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研究壮族非遗——《棒棒灯》的几点意见

2016-03-16 12:41何正廷张建林
文山学院学报 2016年5期
关键词:壮乡棒棒壮族

何正廷,张建林

(文山学院,云南 文山 663099)

对研究壮族非遗——《棒棒灯》的几点意见

何正廷,张建林

(文山学院,云南 文山 663099)

壮族非遗——《棒棒灯》,不是“一种民间祭祀舞蹈”,也不是一种“性崇拜”的民俗,而是一台古老的壮乡春晚。它既显示了壮汉文化的交汇融合,也证明了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每一个成员从来就是谁也离不开谁的。对这一珍贵的文化遗产,确有必要继续深挖发掘、提炼和打造,使之大放光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贡献!

壮族;非遗;棒棒灯;壮乡春晚

2009年被列入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棒棒灯》,正在越来越多地引起各方面的关注,当地主管部门也准备向上级申报,要求升格为国家级的非遗。但由于没有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棒棒灯》被定为“一种民间祭祀舞蹈”,还有人说它是一种“性崇拜”的民俗。究竟如何,莫衷一是,因而影响了相关工作的顺利进行。

为支持家乡非遗工作的开展,2016年4月11日,我们与文山学院民族文化传承与创新中心的其他同志一道,到“棒棒灯”的发源地——砚山县者腊乡批洒村,走访了传承人及部分乡村干部,接着认真查阅了2004年6月20日该村沈国藩、卢廷瑞、侬登富等老先生组成的《棒棒灯》资料整编小组整理的书面材料和砚山县文化馆2009年4月16日撰写的调查报告,又于2016年4月15日至19日到砚山、批洒两地仔细观看了《棒棒灯》的演出,还与砚山县文化馆和非遗中心的负责同志深入地交换了意见。通过调研以后认为:《棒棒灯》应该是一台古老的壮乡春晚,它是壮、汉民族文化在祖国西南边疆长期交汇融合的结晶,确实有必要申报为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让这一艳丽的文艺奇葩大放光彩。

一、《棒棒灯》是一台古老的壮乡春晚

“春晚”,泛指各地为庆祝农历新年举办的综合性文艺晚会。近数十年来已成为我国民众欢度春节的一个重要形式。但人们并不知道,云南壮乡很早就有类似的春节文艺晚会,被当地民众称为“棒棒灯”,而壮族同胞则习惯地叫它“珑娅崴”或“珑娅嗡”。据传承人介绍:“珑娅崴”意即牛头舞;“珑娅嗡”则是跳舞给皇太后看,古代也叫“戏夜花灯”。主要内容包括牛头舞、棒棒舞、手巾舞、山歌对唱(猜谜语、夸古人、颂神灵)以及驱邪打鬼、祈求风调雨顺和平安幸福等等。

“棒棒灯”被当地壮族同胞叫做“珑娅崴”,源自云南壮族经诗《摩荷泰》中的《故推》篇,因为壮族原生的宗教信仰为“摩”,《故推》是摩公(传统宗教人士)在进行重大法事活动时必须吟颂的经文,而“珑娅崴”又是丧葬祭祀活动时必须表演的舞蹈。“珑娅崴”,壮语的本意为“牛婆舞”(“珑”为舞,“娅”为婆,“崴”为水牛);《故推》壮语意即“义推的故事”。此故事主要讲:远古时代人类曾经有过吃死人肉的习俗,是一个名叫义推的人在放牛时发现母水牛生崽痛苦得死去活来,回去就对母亲讲了,母亲说生他时自己比母水牛还要痛苦,义推听后十分感慨,不仅始终孝顺母亲,而且决心在母亲死时不让谁来分食她的肉。他制作了棺材安葬母亲的遗体,又把原来分得的死人肉归还原主,斤两不足部分则杀鸡鸭来添,或用牛肉来补。以后大家效法义推,不再分吃死人肉了,人烟也因而逐步兴盛起来,此事最终改变了人类吃死人肉的陋习[1]。在云南壮乡,大凡超度祭祀或重要节庆,人们都要以“珑娅崴”的舞蹈表演形式,来宣传孝敬母亲、勿忘母恩的道理;广西《布洛陀经诗》中的第一章《么童灵》,讲的也是同样的故事[2],意在让孝敬父母的社会道德永世传承。

壮族的“珑娅崴”表演,类似汉族的舞狮,所不同的是其面具为水牛头,表演动作则多模仿水牛。

在“棒棒灯”或“戏夜花灯”的晚会演出中,与“珑娅崴”表演者一道出场的还有手持荷花灯(两盏)、芙蓉灯(两盏)、金莲灯(一盏)、鲤鱼灯(一盏)的六个人,他们分立于舞台的两边,其灯上贴有“国泰民安日,风调雨顺年”;“灯光回壁朗,锣鼓场上喧”等类的对联,横批为“恭贺新年”、“阖寨平安”等,此外还有“五谷丰登”、“六畜兴旺”、“人口清洁”等方面的内容。花灯既美化了舞台,增添了喜气,又解决了照明问题,这样的安排在古代的乡村文艺晚会上,是非常得体的。紧随其后的便是棒棒舞和手巾舞队的表演。

棒棒舞,壮语叫做“珑梅登”,由8至12位男演员表演,舞蹈动作以敲打棒棒为主,还有14人组成的乐队用笛子、二胡、三弦及锣鼓、钗、碰铃等乐器伴奏,演员以刚健的跳步、跃步、转身、弓步、蹲裆步等舞姿,以横排、竖排、圆圈、小四门、大四门、关里易、前弓、后正、尾郎、打卡、穿花、编篱笆等12队形,表演整队、阅兵、点队、证实、匍匐、围攻、一战、二战、全胜、收场等方面的武术,以显示古代壮族将士的神勇机智。

手巾舞,壮语叫做“普尼玛”,由6至8位双手持手巾的女演员在乐队伴奏下表演,动作优雅、细腻、含蓄,且婀娜多姿,意在表现上天派仙女下凡来慰问擒妖逐魔的将士们,仙女们和将士们同甘共苦,给将士们增添了无穷力量。

接着是一位拿着棍棒和一位手执松鼠的老者上场与众男女对歌。对歌以猜谜语、夸古人、颂神灵的形式进行,语言风趣幽默,动作变化多端,程序繁而不乱,给人以热情奔放而又轻松愉快的感受。

当地民众还认为:“棒棒灯”能驱邪打鬼,故在舞阵中有这样的呼号:“哩哩哩,把鬼赶出小石门,哩哩哩,把鬼赶出大石门。”民间每遇“闹鬼”的事,人们就会耍“棒棒灯”,每次参与“棒棒灯”的表演者都在66人以上;民众还把耍“棒棒灯”的成员视为神的化身、幸福的使者。

从“棒棒灯”的整场演出及其对民众的影响看,它已经超越了“一种民间祭祀舞蹈”的范畴,而应该是一台古老的壮乡春节文艺晚会。这台晚会还植入了壮族歌圩的场景,由拿棍棒和执松鼠的两位老者与众男女相互对歌,歌中直白青年男女从社交、相恋直到成家、立业的整个过程,让观众从中受到社会伦理和传统道德方面的教育,但为使演出更加生动活泼,歌词采用了许多诙谐动听的双关语,从而显示壮族传统民歌对唱特有的表演技巧与语言魅力。有人借对歌时歌词和道具中有松鼠(双关语也可指男性生殖器),就把“棒棒灯”说成是一种“性崇拜”的民俗,这不仅使当地民众难以接受,甚至非常反感,笔者也觉得十分不妥。

二、“棒棒灯”演绎成神话故事的缘由

随着时间的推移与经过若干代人的传承,对“棒棒灯”的阐释出现了数种新的版本,较为流行的说法是:唐王派兵帮助壮族民众战胜牛魔精的故事。据2004年批洒村《棒棒灯》资料整编小组整理的资料介绍:唐王天子李世民当朝的时代,距王城三百里的地方有座九龙山,山腰有个九龙洞,洞深三里、宽九丈,里面布满奇形怪状的石头,有一个头大如斗、口大如盆、身长数丈、火眼金睛的妖精住在洞里,此物一出洞口就会雷声大作,风雨交加,飞沙走石,洪水泛滥;秋黄季节,它还会在田间翻滚损害庄稼,当地人民每年杀猪宰羊奉献,仍不能幸免于难。王母因此妖精作乱、损害百姓而忧心得病;民众企盼早日将此妖精处死,或者将它治服。头人聚众商议,求唐王派兵相助。唐王见奏,按高僧指点,选出丑年不同月份出生的十二名健将,手持双枪,各带一队人马前去讨伐;将士们在九龙洞下布阵,日夜苦练擒妖本领。大年三十晚上,妖精口含红色的珠宝出九龙洞,被将士们射杀,其身尾也呼风而去,无影无踪,从此远离人间,不再扰乱凡人。王道:“人有诚心,神有感应,感谢天地助阵!”又说:“此怪物也算有感之灵,它口含珠宝,低飞徘徊,有赔偿民灾之意,此宝应归于人民。”说着将珠宝当场发落,人们感恩不尽,欢呼不止。王母也因庆幸除掉此妖精而病愈。后来即兴以狮子含珠,棒棒花灯为王宫的戏首,以供王母之乐;民间也用棒棒花灯作戏,报答王母之恩①。

此资料还介绍:民国十三年(1924年)的五、六月间,大雨倾盆,洪水泛滥,不知从何处来的一条大蟒,跨河横躺,河流阻塞,两岸一片汪洋,而后又是疫病流行,民不聊生,村里的绅老们在老人厅聚议,让“棒棒灯”登场,烧香祷告,奏乐致词,安神拜宙,随后势头有了好转,村民照常投入秋收,到次年春节,村里隆重举行“棒棒灯”活动,说来也巧,那年正遇风调雨顺,增产丰收,人畜安康,“棒棒灯”又神了,人们更为相信。

砚山县文广体旅局撰写的介绍资料则讲:相传唐朝年间,人烟稀少,野兽甚多,在者腊乡批洒村旁山洞里,住着一个危害人畜的怪兽——牛魔精。村里人禀报唐王,随即派出高、岳两个武将前去助战,组织村民扎好荷花、金莲、鲤鱼、芙蓉等六盏灯笼,砍来花椒树枝制成响声清脆的木棒,挑选8男8女和一班乐师演习歌舞,在孟春的一个晚上来到牛魔精洞外,跳起各种歌舞。经三天三夜引诱,牛魔精终于伸出头来看热闹。早已埋伏在洞口两侧的高、岳二将挥刀将牛魔精的头劈下,群情激昂,欢欣鼓舞。为纪念这个吉祥日子,铭记唐王天子恩德,批洒村民建立了唐王庙,每到正月,批洒群众都跳起“牛头舞”,重温除妖情景,久而久之发展为棒棒灯,愿唐王在天之灵保佑村寨清吉、五谷丰登、人畜平安……

以上故事说的许多人和事,据我们所知,均与当地壮族的历史和传统文化相矛盾。如壮族是以稻作生产为经济基础的农业民族,耕牛的地位和价值都很高,他们对牛历来心怀敬意,还专门设有牛王庙和牛王节隆重进行祭祀,过节时要给牛带花,尝新时还要先喂牛,从来没有把牛妖魔化的说法,更无“牛魔精”的故事传说;又如壮族称王或皇帝为“宏”或“召(宙)”,称先王、先帝为“陶杰佬宏”或“陶宏”、“召竜”,并无“唐王天子”一词;再如云南壮族熟悉的九龙山在广南,此山是西洋江和驮娘江的发源地,被称为“郡治万山鼻祖”[3]、江河之源,而距唐朝都城长安三百里的地方却没有所谓的九龙山,等等;况且在“棒棒灯”的整场演出中,并无斩除妖魔、百姓欢呼的动人情景。那么一台古老的壮乡春晚,怎么就被演绎成一个“唐王”助壮民战胜“牛魔精”的神话故事了呢?笔者以为,这是壮族文化受到汉族文化影响,并已经交汇融合的结果。

壮族是我国南方和西南地区的土著,稻作农业生产使其形成了宽厚包容的性格,自秦汉时代开始,他们便接纳了迁入壮乡的汉族民众,并在向汉族学习先进生产技术来开发建设家园的过程中,接受了他们的传统文化。汉族古时有农历正月十五吃元宵、赏花灯、猜灯谜的习俗,壮族演出的《棒棒灯》及当中两位老者与众男女相互对歌猜谜的情节,或许便是受汉族元宵节及其此类“益智游戏”的影响而来的。特别是明代以后,中央决定在云南地区实行军屯、民屯和商屯,当时军屯的人数已达29万,而到云南屯垦的汉族劳动人民更是多达四、五十万[4],《滇粹•云南世守黔宁王沐英附后嗣略》一书便有“(沐)英还镇,携江南、江西人民二百五十余万人,给籽种、资金、区别地亩……(沐)春镇滇七年,再移南京人三十余万”的记载。明代的移民屯垦改变了云南地区的人口结构,从此云南的汉族人口便超过了少数民族;明朝历代皇帝还十分重视云南各民族地区的儒学教育,诏命增设学校(县设书院,乡设私塾),举行科举考试,并把兴教办学列在检查下属工作的首位,这就使得汉族文化更加深入少数民族之中。从那时起,便有不少深受汉文化熏陶的壮族学子,开始翻译汉族优秀的文艺作品,并将其纳入本民族的文化系列里,吴承恩所著的《西游记》自然也在其中。众所周知,以唐僧取经为主题的《西游记》是中国的“四大名著”之一,该书作者以丰富而大胆的艺术想象描绘了一个绚丽多彩的神魔世界,其中就有孙悟空战胜牛魔王的故事。从批洒村整理的《棒棒灯》资料中我们不难看出,壮乡的“棒棒灯”正是受《西游记》中这一故事的影响而被重新改编为唐王派兵帮助壮族民众战胜“牛魔精”的。通过改编的“棒棒灯”虽然有许多不尽人意之处,但它能把积淀深厚的壮文化与优秀的汉文化糅合在一起,这还是值得大家点赞的。须知,中华民族文化之所以如此博大精深而又丰富多彩,正是各民族的文化在祖国大地上长期交汇融合的结果。

砚山县者腊乡批洒村已列入第二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其村民的历史渊源及产生“棒棒灯”的情况恰恰证明了这一点。批洒全村共240户1016人,均属壮族侬人支系,以侬姓的户数人口居多,还有卢、王、陆、李、张、沈等姓氏。至今,村民的生产方式和饮食、服饰、礼仪、歌舞、节庆等生活习俗,以及语言、宗教信仰等,均保持着壮族传统的文化特色。侬姓是壮族中的大姓之一,始载于《新唐书·西原蛮传》,“居广容之南,邕桂之西”,被称为“侬峒蛮僚”。侬氏统治区域曾经是唐、宋两朝与南诏、大理两个地方政权保持联系的缓冲地带。宋代的民族英雄侬智高、元明清三代的广南世袭土司皆为侬氏;批洒村侬氏还在清同治年间出了一位进士侬朝俊。据村民介绍,批洒村的侬氏与广南世袭土司同祖同宗,其余姓氏有的是土著,也有的是“从南京应天府”迁来的。所谓“从南京应天府”迁来的,便是已经融入壮族之中的明代移民屯垦者的后代。在这样的村寨产生了以《棒棒灯》著称的春节文艺晚会及其演绎成的神话故事,当属顺理成章的事情,它既显示了壮汉文化的交汇融合,也证明了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每一个成员,从来就是谁也离不开谁的。

三、《棒棒灯》的保护传承与开发利用

《棒棒灯》作为一台融汇了壮、汉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古老春晚,在我国众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显得弥足珍贵,确有必要继续深挖发掘,应遵循中华民族文化“以忠孝为本”的发展轨迹,充分揭示其健康向上的思想内涵,集中展示其魅力独到的演艺特色,使之既接地气,又能与时俱进,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文化生活需求。为此,建议当地政府及所属主管部门,适时邀请资深的壮族学者和非遗保护方面的专家参与共同研究,并采取有力的保护措施,只有这样,才能确保申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工作真正落在实处。

首先,在舞台布景、道具陈设、灯光配置上,要有展示壮族用稻穗、粟米供奉牛王的神圣祭坛;有表示欢度新春佳节的大红条幅——“恭贺新年”“国泰民安”“阖寨欢乐”等;还要有体现古老春节文艺晚会特色的荷花、芙蓉、鲤鱼、龙凤等特质的精美灯饰,以凸显古老壮乡春晚独具特色的文化氛围,并使观众在欢度佳节的同时,从一开始就感受到“敬畏自然”等生态文明的熏陶,以及“爱国爱家”“孝敬父母”等方面伦理道德的教育。

其次,在演出的文艺节目上,重点要在棒棒舞、手巾舞及其乐器伴奏和对歌表演四个方面下功夫。

1. 棒棒舞传承自古代“器具舞”中的“干舞”。《周礼·春官·乐师》郑注云:“干舞者,兵舞,兵事以干”[5],而以执干钺表示尚武精神的舞蹈,已在文山出土的铜鼓纹饰上早有反映,它显示了头戴羽翎的古代壮族将士在保家卫国和与邪恶势力进行斗争时的神勇机智。从古至今一直在保卫和建设祖国西南边疆的壮族同胞,以棒棒舞的形式来展现其英雄豪情,是值得大家称道的,因此应该重点加以提炼和打造。

2. 动作优雅含蓄的壮族手巾舞,与汉族的长袖舞有异曲同工之妙,并且与尽显阳刚之美的棒棒舞形成强烈的视角反差,亦必须在原有的基础上再行提炼和加工。

3. 乐队伴奏使用的乐器及其曲调,要体现壮族音乐语言的特殊风格和美学趣味。铜鼓是壮族地区的神器、礼器、重器和打击乐器,其功用与中原汉族地区的钟鼎相类似,故伴奏的乐器中还必须加上铜鼓,此外还应该有牛角号及马骨胡、木巴喇、葫芦笙和用幼蝉壳做哨子的双管巴乌等云南壮族独具特色的管弦乐器;伴奏的曲调也不能仅是移植来的“南清宫”一种,还应该从本土的民歌曲调和壮剧音乐中有精选利用,才能产生跌宕起伏、动人心弦的艺术效果。

4. 场上两位老者与众男女相互对唱的歌词,也要进行精选、提炼和创新,既使其诙谐动听、生动活泼,又体现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美德和良好的社会风尚,从而达到寓教于乐的效果。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首的党中央一直强调:“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文化遗产是国家走向未来的坚强基石,是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根本依据,是创新发展的宝贵资源”;文化软实力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标准,要“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努力展示中华文化独特魅力”;党中央还确定:要在“十三五”期间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早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并制定了建设“一带一路”的战略部署;2015年1月,习总书记在云南考察时又讲:云南要“主动服务和融入国家发展战略,闯出一条跨越式发展的路子来,努力成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谱写好中国梦的云南篇章”;他还说:“云南旅游资源丰富,要大力发挥比较优势,大力发展旅游业。”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他又根据当今的国际国内形势,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使人们在创造物质财富的同时,实现人生价值,凝聚起推动发展的强大新动力。在这样的大好形势下,砚山的党政领导及有关部门决心抓紧进行“棒棒灯”的保护传承与开发利用工作,从而增强砚山的文化软实力,可谓是恰逢其时。

还须指出的是:砚山是全省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具有文化资源富集和民族风情浓郁的特点,文化遗产远不止一个“棒棒灯”。早在石器时代,这里的远古居民就在平远镇的大山村后山上留下了规模宏大的岩画群,着实令人惊叹;砚山素有“滇桂走廊”之称,自古就是直通滇中的“特磨古道”和直通广西的“邕州古道”上的重要节点,也是古代南方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之一;汉代于此地建有宛温城,宛温城后来即为蜀汉时期兴古郡治的所在地(从史书记载的地理方位及相关遗迹看,其故址或许就是江那镇诸葛山下的郊址城);世代居住在这里的壮、苗、彝、回等民族同胞,其语言、服饰、风俗、习惯都还保存着原生态的风格和地域特色,壮族“三月三”、苗族花山节、彝族火把节等传统节日和壮族草人舞、彝族弦子舞、苗族芦笙舞等均保留浓郁的民族风情;这里的人民具有强烈的反帝意识和优良的爱国传统,是清代抗法名将李应珍、陆春和早期共产党员王有德以及习近平总书记视察云南时称赞的为了祖国不惜血染战旗的革命烈士王建川的故乡……。以上这些都是本土珍贵的历史文化资源,都应该深入发掘整理、进行认真整合、充分开发利用。

如今的砚山,已建有广昆高速、在建平文、蒙文砚高速公路和云桂铁路,将形成2小时到富宁港、3小时到昆明、5小时到南宁的快速交通格局;文山民用机场也位于境内,是云南向东连接珠三角地区及环北部湾经济圈,向南和西南联接东盟和南亚各国的重要通道。砚山县各级党政部门和广大干部群众,在县委和县人民政府的直接领导下,按照党中央的伟大战略部署及习总书记对云南工作的重要指示,均已积极行动起来,决心充分利用自身的区位优势,在抓好经济建设和扶贫攻坚工作的同时,把发展文化旅游产业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来抓。文山学院党委为响应组织号召,也率领所属部门及全院教职员工积极投身到砚山县的精准扶贫工作之中,为促进当地民族经济发展、民族文化繁荣、民族关系和谐贡献力量。

我们深信,在各级党委的正确领导下,通过整合各种要素,一定能把保护和传承壮族非遗《棒棒灯》的工作抓好,把发掘整理砚山珍贵历史文化资源的工作做好,并在此基础上打造出一批独具民族特色的文化旅游精品,让砚山成为南方丝绸之路上的旅游黄金段,吸引国内外的创业者到砚山来投资开发,共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做出新的贡献!

注释:

① 批洒村《棒棒灯》资料整编小组整理的资料,原名叫“批洒村《棒棒灯》联谱”,为沈国潘、侬登富(执笔)、卢廷瑞、侬登达等传承人于2004年6月24日完成并上报,现在文山学院民族文化传承与创新中心保存一份。

[1] 何正廷.壮族经诗译注[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68-76.

[2] 张声震.布洛陀经诗译注[M]. 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539-584.

[3] (清)李熙龄.广南府志[M].杨磊,等.点校. 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4:26.

[4] 邹应龙.修.李元阳.纂.明.万历《云南通志》卷之七《兵食志》[Z].

[5] 何正廷.句町国史[M]. 北京:民族出版社,2011:334.

(责任编辑 娄自昌)

Opinions on the Study of BangBang Lights of Zhuang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HE Zhengting, ZHANG Jianlin
(Wenshan University, Wenshan Yunnan 663099, China)

BangBang Lights of Zhuang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s neither a kind of folk sacrifi ce dance nor a kind of sex worship, but an old spring festival gala. It not only displays the integration of Zhuang and Han cultures, but also proves that every member of Chinese nationalities is closely conncected with each other. It is necessary to develop and refi ne the heritage for making contributions to realizing the Chinese dream of Chinese nationalities great revival.

Zhuang nationality; intangible heritage; BangBang Lights; the sping festival gala of zhuang nationality

J722.2

A

1674 - 9200(2016)05 - 0001 - 05

2016 - 05 - 31

何正廷,男,壮族,云南西畴人,云南省民族学会副会长,壮族研究会常务副会长,文山学院客座教授,主要从事民族学理论和民族史志研究;张建林,男,云南马关人,文山学院民族文化传承与创新中心主任,副教授,主要从事民族艺术及绘画艺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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