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万言策 仿天一阁
——薛福成与传经楼

韦 力

上万言策 仿天一阁
——薛福成与传经楼

韦 力

有其父必有其子，这句俗语在有些情况下也不成立，比如李白的儿子是谁，至少我不知道。有人研究说，李白斗酒诗百篇，因为喝太多了，伤害了他的优良基因，使得他儿子没能继承他的诗才。我也不知道这种说法有没有道理，因为我没有考证过苏老泉是否也有此好，为什么他的儿子有那么大名气，猛然想到曹操倒是喜欢对酒当歌，可也同样有了“三曹”的并称。这样论起来，李白儿子事件好像跟酒没什么关系，如果跟酒没有关系的话，那么子不承父业，只能另找原因了。

薛福成的父亲薛湘，一生最大的名气就是擅长八股文，他把这种科举的敲门砖研究得十分透彻，做出来的文章也是繁花似锦，尤其他那独特的文笔，在当世被称为“薛调”，可以说薛湘的八股时文是他那个时代最流行的文体，很多人为了旗开得胜，都在模仿薛湘的笔调。晚清的重臣曾国藩和李鸿章都曾说过，他们能够在考场上取得好成绩，就是得益于薛湘所写的诗文。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吧，后来曾国藩和李鸿章成为封疆大吏之后，均把薛湘的儿子薛福成揽入自己麾下。

但是薛福成对八股文很是痛恨，这种情形应该很遭他爹的痛恨。薛湘当然不能由着儿子的性子，在薛福成六七岁的时候，薛湘就把他送到私塾里，让他去学习考试的本领。我只是奇怪，薛湘是考试能手，他为何不自己亲自教儿子？也有可能父子间在中国传统观念中，难以进行平等的交流，薛湘无法像教别的学生那样，教自己的儿子吧。薛湘给儿子找的启蒙老师名叫顾洪生。薛福成见老师时，顾洪生已经八十多岁了，到了这个年纪，代沟已不知隔了几层，薛福成当然更难以学得进去。据说因为太平天国战争爆发，更让薛福成痛恨这种帖括之文。自此之后，他一生不做诗赋、不学书法，专门研究经世之学，正因为他这种独特的性格，才使得他成为了一代名臣，这个结果估计薛湘绝未料到。

在那个时代，薛福成不走科举之路，他如何才能施展自己的抱负呢？按照历史资料记载，薛福成遇到的第一位大贵人就是曾国藩。上面提到过，曾就是学习了薛湘的诗文，才考取了功名。这样说来，曾当然对薛湘的儿子会另眼相看，是不是因为这一层才给薛福成开了后门我不知道，但薛福成步入仕途，确实跟曾有很大关系。他们二人相识的故事在历史记载中颇有传奇意味，正因如此，所以这个故事就演绎出了几个不同的版本，至少我查到了三种说法。

第一种是同治四年（1865）夏天，时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被朝廷调往北方去平定捻军起义。曾在自己的家乡湖南招兵买马，他在平定太平天国时用的就是这种办法，本次他同样用此法，在北上的路上沿途张榜招贤。薛福成听到这个消息后，就写了上万字的《上曾侯书》，并持此书去见曾国藩。曾读了之后，对薛的建议大表赞赏，于是招薛入幕，在自己麾下，让薛专门替自己写相关的改革文章。薛这样一做，就是七年，直到同治十一年（1872），曾国藩去世后，薛才离开曾幕。

第二种说法是薛福成参加了江南甲子科乡试。薛在考试的时候只字未答，不知道后来的白卷先生是不是效仿了他的做法。但薛交的白卷并非一个字没写，他是在考棚里给曾国藩写了一封信，这封信的信封上写着“呈两江总督曾大人亲启”。考试结束后，薛把这封信放在桌上就离开了，考院里负责清扫的“保洁人员”发现了这封信，于是就把此信呈给了曾国藩。曾果真读了此信，里面是薛所写的改革方案，此方案建议改革科举、裁减绿营、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等等，这些建议深得曾心，于是曾就把薛找来，看薛长得一表人才，就把他留在了自己身边，为自己工作。

第三种说法跟第一种说法有些类似，是说1865年6月28日，曾国藩所乘之船沿运河北上，在路过宝应的时候，薛福成的大哥薛福辰听到了此事，马上告诉了弟弟，于是薛福成写了万言的“平戎策”，在此策中列出了八大方针，即“养人才、广垦田、兴屯政、治捻寇、澄吏治、厚民生、筹海防、挽时变”。据说曾国藩看到薛的建议后，大为认同，于是把他延入幕内。

从这三种说法都可看出，薛福成虽然不喜欢写考试之文，但其他的文章却写得很漂亮，否则他不可能打动韬略十足的曾国藩。这样说来，薛仍然是靠文章给自己争得了机会，这也应当有他父亲基因的遗传吧。据说薛对下围棋也很在行。曾国藩有个习惯，清晨起来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找人下棋。我想，这可能是曾以此来唤醒自己敏锐思维的方式，正因如此，薛就成了曾的棋友。由此可知，二人关系确实不一般。后来曾还给薛弄了个虚衔，让薛当上了五品候补同知，后来薛还当过直隶州知州并赏加知府衔。我不知道曾是否给薛许过愿，今后给他弄个更有实权的官当当，但曾的意外病逝，使薛要求进步的愿望落空了。曾去世后，薛帮着曾的长子料理完丧事，就回到了南方，前往苏州书局去任职，这应当是薛大量接触典籍的开始。

两年多以后，同治皇帝病故，光绪皇帝登基，皇帝当时仅四岁，当然是由两宫当朝。为了能够开创新局面，两宫皇太后以皇帝的名义颁旨，要求广开言路，让大臣们给国家谏言献策。光绪二年（1876）春天，薛福成从苏州书局出发，前往北京去拜谒新皇帝，走到济南时，他去看望弟弟薛福保，在弟弟那里他读到了一份“宫门抄”，此份宫门抄的内容正是朝廷要求广开言路的懿旨。薛福成读到之后大为兴奋，于是又开始写一封“万言书”，题目为《应诏陈言疏》。在此文中，薛福成又发挥自己擅长写文章的本领，在里面写出了“治平六策”，这“六策”为：养贤才、肃吏治、恤民隐、筹海运、练军实、裕财用。

薛福成写完之后，却因为级别低，没资格直接给皇帝上奏折，好在当时他的弟弟薛福保正在山东巡抚丁宝桢手下当幕僚，于是薛福保就将哥哥所写奏书拿给了丁宝桢，请领导把这封“万言书”转呈给朝廷，丁宝桢果真帮了他这个忙。两宫看过后，很是满意，并将薛福成的这个“治平六策”发给各个衙门去商议，于是天下之人都知道了薛福成的大名。那个时候，李鸿章正在搞洋务，而薛福成的这个建议书跟自己的观点类似，于是李派人找来了薛，让薛加入自己的幕中。自此之后，薛福成在李鸿章幕内一干就是十年，有很多历史重大事件都是因薛的建议而由李发起的。

薛福成的工作业绩很是突出，在李鸿章的推荐下，薛终于当上了宁绍台道。这个官是正四品衔，职位相当于现在的副省长。在此之前，薛福成当了近二十年的幕僚，这个官是他第一次得到实衔。在历史的记载中，薛福成在此任上最大的政绩，就是想尽办法打败了法国军舰的入侵。1884年，法国军舰发动突袭，半小时内击沉了福建水军的7艘战船，为此清政府正式向法国宣战。中法战争打起来后，法国远东舰队4艘战船驶向镇海，薛福成积极布防，一边用他那擅长的文笔写报道寄往伦敦各报馆造舆论，一边组织军队炮击法国军舰，最终炸死了法国总指挥孤拔，迫使法军败退，取得了中国近代史上少有的一场胜利。因为薛福成在外交上的成功，到了光绪十五年（1889），朝廷派薛任英、法、意、比四国公使，他的随员中就有黄遵宪。后来在薛的推荐下，黄担任了驻新加坡总领事。正因薛的推荐，才有了黄后来“睁眼看世界”的观念。可惜薛在任职期满后的回国路上染了病，仅56岁就病逝在了上海，否则他将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极其重要的人物。

薛福成在无锡的旧居很有名，无论是旅游图上，还是路标指示牌，都有明确的标识。我从地图上看，感觉那处旧居离我住所不远，于是步行前往一探。也许是地图比例尺标识得不明确，走出一段再问路时，才知道竟然还有两三站地。于是我顺手拦下一辆出租车。

故居门票25元，但尺幅跟东林书院门票一样大，长度绝对超过了32开本的书，不明白为什么无锡在门票用纸方面绝不吝啬。从昨夜开始，天间断地下着小雨，今天也丝毫没有停止的意思。虽然是星期天，故居的游客却很少，但每一进院落都有屋檐的遮蔽，于是我把手中的伞放在了大门口旁。我问检票员，伞放在这里会不会丢？她嫣然一笑，说怎么可能。

谈到薛福成故居，有不少资料上都说，这是江南地区完整保留面积最大者。这个“最”字我不能确定是否成立，但一进进地穿行进去，确实不负薛半城之名。旧居内，每一间都布置成了当初的式样，其中一进大堂，有薛福成的生平事迹展，那些资料当然难得，但我更为喜欢者，是玻璃柜里摆着一些相关的线装书，而这些书的确是古代的刻本，并非一般旅游景点常用的那种假书或新影印者。

沿着中路一进一进地向内走，直走到最后一进院落，仍然未看到藏书楼。而今这最后一进院落改为了奇石商店，店里没有人，几百平方米的面积摆满了奇石，数量很是庞大，我细看一眼标价，价格之高，勇超拍卖会。如此算下来，这一屋子石头恐怕比整个故居都贵。既然这等贵重，为何无人看护？想到这一层，我突然觉得自己在这里闲逛显得很不合适，于是快步走了出去。此时，我在院内看到了那个商店的主人或是店员，她正拎着一个塑料桶，里面装满了水。我猜测，她打水是为了擦拭店里的那些石头。看到了水，才让我感到了口渴难忍，因为出门的时候忘了带水，而前一个景点竟然无售水之处，在此处旧居内，我也同样没看到便利店。我注意到，此人的水出自旁边花园地上的一个水龙头，于是我走上前，拧开水龙头，对着嘴，畅快地喝了起来。这种感觉真好，唤起了我四十年前的记忆。喝饱了水，拧上水管，一抬头，那位拎桶的女士竟然一直站在原地呆呆地看着我的举措，她的表情很是夸张。我本来想掏出纸巾擦嘴，她的这个神态更加唤醒了我童年的记忆，我决定给她表演一个原汁原味儿，于是把掏出的纸巾又放回了兜里，挥臂用袖子抹去嘴角的水痕，然后淡定地向她一笑：“请告诉我藏书楼在哪里。”此人一愣，至少过了数秒钟才回过神来，她忙不迭地给我指示方向。在这位打水女的持续注目礼中，我穿过了花园，找到了藏书楼。

薛福成旧居基本上是完整的中轴线排列方式，然而书楼却是个例外。从位置上说，藏书楼处在院落的最深处，然而走到最后一进院落时，却不能穿入。最后一进院落的左手侧门，通向一个面积有数亩的花园，花园布置得颇为精巧。进入花园后，左转，穿过一个长廊，在左手边见到一个月亮门，由此进入，才是藏书楼所处的独立院落。可能是因为来此参观者少有人会专门找藏书楼，因此沿途的标牌并不明显，我经过两次询问，才找到了这里。据说这座书楼完全是按照天一阁的式样来建造的。从外观看，包括整个院落的布置方式，的确跟天一阁很是相似。

传经楼也是两层的独立小楼。一楼开着门，可以走进去看个究竟，里面的布置是书房的式样。而二楼落着锁，难以了解上面是否有书架，只能围着楼四处寻找可拍摄者。传经楼的匾额出自左宗棠之手，余外的藏书信息我却很难钩沉到。历史资料记载中，少有提及薛福成藏书之事，但他既然命儿子专门建这么一座藏书楼，那藏书的规模一定不小，并且在建筑这处宅院的时候，有意地把书楼跟居住的院落分开，以此来防备住宅失火时殃及书楼。即此可证，薛福成当年藏书不仅多，而且应有不少善本，否则的话，在院落规划时，用不着费这么大的心思。

前面提到过，薛福成曾在苏州书局任过职，但他任职过程中的情形，我却未曾查到详细的史料，我不知道他是否从那时起就有志于藏书，但是他依照天一阁来建造书楼，必定是对天一阁很熟悉，再联想到他曾任职宁绍道台，任职地点正是宁波。由此线索一路查下去，总算查得一些与他相关的事情。

明弘治年间，时任布政使左参政的刘洪在宁波建造了一座假山，起名叫“独秀山”。清光绪十三年（1887），薛福成来此任职时，对独秀山进行了改造。改造完成后，他摘取范仲淹《岳阳楼记》中的名句“后天下之乐而乐”，将此园起名为“后乐园”，薛在此园中建起了一座书楼，起名叫“揽秀堂”，他买下大量的书放在此楼内，供当地的学子们翻阅。后来薛离任后，他的继任者吴引孙把揽秀堂改名为“崇实书院”，继续购买书籍供学子们翻看。进入民国之后，当地人为了纪念薛福成在当地所作的贡献，故将此楼改名为“薛楼”，此楼在1960年时为了防台风而被拆除了。

薛福成在宁波任职期间，经常到天一阁去看书，他发现因为历年战乱，使得天一阁所藏之书跟杨振藩、何明经所编的书目稿本对不上，于是他请来了钱学嘉、董沛、张美翊三人重新整理天一阁的藏书，同时另行编目。具体到编目的体例，都是薛福成撰写的。此目编完之后，于清光绪十五年（1889）刊刻出版，名称定为《天一阁见存书目》。此目做得很是详实，后世将其与阮元和冯孟颛所编《天一阁书目》并称为“天一阁史上三部最有价值的书目”。由此可知，薛福成不但喜欢书，并且还懂书，这也就难怪他为什么让儿子建楼的时候，按照天一阁的制式进行仿制。

其实天一阁不止影响了薛福成，他的继任者吴引孙也同样在自己的老家扬州盖起了藏书楼，楼名为“测海楼”，但无论是楼的格局以及园林的布局，也是完全依照天一阁。

前面谈到过，薛福成曾任英、法、意、比公使，他在欧洲的五年期间，对图书馆也很有兴趣，他曾去参观过梵蒂冈教皇的书库、意大利拿波里的加尔西尼宫图书馆、英国剑桥大学的图书馆，从他的日记中还可知道，他另外还去参观过其他一些国家的图书馆。由此可见，他对藏书其实很有兴趣，可惜刚回国，他就去世了，无法施展他从西方获得的现代化的图书观念。

其实薛家也有藏书传统，比如薛福成的哥哥薛福辰就喜欢藏书。因为薛福辰对医学很有研究，曾经在李鸿章的引荐下，给慈禧太后治愈过病，这当然算是立大功一件，被赏给了头品顶戴。薛福辰的藏书楼叫“青萍阁”，而今美国的国会图书馆还有青萍阁的旧藏，并且他的儿子薛邦襄也是位藏书家，可见薛家不乏藏书之人。

按照资料记载，薛福成故居的西北侧有晋代大画家顾恺之的墓，这当然也是我的寻访对象。在中国绘画史上，顾虎头的名气绝数一流，并且此人有太多的好玩儿故事，我在进薛福成故居时，就注意到门前左右已经是车水马龙的闹市区，不太可能有个古墓存在那里。参观完传经楼后，我沿着一侧长长的甬道回到大门口，除了取我的雨伞，同时向那位检票者了解顾恺之的墓址。她说未听说过此人，于是我递上自己的寻访单，上面写着墓址在“无锡市崇安区学前街与健康路交叉处西北侧”。检票员翻着眼皮，用手在空中比划着方位，然后肯定地告诉我说，没有。为了证明她所言不虚，她转身出门把我带到了这个方位，果真在这个路口看到的是一座新建的酒楼。

作者通讯地址：北京芷兰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