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辞研究的终极目标是语义
——孟建安著《修辞语义：描写与阐释》简评

连晓霞

（河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河南　新乡　453000）



修辞研究的终极目标是语义
——孟建安著《修辞语义：描写与阐释》简评

连晓霞

（河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河南新乡453000）

孟建安的专著《修辞语义：描写与阐释》具有如下几个较为突出的特征：研究对象具体，内容丰富；研究思路清晰，视野开阔；研究原则明确，方法适宜；研究范式严谨，思路缜密。

孟建安；《修辞语义：描写与阐释》；突出特色

汉语修辞语义现象是个范围宽广而且永远也说不完的话题。只要有人的存在，就会有语义内容和情感信息的交流沟通；有交流沟通，就会有言语交际；有言语交际，就必然会创造相对无限的修辞话语，包括书面的和口头的；有相对无限的修辞话语，也就存在着修辞语义表达（也包括理解）问题。正因为修辞语义突出的是语言“应用”中语言意义的修辞化变通，［1］所以就必然与修辞主体即说写者和听读者密切相关，就会与语境有关，就会与特定的语体规制有关。对之进行研究，分析梳理其深层所蕴含的修辞语义特质，发掘某些常见修辞结构的基本应用规律，对人们的修辞实践显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并可以为修辞语义相关理论的建构提供强有力的实证性支持和理论铺垫。所以，研究汉语修辞语义问题无疑就显得特别重要。孟建安教授很久以来一直在研究修辞语义问题，并以“修辞语义：描写与阐释”为题获准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课题立项。最近，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出版了《修辞语义：描写与阐释》（2015年10月版）一书。［2］一口气读完孟建安教授的这本专著，深有感触，有一种不吐不快的感觉。笔者认为，该专著是一部研究汉语修辞语义的力作。著名修辞学家陈光磊先生给予此书高度评价：“建安先生的这部论著呈现出原则明确，方法多元，解析具体的特色。其成果对于修辞语义这个大课题的开发研究是可贵的贡献，也是有益的推动。”［1］

一、研究对象具体，内容丰富

修辞语义的研究不仅仅是要构拟宏大深刻的学术理论体系，更重要的是这一理论体系的构拟都是建立在对无限语义事实或对语义现象分析探究的基础上才能顺利完成，并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否则，就失去了自身的解释力、说服力和生命力价值。所以，对具体的实实在在的修辞语义现象进行观察、描写、分析和阐释，就或为当代修辞学的重要内容。因此，要好好静下心来坚持不懈地做好扎实的基础性研究工作。这一点在当下语境中，往往是不少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略显不足的，而孟建安能够心向一处做到了这一点实属难能可贵。

孟建安多年以来能够把学术研究的关注点投射到汉语修辞语义问题上，把较多的修辞语义实体作为研究的对象纳入到自己所研究的视野之内，可以说做到了既看到西瓜但也没有丢掉芝麻。他不眼高手低，不追求一鸣惊人，而是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专注于各种语境中规约下所衍生出的修辞语义问题。该书作者致力于微观修辞语义现象的观察分析，从中看到汉语修辞语义之大义，做到了于小现象中见大理论，于细微处见真知。该书中把研究范围聚焦在修辞语义上，而把研究内容和研究对象锁定在语境对修辞语义的制导、语体对修辞语义的导引、文学语体与修辞语义表达、广告语体与修辞语义表达、词语修辞及其语义衍生、句子修辞及其语义衍生、辞格构拟与修辞语义表达、修辞语义病象与修辞语义表达等几个核心问题上。这些内容具体地说主要涵盖了：

修辞语义表达的规约、语境差与修辞语义表达效果、语境认知失调与修辞语义表达、语体规约修辞语义的使用、语体与句子及修辞语义表达、语用偏离及其修辞语义表达、西语移植及其修辞语义表达、语体偏离及其修辞语义表达、叙事小说时间意义的表达、叙事小说空间意义的表达、小说语体议论性修辞文本及其修辞语义表达、广告语体规约修辞语义的使用、广告语体制约修辞语义的表达、人称代词“数”与“人称”语义的修辞化、成语的变异应用及其修辞语义表达、数词复用形式及其模糊语义、人名构拟及其修辞语义蕴含、行酒令词语及其修辞语义表达、詈语构拟及其修辞语义表达、指人名词与“他们”组成的修辞构式、“芝麻大的官”及相类修辞构式、表达肯定命题的否定形式、一种“又”字句的修辞语义、语义同构及其修辞选择、比喻建构及其修辞语义表达、夸饰的构拟及其修辞语义蕴含、双关构拟及其修辞语义表达、修辞语义病象的四个平面，等等。这些都是经常听到、看到和用到的较为熟悉的修辞语义现象。内容实实在在，有血有肉，非常具体，似乎触手可及，解决的都是实际的修辞语义表达问题。

比如，在该专著第七章第四节中，孟建安通过对表达肯定命题的否定形式的分析和研究，得出结论说：表达肯定命题的否定形式是汉语口语和文学语体中经常使用的一种句式。这种句式有多种表现形式，与肯定句一样表达了肯定意义，但因为又有不同于肯定句的修辞功能、风格色彩和表达效果，因而在具体运用中就有一个选择的问题。同一个肯定的意义，是用肯定句去表达，还是用表达肯定命题的否定形式去表达，实际上就是修辞同义手段选择问题。这就要求表达者善于坚持修辞的原则，依据具体语境条件作出恰当的取舍，以做到修辞选择的最大适应与得体。我们知道，无论是口语中还是书面语中，表达肯定命题的否定形式可以说是经常运用的修辞表达方式，很常见也很普通，人们已经习以为常。而通过对语言生活中这些常见的表达形式进行描写和分析，既有具体分析，又有运用规律的归纳，从中得出了比较可靠的结论。这就不仅描述了表达肯定命题的多样化否定形式，归纳了该表达式修辞语义特征，而且也为表达主体使用这种表达方式提供了指导性意见和建议，并为修辞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考。

二、研究思路清晰，视野开阔

孟建安这本专著的基本思路体现为，在修辞学范畴内，以语言“应用”为主轴，在方法论意义上始终贯彻语境意识（含“语体意识”，下同），立足于“修辞”“语义”“应用”三个研究视角，坚持“语境参照”、“语体先行”、“文化镜像”、“描写与阐释相结合”等原则，综合优选多种研究方法，努力做到纵横交错、点面结合，从而来展开相关的修辞语义研究并合理布局谋篇的。该专著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出了比较多的努力。具体来说，在研究对象和内容方面围绕语境展开，下了一定功夫。

（一）一种意识之恰当统合

在开篇“前言”中作者就明确地指出，修辞语义研究始终贯彻着一种强烈的修辞学方法论意识，即语境意识。通观全书，孟建安是把所有的修辞语义现象都看做是具体语境规约和特定语体中的产物，尤其强调了作为语境重要构成要素的语文体式的统领作用。语境是修辞语义得以生存的丰厚肥沃的土壤。那么，作为研究者也应该回归到具体语境之中和特定语体规制中来。也就是说，无论研究哪些具体内容，都必须要牢固树立语境意识或凸显“语体意识”，坚持以语境为主导，自始至终都把语境作为重要的必有的参照，用语境自觉来观照所有的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用语境意识指导整个研究工作，把语境意识贯彻在研究过程之中。坚持以语境为纲，用语境意识连贯各个板块的内容，使之浑然成为一体。比如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分别以语境对修辞语义的制导、语体对修辞语义的导引、文学语体与修辞语义表达、广告语体与修辞语义表达等为标题来论述相关修辞语义问题，这就最直接地凸显了对语境意识的重视，是把语境作为修辞语义研究的策略和原则来对待的。即便是第六章至第八章标题中没有“语境”和“语体”的字眼，但就分析论证文本本身也不难看出这一特征。只不过，在不同的研究对象中对语境的关注度略有区别罢了，有时更多地考虑语境的重要作用，有时则把更多的注意力倾注在语体上，有时干脆是把语境和语体都作为分析问题的重要条件。比如在第六章第二节中，论述的是人称代词“人称”和“数”的变异运用问题。孟建安直截了当地说，人称代词的语义特征是社会约定俗成的，具有稳固性，但是在文艺语体和口头语体的具体语言运用环境中，人称代词往往可以突破特定的“数”和“人称”的规定性发生变异转化，“数”和“人称”由常规用法转化为非常规用法。这就表明，人称代词“数”和“人称”非常规变化是一定语境中的变化，是一定语体中的变化，语境和语体决定了人称代词修辞语义的基本特征。

（二）多维视角之综合调控

对修辞语义的研究，可以站在不同的角度，寻找不同的切入点。问题的关键不仅仅在于哪个研究视点更为合适，更有价值，而在于能否真正解决相关的修辞与现实问题，是否能够求得修辞语义最本质的东西。犹如教学方法的选择，教本无定法，关键不在于拥有多少教学方法，也不在于运用了哪些教学方法，而在于所选用的教学方法是否具有针对性，是否能够进行有效教学。孟建安在研究过程中注意到了这一点，选取了三个研究视角，并对这三个研究视角进行整合优化，使这三个视角有机地统一在一起。全文主要从修辞、语义和应用三个维度，并把它们统一在修辞语义现象之中，根据具体修辞语义表达实体再作有所侧重地论述与求证。有时偏重于修辞性征的论述，有时偏重于语义结构的分析，有时则偏重于实际应用，但更多的时候则是围绕着“应用”做文章，讲究综合性，突出对修辞语义现象的综合研究，以便挖掘修辞语义表达实体在修辞、语义、应用等方面所凸显的基本特质。

1.修辞视角

孟先生认为，所谓修辞视角就是站在修辞学角度主要对纷繁的修辞语义现象所表现出来的修辞性征进行学理阐释和综合分析。他指出，一种修辞语义现象的出现必然蕴含了修辞主体的修辞期望和修辞努力，从表达角度看就是要努力实现最大化修辞效果。因此，从修辞视角看修辞语义现象就是要寻找出这些现象表层修辞形式和内里的深层修辞内涵，以及形成这些修辞语义现象背后的条件和原因。所以，这一视角，突出的是具体语境（特定语体规制）下的修辞运作问题。

2.语义视角

孟建安认为，语义视角就是站在语义平面对修辞现象做出综合性剖析，看修辞现象的深层语义究竟是什么，以及为什么会有如此语义内涵。在修辞语义形成或者输出的过程中，修辞形式、修辞手法、修辞手段、修辞策略等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修辞语义对语境因素的依赖性究竟有多大，修辞语义在具体语境尤其是特定语体中是如何形成的。比如，在整个篇章、语义段、词句、辞格以及具体时间、场合、情境中的语义表现，等等。所以，孟建安选定的这个研究视角突出的是具体修辞语境下的语义表达（也包含语义理解）问题。

3.应用视角

应用视角就是站在言语交际的实际运用角度对修辞语义现象进行分析，在应用中解读修辞语义现象，立足于应用来探讨实际语义中的修辞原则。认为，一切修辞语义现象都是在语言运用的过程中生成的，是语言及其语言义的具体化、语境化（语体化）、修辞化。语言应用是修辞语义产生的基本前提。换句话说，只有运用语言沟通、写作，才能创造活生生的修辞语义现象。因此，有关研究必须要追溯到语言应用中，通过对相关修辞语义分析的实例和事实验证，才能求得修辞语义衍生的本质。在应用中创造修辞语义现象，在应用中解读修辞语义现象，并立足于应用研究修辞语义现象。因此，这个研究视角突出的是具体修辞语境下的实际应用问题。

强调多维视角的综合调控，就是要多角度研究修辞语义现象。比如，该书对一种“又”字句的修辞语义分析，引用了大量的语料作为例证，利用语义指向分析的方法，从语义、修辞、应用多个角度对其基本修辞语义条件进行分析，最终得出结论，求得这类“又”字句的修辞语义特征。这种分析研究，强调的就是综合研究，突出的就是多维视角之综合调控。思路清晰，论证从容，有自己的研究特色和路子。

三、研究原则明确，方法适宜

任何学术研究都要坚持一定的方法论原则。学术研究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对研究方法和原则要做到首选中的优选，努力探索现象背后所蕴含着的规律及其深层含义。修辞语义研究除了遵循哲学层面的辩证法原则外，还需要坚持专业学科范畴内的研究原则，并注重具体研究方法的合理使用。［3］只有这样，才能够从众多的修辞语义现象中发掘出新颖的修辞思想和观点，提出新的修辞主张。孟建安确立了颇为鲜明的研究视角，注重研究方法的灵活运用和恰当选择，并把较为强烈的方法论意识贯彻到整个研究过程，从而使修辞语义研究始终有明确的指导思想。这样既能在宏观层面上全面把握整个研究过程，做到心中有数，又能在微观层面上做具体而细微的描写与分析。

（一）多项原则之适宜把握

修辞语义研究必须坚持一定的方法论原则，这一点非常重要。按照孟建安的观点，就研究原则而言，既有宏观意义上的哲学层面的辩证法原则，也有中观意义上的一般学科层面的研究原则，还有微观意义上的专业学科层面的研究原则。他始终坚持以辩证法为指导，除了坚持以语境参照为主导外，还注重把语体先行、文化镜像、描写与阐释相结合等原则作为基本原则，并对这些原则作出综合性把握。

其一，孟建安认为，言语交际中由于受到修辞四个世界综合语境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当人们进行言语交际时必然受到制约，修辞语义现象是对语境条件的充分利用和适应的结果。因此，在对这些修辞语义现象进行研究时，试图利用语境条件做出综合性分析，把语境作为修辞语义研究的重要参考框架，坚持以语境参照为主导。可见，孟建安是把语境参照看作是创造修辞语义现象的策略，同时也把语境参照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和研究原则。那么什么是所谓语境参照呢？孟建安在该专著中明确指出，是指在修辞语义研究过程中把语用环境作为观察、分析、论证修辞语义现象的必有参考条件。换句话说，修辞语义研究必须利用和依赖语境条件，必须要把修辞语义现象放在特定语境中作出较为合理的分析与论证。遵循语境参照原则就是要牢固树立语境参照的自觉意识，要把语境意识贯彻到整个研究过程中，重视语境在修辞语义研究中的不可替代的作用，要始终把语境作为重要的必有的参考条件。孟建安认为，要对词语、句子、辞章、风格、情感、话题、情景、场合、地点、时间、自我、对象、思想内容、文化心理、社会文化、时代环境等众多潜在语境要素要作出积极的反应和认真的审视，努力创新设定与综合调控语境条件，把语境的现时在场性放在重要位置。

其二，孟建安认为，语体先行就是用语体眼光来看待修辞语义问题，坚持把语体意识贯穿在整个研究过程中，以语体作为先导，把修辞语义表达与语文体式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而这也与前辈们提倡的“语体先行”主张一脉相承。程祥徽认为，特定的人在特定的场合首先考虑的是说得体的话。得体之“体”可以理解为语体之体。个人的一切言语活动首先要符合语体的要求。［4］李熙宗认为，体制为先就是指“在运用语言表达思想感情时首先要求确定适应的体式或文体，并根据体式或文体的要求选择和组织语言材料和表达手段，以借助体式和文体的规范有效地提高语言表达效果”［5］。因此，孟建安主张在修辞语义研究过程中必须坚持语体先行的原则，把语体作为首位优选参照条件，自始至终用语体意识统领整个研究过程，注重修辞语义与语文体式之间的内在关联性，就不仅显得非常重要，而且是必须要做到的。

其三，在孟建安看来，所谓文化镜像就是要用文化的眼光来扫描修辞语义问题，把社会文化作为重要的参照，要在文化视域内来解读修辞语义现象，在文化世界内来探讨社会文化与修辞语义之间的相互观照性，给修辞语义现象以文化世界的解释，看能否解释得通，看修辞语义现象是否具有可解释性。从孟建安这本专著的分析足见该专著对这一研究原则的一贯态度。国内外不少学者对文化语境都有相当深入的研究。爱德华·萨丕尔说：“语言也不脱离文化而存在，就是说，不脱离社会流传下来的、决定我们生活面貌的风俗和信仰的总体。”［6］罗常培说过：“语言是社会组织的产物，是跟着社会发展的进程而演变的”，“一时代的客观社会生活，决定了那时代的语言内容；也可以说，语言的内容足以反映出某一时代社会生活的各面影。社会的现象，由经济生活到全部社会意识，都沉淀在语言里。”“语言不是孤立的，而是和多方面联系的。任何社会现象都不能和别的现象绝缘而独立存在或发展。”“所以语言学的研究万不能抱残守缺地局限在语言本身的资料以内，必须要扩大研究范围，让语言现象跟其他社会现象和意识联系起来，才能格外发挥语言的功能，阐扬语言学的原理。”［7］由此可见语言与文化之间存在着深层逻辑关联性。因此，孟建安在研究过程中坚持文化镜像原则，实际上就是要在文化世界内来探讨社会文化与修辞语义之间的相互观照性，用社会文化来解读修辞语义现象的文化理据，用修辞语义现象来透析社会文化意蕴。比如，该专著中对招呼语修辞语义现象的分析，就把招呼语和社会文化紧紧地结合起来，通过对招呼语应用的文化背景、社会形势和交际场景等方面的分析，来寻求招呼语存在和选用背后所依据的社会文化等条件。

其四，孟建安认为，现象描写与学理阐释相结合既是唯物辩证法思想的具体体现，也是一般学科范畴内学术研究应该自觉遵守的方法论原则。修辞语义研究中，描写当然是对修辞语义现象的外在表现形态的描绘与叙述，阐释自然是对修辞语义现象的深层解读与说明。孟建安在《修辞语义：描写与阐释》这本专著中很好地坚持了描写与阐释相结合的原则，在更多的时候注重把现象描写和理论阐释结合在一起，而不去刻意分清哪些是单一的现象描写，哪些是纯粹的理论阐释。具体分析过程中，一方面用修辞理论指导修辞语义研究，另一方面又从具体修辞语义现象中梳理出一些基本观点。孟建安坚持不偏重于理论体系的建构，而更多地把注意力聚焦于对修辞语义现象的阐释进而归纳修辞语义表达规律上。王希杰说：“任何理论归根到底都是对事实的描写和说明。一切理论探索都是从事实开始的，理论探索的激情往往是从事实开始的。理论从对事实感悟开始，是这种感悟的升华和抽象。理论的价值就在于它能够帮助人们认识和把握新的事实。”［8］而这也正是孟建安在这本专著中所持有的研究态度，以及在这本专著中所体现出的持之以恒的研究精神。

（二）不同研究方法适宜应用

在修辞研究过程中，孟建安做到了多种方法的优化选择和综合应用。从各章节研究内容可以看出，孟建安主要选用了归纳法、演绎法、比较法、定性法、统计法、描写法、阐释法、例证法、观察法、调查法、变换法、语境参照法、义素分析法、语义指向分析、层次分析法、句子成分分析法等方法。而且，较多时候是综合运用多种方法。这些方法的采用适合于具体修辞语义应用的研究，恰到好处，具有可操作性。比如，对人名与社会文化的研究主要采用了阐释法和归纳法；对指人的名词与“他们”组合造成的结构的修辞语义分析，主要采用了义素分析法、数理逻辑推导法；对成语变异运用及其修辞理据的研究则更多地采用了语境参照法、归纳法；对“又”字句修辞语义的分析则主要采用语义指向分析法。而且，任何一种修辞语义现象的讨论都运用了例证法。例如，第七章第二节当分析由指人名词与“他们”组合造成的结构时，通过较多语料的观察和分析，认为指人的名词中，名亲a是用亲属称谓词或其他称谓词称代人的姓名的。名亲a与“他们”组合也存在两种情况:当“爸爸”“老师”等所指不定时，“N+他们”结构不能成立；当爸爸”“老师”等所指确定时，“N+他们”结构才可以成立。比如，“爸爸他们已经去了上海”中“爸爸”所指是表达者和理解者双方共知或共有的，似类于“我（我们）的爸爸已经去了上海”。这种情况下，指人的名词也具备［+人］［+确指］［+称名］语义特征。显然，这里是采用了义素分析方法来求得可以出现在该框架的名词的语义特征的。孟建安还运用数理推导法，从理论上运演了出现在该框架内N位置上名词的多少以及由此而生成的“N+他们”结构的数量。这就较好地综合运用了多种研究方法。

四、研究范式严谨，思路缜密

孟先生在该书中坚持了严谨的研究范式，做到了思路缜密。在框架体系和结构的安排上，注重纵横交错，点面互为观照。既凸显了纵向和横向、整体与局部研究之间的关系，也强调了该专著结构体系和研究范式的独特运筹与设计。二者融为一体，共同打造了该书的另一个出新出彩之处。

（一）框架体系合理

为了更好地贯彻研究者的修辞主张，创新汉语修辞学思想，试图超越既往的研究思路和研究范式，孟建安在研究结构和研究范式上特意以“语境意识”为纵向线索，以“应用”为主轴，以共时意义上的修辞语义事实为横向聚焦来展开研究。由于十分注重研究中的纵横交错互补，使得修辞语义研究纵向上下贯通，横向左右互连，从而为修辞学界展演了一幅内涵较为丰富、色彩浓淡适宜的修辞语义研究画卷。“纵向”，就是把“语境意识”作为一根衔接连贯全书的逻辑链条，使各章节内容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横向，就是把各个章节的类型化内容作为纵向链条中的一个个链环。

（二）点面互为观照

该专著根据具体修辞语义实例的类型化特征，在纵向链条上设置了语境对修辞语义的制导、语体对修辞语义的导引、文学语体与修辞语义表达、广告语体与修辞语义表达、词语修辞及其语义衍生、句子修辞及其语义衍生、辞格构拟与修辞语义表达、修辞语义病象与修辞语义表达等八个不同的研究“面”。孟建安在明确了横断面要义并作横向简单描述的基础上，把更多的注意力用在了对各个横断面内众多“点”的详细深入论述上。做到了“点”与“面”的有机结合与互为观照，从而收到了纲举而目张的效果。由于孟建安较为缜密的思维和精心运筹，所以在论述过程中就做到了以“面”为观测界域，以“点”为论述重心，用“面”来连缀“点”，以“点”来支撑“面”。虽然在论述过程中试图尽量做到详细全面，但这个“面”并不是“面”“面”俱到，而是有代表性的“面”。而“点”则是“点”到为止，每个面仅选择了几个“点”，具有画龙“点”睛之妙，既具有论证的作用，又显得精警简练。因此可以说，在该专著中“点”与“面”是融为一体的，互为观照的。

综上所述，孟建安先生的专著《修辞语义：描写与阐释》具有非常突出的特点。限于篇幅，我们把精力主要放在了对研究对象和内容、研究思路和视野、研究原则和方法、研究范式和思路等几个方面的分析上。

［1］陈光磊.修辞语义：描写与阐释·序言［C］//修辞语义：描写与阐释.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5.

［2］孟建安.修辞语义：描写与阐释［M］.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5.

［3］孟建安.汉语修辞转化论［M］.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3.

［4］程祥徽.略论语体风格［J］.修辞学习，1994（2）:1-3.

［5］李熙宗.“语体”和“语文体式”［C］//黎运汉，肖沛雄.迈向21世纪的修辞学研究.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275-287.

［6］爱德华·萨丕尔.语言论［M］.陆单元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196.

［7］罗常培.语言与文化［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4:108-109.

［8］王希杰，等.关于修辞学论著中的用例问题［J］.浙江树人大学学报，2003（5）：59-61.

The Ultimate Goal Is the Study of Semantic Rhetoric——A Brief Discussion to Semantic Rhetoric:Description and Interpretation by Meng Jianan

LIAN Xiao-xia
（College of Literature，Henan Normal University，Xinxiang，Henan453007，China）

Semantic rhetoric:description and interpretation has the following prominent features:specific object of study，content rich；on clear ideas，broaden their horizons；research on the principle of clear，suitable method；rigorous research paradigm，careful thought.

Meng Jianan；Rhetoric Semantics:Description and Interpretation；Prominent Feature

H05

A

2096-0239（2016）03-0006-06

（责编：叶莉责校：明茂修）

2016-04-15

连晓霞（1963-），女，河南沁阳人，河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修辞学、词汇学、对外汉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