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惠利他理论:历史、问题与趋势*



互惠利他理论:历史、问题与趋势*

饶异

[提要]互惠利他理论一直是国内外学者们研究的重要课题。在解决“利他主义难题”的基础上，学者们分别从生物学、社会学、经济学和文化学等视角对互惠利他行为做出阐释，呈现出不同理论内容、理论特征及研究走向。在互惠利他理论的发展进程中，不同领域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个人发展、企业盈利和国际合作等问题上，为理解社会现实生活提供了新的思维方式和参考维度。

[关键词]利他互惠利他合作

一、问题的缘起与发展的逻辑

利他行为是一个亘古而常新的问题，但真正进行系统研究的肇始于19世纪法国实证主义哲学家孔德(A. Comet)。孔德首次提出“利他”这一概念，在他看来，“利他”是与利己主义相对立的概念,强调的是为他人做出牺牲的高尚道德,人同时存在利己和利他的动机，而人的道德就是用利他主义对利己主义和自私的本能进行约束。孔德的利他主义有其自身的原初语境和理论逻辑，充分展示了人的生命本性以及利他行为的伦理学意义，但并不等同现代意义上的利他理论，更非进化论意义上的互惠利他理论。汉密尔顿(William Hamilton)、特里弗斯(Robert Trivers)、威尔逊(Edward O．Wilson)等学者立足于生物学基础所进行的关于人类和动物之间的利他行为研究，形成了西方现代具有主流地位的利他理论形态。在生物学领域，其中，威尔逊在个体适应性基础上对利他行为的界定颇具代表性，生物学意义上对利他行为的理解超越了传统伦理学利他理论的理解，构成现代利他理论逻辑进程中的重要一维，标志着利他理论的主题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换。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人类合作生成机制的博弈论分析与哲学思考——基于互惠利他理论”(项目号11YJC720035)、2015年广东省第二批打造“理论粤军”专项资金资助“广东创新社会治理的实践研究”的研究成果。

从总体上看，互惠利他作为利他的一种形式，是在互惠预期下不具有亲属关系的个体交换利益或好处的互动过程，不仅诠释了非亲属有机体之间的合作行为，而且为解释人类社会的合作现象提供了有力工具，不是仅仅停留于实证主义分析，而是要解决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利他主义难题”中所延伸出来的人与人之间合作与背叛行为的选择困境。

所谓达尔文“利他主义难题”，主要指按照其适者生存的理论，利己的个体必然战胜利他的个体，因而无法解释个体之间的合作进化，达尔文只能把这类行为看作他的学说难点之一。围绕这一问题，1964年，伦敦大学帝国理工学院的生物学家汉密尔顿首创进化论史上的一个重要概念“亲缘选择”，提出了亲缘利他理论①。汉密尔顿提出的亲缘利他理论沿袭了进化论的主要思维路径，从个体角度成功地解释了发生在生物界亲族间的利他行为。在现实生活中，亲缘利他作为一种原初的利他形态，以其实际效果诱发了非近亲个体之间的互惠行为。然而对于非亲缘之间的利他行为，亲缘利他理论无法做出恰当的解释。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互惠利他理论应运而生。为说明不具有亲缘关系的个体之间也会发生合作与利他行为，特里弗斯创立了互惠利他理论,认为合作源自“你来我往”的互帮互助中。艾克斯罗德(Robert Axelrod)与汉密尔顿运用博弈论工具研究了合作进化的机制，通过计算机化的方法探讨了策略在合作进化过程中的作用，从而将互惠利他理论带到了一个全新的境界。在互惠利他理论的发展进程中,特里弗斯继承和改造了博弈论的研究范式，提出了非亲缘个体之间发生合作行为的可能性，艾克斯罗德与汉密尔顿的共同努力证明了这种可能性不仅存在，而且这种合作行为还能够稳定地维持并发展下去。他们的思想得到了以道金斯(Richard Dawkins)为代表的社会生物学家的充分肯定与推崇。道金斯立足于生物基因理论，认为指令利他行为的基因不但没有减少，而是增加了与利他个体相同基因在种群基因库中的比例，表现型利他,而基因型利己,互惠利他行为的背后隐藏着自私的动机，只不过是一种开明的自私自利而已。

道金斯自私的基因理论思维路径与特里弗斯、艾克斯罗德、汉密尔顿提出的问题是一致的，对这个问题的探讨让互惠利他行为背后的动因变得清晰。虽然这种建基于个体的互惠利他理论遭到了以洛伦兹(K．Lorenz)、爱德华兹(W．Edewards)和威尔逊等为代表热衷于群体选择理论的学者的极力反对，但是群体选择理论由于无法在基因水平上解释提高群体利益却导致个体生存适应性降低的纯粹利他行为是如何进化的，因而遭到包括道金斯、汉密尔顿和特里弗斯等在内的众多主流生物学家的批判。在现代，卡内基—梅隆大学西蒙等人再度显示对利他理论的热情。1990年，西蒙(Herbert A. Simon)提出了驯顺性理论②。该理论在受限理性的基础上，指出只要社会强加给个体的利他主义要求与通过驯顺性获得的有利知识和技能相比不过分, 纯粹利他的比例就会增加。这样，驯顺性理论就把互惠利他理论的主题从立足于回报的利他行为转移到纯粹利他行为上了。驯顺性理论适应了人类社会的现实，注重纯粹利他行为研究，不失为一项具有重要意义的工作，它标志着利他理论的成熟。

利他主义的出现，作为利己主义的对立面，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极端的利己主义、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的膨胀，而互惠利他理论，依据人的生物性和现实生活世界的实际，阐发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存和合作及其合理性，揭示了亲缘利他提升到非亲缘利他行为的必然性及其社会意义，呈现了人类合作机制的原初动因和内在机理，使人们以往关于合作出现的主观猜测和感性经验上升到理论高度，并且逐步成为现代社会解释各种社会行为尤其是合作行为的精致工具。合作是人类社会构成和存在的最深层基础，互惠利他理论的提出无疑是人类认识史上的一个巨大的理论进步。互惠利他理论既涉及到个人行为选择的优化问题，也涉及到社会和社群构成基础的深层问题，这些看似简单实则复杂的问题，被不同学科的思想家们从不同角度所展示，而不同领域的研究又根据各自研究基础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和发展方向。

二、主要流派和基本观点

互惠利他理论从不同视角深入分析和论证了人与人之间互惠利他行为的主要内涵和基本特征，回答了生物学意义上和现实生活中的许多重要问题，就研究主体和理论传统来说，互惠利他理论大致可以分为四种路向：

第一种是生物学视角下的互惠利他理论，主要从生物本能出发来解释人类的利他行为，认为人类存在某种利他基因。俄国地理学家克鲁泡特金(Peter Kropotkin)以大量的观察事实为根据论证了互助进化的机制，指出生物进化的规律是互惠利他，而不是生存竞争，互助和合作是包括人在内的一切生物进化的法则和影响生物进化的构成要素③。威尔逊坚信生物学是解开人类本性之谜的一把钥匙，提出利他行为先天决定的观点，认为人的利他行为是通过基因遗传获得的，是人类的本性。在对吸血蝙蝠分享食物行为进行实例研究的基础上，特里弗斯指出，在动物群体中或两种动物的长期交往过程中，互惠利他可能存在，但是这种行为的出现必须具备防范欺骗和识别对方的能力。在日后与受益者再次相遇时得到回报的预期下，个体以牺牲自身适合度为代价帮助另一个与自己没有血缘关系的个体。在长期的交往中，这种行为被证明是一种合作的进化，能有效地扩展多边关系，在群体中能显示重要的作用。在这个意义上，特里弗斯从动物的社会行为出发去探讨互惠利他行为的机制与特点，从而为建构科学的利他行为理论奠定了可靠的基础。

第二种是社会学视角下的互惠利他理论，主要从社会关系的角度出发来解释人的利他行为，将人类的这一行为理解为社会性行为。从宏观的国家和社会层面，一些学者指出，互惠利他行为在国际关系及人类社会中广泛存在，国际互惠是国际社会的根基所在。这一点从泰勒(Michael Taylor)、拉波波特(Anatol Rapoport)、艾克斯罗德、基欧汉(Robert Keohane)、斯坦(Arthur Stein)、米尔纳(Helen Milner)到奥伊(Kennth Oye)的理论建构中就可见一斑。他们认为，源于国家为实现自我的延续、为获取可预期的未来收益和维系人类共同体的需要，在国际关系中，国家可以通过自己的实践实现互惠和利他主义的普遍化④。从微观的个人层面，一些学者认为利他行为主要源自个人的主观社会感受和对社会规则的遵守。正如亚当斯指出，利他行为是对得失进行衡量的产物，强调人们在衡量得失时容易与他人相比，因而影响人们利他行为选择的是主观上的公平感。在威尔逊看来，人的行为应与社会规范相一致，人们帮助他人，仅仅因为他们是按照社会规范和准则去做的，而利他行为则是个体对这些社会规范进行学习并内化的结果。

第三种是经济学视角下的互惠利他理论，主要是从理性“经济人”出发，将利己视为利他行为的最终目的。这一流派对利他主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首先，从经济学的研究模型出发，分析互惠利他理论。互惠利他理论的模型主要包括直接互惠模型和间接互惠模型。在直接互惠模型中，利他主义者通过牺牲自身利益，从其他人那里直接获益。显然，根据自然选择理论，这种获利要比利己主义者少得多。但是，从重复合作和长时期发展来看，利他主义者的获利更多。间接互惠模型则是在重复博弈的基础上，利他主义者获得的关涉到声誉和地位等方面的回报，并且通过印象策略，获得丰厚的回报⑤。值得一提的是，有学者则通过跨学科思维路径，在理论生物学与进化博弈论的基础上，将“直接互惠”和“间接互惠”结合起来，建立一个试图揭示“人类社会进化动态性”的数学理论⑥。

其次，从经济学的效用理论出发，研究互惠利他理论。以贝克尔(Gary S. Becker)为代表的经济学家，从效用函数理论出发，建立了利他主义模型假设。据此模型，他指出所有行为都源自不同消费效用函数的极大化。通过一系列的效用函数计算，他试图将人类的所有行为建立在资源约束条件下的广义效用理论基础上，并且把人类的非理性行为纳入到这个分析框架中来，进而推断利他主义是可用广义效用函式来描述的，具有道德和经济双重收益的，提高“利他主义者”总效用的一种手段和工具。

最后，从博弈论出发，研究互惠利他理论。特里弗斯最先运用囚徒困境博弈建立了描述非亲缘个体间利他与合作行为进化的自然选择模型，这一模型被称为研究互惠合作问题的经典范式。演化博弈论之父史密斯(Maynard Smith)和普莱斯(G. R. Price)将生物演化论与经典博弈理论结合，诠释了自私的个体如何能够实现合作，并提出了演化博弈的基本均衡概念——进化稳定策略⑦。艾克斯罗德与汉密尔顿合作，研究了演化博弈中的策略选择，指出在非零和博弈中，诸多策略的较量最终获胜的是合作策略而不是背叛策略，个体的合作和利他行为实际上也是一种生存策略。不仅如此，艾克斯罗德还进行了关于合作生成机制的博弈论实验，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在特里弗斯和艾克斯罗德等人的基础上，先后形成了标准迭演囚徒困境博弈模型、修正的囚徒困境博弈模型以及厨师困境博弈模型，并以此来解释互惠利他行为及其进化机制。

第四种是文化学视角下的互惠利他理论，这一流派主要将利他行为理解为文化传承和塑造的结果。威尔逊指出，自进入文明时代以来,人类社会“基因进化”的速度和作用远远小于“文化进化”的速度和作用，与此同时,这两种进化相互作用，协同并进，实现人类利他行为的进化和延续。为进一步说明这一机制，道金斯在《自私的基因》一书提出了谜米(meme)概念。这一概念是指“在诸如语言、观念、信仰、行为方式等的传递过程中与基因在生物进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相类似的那个东西”⑧。它被看作是文化的基本单元，通过模仿的方式从而得到传递。在此基础上，许多学者对其进行深入的研究。其中，苏珊·布莱克摩尔(Susan Blackmore)的影响较大。她认为谜米是利他主义传承的条件。利他性的传递通过谜米的存在与传播而顺利进行，在谜米的驱动下人们实现合作,并且这种合作在自然选择中走向进化稳定，从而代代传承。如果说威尔逊对利他问题开启了文化与基因综合解释模型，布莱克摩尔则在谜米—基因模式中将文化传播的过程赋予了等同于生物遗传的重要意义。

互惠利他理论犹如一个巨大的引力场，吸引着不同的学科不约而同地将自己的聚焦点集中于此，这些不同的学科、思想流派、理论模式和研究范式从不同层次、不同角度对互惠利他理论做了许多新的探索。从总体上看，互惠利他理论关注的中心是如何克服个体眼前或短期的私利而实现合作，并最终揭示无论是提高个体的适合度，还是化解利益冲突方面，利他的个体比自私的个体更具有竞争的优势。合作与利他行为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行为，从研究的理论特性和发展演变来看，不同的学科在为利他问题的解释奠定理论基础时，理论观点之间的兼容和互补为探讨互惠利他理论提供了普遍的必要性和现实的可能性。对互惠利他行为的探讨，已成为生物学、社会学、经济学、文化学特别是哲学关注的焦点。“及时把握这个领域的进展，无疑会发掘出新的哲学问题，大大开阔我们的哲学视野，丰富哲学研究内容。”⑨

三、主要的问题与发展的趋势

互惠利他理论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日臻完善，对互惠利他理论的深入探讨，已成为现代科学发展的趋势，依据互惠的主体、方式、作用以及影响不同，现代互惠利他理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个人发展问题；二是企业盈利问题；三是国际合作问题。

第一，互惠利他理论与个人发展问题。在互惠利他理论中，经过自然选择和进化而产生的互惠利他行为体现了利他与利己之间的必要张力。一方面，从理性人的前提出发，人是以谋求长期利益最大化为目标，正是由于人对自身利益的追求，构成了人们从事活动的基本动力。另一方面，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利益是从人的生存发展需要与客观世界的联系中产生的，因而，只有处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中，依靠社会通过与他人合作或共同从事活动，个人才能存在和发展。个人为与他人进行更好的合作，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就必须选择一定的策略。互惠利他理论给我们展示了策略较量的结果——基于回报的合作策略是竞争中的制胜之策。以囚徒困境为例，在单次囚徒困境博弈中，个体都会选择背叛。但是一旦这种博弈不止进行一次而是多次，博弈的双方就会自动选择互惠合作策略——一报还一报策略。该策略总是以合作开始激发对手的合作，在对手收益更好的情况下以不嫉妒为前提在多次博弈中让彼此收益居高不下，足以与背叛者相抗衡，因而合作与利他成为个体的必然选择，合作得以维持。对于互惠利他的个体而言，利他行为似乎付出了适度的代价，但这种代价却带来了相应的回报，既能增进个人利益又能提高他人和社会利益，实现了利己与利他之间的统一，从这个角度出发，合作与利他的策略更有利于个体发展。

第二，互惠利他理论与企业盈利问题。随着市场经济不断发展，企业之间竞争日益激烈。对抗性的竞争观念一直在传统企业的管理理念中占据主导地位。因为传统企业的竞争策略是建立在零和博弈模式之上，即基于企业之间的收益完全对立，彼此处于你死我活的斗争状态之中。在这种竞争理念的作用下，不仅容易产生同行业之间的过度竞争，而且不利于企业抵抗潜在的外来入侵。由此出发，企业就必须改变竞争策略，重新建构企业的盈利模式。

这种盈利模式的建构，主要是基于互惠利他理论。认为在同一市场条件下，通过多次博弈，竞争双方能预测出彼此可能的行为，从而相应地进行策略调整，以此来实现互惠合作。在互惠双赢的基础上，企业实现了在竞争中谋合作，在竞争中求发展，通过善待和引导对手来创收，进而在经济全球化乃至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发展和壮大自身。那么，这种互惠利他竞争策略的实施需要哪些具体条件呢？首先，良好的声誉是企业间建立合作的前提条件。因为从某种程度上说，声誉就是一种博弈策略投资。其次，顺畅的沟通是企业间稳定合作的重要方式。交流沟通，能加深了解，消除误会，进而抑制背叛行为。最后，长远且丰厚的利益回报是企业间持续合作的首要保证。长远且丰厚的利益回报，会抑制企业间的背叛行为，强化彼此的持续合作。

第三，互惠利他理论与国际合作问题。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合作互利，互惠共赢，已经成为时代发展的趋势。因而国家应该具有何种行为特征才能实现持续稳定和有效的国际合作态势，成为国家与国家之间合作的一个关键问题。在国际环境里，作为有意图的基本行为体，国家采取的各种策略构成了现实的国际关系。互惠利他理论为国家之间行为策略的选择提供了重要启示。按照互惠利他理论，国家行为体采取利他与合作行为，并不意味着自我利益的放弃，而是在互利互惠的基础上实现彼此利益的最大化。

那么，这种合作策略的实施需要哪些具体保证呢？一方面，国家之间利益取向的一致性决定了国际合作的可能性。一般来说，国际关系本质上是非零和博弈，即国与国之间存在一定共同的利益取向。这种利益取向，包含内在利益和外在利益双重维度，内外利益结构的变化会实现合作的出现和持续。按照互惠利他理论的研究模型，出于成本和收益的权衡，行为个体会相应地选择合作或是背叛策略。基于奖赏性和惩罚性策略，双方则会在互相调整利益结构改变收益值的基础上，实现持续合作。另一方面，国家之间信息的互动频率决定了国际合作的稳固度。在国家之间的信息互动之中，各个行为体更容易找到与自身取向相近的合作者，进而提高合作的成功率和彼此对前景的预期。同时，国家间的合作取决于双方对长远利益的预期，而国家之间持久和频繁的互动为彼此了解对方的收益结构和决策方向提供了途径，通过多次博弈，双方会明白合作的长期收益明显高于背叛带来的短期利益。当然，合作的稳固和延续还需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国际机制对国家的行为选择进行约束。

进入21世纪，在互惠利他理论研究中，强互惠理论的发展引人注目。鉴于互惠利他理论的不足，立足赏罚机制改变收益值，对于不求回报的纯粹利他行为更富有解释力。因为“惩罚”和“奖赏”分别能够有效降低背叛者的收益和提高合作者的收益，背叛成为得不偿失的选择，从而人们会对背叛行为三思而行。但是谁来承担奖赏或惩罚的成本？强互惠理论认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关键在于惩罚机制，只要进入合作体的成员背叛，无论与我是否有直接利益关联，甚至为此付出高昂代价，我都要对其施加惩罚。在此种纯粹利他行为的作用下，人类合作的可靠性和稳固性得以保证。这种强互惠，能够抑制群体中的背叛、卸责和搭便车行为，从而促进人群福利的增加，进而保证群体之间的合作⑩。强互惠理论弥补了互惠利他理论的缺陷，为有效地维持人与人之间的合作，促进企业的互利双赢，增进国家之间的相互交流，降低国家和社会发展的风险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启示，也为理解社会现实生活提供了新的思维方式和参考维度。当然，强互惠理论也有许多需要完善的地方，例如强互惠者借以惩罚不合作者的条件是什么？以什么机制保证强互惠者的惩罚行为在人类社会中是有效的？如何对待惩罚行为引起的报复行为？这些方面的深入探讨将成为今后研究的一个重要维度。

① William D Hamilton：The Genetical Evolution of Social Behaviour，I and II．JournalofTheoreticalBiology，1964，(7)，pp.1-52.

② H Simon：A Mechanism for Social Selection and Successful Altruism．Science，1990，(250)，pp.1665-1668.

③[俄]克鲁泡特金:《互助论：进化的一个要素》，李平沤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7年，第12页。

④黄真： 《国际互惠的基本类型及其伦理取向——兼论国家利他主义的动力根源》，北京： 《教学与研究》，2010年第6期，第63～69页。

⑤齐翔：《互惠利他行为的演化模型与仿真》，武汉：华中科技大学，2008年，第21页。

⑥Nowak M A, Tarnita C E, Antal T：Evolutionary dynamics in structured populations.PhilosophicalTransactionsoftheRoyalSocietyB, 2010，(365).pp.19-30.

⑦ J Maynard Smith，and G R Price：The Logic of Animal Conflicts. Nature，1973(246)．pp.15-18.

⑧ R Dawkins，TheSelfishGen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6，pp.330-386.

⑨刘鹤玲：《生命与工具》,台北:佛光人文社会学院,2002年，第40页。

⑩ [美]赫伯特·金迪斯等:《人类的趋社会性及其研究——一个超越经济学的经济分析》，汪丁丁等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 178页。

[责任编辑刘慧玲]

作者简介：饶异，仲恺农业工程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中图分类号]B82-06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14X(2016)01-0069-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