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者消费能力的限定、解放与发展
——马克思对于三种历史条件下劳动者消费能力的分析及其启示

谭 顺，温立武，郭 乾（山东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淄博255000）

劳动者消费能力的限定、解放与发展
——马克思对于三种历史条件下劳动者消费能力的分析及其启示

谭 顺，温立武，郭 乾
（山东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淄博255000）

马克思对于劳动者消费能力的研究采用了密切联系社会历史条件的特殊分析方法，即研究消费能力的特殊性，而不是消费能力的一般性。具体来说，马克思区分了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革命、共产主义社会三种历史条件，揭示出劳动者消费能力从制度限定、根本解放走向全面发展的客观规律。社会历史条件是影响或决定劳动者消费能力的重要因素，因此，消费能力的培育及提升既是个人承担的发展任务，也理应是社会承担的发展任务。

马克思；消费能力；劳动者；社会历史条件

劳动者消费能力的发展状态是马克思洞悉社会根本矛盾变化、社会变革趋势的独特依据。马克思对劳动者消费能力的分析主要区分了三种社会条件，即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革命及共产主义社会①。其中，在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劳动者的消费能力受到多重限定；在社会主义革命条件下，劳动者的消费能力得到根本解放；在共产主义社会条件下，劳动者的消费能力得以全面发展。可见，劳动者的消费能力与社会发展阶段及发展程度存在密切关系，发展消费能力既是劳动者个人承担的发展任务，也理应是社会承担的发展任务。

长期以来，国内学术界较为重视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却在相当程度上忽视了马克思的消费力理论。当然，这与我国长期遭受短缺经济困扰密切关系，毕竟在供给不足的历史条件下，发展生产、增加供给是最为紧要的任务。不过，生产力与消费力的矛盾是商品经济的固有矛盾，忽视消费力的发展，在资本主义社会就会引爆经济危机，破坏甚至摧毁生产力；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则会引发消费不足，制约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当前，我国经济正遭受消费不足的困扰，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培育居民消费能力。从这一意义上说，对马克思消费力理论进行系统解读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可为我国消费不足的科学防控及有效治理提供理论支撑。

一、资本主义社会对劳动者消费能力的限定

生产力对于消费力具有决定作用，是消费力赖以实现和发展的基础。马克思指出，发展生产力就是“发展消费的能力”，［1］203“生产生产出消费，是由于生产创造出消费的一定方式，其次是由于生产把消费的动力，消费能力本身当做需要创造出来。”［1］17正是由于这一作用机制，资本主义社会对劳动者消费能力发展的第一重限定，源于生产力发展的限制：一方面由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低下，社会产品不能充分满足消费需求，客观上制约劳动者消费能力的发展；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发展生产力的需要——扩大积累，增加投资，在积累与投资、储蓄与消费、成本与利润等关系比例上，构成对劳动者消费能力的限定。正如马克思指出的，“这个消费力还受到追求积累的欲望，扩大资本和扩大剩余价值生产规模的欲望的限制。”［2］272出于攫取利润的需要，资本家不断限定工人的工资以降低成本，“他所操心的只是把工人的个人消费尽量限制在必要的限度之内”，［3］660这种限定使劳动者仅能维持劳动力的再生，即其个人消费限定在生存性消费的范围，限定在生活必需品消费的范围，这意味着劳动者消费的全部意义集中于延续生命，维持劳动力。除此之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劳动者消费能力的限定还通过利润机制实现，“工人的消费能力一方面受工资规律的限制，另一方面受以下事实的限制，就是他们只有在他们能够为资本家阶级带来利润的时候才能被雇用。”［4］由于工资及雇工的限定，使劳动者的消费能力只能保有存量，而不能获得提升及发展。

资本主义社会对劳动者消费能力的第二重限定，源于不同生产部门的比例关系构成。“‘社会消费力’和‘不同生产部门的比例’，——这绝不是什么个别的、独立的、彼此没有联系的条件。相反一定的消费状况是比例的要素之一。”［5］44这种限定在经济学理论上解释为供给结构与消费结构的失衡，然而需要深刻认识导致这一结构性失衡的原因，即资本家的投资受利润机制驱动，而非受需求机制引导。利润率高的行业或产业会吸收到更多的投资，也就是说，生产结构并非因消费结构的变动而变动，导致生产结构与消费结构脱节，难以有效释放消费能力。受利润机制驱动的资本主义生产，无法避免生产的盲目性，不仅导致供求总量失衡，而且导致供求结构失衡——适合劳动者消费的产品短缺，不适合劳动者消费的产品过剩，这种结构性矛盾实质上是生产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对劳动者消费能力的限定所必然导致的结果。

资本主义社会对劳动者消费能力的第三重限定，源于社会的对抗性分配。马克思指出：“社会消费力既不是取决于绝对的生产力，也不是取决于绝对的消费力，而是取决于以对抗性的分配关系为基础的消费力；这种分配关系，使社会上大多数人的消费缩小到只能在相当狭小的界限以内变动的最低限度。”［2］272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条件下，工人与资本家的利益是根本对立的，从而在社会产品即价值分配上构成对抗，结果只能是资本家凭借垄断资本供给的特权，取得相对于劳动力供给的分配优势，独占剩余劳动成果，劳动者只获得劳动力消耗的价值补偿。因此，资本家日益积累财富，而劳动者却日益积累贫困。

资本主义社会的对抗性分配最终导致消费能力的社会群体分布失衡状态持续加剧，即社会消费能力越来越集中到有产阶级，无产阶级的贫困固化，从而为经济危机的孕育及爆发积累条件。“劳动能力不仅生产了他人的财富和自身的贫穷，而且还生产了这种作为自我发生关系的财富的财富同作为贫穷的劳动能力之间的关系，而财富在消费这种贫穷时则会获得新的生命力并重新增殖。”［1］101资本主义社会对于劳动者消费能力的限定，根本原因在于生产资料私有制，正是由于社会财富占有的不平等，导致社会价值分配的不平等，从而加剧生产力与消费力的矛盾，这必然带来严重的经济后果及社会后果，即引爆经济危机与社会革命。

二、社会主义革命对劳动者消费能力的解放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无法根除经济危机，若要消除经济危机的根源，只能变革社会生产关系，即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取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彻底解放生产力与消费力。同解放生产力的道理一样，解放消费力也要变革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无法根除消费力与生产力的矛盾。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一切现实的危机的最终原因，总是群众的贫穷和他们的消费受到限制，而与此相对比的是，资本主义生产竭力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2］547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条件下，资本家以攫取利润为目的，限定工人的工资，进而限定劳动者的消费能力成为其攫取利润的必要手段，在资本主义社会是不可能真正实现解放与发展工人消费能力目标的。“因此，只要经济制度不改变，消费力迟滞的危机永远会存在。”［6］若要解决消费力与生产力的矛盾，根本途径在于解放劳动者的消费能力，即彻底根除资本主义社会对劳动者消费力的限定，使其获取自由发展的历史前提。

“资本主义的本性一方面要求无限地扩大生产消费，无限地扩大积累和生产，而另一方面则使人民群众无产阶级化，把个人消费的扩大限制在极其狭窄的范围之内。”［5］44可见，资本主义通过限制工人的个人消费达到增加利润的目的，最终的结果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走向崩溃。相比较而言，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尊重工人的劳动权，不仅发展其生活性消费能力，更为重要的是通过推进工人个人才能的全面发展与提高，实现消费力与生产力的均衡发展，从而为构建生产力与消费能力新的发展体系提供广阔空间。“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所造成的、它自己不再能驾驭的大量的生产力，正在等待着为有计划地合作而组织起来的社会去占有，以便保证，并且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保证社会全体成员都拥有生存和自由发展其才能的手段。”［7］157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取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推动由对资本权的专宠转化为对劳动权的尊重，劳动成为社会生产的核心要素，劳动者取得参与社会产品的公平分配权利。实质上，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实现了由对物的崇拜转变为对人的尊重。社会主义生产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满足社会消费需求，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则是保障并推动人的发展与进步。由此，培育、发展劳动者的消费能力，丰富其消费需要，发展其消费技能，提高其消费满足程度，推动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正是由于生产目的不同，资本主义疯狂发展生产力，而社会主义大力发展消费力。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提出，“把生产资料从这种桎梏下解放出来，是生产力不断地加速发展的唯一先决条件。但是还不止于此，生产资料由社会占有，……通过社会化生产，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7］299为此，解放劳动者消费能力的根本路径即在于社会变革，即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变革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生产资料私有制变革为生产资料公有制，资本家独占剩余劳动成果变革为劳动者按劳取酬。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描述了这种分配制度的标准及依据，“劳动时间又是计量生产者在共同劳动中个人所占份额的尺度，因而也是计量生产者在共同产品的个人可消费部分中所占份额的尺度。”［3］96只有通过取消资本相对于劳动的特权，恢复对劳动权的尊重，劳动者有权获得剩余劳动成果的分配，从而有条件获取发展性消费资料，彻底摆脱局限于生存性消费的低级水平，才可为其消费能力的发展、培育、提升创造必要条件。

三、共产主义社会对劳动者消费能力的发展

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指出：在共产主义社会，“超出社会当前需要的生产过剩不但不会引起贫困，而且将保证满足所有人的需要，将引起新的需要，同时将创造满足这种新需要的手段。”［8］242资本主义及其之前的社会以生产为中心，共产主义社会将以消费为中心，原因在于实现物本到人本的转换，前者追求财富的积累，后者追求人的发展与进步，即对人的本质的追求及实现。对于这一革命性变革，马克思消费力理论予以了深刻地理论阐释及逻辑推论。

马克思消费力理论具有若干逻辑层次：在第一层次，消费力就是生产力，是生产力发展的手段及条件；在第二层次，消费力是个人的能力，是人的发展与进步的标志；在第三层次，消费力发展是人实现人类本性，即人的本质的确证及实现的根本途径。从中可以看出，马克思消费力理论的基本范畴是消费力，中心论题是人的发展。“在马克思看来，把人的生产能力和消费能力联系起来的正是人的需要本性，是人的需要的丰富性和全面性。”［9］因此，马克思消费力理论具有浓郁的人本意蕴，实现发展手段与发展目标的统一，即经济发展与人的发展的统一，成功地将人类对发展的关注由发展条件回归到发展本身——人的发展。

第一，在共产主义社会条件下，劳动者消费能力的发展推动消费力与生产力的均衡发展。恩格斯指出：“竞争关系的真谛就是消费力对生产力的关系。在一种与人类相称的状态下，不会有这种竞争之外的竞争。社会应当考虑，靠它所支配的资料能够生产些什么，并根据生产力和广大消费者之间的这种关系来确定，应该把生产提高多少或缩减多少，应该允许生产或限制生产多少奢侈品。”［10］未来社会发展的动力来自于生产力与消费力的矛盾运动，消费力不再处于服从或辅助状态，而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主要体现为规范消费需求、明确生产目标、配置生产资源。生产力与消费力的均衡发展，不仅取决于供求数量的平衡，更取决于供求结构的平衡，这就需要依据社会消费结构及社会生产的内在发展规律，保持生产结构的合理化。

第二，在共产主义社会条件下，劳动者消费能力的发展与消费者的培育结合起来。“我们已经看到，在社会主义的前提下，人的需要的丰富性，从而某种新的生产方式和某种新的生产对象，具有什么样的意义。人的本质力量的新的证明和人的本质的新的充实。”［11］劳动者既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劳动素养的提高依赖消费能力的提升，二者是相辅相成的，而不是截然对立的矛盾关系。“在这种社会制度下，一切生活必需品都将生产得很多，使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能够完全自由地发展和发挥他的全部力量和才能。”［8］237培育劳动者与培育消费者是同一问题，二者的完美统一，既可促进经济发展，又可促进人的发展，从根本上解决发展手段与发展目的矛盾的问题。

第三，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即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者消费能力的发展最终要依靠工人劳动报酬的提高。“增加工人的收入，提高工人在社会产品中分配的比例，增强社会购买力和消费力”［12］，工人的劳动收入要超过其劳动力工资，必然地包含一部分剩余劳动成果，这意味着劳动者在补偿劳动力消耗的基础上尚有收入结余，以满足其更高层次的消费需求——发展性消费或享受性消费，重点是发展性消费——从而不断积累人力资本，实现劳动力与消费力的均衡增长，进而实现生产力与消费力的均衡增长。当然，随着劳动者的劳动报酬超越了其生存性消费的最低限度，也就意味着劳动者有了更多培养、丰富、提升消费能力的条件。工人的工资“从资本主义的限制下解放出来，把它扩大到一方面为社会现有的生产力（也就是工人自己的劳动作为现实的社会劳动所具有的社会生产力），另一方面为个性的充分发展所必要的消费的范围”。［2］991，992在这种状态下，劳动不再仅仅是生命延续的手段，而是提升劳动者作为消费者的有效手段，是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路径。

第四，未来社会的技术进步及劳动生产率提高，为降低劳动强度、增加劳动者的闲暇时间创造条件。马克思指出：“时间实际上是人的积极存在。它不仅是人的生命的尺度，而且是人的发展的空间。”［13］“从整个社会来说，创造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也就是创造产生科学、艺术的时间。”［14］可以说，增加劳动者的闲暇时间具有极大的经济社会意义：一方面，为劳动者消费创造条件，扩大社会消费需求；另一方面，通过提升居民科学文化素养，提高劳动者的消费力，进而提高劳动力及生产力。因此，劳动者有更多的闲暇时间，就能够丰富与发展自身的消费需要，培育与提高消费能力，这不仅能推动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而且对于促进消费力与生产力的均衡发展也具有重要作用。

四、对当前我国居民消费能力培育的启示

马克思对劳动者消费能力的研究没有采取超越历史阶段的一般性分析，而是采取密切联系社会历史条件的特殊性分析，即不仅研究消费能力的一般性，而且研究消费能力的特殊性，从而探究了在不同社会历史发展阶段劳动者消费能力的具体状态及发展规律。在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马克思重点研究了消费能力的限定问题，从而揭示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固有矛盾；在社会主义革命条件下，消费能力的解放，从而揭示出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取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客观必然性；在共产主义社会条件下，消费能力的发展，揭示生产资料公有制取代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客观必然性，劳动者的劳动权益获得认可与尊重，能够参与社会剩余劳动成果的分配，从而为其消费能力的发展创造先决条件。马克思消费力理论与社会发展条件内在统一起来，因而对诸多经济社会问题具有整体的、系统的解释力。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生活得到了显著改善，由温饱走向富足，居民消费能力也由数量增长型向质量改善型转变，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我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居民消费能力依然具有鲜明的阶段性特征：生存性消费能力比重偏高，发展性消费能力比重偏低；物质性消费能力比重偏高，精神性消费能力比重偏低；消耗性消费能力比重偏高，增值性消费能力比重偏低；劳动性消费能力比重偏高，休闲性消费能力比重偏低等。在当前我国面临消费不足困扰的情况下，需要密切联系我国的具体经济实践，深刻认识及自觉运用马克思消费力理论，从中获取有益的启发与借鉴。

第一，确立购买力不等于消费能力的认识。马克思在其著述中多次区别使用了购买力、消费能力的概念，二者具有不同的本质内涵。消费能力是人的消费需要产生、消费对象获取、消费需要满足、最终推动人的发展与进步的系列能力的综合反映，是人的理念、素养、技能的整体表现。如果把消费能力等同于购买力，极易把消费能力培育引入提高居民收入的误区。居民收入、储蓄或财产转化为消费能力，进而实现消费满足，促进人的发展与进步，这需要若干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如果忽视这一点，把培育居民消费能力简化为提高居民收入，显然难以达到扩大居民消费、提升居民消费质量、培固居民消费动力的目的。

第二，确立消费即投资的科学理念。传统观念认为，消费就是消耗，与投资可获取增值性报酬显著不同，因而与投资对立开来。然而，当今世界最宝贵的资源不是自然资源，而是人力资源，这就决定了人的消费必然带有投资性质。确立消费即是投资的理念，有助于引导居民扩大发展性消费支出，如文化消费、技术培训、学历教育等。

第三，确立消费能力适度发展的理念。消费能力的发展有其内在规律，遵循由低到高、由弱到强、由简单到丰富的发展轨迹，因此不能盲目冒进，顾此失彼；与此同时，还需要关注消费能力发展的条件，即消费能力的发展要与外部环境及条件相适应，而不能超越或破坏外部系统，例如“消费的适度不仅要考虑经济的承受力，也要考虑生态环境的承受力。”［15］因此，需要树立消费能力适度发展的理念，尊重客观条件，遵循客观规律，探索消费能力发展的最佳模式。

第四，培育居民消费能力的重要路径是提升居民的文化技术素养。在解决温饱问题之后，人们消费需要的层次性、结构性决定其消费能力的高低。目前我国社会居民的生存性消费能力可增长的空间不大，大幅度提高的必要性及可能性显著降低；相反，发展性消费能力增长的必要性及可能性显著提高。“居民的科学文化水平，是影响消费力的最基本、最重要的因素。”［16］当前，我国居民发展性消费能力，如文化消费能力、健康消费能力、休闲消费能力等明显不足，客观上提供了新的需求培育点和新的经济增长点。

第五，探索与创新消费能力培育的方式及方法。对此，尤其需要重视文化宣传与推介的巨大消费效应。发达国家不断在全球范围内宣扬其文化与价值观，已经取得了统治性影响力，从而借以成功推销本国的消费模式、消费产品，如好莱坞大片、苹果手机、麦当劳、肯德基等，作为一种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符号，发展中国家的消费者难以抵御其诱惑，原因在于商品消费与文化消费内在联系起来。对此，我们需要高度重视发达国家的文化倾销，积极发展我国文化产业及文化市场，自觉抵御西方文化对我国文化的侵蚀。

最后，在关注消费能力培育的同时，也要关注消费能力的释放问题，即消费能力的实现问题。“现在，我们研究一国国民作为物质资料与服务的消费者的消费力的实现问题。”［17］发展居民消费能力的目的是为了实现更高程度的消费满足，由此助益于人的发展与进步。如果社会不能提供可以保障消费能力实现的条件，即使居民消费能力再高也没有实际意义，如当前我国市场假冒伪劣商品的存在严重制约了居民消费，科研工作者、教师、医生等消费群体由于对消费质量、消费安全问题的担忧普遍高于一般消费群体，反而造成消费素养越高、消费能力越低的畸形经济现象。因此，要根本解决消费能力培育与消费能力释放的矛盾，把潜在消费能力转化为现实消费能力，这就需要在培育消费能力的同时，还要关注消费环境、消费方式、消费路径的建立和健全，为此应当大力整治市场秩序，规范市场竞争，优化市场环境，为居民消费能力的充分释放创造条件。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把共产主义社会分为两个阶段，即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和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其中，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社会。本文使用广义的共产主义社会概念，即包含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在内的共产主义社会。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34.

［5］列宁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6］［美］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第11卷［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9：711.

［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9］刘荣军.财富、人与历史——马克思财富理论的哲学意蕴与现实意义［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15.

［1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76.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20.

［12］彭宏伟.资本总体性：关于马克思资本哲学的新探索［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207.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532.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381.

［15］周中之.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消费伦理［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17.

［16］尹世杰.消费力经济学［M］.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0：30.

［17］谢朝斌.工业化过程与现代商品流通：发展与变革的国际考察［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5：77.

责任编辑：蔡强

F01

A

1005－2674（2016）12－021－06

2016－10－20

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15CKSJ05）；山东省重点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工程项目

谭顺（1972－），男，山东淄博人，博士，山东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温立武（1964－），男，山东烟台人，山东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郭乾（1992－），男，山东淄博人，山东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