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朱熹文学思想研究》

徐传武，　孟昭连，　蒋　凡

(1.山东大学 文史哲研究院， 山东 济南 250100； 2.南开大学 文学院， 天津 300071； 3.复旦大学 中文系, 上海 200433)



【书评】

评《朱熹文学思想研究》

徐传武1，孟昭连2，蒋凡3

(1.山东大学 文史哲研究院， 山东 济南 250100； 2.南开大学 文学院， 天津 300071； 3.复旦大学 中文系, 上海 200433)

摘要：《朱熹文学思想研究》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全面研讨朱子之文学理论的各个方面，站在历史的高度，揭示朱子文学思想之真相，在学术上多所创新，且富有时代精神。另外，本书对于近百年来朱子文学研究的成果进行了全面的研讨，在其附录中有集中之体现，这可以说是本书的一大特点。

关键词：朱熹文学思想；创作；旨趣；淫诗

扎实严谨，新颖独到

徐传武

我和士金教授相识已经十多年，书信来往，他总是说我是他的老师，我实不敢当。2000年下半年他已经在复旦王运熙先生指导下获得文学博士学位，进入复旦哲学博士后流动站，在导师潘富恩先生指导下进行学术研究工作。他的博士论文《朱熹文学思想述论》，2000年9月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属于我主编的“中华学人论丛”系列。他还把自己20年来的研究成果集中整理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系列”，我为他写了一个序。其中说到“所论内容有关于古代文学、古代文论的，有关于古代哲学、古代思想的，有关于教育学、人才学的，等等”。当时我阅读了相关书稿内容，认为“所论颇有新意，很有思想深度，学术性、理论性都颇强”。13年来，士金教授继续深入研究朱熹文学思想，发表了数十篇朱子学论文，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11月又出版了士金教授的《朱熹文学思想研究》一书。细细阅读之下，感慨颇深。国内研究朱子文学的专家以莫砺锋最为著名，他著有《朱熹文学研究》，大陆最早出版朱熹文学思想研究专著的是吴长庚，他著有《朱熹文学思想论》，出版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台湾张健的《朱熹的文学批评研究》1969年由台北商务印书馆出版。我翻阅了几家研究朱子文学思想的专著，平心而论，张健的研究成果出版最早，其中涉及朱熹文学思想的诸多方面，如诗经学、楚辞学、诗论、文论、历代作家作品研究，甚至对于朱子的文学创作也有简明的议论。可惜其没有展开研讨，大抵只是引述原著，略加论述评点。然其开创之功理应重视。吴长庚的研究成果在大陆为第一部，且有相当分量，多予正面评述。莫砺锋的研究学术性较强，对于朱子文学思想亦多深切理解。他们的研究著述各自路径不同，对于学界前人成果似均未能全面汲取借鉴。士金教授的研究在博士论文中已可见其路径与前人迥然不同。士金教授的新著《朱熹文学思想研究》对于近百年朱子文学研究的成果进行了全面的研讨，在其附录中有集中的体现。这可以说是本书的一大特点。

学术研究贵在创新，然创新谈何容易。即以朱子文学思想研究而论，朱子辞世后800年来学界究竟有多少研究成果？尤其是近百年来的学界研究成果如何？这些都是应该加以认真检讨分析的。只有比较之后才能发现后学之研究成果学术创新价值在什么地方。以我浅陋的认识，《朱子文学思想研究》一书中多有前人未曾深入系统研究过的诸多课题。《诗集传》和《楚辞集注》中深刻的社会哲理内涵，朱熹在当年注释之时，是很重视这个问题的，他反复对学生说要涵泳文本，甚至要学生大声读百来遍，因为经典文学蕴含的意思深邃。很多年来尚无研究者对此加以全面系统的研究分析，而《朱熹文学思想研究》则对此研究得很细致、很深入、很透彻，给人很多的启发和思考。朱子对于文学欣赏和文学批评的系统认识，对于修辞用字的高度重视，学界似乎还缺乏足够的重视，本书则从各个方面证明了朱熹对于文章文学的审美欣赏有一套相当完备的理论原则，对于具体的修辞用字高度重视，这也解决了学界争论未定的朱子究竟是不是“重道轻文”的问题。本书的细心研究证明朱熹极为重视“文”，认为他“轻文”那是误解，这种误解来源于朱子的话语，学者没有细细考察朱子论文的具体语境含义。本书关于朱子创作学的研究颇为系统全面，为此前学界所不及，朱子的创作论有独特意义，经过本书的归纳整理，可以看出其大纲细目，从中可见朱子对于创作问题的全面系统的认识，诸如创作灵感、创作情境、创作年龄、创作原则、创作根本工夫，甚至还提出了“文种”说，许多论述都具有普遍的创作学价值。在论述朱子“张文潜诗只一笔写去，重意重句皆不问，然好处亦是绝好”时，本书认为“显然描述的是创作灵感出现时的写作状态”，这种灵感爆发时写出来的诗歌，质量未必均为上乘，“然好处亦是绝好”，“这正是灵感爆发后作者一气呵成创造了极好的文学作品之证明”。从中可以看出朱子对于作家的创作状态有具体而精深的认识。[1]我在《试谈牛女神话的起源和演变》[2]一文中曾经引用张文潜《七夕诗》“河东美人天帝子”“河西嫁与牵牛夫”诗句，亦可见文潜诗“一笔写去”的自然特征。对于朱子的许多专题文学理论，本书都有独到的认识，比如文道论，文气论，文体论，天生成腔子，平淡、自然、巧，本书之研讨理解极为深细透彻。多为符合朱子文学思想实际的独创性的见解。阅读《朱熹文学思想研究》，我们能够感受到朱子的文学眼光之敏锐、深刻，他对于历代作家作品的批评，虽然是点滴的议论，却往往是真遂而独特的。比如朱子对杜诗用典不被理解加以说明。

杜诗：“万里戎王子，何年别月支？”后说花云云，今人只说道戎王子自月支带得花来。此中尝有一人在都下，见一蜀人遍铺买戎王子，皆无。曰：“是蜀中一药，为本草不曾收，今遂无人蓄。”方晓杜诗所言。[3]

朱子此段论述极有见地，证明了伟大作家杜甫诗歌深厚的文化生活底蕴。对此我本人也深有体会。杜甫的《牵牛织女》诗头两句是：“牵牛出河西，织女处其东。”清代学者浦起龙《读杜心解》以为“‘牵牛织女’四字宜倒转。牵牛三星如荷担，在河东；织女三星如鼎足，在河西。公涉笔偶误耳。”我则认为杜甫诗题目即为《牵牛织女》，全诗又不长，以他的学识，怎么能起首二句就把牛、女二星宿的方位弄颠倒了呢？查阅大量资料证明并非杜甫“涉笔偶误”，而是后学缺乏对于天文历史知识的理解。我在《试谈牛女神话的起源和演变》一文中证明了牛郎织女神话的创始年代是与牛、女二星方位相合的公元前2400年左右的那个时代。也多少受到了杜诗的启发。《朱熹文学思想研究》一书谈到朱子评论诗歌的一大特点：“兴之所至，突然对某家某诗文某一方面有一感想和看法，即冲口而出”，别的不说，只看对于李贺诗歌的评点：“李贺较怪得些子，不如太白自在”，“贺诗巧”。本书认为朱子把“李贺诗风之怪，又雕刻精工”的特色揭示了出来。我对于李贺诗歌有过研究，撰有《李贺论稿》《李贺诗集译注》，深感朱子之评点精辟独到。

朱子作为一个理学大家，他的文学思想也应得到高度重视，《朱熹文学思想研究》一书能够全面系统深刻地反映其原貌，难能可贵。我自己做学问的体会是，一个学者要达到一定的学术水平，必须有坚实的历史文化知识基础，你研究的可能是一个作家，或者一个专题，要想真正研究得深入细致透彻，则需要广博融通的学识，这非得下几十年工夫不可。现在不少学者急功近利，很难做出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学术成就。我深切地感到，学术创新需要一个漫长的扎实的知识积累过程，需要道德良知和社会责任感、使命感，需要渊博的学识和卓越的眼光，需要严谨的治学态度，还要对与所研究专题相关的各种知识、资料能够融会贯通。比如我的前辈学者蒋维崧先生治学严谨，淡泊名利，其细致扎实，令人感动，真可为世楷模。再如牟世金先生研究《文心雕龙》，我曾经多次强调他的研究特点：他总是对所要研究的对象进行全方位的把握，可谓精严深细，广博融通。我自己深受学界前辈影响，做学问也力求如此，比如我写《世说新语刘注浅谈》一文[4]，真的是下了许多工夫，首先要熟读《世说新语》原著，对刘孝标注反复阅读思考，这是研究的基础工作，然后对学界各种相关研究成果，进行考察思索，比较得失，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这样的学术成果才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士金教授秉承导师王运熙先生做学问的良好传统，在这些方面都做得比较到位，他研究朱子学多年，在朱子哲学、朱子文学、朱子修辞学、朱子编辑学等方面发表了数十篇具有新意的论文，研究基础扎实，所以能够写出有学术价值的朱熹文学思想研究著作，值得学界关注。如果用“扎实严谨，新颖独到”几个字，简单地概括士金教授的《朱熹文学思想研究》一书，不知广大读者以为然乎？

参考文献：

[1]李士金.朱熹文学思想研究[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278-279.

[2]徐传武.试谈牛女神话的起源和演变[J].文学遗产，1989(6).

[3]朱熹.朱子语类[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4324.

[4]徐传武.世说新语刘注浅谈[J].文献，1986(1).

略谈《朱熹文学思想研究》之深刻旨趣

孟昭连

最近阅读李士金教授的专著《朱熹文学思想研究》，深有感触。本书与其说是研究朱熹文学思想，毋宁说是著者是通过研究朱熹文学思想表达他对宇宙世界人生的理解，文学本来就是人学，是形象之社会学，其中反映的是无穷复杂的社会内容。因为研究者的思想阅历抱负不同，研究的价值趋向迥异。我与士金兄相识于南开读研究生时，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执着追求社会理想，几十年始终一贯。所以，他这本书不但是研究朱熹文学，也深刻地体现着自己的思想情怀，只是这种体现并非刻意，是从阐述朱熹文学思想之字里行间自然体现出来。研究者的人格、学识、阅历、抱负、理想越是接近所研究之对象，愈容易理解研究对象之博大精深、崇高伟大。人类知识境界在每一个人身上之体现差异巨大，要理解一个思想大家的文学批评、文学欣赏和审美精神，研究者必须尽可能地吸收人类社会的现有知识成果。休谟把人类知识划分为“观念的关系”和“实际的事实”两种不同类型，前者指数学知识，这种知识具有普遍之必然性，后者指来源于感觉经验之知识，这种知识是个体感官对于自己之外世界的感性认识，具有很大的偶然性。[1]26士金教授对于朱熹文学思想的理解在许多方面都超出一般文学研究的范畴，有其独特的旨趣，深刻性毋庸置疑。比如本书研究朱子《诗》学云：

朱熹的《诗》学之思想意蕴至今尚得不到人们的充分理解和关注。他在生前就预料：“某尝谓死后千百年须有人知此意。自看来，直是尽得圣人之心。”“尽得圣人之心”六个字说起来何等简单，他却要等到千百年后才有人“知此意”。探索他《诗》学思想和艺术兼顾之深刻意蕴，就是为了尽可能地理解圣人之心、圣人之意之具体内容。[2]11

《诗经》是文学作品，然其中体现之“圣人之心”却关系人类社会生活之兴衰成败，一般的理解显然不足，朱熹认为其诗学“尽得圣人之心”，当时缺乏理解者，未来也罕有理解，但毕竟在千百年后会有人理解。幸运的很，八百年后终于有学者深刻理解他诗学中的圣人之心！我认为这才是《朱熹文学思想研究》最值得关注的学术价值、社会价值。人类社会发展之进程异常复杂，亚里士多德认为：偶然性和自发性也属于原因，许多事物的存在和产生被说成是由于偶然的或自发的结果。德谟克利特认为：“只找到一个原因的解释，也比成为波斯人的王还好”。[3]103这就是说，他认为人类社会发展是必然性的结果。朱子学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也经历了许多坎坷挫折，有必然性，也有偶然性。比如清朝在表面上尊崇朱熹，然而，朱熹追求真理之精神却不能学，正如鲁迅所指出的那样，“因为一学样，就要讲学，于是而有学说。”[4]55御用学者心照不宣，诚如钱穆所云：“四库馆臣做《四库全书总目体要》，对程朱宋学，均滥肆谩骂。此非敢显背朝廷功令，实是逆探朝廷意志，而为奉迎。”[5]862士金早年写的硕士学位论文《老残游记研究》赞同戴震观点，对于理学加以攻击[6]216，这只能说明那时候年轻的他之无知，把其他学者经验世界的感受作为真实来认识和接受。真正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需要坚实的文化底蕴，往往需要数十年埋头苦读，数十年社会阅历、实践、思考，然后才能在自己的学术领域取得独特之贡献。《老残游记》作者借书中人物之口批评宋儒之理学，固然有其原因，却误导了许多读者。若是士金同志按照当时认识水平来研究朱熹文学思想，必然会出现严重错误。此可见学术研究之难。学术研究之本质目的是追求真理，士金后来专门研究朱子学，才真正理解思想大家的抱负情怀，而这一点正是学界研究朱熹思想所最缺乏的。故《朱熹文学思想研究》最值得学界关注的是研究者对于朱熹本人的思想情怀、人格境界的深刻理解。没有这一点就不会有《朱熹文学思想研究》的产生。未来无论过多少年，本书所能达到的与朱熹思想情感产生高度共鸣之境界，全面辩证深刻之理解，必然是最受重视的核心价值。学习者、研究者之本质目的乃是在于认识真理、传播真理，促进全体人民变化气质，提高境界。阅读《朱熹文学思想研究》就有一种与圣贤零距离交流对话之感受。比如本书云：“朱熹在《惜诵》注释中，探索着重大的政治课题：忠臣与昏君之关系。这是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的社会性难题，君主之权位传承世代相袭，君主之贤愚却难以预测，臣下表现之善恶，与君主之智慧关系密切，仁智君主统治之下多贤臣，昏庸君主统治之下多酷吏。朱熹认为，这是直道难以见容、社会衰败的根本原因。”[2]90我们每个人都能感受到现实社会之复杂性，而圣贤所考虑者则是如何使得社会长治久安、和平幸福。南宋黄震云：“自本朝讲明理学，脱去训诂。”[7]4讲明理学就是要讲明社会兴衰成败之理，提高人民之道德文化素质，学术研究的本质就是传承这种伟大的民族精神。若是在形式主义的“训诂”中皓首穷经，那谁来讲理呢！追求真理的研究必然在后世受到珍惜，然而，这些研究更应该在当世受到重视。康德曾经说，人为自然立法，哲学家不是理性的艺术家，而是立法者。[8]14人从自然而来，若是哲学家的立法不被重视，则人的命运可想而知。本书云：“经典文学之所以传诵千古，光芒闪烁，主要因为创作者之伟大理想代表了人民意志，而作家在自己时代却蒙受着巨大痛苦和灾难。”[2]94这是朱熹对于屈原的理解，也是本书作者对于屈原和朱熹之理解，圣贤心迹，一脉相传，读之令人慨叹不已。王守仁说：“仁者以万物为体，不能一体，只是己私未忘。”[9]110《朱熹文学思想研究》正是仁者之声，以天下万物为一体，“必然性的真理就是自由”[10]322。本书无处不显现出对于必然性真理之追求，如作者深切理解朱子之思想情怀云：“以时代论文关注国家盛衰，以义理论文兼及作家人品，以文道论文主张合二为一，以文辞论文提倡冲口而出，以风格论文赏鉴自然实在。追求文学理想，正视文学现状，意在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容或人心偏颇，道心微失。所望于来哲传承者，圣贤道统之大同世界理想而已。”[2]170古今中外的思想家在关于人类社会生活的终极目标问题上大抵相同。许多学者误解理学家空谈心性，实质理学家最关心人民生活，最重视物质生产，这在本书的研究中也得到体现。如本书认为朱熹关于《七月》之研究，极其详尽，不但证明了他对农事的关切，而且从中总结生活艰难之于人类发展的重要意义。“创业艰，守成更难。”对人民生活之朴素辛劳，常常念念不忘，于各层各级意义非常重大。[2]32这与马克思的观点颇为类似：“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11]31生活在物质世界中、站立在大地之上的理学家不可能忽略物质生产和财富。这是常识问题，本无须争议。人类社会治理的关键在于如何分配这些物质资源，而分配好资源的生命基础则在人之道德水平。即使在《朱熹文学思想研究》的文学理论专题研究中，我们也能感受到作者对于朱熹文学理论本质目的的揭示：“朱熹文气论深刻意蕴的本质在于提倡文章文学为社会稳定和谐发展服务，他赞扬和欣赏丰富多彩的诗文风格，尤其重视文章文学的和气，目的也是为了文章文学能够更好地提高一个国家和民族、人民的整体道德素质与文化水平。”[2]330本书所揭示的圣贤之心即天下人之心，要使之从理念世界落实到现实世界，则需要天下人之共同努力奋斗，消除每一个人的遗传生命气禀之蔽。

[1]休谟.人类理解研究[M].关文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2]李士金.朱熹文学思想研究[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

[3]北大外哲史教研室.古希腊罗马哲学[M].北京：三联书店，1957.

[4]鲁迅全集：第6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55.

[5]钱穆.国史大纲：下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862.

[6]李士金.中国古代小说社会心理分析[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

[7]黄氏日抄：卷二[M].//读论语.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07册.

[8]康德.逻辑学讲义[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

[9]王阳明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10]黑格尔.小逻辑[M].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朱熹文学思想研究》批评——兼论朱熹对“淫诗”的态度

蒋凡

与士金学弟相识较早，1997年秋，他在王运熙先生门下读博士研究生，专攻中国文学批评史。毕业时王先生把他的博士学位论文《朱熹文学思想述论》送我审阅。记得当时我一方面肯定了论文的成就，包括文献基础、思想见识、结构层次、语言表达、学术创新之处，认为是一篇比较优秀的博士学位论文；一方面也指出了论文的缺陷：材料重复使用现象，在运用现代概念描述或评价古人时，应把握分寸，以免拔高之嫌。[1]经过10多年的继续深入研讨，士金新著《朱熹文学思想研究》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我仔细阅读了本书，比较当年的博士学位论文，有了长足的进步，学术质量水平有了较大提高。当然，二者体例并不一样，各有其特点。比如博士论文学术背景更加广阔，探讨了朱熹生平、家庭教育背景，探讨了朱熹的哲学思想、宗教思想，还讨论朱熹以前先贤文道论，另外把朱熹的修辞学作为重要的内容写进了述论。新著则紧扣“文学思想”展开，论题集中而纯粹，没有介绍朱熹生平和思想，也无朱熹之前的文道论介绍，朱熹修辞学专章也予割爱，而只在各章论述中自然体现出来。可知新著学术更加集中谨严。新著与博士论文比较，文献基础更加坚实，作者在史料上下了苦功夫,征引材料翔实,证据确凿,言之成理,尤其是对于学界成果之引证辨析，多达200余条，诸凡研究朱熹文学的重要论著均有所涉猎，这在朱熹文学研究领域是罕见的。

本书从第一章到第三章分论朱熹诗经学、朱熹楚辞学、朱熹论历代作家作品研究，这三章可视为本书的基础研究，研讨的是朱熹对于历代作家作品的认识和评价。朱熹是我国古代有巨大影响的思想家，他对于历代作家作品的批评就很值得关注，虽然我们未必赞同他的全部观点，但其文学批评的意见却是不能忽略的。本书比较全面系统地梳理了朱子对历代作家作品的认识，值得重视。朱熹对历代作家作品的批评很严苛。《诗经》作为经典文学，朱熹对之评价很高，但并不认为其全部篇章都属无邪思，他把其中有的爱情诗斥之为“淫诗”；对《楚辞》的批评更多，即使是屈原这样的伟大诗人，朱熹也批评他“过于中庸”，对楚辞的浪漫主义艺术手法也有微词。再如《史记》《汉书》、杜甫、白居易、韩愈、欧阳修、王安石、苏轼这样的第一流作家作品也有若干尖锐批评。本书对此作了较为辩证的分析和阐述，提出朱熹有一个理想主义的文学观、批评观，但可贵的是朱熹却在具体批评实践中突破理论的线性标准，对各作家大体能作出符合实际的艺术评价。这些论述是有意义的。第四章专论朱熹的文学批评和文学欣赏，本章所论实际上是探析朱熹作为审美主体对于文章文学的许多看法，究竟如何研究、批评经典文学、经典作家，很细致，很具体。比如朱熹全面客观地看待文章文学，比较文学研究，考证文学研究，思想和艺术并重研究，这样系统的研究论述在学界并不多见而值得学习借鉴。第五章专门研究朱熹广义创作论，本章实际上探讨朱熹对于文章文学创作的认识，许多问题都是学界很少涉及的，比如朱熹对于创作灵感、创作体验，甚至创作与遗传生命与年龄变化等都有独到的见解，本书加以具体细致的阐述，令人耳目一新。本书对朱熹创作学作了全面系统辩证深刻的研究，学术价值颇高，有一定的理论指导意义。第六章专论朱熹文学理论中最重要的问题，文道关系论，文体学说，文气论、自然、平淡和巧，天生成腔子，五个专题，都是朱熹文学思想中最重要的最关键的理论，本书作者加以具体深刻的辩证分析，其精光卓识，多有发前人未发者，其创新斩获，嘉惠学界而给人以启迪。

当然，士金同志的新著仍然存在一些值得商榷的问题。朱熹思想学术博大精深，本书就朱熹本人之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而言可以说很细致很精确，颇多创见，但对于文学批评史的源流则疏于联系和论述。比如，朱熹对于《周易》阴阳观念有深刻的理解，古典美学和文论批评中许多对立的范畴，如美丑、情志、形神、虚实、文质、悲喜、真幻、乐忧、动静，不能不与朱熹的文学思想产生某种因果的联系。《周易》对世界本源“道”的认识，启发了后人对文学本体的探索。[2]周易中的“言有物”“言有序”，从语言与世界、语言与思维等重要角度立论，探讨语言要求言之有物，内容丰富，并且必须讲求条理逻辑，追求畅达的语言秩序等等，都曾给予朱子以有益启悟。若能适当联系这些古代文论的源流关系，扩大论述朱熹文学评论和研究的学术背景，应该更加有助于对朱熹文学思想的全面认识。

另一个需要指出的问题是，本书对于朱熹文学思想多作正面的同情的论述，作者在详细的论述中,以饱含激情的语言，比较全面、系统地总结了朱熹的文学思想,并对其功过是非，作出了比较实事求是的评断，这些理解是深刻的。但是长江黄河滚滚东流而泥沙俱下，书中个别的论断，仍有可商榷处。以朱熹诗经学为例，朱熹公开承认《诗》中有民间爱情诗的存在，这当然是一大进步。但为了维持孔子的“思无邪”之说，把它与“放郑声”的说法统一起来，就直接在“郑声”与“郑诗”或“郑风”之间画上等号，则似有武断之嫌。而本书对此没有加以适当的价值评判，这显然与朱熹对于淫诗的价值判断矛盾。比如本书第28页云：

在《溱洧》的论说中，朱熹承认士女在三月上巳之辰采兰水上以祓除不祥是郑国的风俗。……朱熹客观叙述了那男女交流的意象。男士与女士相与悦乐，并且“以芍药相赠而结思情之厚”。在这个意义上说，朱熹是没有对此持反对意见的。……正因为如此，“淫奔者”一词的色彩就有了变化，成为中性词，意思是为了享受男女之情而自作主张的人。[3]

这个观点似乎又有现代化之嫌，800年来对朱熹淫诗说争议不断，但说“淫奔者”是中性词则未尝有闻。本书避开淫诗说学术上的争论，径直在具体阐述的时候为朱子的淫诗说辩护，于理欠当。我认为，春秋时代的“郑声”非

“郑诗”，而是当时的流行音乐；孔子的“无邪”之旨，意义较广，其中包含了对《诗》中恋歌的肯定和赞扬。《周礼》明言“司男女之无夫家者而会之”是当时的媒官的任务之一。《周礼》还记载了“仲春之月，令会男女，奔者不禁”的事实。所谓“奔”，即是朱熹所谓的“淫奔”或“私奔”的意思，也就是指没有父母之命、无须媒妁之言的男女自由结合。“奔者不禁”在后来的封建社会中，礼法之士当然视为非法；但它发生在春秋时代，却是见之经传，言之凿凿，名正言顺，因为当时的中国，地广人稀，战争与生产都在急遽发展，没有人口急速增长，又哪来的兵源与劳力呢？因此当时“奔者不禁”政府明令，是可以理解的。但朱熹食古未化释孔子“郑声淫”之“淫”为男女“淫奔”，并认为孔子对此严厉谴责，这是不顾历史时代背景变化的议论，局限是很明显的。而本书对此未加批评，把“淫奔”视为“中性词”，观点虽新而未当，这就有可商榷之处。当然，类似的大胆论断，可能是士金学弟心存追求圣贤理想心态下造成的误解，与其全书的启迪与贡献相比，仅是白璧微瑕，无伤大雅，今后稍加注意，继续沿着乃师王运熙先生实事求是的学术道路一步一步地走下去，必然大有所成。

与士金学弟相识有年，见其美髯飘胸，性情率真，颇见学术个性，故敢芹言一献。以上感想，随意而发，未知士金学弟及广大读者以为然否。

复旦大学蒋凡

2014年3月17日于海上半万斋

[1]博士论文答辩录[J].东南学术，2000(6).

[2]蒋凡.古代文论的美学思考[M].沈阳：沈阳出版社，2003：18-19.

[3]李士金.朱熹文学思想研究[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

责任编辑：刘海宁

作者简介：徐传武(1948-)，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化史研究。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444(2016)02-0266-06

收稿日期：2015-09-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