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弗洛姆“逃避自由”谈大学生手机依赖现象

祝志金

(重庆邮电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重庆　400065)



从弗洛姆“逃避自由”谈大学生手机依赖现象

祝志金

(重庆邮电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重庆400065)

摘要：大学生在享用智能手机带来便利的同时，手机依赖问题也随即产生。弗洛姆在《逃避自由》中提出的“逃避自由”理论有助于揭示大学生手机依赖现象产生的心理原因，同时弗洛姆提出确立“积极自由”的状态，也为解决大学生手机依赖现象提供了理论指导。

关键词：弗洛姆；逃避自由；大学生；手机依赖；积极自由

埃里希·弗洛姆(Erich Fromm)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他的代表著作《逃避自由》影响深远。弗洛姆在《逃避自由》中探讨了现代人追求自由又逃避自由的尴尬困境，并由此提出“逃避自由”。手机使用为大学生的学习生活带来极大便利，但也产生了一系列负面影响，比如手机依赖现象。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在2015年7月发布的第36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5年6月，我国手机网民达5.94亿人，其中，20岁-29岁年龄段的网民比例为31.4%，在整体网民中的所占比例最大，而学生是最大网民群体，占比24.6%[1]。正如现代人追求自由又逃避自由现象一样，我国大学生也普遍存在依赖手机又想远离手机的心理困惑。因此，采用弗洛姆“逃避自由”思想解析我国移动互联网时代背景下大学生手机依赖现象，促进大学生自由全面发展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一、自由悖论：大学生手机依赖的心理冲突

人类孜孜不倦地追求着自由。“不自由，毋宁死”是无数人心中的崇高理想。弗洛姆在《逃避自由》一书中认为,自由于人的生存有双重含义：一方面，生产力的发展使得人类逐渐走出与自然和社会的原始联系，从而拥有更大的自由权去支配自己的生活；另一方面，人类也开始感到孤独与不安，因为这种自由的获得是在失去给人类带来安全感的原始社会联系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弗洛姆认为，“个体化进程”是人类逐渐摆脱自然界的束缚走向自由的过程，个体化是人类进化与发展所必然包含的内容。自由的悖论就是个体化的双重后果所导致现代人对自由的“困惑”，即自由的获得是以原始安全感的丧失为代价，孤独感的增强与归属感的缺失使人开始自觉地逃避自由，这两方面构成了人生存的内在冲突。正如手机媒体功能如微博、微信、电子书、游戏等日新月异、丰富多样，能够满足大学生多层次需求，他们可自由享受手机带来的工具性便利和自我满足感。然而，大学阶段对于大学生个体化发展至关重要，伴随着内心的冲突以及成长过程中的焦虑，特别是发现自己制定的目标很难实现时，痛苦的心情、迷茫的状态迫切需要情绪迁移，而手机的虚拟、多功能等特性恰好迎合了大学生的心态，自然成为他们寻求救助、驱散郁闷的“良药”。尤其是那些渴望社会交往的大学生，他们在参与社会互动的过程中难免会产生一些落差和孤独感，于是便借助手机来逃避孤独以寻求情感支持，故而逐渐形成手机依赖。弗洛姆也曾指出：“在日益个人化的过程中，每进一步，人们便遭到新的不安全的威胁。原始的束缚一旦被割断了，便不会修复；一旦丧失了天堂，人就不能重返天堂”[2]13。孤独、不安与自由相伴而生，焦虑、压力使人对自由望而却步，心生恐惧，于是内心便想趋于平静，远离自由带来的重负，放弃个人独立的冲动，超然世外，以消除孤独感和无权力感。

弗洛姆在《逃避自由》中对自由进行了分类：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他指出，积极自由意味着个人可以主动地运用自由获得全面发展，让人生彰显价值，目标明确，理性生活，并通过爱与创造性的工作，建立与世界的广泛联系，充分实现自我的完整人格。所以对于当代有理想有追求的大学生群体来说，他们制定长远的发展计划和学习目标，随时随地地利用手机这个多功能工具查找资料、浏览网页等以获取大量信息，满足自己的求知欲，不断提升自己，充实自己。对此，弗洛姆这样描述：“个人挣脱了经济与政治关系的束缚。由于他必须在新的制度中，扮演积极和独立的角色，他也获得了积极地自由”[2]35。弗洛姆认为，消极自由是指个人不受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关系的约束，理应有较大自由权来体验自我价值实现的乐趣，但事实并非如此，它反而使人陷于孤独之中，导致个人无能为力感，并可能产生消极心态。大学生人格特征虽已基本形成，但由于社会阅历不够丰富，心理尚不成熟，性格比较脆弱，情绪波动性较大，面对错综的社会环境、激烈的社会竞争、繁重的学习压力，而变得愈加迷茫，厌学情绪或困惑感随之产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大学生萌发了一种强烈的愿望，希望通过完全放弃自己的个性和完整性，来减轻学习和生活带来的焦虑和恐惧，缓解自己的孤独感及心理压力。因此，他们更易在虚拟的手机空间中迷失自我，以逃避孤独，这也加大了他们对手机的依赖性。这正如弗洛姆所说：“他脱离了以前给予他安全感及相与感的那些关系。由于人失去了他在一个封闭社会中的固定地位，他也失去他生活的意义，其结果是，他对自己和对生活的目的感到怀疑。他遭到威力庞大的超人力量，资本及市场的威胁。由于每一个人都成为一个潜在的竞争者，人与他人的关系变成为敌对的和疏远的；他自由了，但这也就表示，他是孤独的、隔离的，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威胁”[2]35-36。这种自由并非人的真正心理需求，所以又开始选择逃避自由。

自由而不孤单，积极而不消极——大学生所向往的理想生存状态。随着大学生群体“自我”的发展，主体意识的增强，他们能够独立地行动和思考，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利用手机进行人际交往和感情交流，因此会投入大量时间频繁地使用手机。弗洛姆认为，人人都渴望自由，但人性中不仅有追求自由的权利，也有逃避自由的需求。大学生在享受手机带来自我满足感的同时，却因较多使用手机使得人与人之间见面的机会大大减少，彼此之间的隔离可能会出现冷漠及孤立状态，使得大学生再次陷入孤独与不安中。手机依赖有可能提高大学生的人际交往、自我发展及内心和谐程度，但也可能会使其脱离现实社会环境的影响，沉溺于手机虚拟环境不可自拔，这种以手机为媒介的网上网下的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的关系如何协调，才能端正大学生使用手机的态度？自由与孤独——大学生面对这种难以取舍的心里矛盾，如何才能不借助手机逃避自由，用批判的眼光走向心灵的自由呢？

二、自由与孤独：大学生手机依赖心理机制解析

弗洛姆认为，心理因素同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同等重要，对于分析和理解社会现象是不可或缺的。因此，揭示大学生的心理因素在手机依赖中所起的作用对我们研究手机依赖现象至关重要。

(一)从众心理

这其实也是弗洛姆所说的“机械趋同”，就是指个人主动地放弃自我特性，机械地和大多数人的行为保持一致。也就是说，“个人变成了其他人所期望的那样，不再是他自己，他完全承袭了文化模式所给予的那种人格，这样对孤立与无权力的恐惧感消失了，‘我’与世界之间的矛盾也就消失了”[2]111。反映到生活在校园中的大学生群体，接受着共同的校园文化的熏陶，群体成员之间也在潜移默化地相互影响，而且由于脱离家庭的庇护，使得他们对同伴有强烈的依附感，更易产生“他有我有”的攀比求同心理，从而导致部分大学生对手机的购买欲和使用欲不断膨胀，这样他们就认为‘我’与他人的矛盾消失了。有学者针对青少年购买手机目的进行调查发现，85%的青少年选择购买手机以方便与同伴之间能够更好地交流[3]。另外，手机的QQ、微信等即时通讯软件可以使大学生不受时间和地点的限制与人进行交往，交往内容错综复杂难以抉择，加之大学生明辨是非能力不足，更容易随波逐流，丧失个性。然而，这种顺势和随俗的心理不仅未使大学生获得真正意义上的安全感，还易迷失自我，倍感彷徨。

(二)孤独感

弗洛姆在《逃避自由》中明确指出，人的本性离不开生物化的需求，这是人类最基本、最原始的需要，但还有另外一种需求不可或缺，它存在于人类肉体之外，深深地扎根于人类的社会生活实践中：人与世界是相互联系的，如果缺乏这种与外在事物之间的联系，人就会感到孤独，如果感到完全孤独与孤立则会导致精神崩溃，恰如肉体饥饿会导致死亡。同样，刚步入社会的大学生更希望获得融洽的人际关系和亲密的情感体验，但是此阶段他们又极易在人际交往和情感需求达不到自己的期望时产生痛苦的感受，从而引发孤独感[4]。孤独感是一种负向的、主观的心理体验。大学阶段是大学生自我人格整合的关键时期，在此阶段他们不仅要提高社会适应能力更要完善自身能力，加之内心伴随着成长过程中的冲突与矛盾，尤其是当面对来自各方面的压力时，孤独与不安使他们需要寻找一种途径释放压力，而手机恰好满足了大学生的心理需求，成为他们排遣孤独、消除苦闷的最好方式。

(三)社交焦虑

社交焦虑是在社会交往时所产生的自卑、忧虑和自我否定的内在心理反应以及紧张、恐惧的外在行为表现。研究表明，那些拥有较强自尊心和患有严重社交焦虑的人更易网络成瘾[5]。当前我国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多，各种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充斥于大学生的生活学习中，这种复杂的情况在一定程度上会对大学生的社会交往造成不利影响。另外，这一时期的大学生自我意识较强，渴望被别人了解和接受，重视他人对自己的评价，但由于没有掌握娴熟的交往技巧，使得他们的社交需求未得到最大程度的满足，在遭遇挫折之后，他们逐渐与外界隔离以逃避交往，并深陷于交往的困惑和苦恼中。而功能强大的手机为他们寻求精神安慰和重建自信以避免苦恼和焦虑提供了广阔的天地。此外，虚拟的手机网络空间给他们带来无须面对面互动就可得到的社交满足感，于是他们便长时间使用手机来达到逃避烦恼和焦虑的目的。有学者发现，惧怕社会交往的大学生缺乏自我发展意识，那些沉溺于网络交友的大学生普遍具有社交焦虑倾向[6]。手机虽为大学生缓解社交焦虑提供了“避难所”，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现实社会支持，使他们内心更加迷茫，孤立无助感愈发强烈。

(四)人格特征

弗洛姆在《逃避自由》中认为，人类整体的个体化其实是一个辩证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得到显示和表达，自由程度也逐渐加深，同时这也与儿童的个体化过程十分接近，“一方面，儿童变得日益自由，可以发展和表现自我，而不受原来约束他的那些关系的妨碍。可是在另一方面，儿童也日益地脱离了给他安全与保障的那个世界。个人化的过程虽然是其个人人格日增力量及日渐完整的一个过程，但同时，也是一个失去的过程，在这种过程中，失去了当初与他人无分彼我的同一性，儿童日渐与他们分离。这种日渐分离的情形可能产生一种孤立状态，从而产生凄凉之感，和造成强烈的焦虑与不安”[2]7-8。正值青春年华的大学生处于身心发育的不断成熟时期，其个体化和社会化程度不断加深，在自我认知发展方面表现出更大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自尊心强、独立欲望高、自我要求高等成为大学生在这一阶段的显著特点，而一旦当他们在自我认知和个人发展方面出现困惑时，他们可能会利用手机这个强大的工具来减缓自己的痛苦感，不断增加上网时间，造成手机使用过度。另有研究结果表明，人格特质能够显著预测大学生手机依赖程度[7]。神经质特质较高者可能会更沉溺于手机使用，对手机有较强的依赖性。一般来说，拥有神经质人格的大学生比较多愁善感、敏感多疑、情绪不稳定，遇到困难和挫折不能客观正确地去应对和克服，精神上出现强烈的不安情绪和消极情感体验，于是他们便转移注意力采取回避问题的方式来减轻这种不良情绪体验，而此时手机正好迎合了他们的心理需要，成为他们释放压抑情绪的最佳选择。同时，严谨性人格也是影响大学生手机依赖的重要因素。低严谨性个体表现为意志力弱，自控力差，做事无条理[8]。而具有低严谨性人格的大学生不能适度控制自己使用手机的冲动，更易享受手机带来的快乐体验，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他们对手机的依赖。

三、积极自由：解决大学生手机依赖的对策建议

个体化进程虽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人的解放，增强了人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但它也导致了一个严重问题的产生：即人在获得自由的同时也失去原始社会关系的约束和庇护，开始走向孤独。逃避自由能使人获得暂时的安全感，但并不能摆脱“消极自由”所带来的孤独境遇，故而要想真正实现心灵的自由，获得长久的发展，唯有确立“积极自由”的生存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人的个性可以得到全面发展，人们积极而不消极，独立而不隔离，自由而不孤独。因此，解决大学生手机依赖以真正确立他们“积极自由”的状态，需要多方面共同努力，以帮助他们明确人生目标，不断激发潜能，挑战自我。

(一)营造融洽的同辈群体生活氛围，培养大学生独立个性

弗洛姆说过，“我们可以有许许多多的思想、感觉、希望以及甚至于感官的感觉，而这些思想、感觉等是我们主观地认为是我们自己的，其实是外面加诸于我们的”[2]113。同辈群体成员之间的影响是在潜移默化中进行的，且这种影响对大学生的个人发展意义重大。同辈群体成员之间在行为方式、价值观念和思维模式的选择上往往会趋于一致，这就对群体成员在无形中产生压力，使得他们选择并认同共有群体规范。因而，学校应加大力度展开对大学生手机文化的宣传、教育活动，在校园中营造一种正确、健康使用手机的氛围，使大学生意识到过度使用手机的危害，逐渐远离手机。同时，院系、班级也要不断构建宽松活跃、积极向上的学习环境，发挥同辈群体的影响渗透作用，鼓励大家放下手机，走进教室，走进操场，贴近生活，贴近实际，真诚交流，让大学生手机依赖的不健康心理无处生存。此外，学校和家庭都应注重培养大学生独立的个性，激发他们的自信心和责任感，减少他们的孤独感和焦虑感，克服盲目依赖手机的消极心理，从而达到内心和谐。

(二)构建和谐校园文化，丰富大学生日常生活

自由与孤独之间力量对比不协调的结果——逃避自由，这种现象在某种程度上也加重了大学生的手机依赖。因此，学校应重视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体育活动，例如运动会、校园模拟招聘竞赛等，这不仅能够有效激发大学生的参与热情，还能减少个人独处的时间。通过参与各种活动来满足他们的社交需求，增强其自信心，全面发展自我。再者，学校或院系应鼓励大学生走出校园，积极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和志愿服务活动，尽早地接受挫折教育以缓解孤独感和社交焦虑，用一种平和的心态去面对困难和压力。此外，学校应注重培养大学生的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人文社科讲座，满足大学生对知识和信息渴求的同时，使其不断接受人文素质教育和道德意识教育。形式多样的校园文化活动不仅能够丰富大学生的精神世界，还能进一步影响大学生的实践活动和思维方式，重新树立人生目标，战胜自卑和失落，走出手机依赖。

(三)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培养大学生主体意识

首先，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应掌握大学生成长成才的发展规律，注重心理疏导方法和培养策略研究。例如，手机短信作为一种简便快捷的沟通方式，可以使教育者和学生不受时间、地点的限制随时沟通，了解大学生学习、生活和思想动态，并达到良好的育人效果；当学生遇到困难不能克服时，可通过手机短信、QQ聊天等形式向教育者寻求帮助，这使得教育者能够有效开展心理疏导，减少学生心理困扰，化解学生不良情绪。其次，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者应加强对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教育，引导大学生正确地认识自我，恰当地评价自我，科学地设计自我，合理地调节自我，自觉地规范自我，使其更自觉地进行自我教育，促进其和谐发展。最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者要有目的地培养大学生的主体性意识。那么何为主体性呢？它是指“人充分激发自身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投身于社会实践活动之中，不断赋予个人以新的意义，行为、意识得到升华，使自己获得一个更 新的个人特征”[9]。在当今激烈竞争的社会，大学生愈是具有积极健康的主体意识，就愈具有能动性和创造性。因此，大学生要不断加强自我管理和调控能力，独立自主地认识和处理事情，开发自我能力，完善自我行为，提高思想觉悟，正确地看待手机使用的利弊，从而改变手机依赖心理，创造新的生活。同时，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者要尊重大学生的兴趣、爱好，明确他们有使用手机的自由权，注重感情上的传递与感应，满足他们归属感和爱的需要，最大限度地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性，并为其通过手机参与课堂教学创设条件。

(四)确立积极心态，完善自我人格

手机是把双刃剑，大学生必须摆正心态，正确合理地使用手机。大学生不能因为个体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孤独、自卑、困惑、焦虑等心理而逃避自由选择依赖手机。对于逃避自由的后果，弗洛姆曾清楚表示：“为了求生，人试图逃避自由。他不由自主地又套进新的枷锁。这种枷锁与原始的约束不同，原始的约束还能给他一种安全感，而逃避自由并不能使人们复得已失去的安全感，而仅能帮助他忘记他是独立的个体。他牺牲了个人的自我完整性，所得到的不过是不堪一击的安全感。因为他忍受不了孤独的滋味，他宁愿失去自我。因此，自由又使人再度套入新的枷锁中”[2]133。对于大学生来说，要想不陷入“消极自由”牢笼的束缚，唯有确立“积极自由”存在状态。首先，大学生要培养良好的认知结构，客观地进行自我定义，对自己的优点和缺点要实事求是地认可和接受，制定目标、实施行动都要着眼于现实，不可脱离实际。其次，合理整合人格，克服人格弱点。大学生可以通过运用自我教育、树立榜样、自我暗示等方法，培养良好的行为习惯，寻找不断进取的动力，以减少心理冲突，克服人格弱点。再次，增强自信心，提高面对挫折的抵抗能力。抵抗能力的强弱主要取决于个人对外在事物的认知水平。如果能够客观理性地看待外在事物的变化、发展，那么相对来说就具有较强的抵抗能力。大学生要把生活中遇到的挫折和逆境，作为磨砺自己和自我进步的一个机会；同时积极参加社会实践活动，有意识地创设一定的挫折情境，以锻炼坚强的性格、良好的心理素质和对付压力的能力。最后，积极调控情绪，保持愉悦心境。大学生要学会通过向知心朋友倾诉、写日记、体育运动等方式，及时地、合理地宣泄内心的不良情绪，以乐观向上的心态面对生活，避免消极情绪的累积而过度依赖手机。

四、结语

弗洛姆对未来积极自由的获得充满希望，“我们深信，一定是有一种积极自由的状态存在，自由发展的过程不会构成恶性的循环，人可以是自由而不孤独的，可以具有批评能力，而不会充满怀疑，可以独立，而仍然是全人类的完整的一部分。获得这种自由的方法，是自我的实现，是发挥自己的个性。”[2]133。大学生在个体化过程中所产生的孤独、彷徨、焦虑、不安等心态，以及伴随而来借助手机的通讯和媒体功能而产生的手机依赖，究其根源，各种主客观因素共同使然。然而，还需对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因素进行综合考量，也唯有如此，才有可能解决大学生手机依赖问题，促进自我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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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鲁彦琪

From Fromms Thought of “Escape From Freedom” to Talk About the Phenomenon of Mobile Phone Dependence of College Students

ZHU Zhijin

(The College of Marxism,Chongqing University of Posts and Telecommunications,Chongqing400065,China)

Abstract：While college students enjoy the convenience of smart phones,the problem of mobile phone dependence is then generated.The thought of “Escape from Freedom” of Fromm can helps to reveal the psychological causes of college students’ dependence on mobile phone. Meanwhile,Fromm proposed to establish the state of “positive freedom” as well as provide a theoretical guidance for solving the phenomenon of mobile phone dependence of college students.

Key words:Fromm; Escape freedom; College student; Mobile phone dependence; Positive liberty

中图分类号：B089.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0539(2016)03-0040-05

作者简介：祝志金(1990-)，女，山东菏泽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网络社会问题和网络思想政治教育。

收稿日期：2015-07-30

DOI：10.3969/j.issn.1672-0539.2016.03.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