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逻辑谱系中的奎因与戴维森和塞拉斯

吴新民

(江汉大学人文学院,湖北武汉 430056)



科学逻辑谱系中的奎因与戴维森和塞拉斯

吴新民

(江汉大学人文学院,湖北武汉 430056)

摘 要:人既分享了某种神性,又不是真正的神性存在物,所以,只能以一种行动者和旁观者的双重身份来与世界关联。也就是在这种意义上,应该说科学与哲学思想强烈地交互影响,其界线不可能完全清楚地划分。现代科学哲学导源于分析哲学,而奎因、戴维森与塞拉斯又是英、美哲学中重要的分析哲学家。因而如果在“科学逻辑”谱系中疏析奎因、戴维森与塞拉斯的科学思想,那么他们仨分别有整体论、合理性标准以及知识实在论等颇具影响的现代科学哲学思想。可以这么说,奎因、戴维森与塞拉斯他们仨的科学哲学思想,既映射出西方“仰望星空”的逻各斯与“脚踏实地”的努斯之间,相互交融所形成的科学思想之源,又体现出了这种思想对后继英、美科学思想之流,所产生的深远影响。

关键词:科学哲学;合理性标准;整体论;知识实在论

科学思想是生命洋溢的,有如一道洪流,离开它的源头愈远,它就越宽阔,也就会膨胀得愈大,而这其中的科学哲学就是探究科学研究与实践中的基础概念问题。应该说,西方科学哲学承继的是西方自然哲学,而西方的现代科学哲学又是导源于分析哲学。如果从科学技术内部来分析,那么科学发展是因为科学理论、实验和技术三者之间逐步确立了一种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循环。也就是在这种意义上,作为美国分析哲学领域里重要的哲学家奎因、戴维森与塞拉斯,他们仨的科学哲学思想就显得非常地明晰而具有影响。进一步讲,如果从理论科学家在前人理论成果的基础上发展出新的理论,而实验科学家继承和改造并且创新实验仪器和方法,这一有着各自作用的路径来思考的话,那么在“理论科学家”这一视域下,从“科学逻辑”谱系的角度来疏析奎因、戴维森与塞拉斯的科学哲学思想,人们就会不难发现他们仨的现代科学哲学思想,在“膨胀得愈大”的科学洪流中是多么地不可或缺。

一

科学是一种文化实践,它导源于哲学,并立足于文化。在西方,“文化”一词源于拉丁文culture,是耕作,培养、教育、发展,尊重的意思。在中国,出现最早的是《周易》的“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而将“文化”合为一词使用的则是西汉刘向。刘向在《说苑》中写道:“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这里“文化”基本涵义便成为“文治教化”。南朝梁昭明太子萧统所谓“以文化辑和于内,用武德加于外远也”,就是所谓“文化内辑,武功外悠”的说法。可见汉语将拉丁文culture译为“文化”非常贴切。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被称为人类文化轴心时代。正如雅斯贝尔斯所认为的那样,这是人类历史上一个特定的时期,它是人类文化理想形成的轴心时代。正是在这样一个时期里,各民族传统文化特质基本定型。西方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耶酥基督等;中国则有孔子、老子、墨子、孟子、庄子等。应该说就是这样一批“同时代人”的文化创新活动,奠定了传统文化的理想原型。但这里所说的文化理想,是指一个民族文化中那些被视为对于现实生活之超越的理想状态,它构成了这个民族所有成员终极生活意义的根源。可以这么说,一个民族千百年来的生活模式为这个民族提供了某种生活的终极意义,它使得这个民族感到它亲切得如同自身的一部分一样。正因此,这个民族传统文化的力量便难以低估。进一步讲,文化制约着思维,思维方式影响着民族文化,因为思维方式不仅是一种工具性的东西,而且还与这个民族文化理想内在地联系在一起,因而对它的选择不仅是什么工具性的选择,而且还影响到民族文化理想。从现代科学层面看,它既是关于自然界理性观点的开始和哲学本体论思维的基础,也是科学对待自然界的第一原则。因为文化理想的形成是本源性思维方式活动的结果,且这种本源性思维方式与这种文化理想是同构的,是民族深层“文化心理结构”,它具有极强的稳定性和普世性。

罗蒂尝言,“胡塞尔的嫡传(萨特和海德格尔)和罗素的嫡传(塞拉斯和奎因)又提出了有关必然真理的可能性这类问题,正如黑格尔提出了有关康德的问题一样。”[1]但是,人们如果源溯西方科学哲学萌芽的产生,则大致可以追至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对归纳和演绎方法的分析,对科学说明的经验要求以及对科学理论的结构和科学知识增长的规律所作的研究,都可以视作它的滥觞。近、现代以伽利略、培根、笛卡儿、牛顿等为代表的科学家,他们对经典科学的哲学探索,丰富了科学认知论和方法论,独立的科学哲学学科自始形成。值得强调的是,科学技术是由科学和技术两部分组成。从起源上考察,人们可以发现,技术要比科学产生得早一些。但如果说技术接受行为是人们的一种科技实践活动的话,那么它也是在人的价值选择这一人类在世之据的基础上,所进行和展开的。因而准确地说,在技术已经成为人类在世方式的当下,人之为人的基质就在于技术与价值的选择之中。人们如今给“科学传播”下的定义就是,使用恰当的方法、媒介、活动和对话来引发人们对科学一种或多种反应,如意识、愉悦、兴趣、形成观点以及理解等。这是因为,表述存在之理解,界说各类事物的领域,确定研究特定存在者的概念方式,这些都是以科学的方式对存在者进行筹划。然而,就科学逻辑而言,普遍认为它是科学哲学的独特子类,是以经验科学认知活动作为研究对象,包括经验科学研究活动中的模式、程序、途径、手段及其合理性标准的理论等。具体来说,主要有五个方面:第一,科学理论的逻辑结构;第二,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以及技术科学的归纳与演绎等推理形式;第三,科学研究的程序和逻辑推演过程以及有效性的逻辑标准;第四,科学理论中心理学的、认识论、方法论的内容;第五,科学的人工语言的,或者说,程序化的语言结构,如此等等。

二

科学之所以能够作为概念体系,是由于它已经对于生活实践进行了抽象,因而从属于思想活动。科学逻辑排除任何价值设定,它只是诉诸客观的不依赖于任何主观欲求的必然性的解释,所以科学逻辑的理想是对“现实世界何以如此”提供一种具有客观确定性的有效说明。因此,有人认为在理论层面上科学逻辑优于人本逻辑。然而,属于科学自然主义的奎因与塞拉斯,他们都试图说明精神状态与物质状态的同一。在心灵问题上,奎因站在还原论的立场上主张心灵自然化,试图说明心灵属性与经验的同质性。在经验问题上,奎因的哲学是一种自然化的经验论,他是把人的心灵属性还原为科学事实。但塞拉斯与奎因不同,他用自然主义心灵哲学中的行为主义理论来说明二者尽管可以相互渗透,但人的心灵属性与经验是不同质的。也就是说,塞拉斯是把心灵视为一种有特殊功能的器官,以此来对心灵做自然主义的解释。所以,与奎因的自然主义相比塞拉斯温和了许多。具体而言,塞拉斯保留了传统经验论中心灵地位的特殊性,虽然仅仅是功能上的特殊并不是本体论意义上的特殊,但却保留了理论空间的规范性。在科学辩护方面,塞拉斯认为一个理论只有在能够提供一种说明的条件下,才能说它得到了科学辩护。经典物理学发展史上就有一个很能说明科学辩护的例子:“以太”作为假定的实体是麦克斯韦阐述的电磁场理论与牛顿力学协调起来的一种假定基础。依照塞拉斯的理论说明观,“以太”无疑在当时的物理学背景中起到了说明作用,因为它激发了物理学家设计种种实验来寻找“以太”的动机。值得一提的是,在奎因、戴维森与塞拉斯他们仨中,奎因的弟子戴维森与他的老师奎因又有所不同。戴维森认为,心理性质不能还原为物理性质,因为二者之间没有严格规律,但心理性质却以某种方式依赖于物理性质,而且戴维森把这种非因果的依赖性叫做“随附性”,它是一种特殊的依赖性,确切地说,是一种不可还原的依赖性。

毫无疑问,科学是人的活动,它包含着人这种存在者的存在方式。如果立足于思维看,那么从古希腊的巴门尼德、柏拉图等哲学家开始,这种超越性的概念,就被人们看成是一个与流变的感性世界所不同的并且是一直不变的永恒世界,它被人们视之为流变的感性世界的本质或者本体。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早期西方主流思维方式中,所有那些经验性的对偶性现象都被归结为“一与多”、“本质与现象”。但到了20世纪物理学革命量子力学的诞生,打破了人们的牛顿力学体系能对自然进行确定性研究的传统观念,引发了科学哲学领域里关于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的激烈争辩,进而拓展了科学哲学领域里的研究内容。科学发展中反实证主义趋向使逻辑实证主义自身的演变日益远离实证主义的传统,它再次成为人们争论的热点。而且争论的主要分歧在于:科学理论对象是否独立于人们对它们的认知并且它客观存在和起作用吗?科学是否能够向人们提供关于客观世界的知识?等等。应该说,奎因对此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这种有关科学哲学本身的问题,只有在科学的范围之内才能够加以解决。因为所有的哲学问题都是关于科学本质和内容的问题,所有的知识要么是科学,要么是希望成为科学。不过,也应当看到,既然“塞拉斯与奎因都属于科学自然主义。科学自然主义试图说明精神状态与物质状态是同一的。”[2]那么,塞拉斯与奎因他俩的观点就有相似之处。但有人认为,在对经验知识的合法性条件追问过程中,奎因、塞拉斯只不过是在各自的意义上求助于“自然”概念,而且奎因、塞拉斯两人在求助“自然”概念上,又有区别。奎因是在自然科学意义上使用“自然”概念,塞拉斯是在自然主义心灵哲学意义上使用“自然”概念。塞拉斯认为,人的行为的一个重要特征,就在于任何两个相继的可观察行为,在本质上都包含有非常复杂的,与言语行为相关的“不确定的”事实。因而,在塞拉斯眼里,说明框架就是科学理论。可以这么说,如果把说明框架普遍化为一般的信念结构,那么人们在这里讨论的经验的角色就有了普遍意义。

三

科学思维就是要寻求真理,但科学思维又不能满足于人们被动地经验到的世界的真相。科学就是要通过仪器和实验拷问自然,迫使自然吐露出更加深的秘密。有学者认为,“反思平衡、概念分析和先验论证是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凭借这些方法,针对‘科学是什么?’的问题,方可分析三种典型科学模式的基本构成概念及其相互关系,进而揭示这些科学模式得以可能成立的先在的解释性的必要条件。”[3]因而可以说,为这个经验到的世界提供解释,这就是哲学——科学的事业。塞拉斯认为,在某种意义上,人们所需要理解的就是人们所经验到的东西——不管是个人的经验,还是人类共同的经验,也不管是对心理的体验,还是人们对世界的了解。如果从思维与语言的关系看,则奎因是将心灵主义语言习得的方法称为实指法。而且,实指法学习就是学会将听到的词语和同时被观察到的对象或状态联系起来。所以,有人认为,奎因是在放弃了概念——经验、分析——综合和语言——事实各组区别之后,仍然未能放弃在所与和假定之间的区别。虽然,在这一问题上,塞拉斯尽管合乎礼貌地承认了奎因对分析性概念的克服。但是,奎因的写作仍然充满了对各种词语或语句“进行分析”的观念。并且,利用以下诸项间的区别:必然与偶然、结构与经验、哲学与科学。可以这么说,奎因和塞拉斯两人中的每一位,都是倾向于对另一位已超越了的区别不断地予以非正式的、默默的和启发式的使用。无论是奎因还是塞拉斯,他们都不想切断把他们与“作为哲学本质的逻辑”结合起来的最后联系。值得指出,与奎因和塞拉斯有所不同的是,在戴维森那里,概念与思想内容的获得,表现为知觉表象与外部环境的相互作用。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的知觉表象,就是通过与环境的相互作用而获得和形成的。戴维森指出,我们可以坚持认为,一切语句都具有经验内容。经验内容本身又是根据事实,世界,经验,感觉,感官刺激之全体等诸如此类的事物来解释的。因此,有学者对此评价说:“尽管戴维森对奎因自视为整体主义的经验论提出了种种批评,事实上,他对奎因的整体论方法采取的却是继承的态度。具体而言,戴维森在语言哲学和心灵哲学两个领域继承了奎因的整体论理念。”[4]但在概念问题上,戴维森和塞拉斯又有一些不同,戴维森强调的是,物理实在与心理实在之间的区别。他认为,物理实在本质上是类型的,可以用严格规律来解释,心理实在本质上是个别的,不能用严格规律来解释。塞拉斯是想说明,在引起信念的同时已经有概念参与在这个过程之中,它的规范性作用同时也在发生。也就是在这种意义上,应该说塞拉斯的观点属于心理唯名论,概念的拥有等于语言的使用。

从分析哲学与语言哲学的关系看,语言哲学中的一个基本问题就是指称问题。“所谓指称主要指专名和通名所指的对象,也包括限定摹状词所指的对象,以及语词所指的对象,而一个专名的意谓是我们以它所表示的对象本身。”[5]在《语词与对象》中,奎因曾设定田野语言学家通过“彻底翻译”,或者说表明近似于科研调查的方法来学习土著部落语词的艰难性。人们要了解土著语词中对象意义的明确所指并不容易:首先土著不一定有两个明确的说法分别表示同意或不同意;其次即使有这两个词还要分辨哪个对应同意,哪个对应不同意;最后土著未必愿意配合语言学家,他可能说谎、说错,诸如此类。奎因把这些称之为指称的不确定性。应该说,在这一问题上塞拉斯与奎因、戴维森相近,他们仨都主张语词只有在整个语言的语境中才有意义,只不过“作为一位杰出的逻辑学家,奎因更加喜好运用现代逻辑工具,使科学的理论具有某种精确形式,并且奎因所偏爱的精确形式就是逻辑和数学中所说的一阶理论。”[6]值得强调的是,如果从认识论的角度看,那么戴维森和塞拉斯他们俩有些区别,戴维森是把个体一元论和本体一元论看成是一回事,而把类型二元论和概念二元论又看成是另一回事。与戴维森不同,塞拉斯是在对心灵所做的自然主义解释中,把心灵视为一种有特殊功能的器官。而且,这种功能的特殊性需要科学理论来说明。

科学技术源于生活实践。人们形象地比喻:技术是人类的在世之据,价值选择是人类的在世之根。戴维森的技术接受模型就是在理性行为的理论基础上,逐渐地完善而成熟的,它主要地用来预测人们对信息技术的接受问题。但也应看到,任何人都可能在逻辑上犯错误,或者同时持有彼此不一致的信念。这是因为,“人在形而上的意义上是价值性的存在,人正是依据主、客两个尺度进行价值选择,从而彰显人之为人的类本质。”[7]在戴维森看来,“严格规律”只有在物理学中才有,而在心理学中没有。正因如此,物理学规律和心理学规律之间是不可能具有严格规律的,这也是作为一类的心理现象同作为一类的物理现象之间的无规则性和不可还原性的根源所在。但即便如此,发生因果作用的个别心理事件还是可以还原为个别物理事件。戴维森就坚持理性解释在个人层次上的不可能被取消,“因为心理状态之间、心理状态与行为之间的联系需要在理性的基础上来言说;一旦我们脱离了常识心理学解释的世界,也就没有任何东西能够与上述理性特征以及连续一贯的行为解释框架相应了。”[8]值得强调的是,不仅如此,与奎因和塞拉斯相比,在戴维森的眼中,合理性也有一个程度性的问题。如果就这一问题展开的话,那么它的大意是:任何人在任何情况下,不可能都是完全理性的,也就是人之合理性最大致的、有限的合理性。所以,可以这么说,戴维森的“合理性”是一个规范性概念。

四

人们既可以“赞同”纯感觉、先天感念、固有观念、感觉材料、命题,以及一种人类行为的因果说明可能觉得有用的,任何其他被假定的东西,也可以采取塞拉斯——奎因的知识态度。所不能的就是把关于这些“内在的”或“抽象的”实体的知识当成是一些前提。虽然在逻辑和方法论的意义上,塞拉斯预设了常识映像在实体意义上的优先性,但塞拉斯是通过科学映像对常识映像的超越来表明人们应该尽可能地从理论高度来理解世界。塞拉斯曾经试图把常识性认识与对世界的说明性理解之间的紧张状态,转化为有可能把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的一个“立体的”映像。可以说,塞拉斯是把语言和思想的意向性内容,感知与想象的感觉内容,以及行为与知识的规范性维度有机地协调了起来。塞拉斯还以此为基础,进而阐述他的新的哲学体系。可以这么说,正是由于当代的哲学研究,既需要以科学研究成果来作为基础,更需要深入到科学发展的前沿来重新阐述传统的哲学概念。所以,人们尤其需要立足于对当代理论物理学和神经科学等学科的前沿性认知,来超越常识映像的经验关联层面。进一步讲,人们也只有在这种意义上,才有理由相信:塞拉斯立足于常识映像和科学映像的定义和阐释,对整个哲学史的批判与反思都是非常有意义的。更进一步,塞拉斯还试图站在人文主义的立场上,把人理解为自由与理性的行动者,并使这种理解与日益全面的自然科学描绘的图像的清醒认识达成某种一致性。换句话说,塞拉斯就是在立足于人类概念思维起源的基础上,进而阐述思想要素与世界要素之间的统一性观念,以通过把科学看成是一种不断接受批评的进化过程,并以此来阐述科学实在论。塞拉斯的这些做法对当代科学的发展具有一定的理论指导和启迪作用。

如今,科学哲学研究的内容在不断地丰富和发展,其研究方法、途径和手段也在向着多元化的方向展开。科学哲学研究的重点不仅转向为科学研究中的实践操作过程及其问题,而且科学哲学还将科学研究置于社会、文化等环境之中,并由此催生和发展出了以科学社会学和科学文化学为代表的众多学科。应该说,这些学科主要是通过跟踪科学实验或对科学史进行历史考察,以此来探讨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科学研究过程中的理论与观察相互之间的关系。罗蒂在评价塞拉斯时说,塞拉斯是把分析哲学从休谟阶段推进到康德阶段,特别是塞拉斯强调规范性重视实质推理规则,这与康德的先验逻辑进路一脉相承,跨越了经验主义的卡夫丁峡谷。在塞拉斯的眼中,“讨论理论实体是否存在,就是讨论科学理论的名词是否有指称,也就是讨论是否有任何实体能满足科学理论的名词所要求的种种标准。”[9]这是因为尽管塞拉斯和奎因援引了相同的论点,即他既反对所与与非所与的区别,又反对必然与偶然的区别。也有人认为,塞拉斯和奎因他俩允许整体论使自己晕头转向并离开了常识。或者说,塞拉斯关于所与性和奎因关于分析性讨论的反应,往往是“走得太远了”。不过,为塞拉斯和奎因辩护的人,则并不这么看。因为人们谈话性证明是天然整体论式的,而囿于认识论传统的证明观则是还原论和原子论的。并且论证说,塞拉斯和奎因的整体论是对论题承诺的产物,即证明不是在观念(或字词)和对象之间关系的问题。

塞拉斯的论证使哲学家的本体论承诺发生了转移,也就是从常识的客体转向科学所假定的那些客体。塞拉斯认为,不仅人们的经验概括需要通过某种理论来说明,而且这种理论说明也并不是从理论结构中得出的一般推论。人们说明一个对象,就意味着人们告诉这个对象是什么;如果人们接受了一个理论提供的说明框架,那么也就相当于接受了由这个说明性理论所假定的理论实体。科学的假定方法的似真性,也正是建立在这种观念基础之上的。值得强调的是,与塞拉斯的这一观点一起面世的,还有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著中的论点。应该说,塞拉斯和库恩这两个人,都看到了人类概念思维的社会特征。但应当注意的是,库恩运用的范式概念,过分地强调了科学研究的社会特征,得出了否定科学进步的观点。应该说,也就是在这种比较下,有人断言,塞拉斯所定义的科学映像,就是立足于经典自然科学的思维方式,运用还原论和因果性方法,并且是在接受整体论观点的前提下,通过对逻辑经验主义的观察与理论二分法的批判,根据当代科学发展的内在趋势,凭借着想象力所建构出来的。换句话说,这种建构过程就是经典与当代的融合。但是,也有与之不同的看法,认为如果与奎因和戴维森俩人相比,那么塞拉斯只是限于从人的概念思维角度,仅仅强调常识映像中的人类判断标准的主体间性,而没有深入到科学活动的过程之中。对科学共同体的社会性,尤其是对科学家接受新概念与新理论的社会性方面,没有作进一步深入地阐释。从当代科学哲学发展的趋势来看,塞拉斯关于人类认识的常识映像与科学映像及其有关定义与阐述,还存在着许多自身难以克服的困难。

五

如果人们只比较奎因和戴维森他们俩,则尽管戴维森对奎因的整体主义的经验论提出了种种的批评,但事实上,戴维森对奎因的整体论方案采取的却是继承的态度。但是,塞拉斯则是与奎因和戴维森他们俩不尽相同,塞拉斯留给常识映像的是人类概念思维社会的、伦理的和价值的维度,而留给科学映像的则是那些认知与说明的维度。塞拉斯是把那些“应该怎么样”的问题留给了常识映像,而把“是什么”的问题留给了科学映像。尽管对此有人评价说,塞拉斯这样做,既忽略了科学家群体本身的社会性,也忽略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交叉领域内的许多问题。甚至有人认为,塞拉斯的这种做法,在一定程度上有可能加深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分离,尤其是有可能导致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之间的分离。人们也应当看到,意义所呈现出的是网络状态,它是整体构成的。如果离开了话语的时、空语境,那么单个的概念或语言表达式,是不可能具有内在意义的。在这一问题上,应该说塞拉斯与奎因和戴维森他们仨的看法和观点是一致的。更具体地说,他们仨是极其相近的。他们三人都主张,语词只有在“整个语言的语境中”才有意义。但仔细分别起来,他们仨之间又有着一些细微的区别。奎因的整体论观点认为,“具有经验意义的单位是整个科学”,从而否定了单个语句甚至语句内成分(如单数词和谓词)的意义,而与奎因不同的是,塞拉斯没有把整体论推向极端,他仅仅是将其限制在与推理相关的语句集合之中。

总而言之,科学是不断地发现与创新的动态历史过程,它与社会文化、哲学以及各门技术学科相互联系。虽然说,总体上西方科学文化导源于古希腊文化和古罗马文化,但古希腊文化中所蕴含的逻各斯,对形而下的实践活动缺乏必要的关切,古罗马文化中所蕴含的努斯,则对形而上的理论沉思又缺乏足够的兴趣。只是到了文艺复兴时期,欧洲人创造性地继承了古希腊文化与古罗马文化遗产,将逻各斯“仰望星空”的精神品格与努斯“脚踏实地”的精神品格相互地交融起来,从而推动和促进了科学文化的兴起与发展。如果自然哲学是古代西方科学哲学的话,那么现代西方科学哲学则是导源于西方分析哲学。既然奎因、戴维森和塞拉斯他们仨都是西方分析哲学领域里的重要人物,那么从理论科学家这一意义上来讲,他们仨在现代科学哲学领域里的影响不可低估。进一步讲,因为“科学是真理的代表,甚至科学等同于真理,是全部真理的代名词。”[10]所以说,对客观存在着的某一事物的本质属性的概括反映,就是科学概念,而实证性和精确性是其基本特点。不仅如此,在有些哲学家的语境中,哲学辩证法本来就是科学概念。而且,科学立足于文化,并且“科学逻辑”是“科学哲学”的独特子类。如果人们从科学中的认识论与逻辑问题的通称这一意义上来看,那么奎因、戴维森和塞拉斯这三位重要的分析哲学家,也就自然而然地在现代科学哲学领域产生着重要的影响。奎因、戴维森和塞拉斯他们仨的整体论、合理性标准以及知识实在论等思想,使得他们仨在“科学逻辑”谱系中占有不可或缺的地位。

参考文献:

[1](美)理查德·罗蒂.哲学和自然之镜[M].李幼蒸,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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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张志林.“哲学家应怎样看科学?”[J].哲学分析, 2012(3):24.

[4]夏国军.“整体论:卡尔纳普、奎因和戴维森”[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51.

[5]吴新民.“语言逻辑视域中的戴维森意义理论研究”[J].社会科学研究,2008(3):121.

[6]吴新民.“奎因逻辑思想疏析”[J].晋阳学刊,2005 (3):55.

[7]闫宏秀.“基于价值选择视域的技术接受模型探析”[J].自然辩证法研究,2011(10):34.

[8]王妹彦.“心理学解释的层次与衔接问题”[J].哲学研究,2011(8):79.

[9]吴新民.“塞拉斯映像理论的心灵哲学意蕴析论”[J].电子科技大学学报,2013(5):64.

[10]陈嘉映.哲学科学常识[M].北京:东方出版社, 2007:1.

Quin in Scientific Logic Pedigree and Davidson and Sellars

WU Xin-min
(School of Humanities,Jianghan University,Wuhan Hubei 430056,China)

Abstract:Human beings share some kind of divinity and not real divine existence,so it can only be related to the world with the dual identity of the actor and the bystander..In this sense,it should be said that the scientific and philosophical thinking strongly interacts with the boundary,and the boundary cannot be clearly divided.Modern philosophy of science originates in analytic philosophy and Quinn,Davidson and Silas is British and American philosophy important analytic philosophers.Therefore,if in the pedigree of“logic of science”sparse analysis of Quine and Davidson and Silas scientific thought,then they SA respectively,holism,standard of rationality and knowledge realism and other influential modern science and philosophy.Can say so,Quine,Davidson and Silas they Sa‘s thought of philosophy of science,mapping out between western“looking up at the sky”logos and“down-to-earth”nous,mingled with the source of the formation of scientific thought,and reflects this kind of thought to the successor of Britain,the United States scientific thought and his ilk,produced far-reaching effect.The in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Quine‘s holism and Davidson‘s standard of reasonableness and Silas knowledge realism,explores the “logic of science”lineages in Quine,Davidson and Silas thought of philosophy of science,discusses they SA in the modern philosophy of Science in the field of contribution and influence.

Key words:philosophy of science;rationality;holism;intellectual realism

作者简介:吴新民(1958—),男,湖北阳新人,教授,从事逻辑学教学与研究。

收稿日期:2015-06-30

中图分类号:B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313(2016)01-0016-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