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及传统价值观的传承和发展
——访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陈来教授

麻省理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及传统价值观的传承和发展
——访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陈来教授

麻省理

[访谈嘉宾简介]陈来,男,1952年生,哲学博士,当代著名哲学史家,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2012年受聘中央文史馆馆员,荣获2015年度孔子文化奖。兼任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国际儒学联合会副理事长、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学科评审组专家、中华朱子学会会长、冯友兰研究会会长,以及武汉大学、浙江大学、复旦大学、香港科技大学等高校兼职教授。主要学术论著有：《古代宗教与伦理：儒家思想的根源》《古代思想文化的世界：春秋时代的宗教、伦理与社会思想》《竹帛〈五行〉与简帛研究》《朱子书信编年考证(增订版)》《朱子哲学研究》《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的精神》《诠释与重建：王船山的哲学精神》《宋明理学》《宋元明哲学史教程》《中国近世思想史研究(增订版)》《传统与现代：人文主义的视界》《现代中国哲学的寻思(增订版)》《仁学本体论》等。

[访谈人简介]麻省理,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中国近代历史的开端,带有很大程度的被动性。随着国力的衰弱以及西方列强文化侵略的不断加剧和蔓延,具有五千年历史的中华文明面临极大的生存困境,中华文化遭受了来自内外双重力量的批判与改造,命运坎坷曲折。然而,中华文化在历史巨变中显示出了顽强的生命力,一步步走向重生。中国共产党经过28年的浴血奋战,实现了中国近代以来的民族独立。新中国的成立以及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大发展,为中华文化复兴奠定了坚实基础。

本刊对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陈来教授进行了访谈,请他谈了如何看待中华文化的传统价值、中国传统价值观的鲜明特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国家治理思想,如何准确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脉络,怎样才能更好地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如何更好地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如何从中华文化的角度更好地理解中国梦的内涵等一系列理论和现实问题,深入地阐释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及其传承和当代价值的理解,非常值得借鉴和参考。

访谈人：中华传统文化在近代以来的命运可谓曲折动荡,对文化传统的价值,人们也看法不一,极端者甚至主张全盘西化。请您谈一谈在今天如何看待中华传统文化的价值。

陈来教授：应该说,传统并不是绝对完美的,在传统的整体里有精华也有糟粕,需要分析。从1915年到1919年的新文化运动前期所发起的对传统文化的反思和批判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在传统文化所受的批判中,也有一些明显的偏向,就是全盘否定中华文化的价值,把中华文化的传统全部看作历史的包袱,认为中国人只有与其文化传统作彻底决裂,才能够走向明天。今天,我们必须重新明确辨识传统的标准,突出传统的重要性,才能弘扬中华文化的价值传统。

看一种文化有没有价值,不能倾向于从一个外在的、功利的、功效的角度去判断它。我们应该从一个更深、更高的角度来看待文化传统的价值,如从人性和人生的需要,从社会文化的全面发展的需要,从文化自身的内在价值,来看文化传统的价值和现代意义。

文化传统对当代中国的意义何在?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但是作为现代社会的现代人,人们依然需要人生意义,需要价值理想,需要社会交往。这些需要怎么去满足呢?

现代社会更需要传统,但是需要什么样的传统呢?我们所需要的文化传统并不是外在的,而是内在于人性、人生、社会文化和文化的内在价值。今天,我们已经可以比“五四”时期更深切地了解到一个现代社会的文化需求,即发达的、现代的市场经济与商业化趋势使得道德规范和精神文明的要求更为凸显,传统文化的价值显得更加重要。

我们在发展中遇到了很多问题,如物欲横流、价值解体、人性异化、文化商业化,等等。人类如何解决自己的问题呢?其中一个重要的途径,就是重新认识传统、了解传统、激活传统、唤醒传统、弘扬传统。传统是我们在现代社会重建价值观的重要资源。

我们不再像以前那样,对传统充满了愤懑、怨气,把我们自己做不到事情的责任全部推给老祖宗。我们形成了一种共识,即与外来宗教、文化相比,自己的文化所提供的生活规范、人生意义、德性价值,包括文化归属感,是任何其他的东西都不能替代的。因此,在当代社会里,我们的传统文化在心灵的稳定、精神的向上、社会的和谐方面所起的作用是其他任何东西都难以企及的。

今天,大家更关注的是如何传承传统文化、重建道德价值、振奋民族精神,如何积极地去弘扬、利用文化传统的积极方面和精华,如何去提高文化自觉,从而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想这是一种成熟的文化心态。

访谈人：您认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和而不同”“以德服人”“天下为公”这五点是中华文化贡献的人类共同价值所包括的五重境界。请您谈一谈中国传统价值观有哪些鲜明特色。

陈来教授：如何把握我国传统价值观,特别是社会层面的价值观特色,是价值观研究的重要课题。价值观的特色一般是通过对不同理念和事物进行比较、选择、取舍而显示出来的。因此,我们讨论中国传统价值观的特色,就不能局限于中华文化本身,而要将西方文化特别是西方近现代价值观作为比较对象。中国传统价值观与西方近现代价值观相比,主要表现出四大特色。

第一是责任先于自由。中国传统价值观强调个人对他人、社群甚至自然界所负有的责任,体现出强烈的责任意识与责任本位的立场。

儒家的德行论比较发达,在春秋战国时代已形成完整体系。其中的忠、信、仁、义、孝、惠、让、敬等德行的基本取向,都强调个人承担对他人、对社会的责任。在儒家看来,个人与他人、与群体存在连续的关系,必须积极承担自己对对方的责任,这是一种美德。从孟子开始,“士”的责任就是以天下为己任。中国古代的“士文化”非常强调责任的意识,强调人对整个家、国、天下所负的责任。在汉代到宋代的士大夫中,责任意识的体现就是范仲淹提倡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此后,明代士人提出“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明清之际顾炎武提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清代林则徐提出“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都为人们所熟知,对社会产生深远影响。责任先于自由的意识成为近代以来无数仁人志士争取国家民族独立的光荣传统。

在西方近现代主流文化中,人权是个人对国家和政府提出的道德、政治要求,更多涉及政府的责任和义务,却无法界定个人对家庭、他人、社会的责任和义务。这种权利观念是西方近现代自由主义哲学的核心,是西方近代市民社会和政治发展的产物。但它把焦点集中于个人对社会的要求,而忽视个人对社会的责任;集中于个人对自己权利的保护,而忽视个人也有尊重他人权利的责任。

第二是义务先于权利。西方近现代价值观非常强调个人权利的优先性,而中国传统价值观特别是儒家价值观更强调义务的优先性。

如果把近代西方的主流价值观作为对照来看中国古代的价值观,义务先于权利就是比较有特点的地方。新儒家的先驱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表达过这种观点。他认为,中国社会最讲义务,义务是先于权利的;而近代西方则主张个人的权利是优先的。梁漱溟说,中国社会更多的是伦理社会,比如父母和子女,只能说父母有养育子女的义务,而子女不能有要求父母养育的权利。因此,他反复强调,中国古代社会最重要的伦理性格就是义务重于权利、义务先于权利。

在现代社会,个人生存发展的权利为宪法和法律所确认,当然也为社会价值观念所承认,但这并不意味着个人权利是最重要的价值,或社会价值观仅仅为个人权利提供支持。在价值和伦理问题上,权利话语和权利思维是有局限性的,以个人权利为中心的价值观甚至是当今众多问题产生的根源之一。权利话语往往联系着个人主义。个人主义的权利优先态度,其基本立场是把个人权利放在第一位,认为个人权利优先于集体目标和社会共善。在这样的立场上,个人的义务、责任、美德都很难建立起来。个人权利优先的主张过分强调保障个人自由,而忽视促进个人对社会公益的重视,不能正视社会公益与个人利益的冲突,因而对于现代社会健康运行来说弊大于利。

第三是群体高于个人。春秋时期,我国思想家已明确提出以人为本的观点,西方在文艺复兴之后也倡导以人为本。但西方近代的人本主义更多强调以个人为本;中华文化和中国传统价值观则不主张以个人为本,在群体和个人的关系上,强调以群体为本,强调群体在价值上高于个人。

中华文化和中国传统价值观特别重视家庭价值,而家庭是个体向社会发展的第一个社群层级。中华文化和中国传统价值观强调个人价值不能高于社群价值,强调个人与群体的交融、个人对群体的义务,强调社群整体利益的重要性。我国古代思想家没有抽象地讨论社群,而是用“家”“国”“社稷”“天下”等概念具体表达社群的意义和价值;“能群”“保家”“报国”等众多提法都明确体现了社群安宁、和谐、繁荣的重要性,凸显个人对社群和社会的义务,强调社群和社会相对于个人的优先性和重要性。在表现形式上,对社群和社会优先性的强调还通过“公—私”的对立而得以体现：个人是私,家庭是公;家庭是私,国家是公;社群的公、国家社稷的公是更大的公,最大的公是天下的公道公平公益,故说“天下为公”。

总之,中华文化和中国传统价值观是在一个向社群开放的、连续的同心圆结构中展现的,即“个人—家庭—国家—世界—自然”,从内向外不断拓展,从而包含多个向度,确认个体对不同层级的社群所负有的责任和义务。《论语》讲“四海之内皆兄弟”,《礼记》提出“以天下为一家”。如果说家庭关系是中国人的基本关系,则我国古人早就把家的概念、家的关系扩大、扩充了。

现代西方自由主义道德的中心原则是个人权利优先,主张人人有权根据自己的价值观从事活动,认为以一种共同的善的观念要求所有公民是违背基本个人自由的。而中华文化和中国传统价值观强调社会共同的善、社会责任、有助于公益的美德。社群与个人、责任与权利是不同的伦理学概念,反映不同的伦理学立场,适用于不同的价值领域。在当代社会,我们应坚持中华文化和中国传统价值观以社群和责任为中心的立场,在赞同自由、人权的同时,毫不含糊地申明不赞成个人优先的立场。

第四是和谐高于冲突。与西方文化和西方价值观相比,中华文化和中国传统价值观更强调社会和谐、以和为贵,追求和而不同。

儒家、道家崇尚的和谐观念,早在中国上古文化中便已萌芽。春秋时期的《国语》就提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观念;《尚书》很早就提出“协和万邦”、世界和平的观念;《左传》里也讲“如乐之和,无所不谐”,就像乐器演奏音乐的那种和谐一样,要达到天下的“无所不谐”。所以,应该说和谐的观念在我国历史上出现得很早,中华文化很早就把音乐的和谐作为一种模式和典范,将其推广为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甚至推广为宇宙的和谐。

儒家经典《礼记·乐记》说：“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这表明,人类的和谐在根本上来源于天地的和谐,即自然的和谐。和谐是一切事物的生成原理,没有和谐就没有万物化生,和谐的实现有着深刻的宇宙论根源。宋代哲学家张载曾说,“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强调从对立到和谐不仅是天地的法则,也是社会、人生中具有普遍意义的原理。

把追求永久和谐作为对待外部世界的态度,在中华文化和中国传统价值观中同样源远流长。孔子把“和”作为同外部世界交往的原则,提出“‘柔远能迩,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构建一个和平共处的世界,是中华文明几千年来持续不断的理想。

在西方文化和西方价值观中有一种冲突意识,总想用自己的力量,以自我为中心,克服非我、宰制他者、占有别人。因此,在西方历史上,宗教战争非常残酷,中国则没有出现过那样的宗教战争。可以说,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其文化根源都不在东方。总体来讲,同西方文化和西方价值观相比,中华文化和中国传统价值观强调和谐高于冲突。

访谈人：在推动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中,很有必要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这方面的智慧和思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包含丰富的国家治理思想,请您谈一谈这些思想的主要内容。

陈来教授：关于中华文化中有关治国理政的主流价值理念,这是从政府到基层群众都关心的话题,它是政府行为、政策导向的根据。那么,如何把握中华传统文化中主流的治国理政理念呢?

第一是以人为本。“以人为本”这四个字见于《管子》,中国讲的以人为本有鲜明的特色。这个特色就是从西周以来,中国文化就向着一个新的方向发展。全世界的古代文明都是以神为本,中国早期历史在商以前也是以神为本,但从西周开始,从周公封于鲁开始,他的思想就从以神为本开始转向以人为本。从西周时期开始有一种思想,说神依人而行,是依靠人存在的。

为什么有这样的思想呢?当时有这样的观点：依靠人的祭祀,神才存在;没有人的祭祀,神就没法存在。这就是说人世是神世的根本。这种思想在西周得以发展,形成了西周文化的人文主义的思想和特色。这就是中国人以人为本思想的最早起源。

春秋后期和战国时代,绝大多数诸子百家的学说都是以人为本的。只不过在强调以人为本的同时,又有不同的发展方向,对人世的发展、协调、整理有不同的理念,但坚持人世优先,这是共同的想法。比如春秋时期,有的思想家就提出“天道远,人道迩”,“迩”就是“近”的意思。孔子其实也讲了类似的话,“敬鬼神而远之”,就是我们要把注意力放在人世上。为什么要敬鬼神?我想从孔子的角度来谈,就是他承认神灵的存在,但神灵对人的作用有多大,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通过敬神,保留人的一种敬畏感。在一个古老信仰的传承下,虽然我们今天强调人世,但依然要保留一份对更高存在的崇敬和神圣感。

为什么中国古人在政治管理方面积累了很多智慧?就是因为中国人很早就把主要的精力投放在人世的管理上。

第二是以德为本。这与今天我们提倡的以德治国的思想类似。如果说以人为本是在与以神为本的比较中形成的,那么价值观、价值理念一般都通过理想、通过对不同事物的取舍和比较建立起来,一个人的价值偏好、如何作出选择,就是一个人的价值观。

以德为本的对立面就是以刑治国,强调政令、刑罚的作用,忽视道德的作用,这是孔子所反对的。孔子的思想是“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在中国古代的主流治国理政理念中,孔子的思想有很大影响,这就是以德为本。当然法家重视法律、刑罚的思想也曾在秦代全面地实现过,但是很快经过汉代的反思,这一套政策应该说在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就被判了死刑。

第三是以民为本,也叫民本思想。《尚书》中已有“民惟邦本”的思想,邦就是国。《尚书》里有不少这样的思想。到了孟子则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也是在比较中看出价值选择。虽然在孟子以前也有“民惟邦本”的思想,但君王还是占绝对主导地位的,而孟子所表达的政治理念是君为轻,即不管是君王也好,还是他的王朝也好,都比不上人民重要。这样一种以民为本的思想,反映了中国古代主流的治国理政理念。

第四是以合为本。以合为本的“合”,就是强调统一性,在国家的层面就是统一而不能分裂,它的最高表现就是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统一。今天我们强调的价值观,讲中国人的理念,必须也有一个更高的层面。党的十八大报告中特别强调生态文明建设,这非常重要。我们在讲发展时,一定要考虑生态文明的建设、维护和涵养。这一点与我们古老的思想资源结合起来,就是讲天人合一,中国人都趋向于合,而不倾向于分。人与自然的统一,是天人合一;多民族融合统一,也是一样。这种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的思想,对纠正无限制地征服自然、不顾及环境与生态平衡的观念,对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从中国的政治、治国理政再提高一层,我们叫天人之学、天人之际,这涉及哲学的宇宙观,就是注重合、不注重分。

访谈人：党的十八大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请您谈一谈如何准确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脉络,怎样才能更好地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陈来教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历史根源、文化命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必须自觉地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重要基础和源泉。中国传统价值观的传承和发展,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通过学习我们可以看到,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发展繁荣的系列重要讲话中,贯穿着一条红线,就是在思想文化上,我们要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传统美德。

刚才我谈到中国传统价值观,责任先于自由,义务先于权利。这个“先于”在今天来说还是要坚持,这是我们中国人的特色,我们没必要和西方人一样,什么都是个人权利为先,伸张个人的要求为先。但是我们也不要把“先于”变成“忽视”,比如讲责任先于自由是对的,但是自由完全没有也是不对的;义务先于权利,这也是对的,但是完全忽视权利、不注重权利,这也是不对的;群体应该先于个人,可是不尊重个人、不关心个人,这也是不对的。所以传统文化讲“先于”是对的,但是在有些地方“先于”讲得不好就容易变成“忽视”。今天我们转化、发展传统价值观,坚持这些“本”“先”,但是同时也要关注未被优先的内容。比如,中国古代价值观认为道德比法律更重要,“更”字体现了其价值偏好,但是我们今天还是要注重法制的价值。我们强调道德、重视道德,但是不能不重视法制建设。再比如,儒家讲的以民为本,它最直接、最基本的还是强调以民生为本,今天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从中国发展的现实来讲,还是要坚持以民生为先。不过古代以民为本的思想,也有一些偏向,这个偏向就是认为民生比民主更重要。我们今天加快现代性的转化,民生要加强,法制建设要加强,民主建设也要加强,要不断健全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保障大家的权利。在坚持民本、强调民生的同时,也要注重民主。

儒家思想强调社会和谐,是比较重视公平和平等的。“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在儒家思想里,无论是社会还是个人,平等比富有要重要,所以不患贫、不患寡,患不均、患不安。在现代社会,我们应该允许对于财富和财富增长的追求,也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当然我们最终要走向共同富裕。但是在讲平等的时候,我们已经有了经验,不能坚持穷的、假的社会主义平等,而要正确地、辩证地理解平等和财富在发展中的关系。这既是个价值理念的问题,也是个需要辩证把握的哲学观念问题。

在这里要把道德与价值作区分。价值的范围比较广,比如说自由是一种价值,但是自由不是个人道德。平等也是一种社会价值,但也不是个人道德。我们讲价值观,必须把中华美德体系、道德价值、道德德目加进来,如此才能够完整地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践的方向和基础。

从儒学的角度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出“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国家,建设一个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社会,做一个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人”。除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提的这些内容以外,我们还要有更进一步的认识,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践行与中华传统文化的价值观、美德体系是什么关系?习近平总书记也讲了这个问题,基本精神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以中华传统文化的主流的、基本的价值观作为基础、作为源泉、作为立足点、作为根基、作为根本、作为命脉。习近平总书记讲了六条,就是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要培育、要践行。怎么培育?怎么践行?强调一点,就是要以中华传统美德体系的传承和实践作为根本条件,作为根本落脚点。我们不能抽象地、孤立地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一定要突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与中华文化、中华传统美德的关系。我认为,首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中华文化的主流基本价值观作为基础、源泉、命脉。其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践和具体操作,一定要从个人基本道德做起。只有这样,道德和社会风俗的改善才能有扎实的社会基础,遵道德、守道德才能落到实处。

虽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不是对中国传统价值观的简单重复,但在精神上是一致的,它是以中华传统文化的价值观为根基的。只有将今天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看作从中华文化的优秀价值观中发展而来,对其传承、发扬并加以创造性的转化,才能够完成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完成我们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担负的责任。

访谈人：习近平总书记在建党95周年的讲话中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这表明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更加深化。请您谈一谈在此基础上如何更好地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陈来教授：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重要讲话十分重视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他指出,不忘历史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善于创新。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要重视中华传统文化研究,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于我们民族形成的积极向上向善的思想文化,对于传统文化中适合调节社会关系和鼓励人们向上向善的内容,我们要结合时代条件加以继承和发扬,赋予其新的含义。可见,充分肯定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是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中文化观的基础。

首先,认真汲取、大力弘扬、深入挖掘和阐发是继承和弘扬中华文化的主要方式。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明确指出,继承和弘扬就是要认真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把继承优秀文化和弘扬时代精神结合起来。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进一步指出,我们要善于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发展现实文化有机统一起来、紧密结合起来,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继承。要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以人们喜闻乐见、具有广泛参与性的方式推广开来,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把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又弘扬时代精神、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的当代中国文化创新成果传播出去。这就确立了文化继承的理论基础,也就回答了什么是优秀传统文化、如何继承优秀传统文化的问题,即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内容就是优秀传统文化,继承传统就是继承传统文化中那些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内容。

其次,继承和弘扬要基于辩证的分析。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强调,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对历史文化特别是先人传承下来的道德规范,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这些有关文化继承的思想,不再停留在以往一般地讲“批判地继承”,而代之以“有扬弃地继承”等一系列新提法、新主张。扬弃就是同时包含了发扬和抛弃两方面的辩证法,这就避免了以批判为先的倾向。这些都充分体现了党在实现工作中心的历史转变后,从治国理政的整体需要出发对文化继承方针的新思考。

再次,继承和弘扬要坚持“综合创新”。“综合”就是把党在过去提出的许多文化主张综合起来,“创新”就是提出新论断、新方针。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反复指出,对历史文化特别是先人传承下来的道德规范,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还指出,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基础上,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努力实现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又说,传承中华文化,绝不是简单复古,也不是盲目排外,而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辩证取舍、推陈出新,摒弃消极因素、继承积极思想,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实现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这些提法既有综合,又有创新。讲话还提出,传统文化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受到当时人们的认识水平、时代条件、社会制度局限性的制约和影响,因而也不可避免会存在陈旧过时或已成为糟粕的东西。这就要求人们在学习、研究、应用传统文化时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结合新的实践和时代要求进行正确取舍,而不能一股脑儿都拿到今天来照套照用。要坚持古为今用、以古鉴今,坚持有鉴别地对待、有扬弃地继承,既不能片面地讲厚古薄今,也不能片面地讲厚今薄古,而要努力使传统文化与现实文化相融相通,共同服务于以文化人的时代任务。

最后,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还提出了继承和弘扬中华文化的“两有”“两相”“两创”方针。“两有”,即对古代的文化要有区别地对待、有扬弃地继承;“两相”,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必须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两创”,即对中华传统文化要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两有”是讲继承的区别原则,“两相”是讲继承的实践要求,“两创”是讲继承和创新的关系。按照系列重要讲话的精神,继承是基础,创新是重点;结合时代条件,赋予传统文化新的含义就是转化;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的生面就是创新。强调要处理好继承和创造性发展的关系,重点做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这当然不意味着党的理论和实践中有关继承的难题都已经解决,事实上在继承的问题上还有很多人都停留在以批判为主的思维层面,需要加以转变;而是说,面对今天治国理政的复杂实践需求,今后应当更多地以理论联系实际的态度,集中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社会治理之间还需要协调适应、建立合理关系。创造性转化,就是要按照时代特点和要求,对那些至今仍有借鉴价值的内涵和表现形式加以改造,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激活其生命力。创新性发展,就是要按照时代的新进步、新进展,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加以补充、拓展、完善,增强其影响力和感召力。

访谈人：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大以后提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请您谈一谈从中华文化的角度如何更好地理解中国梦的内涵。

陈来教授：关于中国梦的理解多种多样,我比较关注的有两种。一种认为中国梦其实是一种中国道路,这是从路径、方法上去理解中国梦的内涵,有它的道理,但是不完整,因为手段和路径并不能代替目标。另一种强调每个人梦想的实现加起来就是中国梦的实现,这从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与的角度上讲是有积极意义的,但从理论上讲又不全面;个人的梦想更多从个人的角度出发,而不是从国家、社会的角度来看,个人不能涵盖社会。

关于中国梦的内涵和内容,现在基本的讲法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这三者的确是中国梦的主体内容、主要内涵、本质要求,但这些还不是中国梦的全部价值内涵。

习近平总书记讲中国梦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目标。我想强调,历史目标包含丰富的价值内涵。民族振兴是一个总题,是一个起点。民族振兴提示了宏观的历史走向和历史目标。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还把中国梦分解为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就是说民族振兴的总题还包含两个重大的方面——国家的富强和人民的幸福。

历史的目标已经确立,其丰富的价值内涵需要充分展示出来。国外有些人认为中国梦的道德向度还不清晰,认为仅仅追求财富繁荣会导致人的贪欲膨胀和社会价值的破坏,这就需要我们对外宣传好中国梦,让大家明确知道中国未来发展的走向。

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曲阜孔子研究院的讲话,表明中国共产党是自觉继承包括孔子思想在内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优秀道德价值和理想的。中华民族的复兴也是中华文明的复兴,对世界和平及道德文明的追求也是中国梦的重要追求。

中国梦主体的、重要的、本质的内容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同时,习近平总书记也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繁荣发展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条件,那么也就是说中华文化是中国梦实现的一个条件。所以从这点来讲,中国梦是有文化内涵的。

正如前面所提到的,要强调中华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源泉和基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第一层面就是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富强、民主是经济和政治领域的目标,而文明、和谐就是中国梦的文化价值内涵,这一层面的价值观其实就是我们历史目标的一部分,构成了中国梦的价值目标。所以我认为,路径不能替代目标,目标中的价值目标很重要,要全面理解和展示中国梦所包含的价值目标;个人不能涵盖社会,文明、和谐这些梦想只能是从整个国家和社会的层面去追求的。

中华文化是中国梦实现的条件,中华文化为中国梦的目标提供了价值内涵。同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构成了实现中国梦的现实动力,是鼓舞我们今天去实现中国梦的动力之源。实现中国梦还必须要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时代价值结合起来。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讲要对中华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这是实现中国梦的基本方式和路径。中国梦不是简单地追求强国富民,而是包括中华文化发展繁荣在内的全面进步、全面发展,包含中华民族的价值追求。因此,中国梦的实现同时也是中华民族价值观、价值理想的实现。总之,深刻地理解中华文化及其核心价值,会使我们对中国梦的内涵及其实现理解得更加完整。

(编辑：何建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