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对中华文化的接续及其在山庄的呈现

毕国忠 赵翠华（河北民族师范学院 河北 承德 067000）



清初对中华文化的接续及其在山庄的呈现

毕国忠 赵翠华
（河北民族师范学院 河北 承德 067000）

摘 要：文化的继承与发展，最主要的就是文化传统的继承发展。清代是中国传统文化集大成时期，满族统治者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极汲取者，同时也是中华文化传统的继承者与推进者。避暑山庄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这一历史事实。

关键词：避暑山庄；文化；传统

文化传统具有稳固的民族性。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各民族人民几千年文明劳动的结晶，反映了中华民族的整体风貌，是中国各民族人民思想观念、精神气质、价值取向的形象再现，它通过具体的文化形态与样式诸如诗、词、曲、赋等表现出来。中国文化传统是蕴含在中国传统文化背后的精神内核，指导着整个民族文化发展的全部经历，发轫于过去，指导着当下，影响着未来。

清代是我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阶段，也是传统文化的集大成时期，“最后的辉煌”时期。在二百多年的历史中，清王朝既发展了本民族文化（满族文化），又积极地接受了中华传统文化，促进了文化的融合与发展。避暑山庄建于“康乾盛世”时期，是清王朝鼎盛时期的产物，集中体现了清朝前期思想文化，对于我们认识清代继承和发展传统文化、推进文化传统的发展很有价值。

一、清代对中华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的接受与继承

满族历史悠久，远在商周时代，其先民就和中原建立了联系。活跃在白山黑水之间的满族，以渔猎为生，逐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辽金时期的“春水秋山”、“四时捺钵”、萨满崇拜等哺育了满族文化。1644年，达海创造了老满文，标志着满族文化达到了一个新的顶峰。满族文化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与民族特色，著名清史专家李治亭先生称之为“关东文化”。明代后期，随着满洲的不断壮大，其与中原接触越来越频繁。政治、经济、文化之间的碰撞，使得满洲统治者越发感到了解掌握中国传统文化是满洲发展的迫切需要。在历史的大趋势下，满洲迅速地“汉文化”化，成为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的传承者与推进者。从清代诸帝王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接受、研判与继承的视角考察，更为清晰地彰显了中华各民族文化积极融入文化传统的发展历史。

（一）清帝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接受与继承

传统文化对满族及其统治者产生影响，可以追溯到满族民族共同体形成初期。早在关外时期，努尔哈赤就开始接触中原文化，他自幼喜欢阅读《三国演义》《水浒传》等。万历四十三年（1615）四月，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建立孔庙，开满洲祭孔先河。皇太极继位后，格外重视学习中华文化，天聪三年（1629）始设文馆，后改为内三院（内弘文院、内国史院、内秘书院），翻译了大量的中国传统文化典籍，诸如《通鉴》《孟子》《六韬》《四书》《素书》《国语》《三国志》《万宝全书》《三略》等，同时兴学校，办科举，禁萨满，崇佛教，迅速地和中华文化对接，自觉地担负起了继承与推进中华文化的使命。定鼎北京后，顺治元年（1644）六月，清入关仅一个月，多尔衮即派员祭先师孔子，十月封孔子六十五代孙孔允植为“衍圣公”，依明朝例，官太子太傅，孔、颜、曾、孟后代均袭封五经博士，顺治二年，定孔子封号为“大成至圣先师”从康熙亲政始，经雍正至乾隆后期一百多年的时间，清王朝把中国传统文化推向了最后的一个顶峰。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共同创造的精神财富，是各族人民赖以生存的精神家园，历经五千年风雨，弦歌不辍，薪火相传，展示了顽强的生命力。异质多元、包容共生，成就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也是其生生不息的动力源泉。儒家思想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部分。两千多年来，儒家思想深深地融入到了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其影响之深、力量之大、生命之顽强，不言而喻。李治廷先生在《满族与中华文化》一文中指出：“历史已经证明，任何民族取得对中国的统治，不能不对中华文化予以继承，都离不开对儒家学说的学习和利用。”“满族统治者按儒家思想治国，无论在政治领域、经济领域，以及思想、文化领域，无所不及，包括康雍乾三帝的日常言语举止，对人民的道德教化、社会风气的整肃，都贯彻了儒家的政治思想、价值观念、人生理想，达到了历代统治者所不能企及道德境地。”［1］

皇太极重视读书，振兴文教。天聪五年（1641）下令八到十五岁子弟必须读书，皇太极尤其喜欢读史书，特别是《辽史》《宋史》《金史》《元史》，从中汲取治国理政的经验教训。他曾晓谕臣下，说：“朕观汉文史书，殊多饰词，虽全览无益也。今益于辽、宋、金、元四史内择其勤于治而国祚昌隆，或所行悖逆而统绪废坠，与夫用兵行师方略，以及佐理之忠良、乱国之奸佞，有关治要者，汇纂翻译成书，用备观览。”［2］

顺治作为进关的第一代皇帝，醉心于中华文化的学习，他在《御制资政要览序》中说：“朕孜孜图治，学于古训，览四书五经通鉴等编得其梗概，推之十三经二十一史及诸子不悖于圣经者，莫不根极理道成一家之言。但卷帙浩繁，若以之教人恐未能一时尽解其意，亦未能一时尽得其书。因思夫记事宜提其要，纂言当钩其玄。乃采集诸书中之关于政事者为三十篇……名曰《资政要览》。观是书者，熟思而体之，可以为笃行之善人；推类而广之，可以为博雅君子。毋徒求之语言文字之间，则朕谆谆教谕之心庶乎其不虚矣。”［3］

康熙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达到了孜孜以求的地步。康熙十七年（1678）初，下诏徵博学鸿儒：“自古一代之兴，必有博学鸿儒，振起文运，阐发经史，润色词章，以备顾问著作之选。朕万几余暇，游心文翰，思得博学之士，用资典学。我朝定鼎以来，崇儒重道，培养人才，四海之广，岂无硕彦奇才，学问渊通，文藻瑰丽，可以追踪前哲者？”［4］康熙二十四年（1685）春，“朕研究经史之余，批阅诸子百家，至黄帝素问内经诸篇，观其意蕴，实有恻隐之心，民生疾苦，无不洞瞩，其后历代医家，虽多著述，各执己见，若难经及痘疹诸书，未能精思，及论文义，亦未贯通，朕甚惜之。”［5］康熙四十三年（1704）七月乙卯巡视塞外，康熙在行宫书写大字小字，对扈从满汉王公大臣说：“朕自幼好临池，每日写千余字，从无间断，凡古名人之墨迹石刻无不细心临摹，积今三十余年，实亦性之所好。”［6］“勤览书籍，凡四书、五经、通鉴、性理等书，俱经研究。每儒臣逐日进讲，朕辄先为讲解一过，遇有一句可疑、一字未协之处，亦即与诸臣反复讨论，期于义理贯通而后已。”［7］《圣祖仁皇帝庭训格言》：“朕八岁登基即知黾学问。及至十七八更笃于学，逐日未理事前，五更即起诵读，日暮理事稍暇，复讲论琢磨。竟至过劳，痰中带血亦未稍辍。朕少年好学如此。”［8］“朕自幼好看书，今虽年高，万几之暇，犹手不释卷。诚天下事繁，日有万几，为君者一身处九重之内，所知岂能尽乎？时常看书知古人事，庶可以寡过，故朕理天下事五十余年无甚差忒者，亦看书之益也。”

雍正认为“定鼎华夏，首隆学校”。雍正朝新建书院159所，刊印《四书五经读本》，颁发国子监、八旗官学、各省书院，作为教材。他提倡三教合一，认为儒释道“理同出一源，道并行而不悖。”“朕向来三教并重，视为一体。”

乾隆深受传统文化熏染，一生流连其中，留下了四万多首诗文。他在总结自己学习经典体会时说：“予秉承庭训，懋学书斋，流连往复于六经四子之书，求其义蕴精微，旁搜诸史通鉴，考定得失，区明法戒，以致儒先诸论，词苑精华，莫不遍览。虽究心探索，餍饫其中，然考之古圣贤躬行实践之学，盖恧焉而未逮。自十有四岁学属文，至于今又一纪矣。其间日课，诗、论、杂文未尝少辍，积成卷帙，瑕瑜各半。”［9］乾隆朝新建书院1139所，总数达到2500多所。

（二）清帝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研判与继承

康熙以儒家思想治理天下，特别推崇程朱理学。康熙不事浮华，不尚空言，勤政节俭，尚宽爱人，体现了儒家仁者爱人的道德情怀。去世后，雍正以圣祖仁皇帝谥之。康熙是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帝王，他善于思考、学习，明辨是非，对于中国传统文化，表现出极强的认同感、求知欲，数十载孜孜以求，老而不疲。尤为可贵的是，康熙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不盲从，不泥古，实事求是，对于所钟爱的中国传统文化加以批判地吸收。康熙晚年著有《七询》一文，清楚地表达了他对于传统文化的态度。《七询》作于康熙六十年（1721），是年康熙六十八岁。《七询》可以看做是康熙对自己一生思想精神的总结。

《七询》以传统的“七体”构篇布局，以主客问答的形式展开议论。全文七段，分别以近侍之臣、文学之臣、介胄之臣、释氏之流、道家之流、医术之臣、岩阿一老与体元主人对话组成。体元主人是康熙晚年喜用的一枚印章。

开篇即体元主人自序，“体元主人膺期运，抚寰海纪星次者垂七十年，临云陛者周六十载。常以薰风应律、梅雨戒涂，驻跸兴州之域，栖神无暑之区。”康熙八岁即位，十四岁亲政，实际执政五十四年，六十九岁去世，在位六十一年，时间之长，堪称冠冕。文中记述了自冲龄即位以来除鳌拜、平三藩、收台湾、治水患、亲征噶尔丹，夙兴夜寐，孜孜求治的多艰历程。回首往昔，感慨良多。现在“年芳冉冉，星发皤皤。劳稍涉而辄倦，步方跬而虑蹉。”然而很多理想还未实现，时不我待，“来日不可期，去日已苦多”，于是产生了这样的疑问：“慕视履之元吉，知上佑之难谌。其何以宽无穹之烦念，发垂老之叹心。”

近侍之臣劝康熙应及时行乐，大兴土木，营造宫室，“游宴有所，班输是营。千门万户，阁通往来”。广招美色，声色犬马，“太真之鲜葩解语，窅娘之新月乍斜”。沉溺于旨酒歌舞，“贵人生之行乐，及良时而酣燕”。“众伎俱陈，八音齐举”，提出康熙“富有万国而寸阴是惜，泊然无以为欢”。康熙则从历代兴废的历史教训中总结出了“阶厉召祸，败徳累名。宜鉴倾城之辙，毋招伐性之兵”。

文学之臣劝康熙寄情翰墨，“寄闲情于缃素，绚殊采于珠韬”。并举出“孝建之翰墨驰誉，永明之笔力象贤。梁帝观钟繇之意，陈主品嗣真之篇”“睿宗则五云纷飘，明皇则八分英特。是皆鸿鶱鹤舞，虎卧龙跳”。况且“圣又多能，道兼众艺。体工六文，词髙五际”。康熙则认为文学创作贵在质朴，虚饰文辞，于人无益。他的创作，不是为了和文人一争高下，而是抒发自己的襟怀。

介胄之臣力劝康熙再展雄威，重披战袍，开疆拓土。“扛鼎夸雄，翘关示壮”“罗地天之上下，包日月之西东。绝漠在藩篱之内，荒服尽庭庑之中”。康熙认为战争是不得已而最后采取的手段，不能为呈一己之雄心就轻易挑起事端，“八荒在闼，七徳有征”。

释氏之流劝康熙皈依佛门，阐扬佛教，“愿阐真如之教，永绥极乐之身”。康熙被视为无量寿佛的化身，在佛教徒中享有很高的声誉，笃信藏传佛教的蒙古王公也把康熙看做是无量寿佛转世，但康熙自己却有清醒的认识，他以为佛教“虽了徹乎三生，亦奚裨于国政”。于治理国家无益，对之只能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

道家之流建议康熙采取服丹药、练气、调阴阳的方法，来达到长生不老的目的。康熙对此颇不以为然，事实上他也不相信道家的这一套理论，在南巡时，曾有民人向其献丹书，康熙将书掷还，并予以严责，“求方药而何愚！”认为“飬身寿人，儒者有道。保合太和，何取黄老。”

医术之臣建议康熙及时进补，多服延年益寿的名贵药物，诸如“人参、彤丝、皓苓、伏莬、蟠根、龙眼、合欢”之类，以药物来求得畅怀体胖。康熙认为服用药物只能根据具体情况而定，不能依赖，否则“服药之过多，反五藏之为累”，不能迷信药物，“勿惟药用是信”。

岩阿一老则以兢兢业业、自强不息劝导康熙，这是儒家的思想，所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康熙对此极为赞赏，“隐者之言实获我心”，进而表示了“殷忧劳勤，习与性成。学于古训，不敢荒宁。前途之计，后世之寄。畴勤畴恤，系余是视。兢兢业业，不知老之将至”的感想。

纵观《七询》全篇，康熙逐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构成进行了阐发和鉴别，“博采不遗，从容顾问”，有分析，有比较，有鉴别，提出了自己对传统文化的看法，既不是一味否定，也不是全盘收录，体现出了一种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当然，他最倾心的还是儒家学说［10］。

二、避暑山庄：贮藏中华传统文化的宝库

避暑山庄作为清帝避喧听政的行宫，康乾二帝每年在此驻跸时间很长。康熙、乾隆在避暑山庄建书屋、藏古籍，认真阅读经典著作，积极学习中华传统文化，总结、借鉴历代兴衰治乱的经验教训，收到了学以致用的效果。故而，山庄主要殿宇中陈设了大量的典籍，门类众多，既是出于安邦治国，以备顾问的实际需要，也有装饰点缀意味。在某种意义上讲，避暑山庄就是一个大图书馆。根据嘉庆年间《陈设档》记载，正宫区的藏书种类和数量极多，澹泊敬诚藏有《古今图书集成》，万壑松风主要藏儒家典籍和历史著作，东宫勤政殿则主要收藏科学著述，佛经主要在各处佛堂收藏。山庄很多建筑群里都建有书屋、书斋，诸如挹秀书屋、味甘书屋、学古堂、含粹斋等。文津阁、澄观斋、宿云檐则是专门编辑书籍和藏书之地。

（一）清代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全面的清理与总结，是一个封建文化集大成时代

清王朝以“御纂”“钦定’等方式编辑整理了大量的儒家经典、史学巨著、科学著述、诗词文集、佛教经典等。儒家经典主要有：《钦定周易注疏》《钦定尚书注疏》《钦定礼记注疏》《诗经》《春秋》《四书》《论语》《孟子》《左传注疏》《尔雅》等；史学著作主要有：《史记》《资治通鉴》《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钦定北史》《钦定隋史》《旧唐书》《五代史》《辽史》《金史》《元史》等；科学著述有：《水经注》《周髀算经》《九章算术》《农政全书》《广群芳谱》《律吕正义》等；诗词文集主要有：《全唐诗》《佩文韵府》《渊鉴类函》《古文渊鉴》《历代赋汇》《历代诗余》《词谱》《曲谱》《类苑俪语》等；经文主要有：《大藏经》《莲华经》《楞严经》《心经》《万寿经》《长生经》等。《康熙字典》《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是代表。

澹泊敬诚曾贮《古今图书集成》。澹泊敬诚是避暑山庄正宫主殿，其地位相当于紫禁城的太和殿。康熙五十年（1711）始建，不饰丹艧，茅茨土阶，一派天然，康熙名之曰澹泊敬诚，意为不尚奢华，清心寡欲；乾隆十九年（1754）用楠木加以改建，仍然保持了不彩不画的质朴，俗称“楠木殿”。澹泊敬诚鲜明地表现了康乾以儒教治国的理念。澹泊敬诚北山墙建有巨型书柜，曾贮存《古今图书集成》。

《古今图书集成》是我国现存的古代最大的一部类书，康熙四十年（1701）开始编纂，四十五年（1705）告蒇，编纂者为陈梦雷。其书原名《文献汇编》或《古今图书汇编》，完成后未刊印。雍正元年（1723），陈梦雷因事获罪，被流放宁古塔，雍正命蒋廷锡重新编校该书，并亲自为之撰写序。雍正四年（1726）《钦定古今图书集成》首次以铜活字排版印刷，每部一万卷，5020册，另有目录40卷，计1.7亿字。全书分为六编，即历象、方舆、博物、经济、明伦、理学，每编之下设典，计32典，典下又分部，计6109部，部下分汇考、总论、列传、艺文、纪事、图、表、杂录、外编、造句，遗缺者不列。摘编的文献资料上起先秦下迄康熙朝，保存了浩瀚的文献资料，可以说是我国古代最大的一部百科全书。

乾隆四十年（1775）文津阁建成，乾隆命将《古今图书集成》按照《四库全书》的样式，加以装潢，在文津阁中列架庋藏，计12架，576函，一万卷。山庄藏《古今图书集成》系开化纸和太史连纸印刷，纸质洁白，质地细软，印刷精美，装函考究。几经辗转，现在这套书的残卷收藏在承德图书馆，存424函，3312册，6624卷。

（二）文津阁贮《四库全书》

乾隆朝是康乾盛世的顶点，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对外交流都处于兴盛阶段，乾隆皇帝本人又是一个追求文治武功、雄心勃勃的君主，他在文治上的一大举措就是开四库馆，编辑《四库全书》，这是自明朝编纂《永乐大典》之后我国封建王朝对中华文化进行全面整理的浩大的国家文化工程，是清王朝继编纂《古今图书集成》之后又一文治盛举。

四库之名，源于唐玄宗。据《隋书·经籍志》载：“唐玄宗于两都各聚书四部，以甲乙丙丁为次，列经史子集四库。”乾隆三十八年（1773）开四库全书馆，皇六子永瑢领衔，以纪昀、陆锡熊为总纂官，陆费墀为总校官，集中大批人力物力，开始文献征集、整理、编订工作，历时十年完成。主要有《永乐大典》、内府藏书、民间献书三个辑书来源，按照经史子集四部校辑成书。经部分10类，史部分15类，子部分14类，集部分5类，每类之前有小序，述说分类的缘由及著述源流，便于查找。《四库全书》收书3461种，79309卷，存目6793种，93551卷，订为36300册，装6144函。

乾隆三十九年（1774）为将来储存《四库全书》，开始兴建文津阁，系仿照宁波天一阁而建，越一年而成。文津阁设计将一层的六棱楹隔为六个单间，顶层六楹相通为一大间，取“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之意。乾隆五十年（1785）第四部《四库全书》庋藏于文津阁。文津阁建筑为三层，第一层贮存《古今图书集成》和《四库全书总目》，第二层贮存经部、史部，第三层贮存子部、集部。全书以丝线装订，绢帛做书皮，经部以褐绢为皮，史部以红绢为皮，子部为黄色绢皮，集部灰色绢皮。列115架，6144函。文津阁《四库全书》卷首钤“文津阁宝”、卷尾钤“避暑山庄”“太上皇帝之宝”，皆小篆朱文。文津阁本《四库全书》是保存最好、校订最详备的一部。

乾隆三十九年冬，乾隆皇帝写了《文津阁记》，镌刻在文津阁东碑亭石碑正面，在这片碑记中，乾隆阐述了学习的重要意义及正确途径。现将碑文抄录如下：

“辑四库全书，分为三类：一刊刻，一抄录，一祗存书目。其刊刻者，以便于行世，用武英殿聚珍版刷印，但边幅颇小。爰依永乐大典之例，概行抄录正本，备天禄之储，都为四部。一以贮紫禁之文渊阁，一以贮盛京兴王之地，一以贮御园之文源阁，一以贮避暑山庄，则此文津阁之所以作也。盖渊即源也，有源必有流，支派于是乎分焉。欲从支派寻流以溯其源，必先在乎知其津；弗知津则蹑迷途而失正路，断港之讥有弗免矣。故析木之次丽乎天，龙门之名标乎地，是知津为要也。而刘勰所云：道象之妙，非言不津；津言之妙，非学不传者，实亦先得我心之所同。然夫山庄，居塞外伊古荒略之地，而今则闾阎日富，礼乐日兴。益兹文津之阁，贮以四库之书，地灵境胜，较之司马迁所云名山之藏岂啻霄壤之分也哉！”

《辞海》中对“文化”的定义是：“从广义来说，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从狭义来说，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季羡林先生指出：狭义文化指的是哲学、宗教、文学、艺术、政治、经济、伦理、道德，广义文化则是包括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所创造的一切东西。文化的传承包括传播、承续、发展三个彼此关联的环节。继承是发展的必要前提，发展是继承的必然要求。在发展中继承，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与时俱进，是文化进步的历史规律。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极强的包容性，儒释道三教互相影响，融合发展。避暑山庄既有汉族文化传统，又广泛吸收满、蒙、回、藏、维吾尔等民族文化的营养，皇家文化的堂皇、儒家文化的雍容、道家文化的清逸、佛家文化的庄严、藏传佛教文化的神秘，和而不同，水乳交融，形象地展示了中华文化的博大、包容，诠释了中华文化生生不息的内在缘由。

参考文献：

［1］李治廷：《满族与中华文化》，第89页．

［2］《清太宗实录》卷23，第140页．

［3］《顺治朝实录》，顺治十二年丙午．

［4］《清圣祖实录》，康熙十七年乙未．

［5］《清圣祖实录》，康熙二十四年辛丑．

［6］《清圣祖实录》，康熙四十三年乙卯．

［7］《清圣祖实录》，康熙五十年辛巳．

［8］《圣祖仁皇帝庭讯格言》，第406—407页．

［9］ 乾隆《日知荟说序》．

［10］《圣祖仁皇帝御制文》第四集卷二十五《杂著》．

Qing dynasty succeeded with the heights of the Chinese culture and present of Summer Resort House

BI Guo-zhong，ZHAO Cui-hua
（Hebei Norm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Chengde， Hebei 067000， China）

Abstract：The core part of enhancing and promoting Chinese culture is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Qing dynasty is one of the most prosperous and strong dynasties in Chinese history， which is well-known for its advanced traditional culture，the Manchu rulers of the Qing Dynasty were not only the heirs but also the promoters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in Chinese history，which is reflected by the multifaceted history of Summer Mountain Resort in Chengde.

Key words：Summer Resort House； culture； traditional

中图分类号：K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763（2016）03-0001-06

收稿日期：2016-04-19

作者简介：毕国忠（1970—），男，河北民族师范学院文化与传媒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民族文化与地方文化；赵翠华（1961-），女，河北承德人，河北民族师范学院副校长，教授，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民族文化与地方文化。

基金项目：2015年度河北省文化厅艺术科学科研项目“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国梦耦合关系研究”（HBWY2015-Y-G036）；2014年度国家民委科研项目“传统文化与国家民族认同关联之研究”（14HSZ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