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下的施政新气象

李宏伟

（首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048）

·党建科学化·

“新常态”下的施政新气象

李宏伟

（首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048）

如果说现在中国经济发展的推动剂之一是“互联网+”，那么时下中国社会的整体态势呈现为“+新常态”。新常态之下，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方面展现出了新的气象。具体而言，新常态体现社会发展的新国情，新常态展现中共领导的新姿态，新常态彰显社会治理的新思维，新常态凝聚社会政府的新共识。

治国理政；新国情；新姿态；新思维；新共识

“新常态”原本属于经济学领域部分学者的用语，随着习近平总书记多个场合使用后已成为社会热词，国外媒体直接翻译为“Pinormal”。2014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系统阐释后，如今“新常态”已成为全党全民共识，“新常态”之下的治国理政亦显出勃勃生机。

一、新常态体现社会发展的新国情

如果说现在中国经济发展的推动剂之一是“互联网+”，那么时下中国社会的整体态势呈现为“+新常态”，从社会发展的视角分析，“新常态”俨然成为我国当前国情的主要特征和标志。施芝鸿在《人民日报》撰文指出，中国当前的国情集中体现为“十个新常态”[1]。

社会发展离不开对国情的预判。一方面，国情是路线方针、发展蓝图、顶层设计的客观依据；另一方面，对于国情的新概括，能够为社会各界设置共同的对话语境，可以在同一平台上出谋划策、共商国是。认清国情，能掌握发展的正确航向和主动权。中国共产党始终保持先进性的原因之一，得益于在不同历史时期对中国国情的清醒认识和准确把握。早在1939年毛泽东便指出：“只有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才能认清中国革命的对象、中国革命的任务、中国革命的前途和转变。所以，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2]正是基于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判断，中国共产党确立了推翻“三座大山”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建立了新中国；基于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预判，我们走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当前，基于对经济新常态为中心的考量，“十三五”规划又确立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

新常态下把握我国国情发展的新特点要注意三点：

第一，“常态”和“新态”的关系问题。“常态”可谓是惯有的状态，即一般性与规律性的状态，实质是事物发展的客观必然性。而“新态”则是事物新近的状态，标志着事物的特殊性、阶段性。合二为一，“新常态”需要兼顾事物发展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从普遍性角度出发，掌握“常态”就要探求事物的内在本质、发展规律，按客观规律办事。掌握“新态”则需要从事物发展的具体时间、地点、环境的差异性入手，研究新问题、找出新办法。当前，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处于发展中国家的一般性没有改变，这是我们改革发展的必经阶段。尤其是处在社会经济转型时期，我们要防化止一般性的发展问题，例如中等收入国家陷阱、修昔底德陷阱、“刘易斯拐点”等，又要从特殊性的个案中吸取教训，如“拉美漩涡”“东亚泡沫”“西亚北非危机”等。既要持续推进积极的货币政策和稳健的财政政策，又要结合当前经济形势重视供给侧改革，做好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等工作。

第二，历史和现实的关系。国情由历史和现实两部分构成已成为学术界的共识，但过分强调现实条件而忽略历史条件仍司空见惯。“不要割断历史。不单是懂得希腊就行了，还要懂得中国；不但要懂得外国革命史，还要懂得中国革命史；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3]钱穆在《国史大纲》前言部分也语重心长地告诫读者“对本国的已往历史要充满温情与敬意”[4]。但当下各种历史虚无主义、篡改经典正在毁灭着历史的原始面目、抵消了历史经典的时代价值。重视历史，一方面是历史能给现实以启迪与借鉴，另一方面是现实根源于历史之中。面对现实问题，我们急于给出答案，却往往轻视了原因的探究，或者武断认为原因的所在。于是，要么眉毛胡子一把抓、要么捡了芝麻丢西瓜、要么按下葫芦浮起瓢、要么不断被同一块石头绊倒，解决问题始终不得要领。其实问题的原因找到了，答案也就明晰了，而原因正是各种历史因素的叠加、交错与综合。当然，重视历史不是厚古薄今，而是古今互应、借古兴今。例如，在改革开放前30年和后30年的关系问题上，各种左与右的声音都有失偏颇，“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5]。

第三，国内和国外的关系。从静态角度看，国情主要是指一个国家国内各种资源的综合，如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经济实力、政治文明等。但从动态的角度看，国情还要看一国的国际影响力，尤其是国际事务的领导力。习近平在2016年新年贺词中指出：“世界那么大，问题那么多，国际社会期待听到中国声音、看到中国方案，中国不能缺席。”[6]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积极开拓国际市场，一带一路、亚投行、金砖新开发银行、中韩自贸区、人民币纳入IMF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高铁海外输出等大手笔的出现，使得中国日益融入并逐步引领世界发展大势。在建设各国人民共有共享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之中，需要中国提高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在国际舞台上，落后、被动就要挨打，主动、引领才能立于世界之林。发展的中国助力世界经济，如今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率已超过30%。当然，中国需要融入世界，但不能迷失自己、丧失自我。习近平已经在多个场合表示“去中国化很悲哀”：如面对中国大学世界一流的发展目标，表示不要把北大办成“第二个哈佛和剑桥”；针对有人对中国发展模式的质疑，表示“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着才知道”；应对世人对西方民主与直选的推崇，表示“民主未必仅仅体现在‘一人一票’直选上。我们在追求民意方面，不仅不比西方国家少，甚至还要更多”。

二、新常态展现中共领导的新姿态

面对新的国情，各行各业的新问题、新矛盾，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展现出了壮志凌云、迎难而上的新姿态。

首先是理想目标的新姿态。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对于党、国家理想目标的论述更加公开、明确、自信！多次强调“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参观完《复兴之路》便发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号角。“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既深深体现了今天中国人的理想，也深深反映了我们先人们不懈追求进步的光荣传统。”[7]384实现中国梦是坚持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的必然走向。从独立自主到韬光养晦，从和平崛起到实现中国梦，这得益于我们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在中法建交5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直接回应了外界、尤其是西方大国对“中国威胁论”的质疑：“历史将证明，实现中国梦给世界带来的是机遇不是威胁，是和平不是动荡，是进步不是倒退。拿破仑说过，中国是一头沉睡的狮子，当这头睡狮醒来时，世界都会为之发抖。中国这头狮子已经醒了，但这是一只和平的、可亲的、文明的狮子。”[8]

其次是反腐倡廉的新姿态。腐败是权力的滋生品，新一届党中央铁腕反腐的力度之大为世人瞩目。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就提出“腐败问题越演越烈，最终必然会亡党亡国”。要“以猛药去疴、重典治乱的决心，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坚决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7]39出台“八项规定”，扼杀不正之风；党内巡视常态化，老虎苍蝇一起打，严查腐败分子并绳之以法；落实“三严三实”要求，严明党纪和政治规矩；健全反腐长效机制，印发《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13-2017年工作规划》，修订《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努力构建起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有效机制。

再次是简政放权的新姿态。国家治理进入“新常态”“约束公权，保障私权”成为行政管理的最大标志。公权是有界限的，法无授权不可为；私权是天赋人权，法无禁止即可为。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必须尊重宪法法律权威，都必须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都必须依照宪法法律行使权力或权利、履行职责和义务，都不得有超越宪法法律的特权。”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有权不能任性”逐渐成为共识。“2013年以来，国务院先后取消下放800多项行政审批等事项，并于（2015年）5月6日彻底取消‘非行政许可审批’类别。”[9]依法治国、简政放权之下，必须抛弃“只讲人治不讲法治”“只讲权力不讲责任”“只讲治民不讲治官”的认识误区。尤其是要反对特权思想、特权现象，“共产党员永远是劳动人民的普通一员，除了法律和政策规定范围内的个人利益和工作职权以外，所有共产党员都不得谋求任何私利和特权。这个问题不仅是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内容，而且是涉及党和国家能不能永葆生机活力的大问题。要采取得力措施，坚决反对和克服特权思想、特权现象。”[7]388当然，简政放权不是放任不管，而是“有所为有所不为”。既要防止无所作为、尸位素餐，也要防止为所欲为、权力寻租。既注意激发权力行使之“善”，又注意抑制权力扩张之“恶”，使有限权力发挥最大的正效应。

最后是实干兴邦的新姿态。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面对肩负的历史使命，要“始终与人民心心相印、与人民同甘共苦、与人民团结奋斗，夙夜在公，勤勉工作，努力向历史、向人民交一份合格的答卷。”[7]5这充分体现了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自觉的历史担当意识，体现了对民族的责任、对人民的责任、对党自身的责任。而在历史责任面前，强调“空谈误国、实干兴邦”。面对前进中遇到的难题，强调“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精神。强调“一分部署、九分落实”的执行力，“地方和部门工作也一样，要真正做到一张好的蓝图一干到底，切实干出成效来。我们要有钉钉子的精神，钉钉子往往不是一锤子就能钉好的，而是要一锤一锤接着敲，直到把钉子钉实钉牢，钉牢一颗再钉下一颗，不断钉下去，必然大有成效。”[7]400同时，注重干事创业的连续性和继承性，不要因领导干部的换届而改变，更不要为了显示新政绩而另起炉灶。“很多时候，有没有新面貌，有没有新气象，并不在于制定一打一打的新规划，喊出一个一个的新口号，而在于结合新的实际，用新的思路、新的举措，脚踏实地把既定的科学目标、好的工作蓝图变为现实。要树立正确政绩观，多做打基础、利长远的事，不搞脱离实际的盲目攀比，不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求真务实，真抓实干，勇于担当，真正做到对历史和人民负责。”[7]400

三、新常态彰显社会治理的新思维

意识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其现实生活过程。新常态的社会环境之下，人们的思想意识必然发生变化。从认识论角度分析，“新常态”催生出“扬弃”型的矛盾思维。扬弃指新事物对旧事物的既抛弃又保留、既克服又继承。新常态中的扬弃思维需要坚持过程论，既要积极接受新事物，也要果断抛弃旧事物；既要主动创造、蓄势而为，又要看到发展不是一蹴而就的，甚至会停滞、倒退。还要秉持多分法，杜绝“非好即坏”的二分法，要从前因后果的线性思维转向复杂性思维。

面对“新常态”的社会现实，一方面是党领导人民治国理政的主题发生变化，另一方面是治国理政的思维理念、方式方法发生变化。就前者而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提出，标志着新一届党中央执政主线的转移。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和谐社会纵深发展之际点燃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以社会治理的先进性凝聚共识，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社会价值日益深入人心。

就执政方式而言，原有的执政思维、执政方法也在“新常态”下随之而变。对于新一届中央政府的执政方式，众多学者、著作已经进行了梳理、提炼、总结，代表性的如韩庆祥《运筹帷幄：习近平治国理政的八大品格》《治国理政需方法——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哲学方法论》，陶文昭《治国理政的历史思维》，韩振峰《习近平治国理政的重要哲学方法》等。新一届政府成立以来的执政新风，最令人瞩目的无疑是执政风格、思维方式由潜规则向显规则的转变。“潜规则”语出吴思的《潜规则：中国历史的真实游戏》，集中体现为暗箱操作中的利益分配。“这种在实际上得到遵从的规矩，背离了正式观念或正式制度的规定，侵犯了主流意识形态或正式制度维护的利益，因此不得不以隐蔽的形式存在，当事人对隐蔽形式本身也有明确的认可。通过这种隐蔽，当事人将正式规则的代表屏蔽于局部互动之外，或者，将代表拉入私下交易之中，凭借这种私下的规则替换，获取正式规则所不能提供的利益。”[10]相比较明规则，潜规则因违规、功力、隐蔽、欺骗等特性带来巨大危害，如人格分裂、法律架空、有损公平等。公开透明是建设法治国家的重要标志之一，尤其是在民主意识增强、参政议政愿望强烈的后现代社会，加之受到资讯传播网络化、瞬间化的自媒体冲击，信息公开必须成为合理执政、民主执政、科学执政、高效执政的基础。

实际上，我国早在2008年5月1日实施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就从法律上确立了政府机关的信息公开义务，即所谓的“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但在信息公开的实践过程中，社会与政府因位置差异导致理解与操作上的偏差。社会民众从权利本位出发认为政府有义务提供其所需要的公共信息；而政府职员从管理本位出发认为信息公开主要是为了规范行政流程，提高办事效率，因此，只能公开政策法规中有明确要求的，如果没有明确要求就会不予公开。不可否认，民众的知情权和政府的保密权之间有矛盾。但作为强势力量的政府切不可以保密权为由，误导、愚弄、围禁人民。

“公生明，廉生威。”新一届党中央在执政过程中信息公开的力度之大、透明度之高可谓前所未有。党的十八大召开后的一个月，新华社便推出中央政治局7位常委的长篇人物特稿，对他们的“家事”“国事”经历进行了细致报道，树立了“打铁自身硬”的榜样。尤其是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16，000多字的报告中“公开”一词出现24次，明确指出：“坚持以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原则，推进决策公开、执行公开、管理公开、服务公开、结果公开。”实践证明，信息越公开，妄议越稀少；规则越透明，执行越有力。否则，暗箱操作之下，只能是阴谋代替阳谋、私心代替公心、权术代替制度、专治代替民主。显规则下的国家治理要从找关系、找靠山转向凭本事、要证据。“疏通关系”“绕道变通”“阴奉阳违”必须失去市场，说一套做一套、明一套暗一套的“两面”思维必须根治、根除。

四、新常态凝聚社会政府的新共识

大国“新常态”，改革事务庞杂，特别需要各路贤达、各界精英献诤言、出良策、结共识。共识与合力成正比，共识越多合力越强。没有广泛共识，改革难以推进，推进了也难以取得全面成功。同时，共识并不直接裸露、现成存在，需要人们去积极澄清方可达成。利益、立场、视角、阶层等的差异性导致出台不约而同的一致性共识的难度非常大，思想认识不统一时要找最大公约数。习近平指出：“把最大公约数找出来，在改革开放上形成聚焦，做事就能事半而功倍。”[11]寻求公约数的过程，就是统一思想、达成共识、形成合力的过程。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也是人民民主的真谛。

改革共识需要对话交流，对话交流需要语境平台。如果说众多有识之士的出谋划策为形成改革共识奠定了基础，那么“新常态”的时代语境则为出谋划策奠定了基础。“‘思想家’所以配称为思想家，就是因为他走在自发运动的前面，为它指出道路，善于比其他人更早地解决运动的‘物质因素’自发地遇到的一切理论的、政治的、策略的和组织的问题。”[12]从管理哲学的视角分析，领导是分层次的，高层领导需要哲学智慧，需要在文化理念层面高瞻远瞩；中层领导需要政策技巧，需要在制度设计层面科学谋划；基层领导需要执行魄力，需要在规章落实层面扎实推进。柏拉图在《理想国》里曾把国君比作“哲学王”，国王需要有哲学智慧，治国理政需要在本质层面体现事物的“理念”。“除非哲学家成为我们这些国家的国王，或者我们目前称之为国王和统治者的那些人物，能严肃认真地追求智慧，使政治权力与聪明才智合而为一；那些得此失彼，不能兼有的庸庸碌碌之徒，必须排除出去。否则的话，我亲爱的格劳孔，对国家甚至我想对全人类都将祸害无穷，永无宁日。”[13]如毛泽东在革命战争年代阐明了“新民主主义论”，揭示了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规律，制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纲领，驳斥了关于抗日战争和中国前途的种种谬论，取得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最终胜利。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提出了“三个有利于”标准，极大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促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蓬勃发展。尽管时代变迁，但民主时代的大国领导仍需要哲学智慧，“新常态”一词的倡导、重申，构建了新时期的共识语境。习近平提出“新常态”的时代命题，作出了“四个全面”的战略部署，开启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从政治民主发展的角度分析，民主化程度提高的过程也就是民众共识增多的过程。共识需要共同的语境判断，“新常态”已逐渐成为新共识的逻辑前提。共识要有共同的奋斗目标，“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无疑是最有力的宣言。共识要有共同的凝结核，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已成为我国各民族各阶层的价值共识。共识要指向共享，“十三五”规划的“共享”理念无疑是最好诠释。共识要平衡差异，实现“视域融合”，“涉及全国各族人民利益的事情，要在全体人民和全社会中广泛商量；涉及一个地方人民群众利益的事情，要在这个地方的人民群众中广泛商量；涉及一部分群众利益、特定群众利益的事情，要在这部分群众中广泛商量；涉及基层群众利益的事情，要在基层群众中广泛商量。”[14]“高手在民间”，中国智库建设、专家咨询、网络问政等形式都极力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广泛多层的制度化发展。

总之，新常态之下，小到个人的生活方式、大到国家的治理方式，都要适应新变化。身处新常态之际，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正带领全国人民适应新常态，把握新常态，引领新常态。

[1]施芝鸿.十八大以后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主动营造的10个新常态[N].人民日报，2014-10-13（7）.

[2]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33.

[3]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01.

[4]钱穆.国史大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5]习近平.毫不动摇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N].人民日报，2013-01-06（1）.

[6]习近平.二○一六年新年贺词[N].人民日报，2016-01-01（1）.

[7]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2014.

[8]习近平.在中法建交五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03-29（2）.

[9]张程程.国务院督战简政放权[J].法治与社会，2015，(08).

[10]吴思.潜规则(修订版)[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194.

[1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31.

[12]列宁全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326.

[13][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M].郭斌和，张竹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214-215.

[14]习近平.推进人民政协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工作创新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N].人民日报，2014-09-22（1）.

〔责任编辑：李敬晶〕

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

中共中央政治局12月9日下午就我国历史上的法治和德治进行第三十七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法律是准绳，任何时候都必须遵循；道德是基石，任何时候都不可忽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要把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依法执政基本方式落实好，把法治中国建设好，必须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使法治和德治在国家治理中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相得益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D2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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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2-2341（2016）06-0024-05

2016-10-05

北京高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协同创新中心（首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PXM2016_014203_000107

李宏伟（1982-），男，山东沂源人，讲师，哲学博士，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