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的艺术

薛巍

在《历史上的人：个性与过去》一书中，牛津大学历史学教授玛格丽特·麦克米伦把历史上的领袖分成说服者（俾斯麦、罗斯福）、自大狂（尼克松、撒切尔）、勇敢者（丘吉尔）、好奇者、观察者等类型。

英雄的品格

1841年，英国作家托马斯·卡莱尔出版了《论英雄、英雄崇拜和历史上的英雄业绩》一书，他在书中把历史上的伟大人物分成了六种：先知、诗人（但丁、莎士比亚）、教士（路德）、文人（约翰逊、卢梭、彭斯）、帝王（克伦威尔、拿破仑）和神明。在《历史上的人：个性与过去》一书中，牛津大学历史学教授玛格丽特·麦克米伦对卡莱尔的名单做了更新，她按照个性特点把历史上的领袖分成了一些更现代、更容易识别的类型：说服者（俾斯麦、罗斯福）、自大狂（尼克松、撒切尔）、勇敢者（丘吉尔）、好奇者、观察者。

她首先为自己聚集于历史上的个人的方式做了辩护：“过去几十年间，历史学家已经把他们的领域从政治、经济或思想史扩大到了对情绪、态度、品位和偏见的研究。我们不能拒绝考虑个人——不管是思想家、艺术家、企业家还是政治领袖——在历史中的作用。在某个时刻，谁在主导、谁在制定计划确实非常重要。如果美国最高法院对2000年佛罗里达投票计数的裁定是另一种结果的话，乔治·布什就不会成为总统。戈尔总统不会屈服于鹰派的建议，他会抵制住入侵伊拉克的诱惑。”

牛津大学历史学教授玛格丽特·麦克米伦和她的著作《历史上的人：个性与过去》

她说，许多历史学专业人士认为，使用传记来研究的做法很业余、很不可靠，忽视了社会因素，错误地以为是伟人创造了历史。19世纪的作家和知识分子托马斯·卡莱尔通常被视为英雄史观的倡导者，他认为是一些关键人物决定了历史。在学术界，这种观点遭到了鄙视。麦克米伦说，这对卡莱尔来说是不公平的，他的历史观比这更为复杂。在早年的一篇论文中，他问道：“谁才是最伟大的创新者，谁才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人物，是第一个率领军队翻越了阿尔卑斯山的人，赢得了坎尼战役和特拉西美诺湖战役的人，还是第一个锻造出了铁铲的乡巴佬？”他说，社会是无数人的工作和生活的产物，因此历史就是无数传记的精华。虽然他被人记住的是他关于英雄的著作，但他不是把英雄视为历史的创造者，而是把他们看作聚集了一个时代的感受、认清了社会前进的方向及其需求的人。卡莱尔知道，优秀传记的秘密是弄清个人及其社会之间的关系。

在麦克米伦看来，成功的领袖首先必须要有雄心。“在银行业、硅谷或体育方面的雄心被认为是恰当的、令人敬佩的，政治家的雄心却被认为是应受谴责的。《纸牌屋》表明，伦敦或华盛顿的政治家会撒谎、骗人，为了获得权力做事毫无底线。但在其他时代、其他地方，政治野心是令人尊敬的，比如古罗马人都努力追求荣耀和他人的赞美。”

只有野心还不足以成为成功的领袖，他们还必须要坚持不懈、百折不挠，最重要的也许是时机和运气。“要不是因为法国大革命粉碎了法国旧的统治结构，拿破仑那样一个无钱无势的乡下孩子成为将军的希望非常渺茫。俾斯麦和罗斯福在许多方面跟拿破仑不同，但他们都能够在长期目标和短期策略之间周旋，都能感知到时代的基调和潮流，都能从失败中学习、改变策略。同样重要的是，历史进程给了他们机会，他们也把握住了。”

勇于冒险的人通常也都是乐观主义者，相信这次他们造的飞机能够起飞，或者他们成立的新公司能够运行。麦克米伦在书中写道，在中国香港的一位英国记者曾经问一个当地人，为什么获胜的概率很低但他仍然一直去赌场赌博。那个人说，胜败的概率是一半对一半，因此他要么赢要么输。年龄也会影响人们冒险的意愿：年轻人往往以为他们死不了，或至少还有再来一次的机会，而比他们年纪大的人知道并非如此。少年时代我会去坐过山车，现在我不会因为爱或者金钱去坐。

勇敢不仅是个人的品质，群体价值观也会鼓励冒险。麦克米伦认为，银行家这个群体的冒险性格导致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为了更多回报而不断冒险成为常态，谨慎则被视为怯懦。”有时集体价值观也会阻碍冒险。“一直有学者探讨中国古典文明强调和谐与文人文化，是否影响了创新。比如，一位官员发明了一种泵往矿井里输送新鲜空气，这样能挖得更深，结果皇帝表扬了他写的描述他的发明的诗，而不是表扬他发明的东西。”

对领导力的浪漫想象

英国历史学家蒂姆·斯坦利说，麦克米伦分类时使用的标签过于随意，“自大”、“好奇”、“大胆”这三个标签都适用于丘吉尔，但他只出现在了“大胆”这一类之下。而且她传递的信息也不够清楚，我们究竟该警惕大胆的领导者还是自己渴望变得更大胆？

伊丽莎白·萨梅特在《领导力：伟大思想家的核心论述》一书的序言中说：“如果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危机的世界，我们也生活在一个把危机浪漫化的世界。我们越沉迷于那些对危机的记述，也就越来越崇拜领导力。”萨梅特是西点军校的英语教授，她认为领导力是人文学科而不是商学院的主题。在搜集关于领导力的著述时，她把艺术家、作家的著作也收了进去。所以除了常规的军事权威如孙子、修昔底德、马基雅维里和克劳塞维茨的著作，还收入了伍尔夫的随笔和导演让·雷诺阿访谈。

文集中的许多文章都是对领导力产业的批评。在关于雄心、“规训欲望”的部分，她只收入了《麦克白》。关于勇敢，书中节选了美国内战联邦军司令尤利西斯·格兰特的回忆录：格兰特第一次指挥作战时非常害怕，心都要跳到嗓子眼了，但后来发现敌方的军营已经被遗弃。“我的心回到了原来的位置。我想对方的司令跟我怕他一样怕我。从那时起直到战争结束，遇到敌人时我再也没有怕过。”

《纽约客》编辑约书亚·罗斯曼说，传统的领袖概念是品格模式，提出领导者应该具有哪些个人特质，如勇敢、果断、聪明、有吸引力等。到20世纪中期，专家们从心理学、社会学等角度研究领导力，他们确定了以过程为基础的路子，认为领导力是分阶段展开的。相对于品格模型，过程模型有许多优势。首先领导力是可以学到的，只要观察过程即可。两种模型最根本的不同是，过程模型认为领导不是一种身份，而是一系列行动，不在于你是谁，而在于你做了什么。艾伦·索金执导的电影《乔布斯》依赖的是品格模型，提出乔布斯的成功靠的是他强大的个性。而布伦特·施兰德等人写的《成为乔布斯》显示，乔布斯真正的优势在于他对领导过程每一个步骤富有创见的投入。过程模型也有缺点：它使挑选领袖变得很难。

萨梅特希望人们正确地认识领导力，但人们对领导力加以浪漫化的做法不会停止。20世纪80年代，詹姆斯·门德尔等学者提出，领导力是一种叙事策略，通过对领导力的思考，我们对组织活动的起因、本质和结果的理解才能吸引人、让人感到满足。它也让那些决定历史的不可知、不确定的力量变得人性化。罗斯曼写道：“由于我们不停地渴求一种融贯的世界观，我们对领导力的渴求就永远不会得到满足。领导力使得世界变得更加可知，但永远都没有使世界变得足够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