响

“中国梦”实践无法回避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层面对社会心态的影响，必须正视生态文明制度层面存在的深层次社会问题。比如，中国环保部最近对几个省市的主要领导及负责同志进行约谈，其原因就是这些地方环保不达标，而且排污、排废气的工业企业严重污染了生态环境，对人民群众的生活安全带来了严重威胁，环保部也因此下达了限期整改通知，并且从全面依法治国的角度，将环保考核指标纳入了地方主要领导的升任提拔的主要考核指标，并列入地方政绩考核内容，实行一票否决制。“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对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不能手软，不能下不为例。”[4]“中国梦”实践在生态文明建设层面必须树立理性思维、法治思维和底线思维，这才是“中国梦”实践背景下所需要的社会心态。“中国经济的第二大增长点就是已有生产能力的绿化和升级。中国的制造业从生产能力和产出量上讲已经名列前茅，但是各种生产设备往往是高污染，高能耗的，把这样的产能升级为现代化、有效率的产能，需要投资，这个投资的过程将长期拉动中国经济增长。”[2]91综上所述，“中国梦”实践对负面社会心态的遏制和对良性社会心态的生成与壮大，主要是借助于特定的社会心理机制，通过对人们价值观念的扭转与重塑、对人们社会认知和社会感受体悟的改变与改善，及对社会共识的提炼与凝聚等来实现的。

四、社会心态的优化将最大地激发生态文明实践的内生发展动力

(一)社会心态的优化是对绿色新型城镇化发展理念的精准概括

既然已经找到绿色城镇化这个新的经济增长极，就应该最大限度地激发这一生态文明实践的内生发展动力。我们知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是集中力量办大事，绿色新型城镇化发展正是要将新兴城市群各地区各城市、城镇和乡村的资源进行集中整合，从各自为战的发展格局转型为协同发展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模式。只有保持“心常态”，最大地调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心常态”的积极因素，才能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真正意识到改革才是中国经济的新常态，推动经济社会实现可持续健康发展。

(二)以解决长远问题的“心常态”来应对经济新常态面临的各种挑战

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明历史累积了厚重的文化底蕴，爱国主义已经内化为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深层心理结构的一部分，是全体中国人共有的民族基因。在近代以来因闭关锁国、遭受西方列强入侵而落后于世界先进文明的一百多年里，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的梦想，一直深植于每一个中国人的内心。一方面，基于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利益分化与各种失衡，以及全球化背景下中西文化交流、交融与交锋的复杂现实，“中国梦”的提出及其内涵的系列阐释，最大限度地提炼了全体中国人的内心渴望与追求，并在此基础上凝聚起了整个社会的最基本共识。十八届五中全会编制了“十三五”规划，在尊崇全面小康社会基本共识的前提下，释放出凝聚经济社会发展共识的信号，即以解决长远问题的“心常态”来应对当前新常态的各种挑战，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继续全面深化改革和经济结构调整，保持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三)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并不断优化社会心态，最大地消解社会矛盾

改革开放以来，经过连续几十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中国在仅仅一代人的时间里就让整个国家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的生活水平大大提高。同时，因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所引发的各种问题和矛盾也迅速积累并陆续爆发，从而使得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出现了断裂。伴随着社会利益主体多元格局的形成，官民矛盾、城乡矛盾日益突出，不同地区间、行业间、群体间及其内部的利益分化和斗争日益明显和尖锐化，整个社会的内耗不断增加③。不少民众，尤其是不少青年人丧失了理想、模糊了信念，金钱拜物教大行其道，整个社会的进取意识和奋斗精神有所退化④。在此背景下，“中国梦”及其丰富内涵，极为有效地调和了社会多元利益主体间的对立和纷争，通过重新唤醒人们内心深处的爱国意识来对整个社会的多元利益格局进行整合，并在此基础上充分激发整个社会的进取精神、调动整个社会的创造活力、凝聚起整个社会的基本共识。从社会心理学的运作机制看，“中国梦”的概念和内涵借助于“镶嵌化”的社会心理作用机制增强了全体社会成员的“我们感”。所谓镶嵌化，是指“在同一组织结构中每个成员的功能是无可替代的，既不是因同质而形成的类别群体，也不是其中一个成员以自己为核心对其他成员的包容，通过‘关系化’来凝聚的群体，而是由于一个共同的目标，各自为实现共同目标提供必要的、独特的贡献而结成的共同体”[5]。 正如习近平在阐释“中国梦”时指出：“生活在我们伟大祖国和伟大时代的中国人民，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3]40这就充分尊重了多元利益格局下不同地区、行业、群体，甚至是普通个人的主体地位及其贡献，在淡化多元主体利益差异和对立的同时积极引导多元利益主体朝着共同的目标前进。也因此，“中国梦”一经提出，就在全社会引起了强烈而持久的反响，在很短的时间里就重新激发了民气和活力、凝聚了民心和共识，强化了全体社会成员的国家认同感和社会认同感，社会风貌和社会心态都为之一变。

(四)保持战略上的“心常态”有利于凝聚社会共识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带领下，以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为核心目标的各项具有现实性和针对性的有力措施陆续出台，从而在很短的时间里遏制了不良社会风气的蔓延，建立并巩固了社会共识、凝聚了民心、激发了民气，大大促进了良性社会心态的生成与壮大。此外，如果说“中国梦”的提出及其内涵阐释在很短的时间里改变了人们的社会体悟与认知、舒缓了消极的社会情绪及影响，那么“中国梦”实践在各个层面的陆续展开则进一步有效遏止了不良社会心态的蔓延，促进了良性社会心态的生成和壮大。因此，保持新常态下的“心常态”已经成为决定战略布局科学与否的关键要素。

五、推动绿色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有效路径

绿色新型城镇化发展前景与“中国梦”实践在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层面对社会心态的影响密切相关，反之，社会心态通过对社会人群内在的心理调适和心态优化，会进一步改变人们对生态文明发展的悲观失望情绪，并参与努力改变现状的社会实践中去。绿色新型城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提出的新命题，是对经济转型期解决深层次矛盾问题的求解，将对中国打造新的经济增长极发挥重要作用。

“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推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产业和城镇融合发展，促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协调推进。优化城市空间结构和管理格局，增强城市综合承载能力。”[6]笔者基于当前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新模式，试图探讨新兴城市群地区绿色新型城镇化的有效路径。

(一)保持稳中求进的 “心常态”，重塑新兴城市群绿色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新常态机制

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引领绿色新型城镇化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心态，以质量和效益为核心，推动绿色新型城镇化发展转型升级。保持“心常态”下的战略定力，推动绿色发展与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紧密结合起来，最大限度地关切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从而广泛赢得人心，及时回应当前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所面临的绿色新型城镇化发展理念的“人文困境”，解决好新兴城市群地区资源共享、环境保护、开发空间等方面的经济协调发展问题，形成绿色增长和绿色转型的经济社会发展新常态。

(二)坚持统筹协调，实现新兴城市群绿色城镇化新型发展“区域一体化”格局

高尚全等学者认为：“改革红利就是消除城乡分割体制、金融机制、产权制度等体制性障碍的成果。”[7]依据城市密度的调整策略和税收杠杆，充分发掘土地资源在绿色新型城镇化发展中的价值，推进有增有减的结构性减税，激发社会资本活力，优化技术、资本、劳动力、土地等要素配置，在新常态下改变城乡结构的二元体制，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培育发展新动力，进一步发挥新兴城市群在制度创新、科技进步、绿色发展等方面的优势。

(三)保持战略定力，稳控新兴城市群经济发展合理速度的科学增长

在后现代化工业发展进程中，要坚持环保审批，列出负面清单，加强对工业污染、大气污染的管控力度，扭转高耗能、高污染、高排放的格局，使新兴城市群绿色新型城镇化经济增长的成本内化，实现经济、社会、环境、生态、人口的协调发展，继续深化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理念，从建构决策层、协调层和执行层的运作协调机制出发，科学谋划好顶层设计，使绿色新型城镇化发展理念引领新兴城市群“区域一体化”发展的体制机制变革，实现公共资源共享化和社会效益最大化。

(四)强化资源整合，科学规划新兴城市群的整体发展空间

要将空间资源置于新型城镇化背景下进行整体研究，以国家战略为出发点，构建新兴城市群战略协调机制。从新兴城市群协调发展的体制机制架构出发，完善市场主导的资源要素配置机制，构建区域统一市场，降低要素和产品空间移动的广义运输成本，实现区域和城市间互联互通，共治共享为目标的区域一体化发展战略，推动新兴城市群地区城镇和乡村实现整体布局基础上的统筹协调发展，在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体制机制上创新实践、推动绿色发展。

(五)发挥“心常态”的战略定力优势，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升级

针对新兴城市群绿色新型城镇化面临的主要问题，谋划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要从顶层设计层面采取调适社会心态、整体统筹规划、优化空间结构、节约土地资源等一系列改革创新的有效举措，来刺激新兴城市群地区形成新的经济增长极，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升级，释放改革红利。“要通过进一步深化土地制度、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配套制度的改革，释放消费和投资需求，大力推进新型城镇化，深入挖掘城镇化发展红利，助推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8]

注释：

①新兴城市群在文中指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京津冀、中三角(长江中游城市群)等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城市之间相互联系的发展共同体。

②绿色新型城镇化在本文中指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国策，坚持可持续发展，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

③衡量社会内耗程度可以从两个重要的方面加以观察：一是国家每年维稳经费支出的数量及其在全部财政支出中的比重，二是法院每年受理各类案件，尤其是经济类案件和行政类案件的数量。笔者通过对近年来这两个方面相关数据的研究的初步梳理发现，这两个方面的费用支出、案件数量等都呈逐年增加的趋势，而这也与人们的经验观察和感受保持一致。

④胡锦涛在2011年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的讲话中明确指出当前我国社会存在的四大危险，即“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胡锦涛所强调的中国共产党所面临的这四大危险，实质上更是对当代中国社会所存在问题的高度凝练。参见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1年7月第1版，第10页。

[1]习近平在河南考察时强调：深化改革发挥优势 创新思路统筹兼顾 确保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社会和谐稳定[N].人民日报，2014-05-11(01).

[2]胡舒立.新常态改变中国[M].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4.

[3]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209.

[4]习近平、张德江、俞正声、王岐山分别参加全国两会一些团组审议讨论[N].人民日报，2015-03-07(01).

[5]杨宜音，张曙光.在多元一体中寻找“我们”：从社会心理学看共识的建构[J].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3(7)：26.

[6]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N].人民日报,2013-11-16(01).

[7]高尚全.亲历思想解放：高尚全谈改革[M].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0.

[8]张占斌.新型城镇化的战略意义和改革难题[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3(1):48-54.

(责任编辑 文 格)

2016-04-10 作者简介：曹义恒(1972-)，男，湖南省郴州市人，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社会政法分社总编辑，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社会发展研究； 沈建波(1981-)，男，湖北省武汉市人，法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博士后，主要从事理论经济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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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963/j.issn.1671-6477.2016.06.0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