娜拉身份的认同——兼论中国文学中的娜拉形象的演变

郭莉

（阜阳师范学院　文学院，安徽　阜阳　236037）

娜拉身份的认同——兼论中国文学中的娜拉形象的演变

郭莉

（阜阳师范学院文学院，安徽阜阳236037）

回归《玩偶之家》文本本身，娜拉并非是一个果敢地追求独立自由人格的形象，从一开始抽离出文本之初，娜拉的形象就被拔高为摆脱资产阶级禁锢追求自由独立的象征符号。由鲁迅、胡适等人引入中国的“娜拉”形象，结合中国本土文化，又催生了一批批娜拉们的群像长廊，这些被建构的娜拉们一方面变动着五四文学里“人的文学”内涵，另一方面，其存在的合理性以及因误解而创造的娜拉们，恰可窥探出中国女性解放曲折的心路历程。对当今时代“新娜拉们”出现的种种问题，也是一个借鉴和反思。

娜拉；《玩偶之家》；中国女姓；剩女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出版了大量西方文学翻译作品，其中被译介的易卜生戏剧对中国现代文学影响巨深，其《玩偶之家》娜拉出走问题正好暗合五四解放潮流，一时成为众作家和研究现代文学永远逃不开的话题，而这个话题又催生出一批批娜拉式的文学作品出现，它的影响广泛到现代文学作品人物的评判，将五四时期一系列关于女性的文学作品分割成各式各样的娜拉：未出走的娜拉、出走后的娜拉、做儿女的娜拉、做女人的娜拉、堕落的娜拉、革命的娜拉等等。更有甚者认为但凡两性存在的地方，总会有娜拉的出现。由此，易卜生笔下的娜拉，在中国，出现了各式各样的变体，她们的出现早已脱离了易卜生《玩偶之家》文本叙事里的意义。过去几十年，“娜拉的走与留”成了一个经典的文学问题，至今你方唱罢我登场，莫衷一是。本文就娜拉在中国文学作品里的演变及其他人研究娜拉问题的基础之上提出几点思考，以便对当下女性问题打开一个思考的窗口。

一、娜拉的身份

娜拉是挪威作家易卜生于1879年所作《玩偶之家》的女主人公，一个为了自由和独立人格敢于与资本主义文化思想作对，去寻求新生活的一位新女性形象，娜拉形象在1918年6月《新青年》杂志上出现“易卜生号”专刊之后在中国广为流传，被傅斯年称为“文学革命的宣言书”之一的《易卜生主义》，催生出众多娜拉式的人物群像。1935年由于各大城市竞相上演《玩偶之家》而被称为“娜拉年”，致使当时人争当做“娜拉”，一时间成为一种潮流与风尚。加之当时现实中的几个“娜拉”事件，把女性解放的问题直接推到了舆论的中心，①李超之病死、赵五贞之自杀、李欣淑出走，与娜拉在中国的传播具有同时性，并在当时知识分子中产生重大回响，知识分子之间对反复上演的“娜拉”事件的交流与分歧，推动了女性解放观念深入人心。参见张春田《五四时期的几次“娜拉”事件与知识者的众声——从一个侧面看五四思想的多重面相性》，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第49-53页。又为“娜拉”在中国的传播推波助澜。于是，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娜拉的走与留成为一个经典话题，“易卜生这名儿，萦绕于青年的胸中，传述于青年的口头，不亚于今日之下的马克思和列宁”［1］影响之大可见一斑。但如果我们回到作品本身，细读文本，就会发现，娜拉真实样子与传播的形象天壤之别，任何批评只有回归文本本身才具发言权，《玩偶之家》中有这样一些场景值得我们注意和反思：

第一幕中，之前的老同学林丹太太在圣诞之际拜访娜拉，两者的对话交流推动了第一幕故事情节的发展。那么，在她们谈话时娜拉的对答和反应是怎样的？刚开始聊天时，娜拉迫不及待地向林丹太太述说自己的幸福，几乎变成自说自话。林丹太太死了丈夫，没有孩子，娜拉立即高兴地说自己有三个孩子，可以给她瞧瞧；林丹太太生活清苦，娜拉说自己交了好运，丈夫升值，有花不完的钱；林丹太太为了生病的母亲和弟弟牺牲了爱情，娜拉在父亲病死的时候陪着丈夫在意大利旅行；林丹太太自己开铺子办学校独立生存，娜拉生活在丈夫的庇荫下免受风吹雨打；林丹太太为了生存独立奋斗，说娜拉不知苦痛只是孩子，娜拉被激怒完带着一种炫耀心理说出伪造字据借钱之事，她真实的想法是等到自己不再漂亮、海茂尔不再喜欢她的时候，她可以拿这件事做一个把柄圈住海茂尔。“到那时候我手里留着点儿东西也许稳当些”［2］23。在参差对照中，娜拉的形象逐渐明确，在家庭最困苦最关键时刻，娜拉站出借钱保住了海茂尔的性命，这自然需要勇气和胆量，但是，所有这些勇气和胆量的来源并不是出于婚姻两性中平等互助的基础上，与其说伟大的娜拉帮助丈夫渡过难关，倒不如说自私的娜拉为了年老的自己不被抛弃而买了一个保险。娜拉并没有完整独立的现代女性自主意识，而是一直被爱情冲昏了头脑，甘愿为爱做任何事情，女人的爱和男人不同，正如娜拉所说，“千千万万的女人都肯为男人牺牲名誉”，而男人却不会为女人如此。

“托伐，我要想尽办法让你高兴。我给你唱歌，我给你跳舞，我还给你——”。［2］37娜拉全身心的爱着海茂尔，甘愿为爱人做一切，哪怕是玩偶，或许，这八年来她并非不知道自己在丈夫心中的地位，只不过她的爱以及丈夫给予她的温暖超过了自己作为一个玩偶的不愉快。也可以从另一个方面说，娜拉一直享受着家庭的温暖，当丈夫手心的小女人，娜拉的思想从头到尾并没有显示过多的独立自主，虽然她为了爱她的丈夫，吃了很多苦头，但是这些苦头相比较林丹太太来说，她的确算是个不谙世事的温室里的花朵。娜拉能离家出走已经算是很大的勇气了，至于最后她所说的追求独立自主的人格，寻找自由，“至少我要学做一个人”。说出来的确有些苍白，我们看不到海茂尔对娜拉有什么虐待，至于，把娜拉当做一个玩偶，更多的是从海茂尔的视角进行分析，此时，娜拉对此的反应是失语的，到底是真的不喜欢还是在享受撒娇，并不曾完全看出，直到娜拉最后的愤怒而说出的言语，才让我们对娜拉有一个新印象，但仍给人感觉有意气用事之嫌，有人甚至把《玩偶之家》最后一幕娜拉的谈话比作一篇“妇女独立宣言”，［3］也是让人值得怀疑。而娜拉形象从一开始的塑造，就值得商榷。

它在中国的传播与异变早已脱离了原本的叙事话语，最初内涵复杂的“娜拉”被简单化，格式化，“在当时作家的理解中，娜拉的形象有两大标志：肯定自我与勇敢出走。”［4］“娜拉”公认变成一个单纯的文化所指，一个标榜自由与独立的新女性形象被建构。

二、娜拉的出走

当被传播的娜拉在中国语境下有了新的指证，这种新的建构是否给被惊醒的中国青年男女们指明道路？“娜拉抛弃了丈夫女儿，飘然而去，只因为她觉悟了她自己是一个人，只因为她感觉到她‘无论如何，务必努力做一个人，’这就是易卜生主义。”［5］这是西方推崇“娜拉”的关键，但是，当余波和回响结合中国五四时期的社会现状之时，不仅其寓意降低一格，反映在真正中国男女青年身上的反抗程度，比起最初的娜拉又降低一格，中国女性自身受到传统礼教三从四德的禁锢至深，像娜拉一样“出走”已然是一种反抗封建的大胆叛逆，再往下走，能否走通？又该往何处？两千多年的封建制度刚刚败落，封建思想依然影响着社会生活结构，女性所谓的自由在当时社会难有归路，《伤逝》里的出走也只不过是从父家进入到夫家，从一个牢笼换一个大一点儿的牢笼罢了，觉醒的子君，为爱勇敢逃离父权禁锢，却不一定敢为自己、为自由、为独立出路而反抗父权制，思想受到民主与解放号召的五四青年男女们，行动上并没有明确的方向，“务必做一个人”，什么是真正的人？怎样做才能是真正的“人”？因此叫醒了沉睡的他们却没有给他们指出正确的出路，也只能独自苦闷、彷徨，“娜拉”的独立精神并没有真正进入中国社会。将更好的未来依托于相爱一半，在其本质上来说，女性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觉醒。于是最终，娜拉的思想和精神只剩下一个空壳，那必然应着的是不幸结局和走投无路。我们常常把娜拉出走的死活归结于那个大时代，归结于父权夫权的压制，归结于男性的霸权，其实，很多的时候，女性自身早已顺从的理所当然才是根结，女性的觉醒才是娜拉能够有好结局的关键因素。但是她们更多的是只知其意，不明所以的景象，她们“懂得了应该反抗，却不知该怎样反抗。”［6］

娜拉的结果到底如何？易卜生不知道，虽受到女权主义者卡米拉·科莱特的影响，“您开始通过您的精神生活道路，以某种形式进入我的作品”［2］3，但在实际的创作中，易卜生并没有果断地给信誓旦旦的成为女权主义者的代言人娜拉一个光明的未来。只听见娜拉砰地一声，关上了家门，之后娜拉将有怎样的遭际？易卜生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作者易卜生说：“发问是我的事”，然而“答案我却没有”，［7］但这却是一个最好的结果。中国众多评论家根据自己的理解给出了中国娜拉出走之后看似合情合理的结果，言说历史与时政，论证凿凿，得出一个必然的结果，实在让人为之惊恐。倘或有一两个坚定的娜拉出走生活的很好，也不一定代表其他的娜拉们必然出走胜利；倘或娜拉们出走自尽亦或是堕落，也未见得一定没有生存的希望；倘或娜拉不走，在那个新与旧的时代，似乎也未尝不是一个较好的出路。①凌叔华一些小说中，描述了很多男女两性问题，如《酒后》《花之寺》，可做一个未出走但生活还不错的娜拉形象参考。另外，参见杨联芬：《娜拉不走怎样》。

娜拉走还是不走？娜拉能去哪里？娜拉可以去哪里？在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中，很多评论者曾这样那样划分娜拉的形象群体。暂且不谈划分的正与谬，只对中国娜拉式的女性进行思想与出路的对比性探讨，娜拉依然有另类人生可能：

比如除了落败的归来或者堕落的生存亦或是死亡之外，是否还有另一种可能？正如娜拉最后对海茂尔的离别之言，假若有一种奇迹发生，这种希望不应当被忽视。从某种意义上说来，《玩偶之家》与《缀网劳蛛》具有同构性，可以把《缀网劳蛛》当做《玩偶之家》的后续，开始是娜拉态度比海茂尔热，后来娜拉变冷成了尚洁，海茂尔变热成了长孙无忌，他们都等待着一种奇迹，这种奇迹是一种认可的命运，正如娜拉临走前所说，有一种奇迹可以让他们重回以往，那便是改变，改变成什么样的面貌才算是“奇迹”？《缀网劳蛛》的结局可以作为一种参考和标尺，成为改变后的“奇迹”。长孙可望救尚洁于水火之中，尚洁为报恩同长孙结合，长孙宠爱尚洁，因此心生怀疑尚洁出轨。一个偶然的事件将二者隔离，尚洁离家出走，后因长孙可望受到感化变成一个谦和善良之人，遂与尚洁和好，和孩子一起过上幸福生活。许地山写《缀网劳蛛》，宗教色彩特别浓厚，尚洁的悲命观以及长孙可望的突然改变都有些突兀和奇特，但是，这丝毫不影响一种生活发生的可能。那么，海茂尔和娜拉的最终结局在娜拉“砰”地一声关上大门之后能否出现一种奇迹呢？海茂尔悔悟成了最后的长孙无忌，娜拉也从最初为爱一头扎进去到后来明白“为人”的觉醒，对于忠实于解放与独立的学者来说，这是极不可能的事情；就算从文本当中来看海茂尔最终转变的可能性也较小，但这并不能抹杀《玩偶之家》没有这样一种可能的生活出现。

娜拉身上承载太多象征符号，在中国的接受语境中，“‘娜拉’负载了个性解放与女性解放的双重诉求，同时与反抗礼教、重估传统、伦理重建、社会流动、自由恋爱、现代日常生活等有效地关联起来……”。［8］对于追问了一个世纪的经典问题，抛开所有被建构的文化寓意，如果娜拉仅仅是娜拉，娜拉结局会怎样？她就是一个平凡普通追求自己幸福的小女人，如果不求全责备的话，《缀网劳蛛》的结尾兴许可以作为娜拉的一种出路，也未尝不可。

三、现代“娜拉们”的归路

长廊式的“娜拉”群像在五四时期应运而生，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和文化政治用意：“田亚梅”是娜拉（《终身大事》）、“大小姐”是未出走的娜拉（《刺绣》）、“子君”是出走又回来的娜拉（《伤逝》）、“莎菲”是大胆追求自我的娜拉（《娜拉》）、“陈白露”是堕落的娜拉（《娜拉》）、“繁漪”是苦闷的娜拉（《雷雨》）、“白流苏”是主动追求幸福的娜拉（《倾城之恋》）。但凡涉及到女性，但凡涉及到感情问题，就是娜拉的问题，臆想化的处理娜拉问题，一方面是文化交流与本土传统思想相碰撞的变相发展，另一方面是五四知识分子有意让女性独立之风吹到更多的中国土壤上，促进新文化思想的全面发展，娜拉是五四“人的解放”中重要的一支，在那个特定的时代，有其存在的合理性，的确吸引着大批学者关注中国女性问题。虽然，在众人眼中，娜拉已不再是为自由与人格勇敢挣脱资本主义文化禁锢的“娜拉模型”，但她却是千千万万追求自我解放的女性精神，标榜追求独立平等的新时代女性形象。

只不过娜拉早已脱离了易卜生笔下的含义，单纯变成了一个能指的符号，淡出许多所指来，甚至娜拉单纯地成了一个性别的代名词。因误读而得到大众普遍认可，当偶然变成一种理所当然，当误读变成一种常识，用“娜拉”一词去指代女性问题，已然成为不争的事实。而这又是任何女性都无法逃离娜拉在生活中所遇到的问题，娜拉的泛化虽不严谨却可以理解。

傅立叶说：“某一历史时代的发展总是可以由妇女走向自由的程度来确定，因为在女人和男人、女性和男性的关系中，最鲜明不过地表现出人性对兽性的胜利。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标准。”［9］

社会不断发展进步，新时期以来，女权主义愈演愈烈，女性追求自由与解放出现新形式，职场女性成为一条女性自我独立行得通的出路，“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渐渐被打破，“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也不再是必然，更多女性认为“婚姻是爱情的一道坟墓”而选择不进入围城世界，于是，“剩女时代”到来。当现代文学作品中的娜拉们终于有了明确的行动，不再苦闷彷徨，新时期的娜拉们，终于不再渴望进入围城内了，女性同男性一样，拥有权力和地位，是否娜拉们就不会出现任何问题了？剩女时代是否是男女两性发展的社会常态？

所谓“两性平等”，这里是指有选择去做与选择不去做的自由，而并非是女性具有了与男性同样的权利，就必须达到某种力度，方可体现解放与自由的标志，一味主张平等的女权主义者们，终于在金钱和地位方面有了自我的基础，却带来了女性内部的自失。男女真正的平等，恰恰是男女不平等，男女生理及心理本就有所差异，呼吁的“平等”应当建立在男女两性差异上的平等，方可实现男女两性真正的平等，女“强人”、女“汉子”、女“爷们”并非是女性的本质特征。而今，什么才是女性真正的归路？这是值得我们警醒和反思的地方。

［1］ 沈雁冰.谈谈〈傀儡之家〉.文学周报［J］.1925（176）：6-8.

［2］ 易卜生.易卜生戏剧集.第2卷［M］.潘家洵，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23.

［3］ 易卜生戏剧四种［M］.潘家询，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9.

［4］ 曹艳红.娜拉的意外担当——易卜生<玩偶之家>与中国现代漂泊母题叙事文学［J］.社科纵横，2013，28（5）：113-117.

［5］ 胡适.易卜生主义［J］.新青年，1918，4（6）：489-501.

［6］ 李淑萍.曹禺笔下的“娜拉们”［J］.时代文学：理论学术版，2007（8）：23-24.

［7］ 易卜生.易卜生评论集［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2：341.

［8］ 张春田.“第四阶级女子问题”：“妇女杂志”与“娜拉”讨论［J］.枣庄学院学报，2009，26（1）：32-38.

［9］ 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250.

（责任编辑：倪向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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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95—4476（2016）10-0059-03

2016-09-05；

2016-10-11

郭莉（1989-），女，安徽宿州人，阜阳师范学院文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