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人类文学经典的沉思录

范子烨

在文学的天国里，那些璀璨的星辰总是能够穿越历史的烟尘向我们发出永恒的光辉；在这光辉的照耀之下，我既珍重现世的幸福，又超拔了尘世的苦难，建立起自我的自由的宁静的恬美的精神世界。人类需要文学经典，就像需要阳光、食物和水一样。同时，对文学经典以及阅读自由、阅读机会的渴求，也足以代表一个人的文化素养和精神层次，因为这种渴求显示了人类本性中超越物质层面的精神因素。一个人一群人一个民族乃至一个国家的精神特质，实际上就生成于经典阅读与吸收的过程中。因此，经典的生成问题以及经典的阅读、传播和接受问题，实际上也是各个时代面临的共同问题，这个问题在我们的时代显得比较异常。因此，近年来关于文学经典的讨论和论争时有发生，并成为文学研究界普遍关注的热点。

密切联系但又超越“三线研究”

2015年7月10日，原国家图书馆馆长詹福瑞教授新著《论经典》（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3月第1版）发布会在国家图书馆举行。而此前半个月，我已经得到了詹福瑞先生的签赠本。对于同行和友人的新著，我从来都是一拿到手，便认真阅读，从不含糊。所以，有一次我的同事表扬我，说我经常看别人发表的新成果。其实，在我看来，对职业学者而言，了解相关学术领域的最新进展是自己从事学术研究的基本前提，即便是卖萝卜白菜也得了解行情，何况是研究学问！而根据我的了解和观察，目前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明显呈现出三线分布的研究格局：首先是一线研究，即直接研究作家作品；其次是二线研究，即研究作家作品的传播史，或曰影响研究或接受研究；复次为三线研究，即是研究的研究，实际是古典文学研究之学术史。这三线研究互相配合，相得益彰，形成了当代古典文学研究的多层次格局。而从研究方法和治学路径上看，当代的古典文学研究也表现在三个方面：理论形态的研究，文献形态的研究以及理论、文献兼融的研究。

《论经典》则属于既与三线有密切联系而又超越三线的理论形态的研究。这种研究难度很大，当然也很有意义。再不要说应该重视文献这类废话了，真正的学者不应该不重视文献的，因为这是研究的基础，在我们的时代获得任何文献都不成问题，而“应该重视文献这类废话”也不应成为理论低能或审美无能的遮羞布，因为古典文学研究的当代的现实的价值，主要是由理论形态的研究来评判、张扬的。真正的学者必当服务于现实社会，由此而走向未来。实际上，就学术研究的价值取向而言，我最佩服的是有思想的学术和有学术的思想。读《论经典》一书，对这一点感悟更深，同时也确实遭遇了久违了的文化感动和学术感动：酣畅淋漓的情绪急涌于胸中，仿佛是一曲春江，汩汩而来，势不可遏。大约在2005年的春天，我第一次见到詹福瑞教授，当时我开玩笑说：“您到国家图书馆主持工作，全国的读书人都高兴了！”因为我深知，他是一个真正的读书人，一位真正的学者，一位真正的诗人。在我们这个时代，“真正”意味着“罕见”，因为我们的学术队伍中夹杂着太多的“不真正”。对詹教授十几年当轴于国图的成绩，业界自有公论，我这里不作评价；无论如何，国家图书馆的领导重任，使他结下了更深的书缘，他对书籍和读书对个人和社会的重要意义的认识，无疑比一般的学者要深刻许多，关怀也要深切许多。面对当代社会传统文学经典已被边缘化的残酷现实，他对文学经典，特别是与文学经典相关的理论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研究。十多年的苦心孤诣凝结为这部《论经典》。

一本关于人类文学经典的沉思录，兼具现实意义和历史关怀

《论经典》是关于人类文学经典的沉思录。“经典，这是一个十分熟悉的名字，回顾以往的历史，它已经成为我们深深的记忆。但是，这个名字在今天，有可能渐渐远离我们，以致我们担心有一天它会变得异常陌生。经典，自古至今永远是一个沉重的话题。”作者开篇就这样写道。随后，通过对古今中外关于经典定义的回溯和追寻，作者确定“本书讨论的经典，亦主要限定在文学经典以及与其相近的人文经典”，显示了非常清醒的理性意识。在此基础上，作者展开了恢弘大气的学术格局，以十章的篇幅逐次讨论了“经典之争”“经典的传世性”“经典的普适性”“经典的权威性”“经典的耐读性”“经典的累积性”“经典与政治”“媒体之于经典的传播与建构”“教育之于经典的传播与建构”和“大众阅读与经典面临的挑战”等十个方面的重要问题。显然，作者建构了一个非常完整的现代性文学经典学理论体系。经典为何是一个沉重的话题？因为“经典常常成为人类思想的策源地，人的灵魂的栖息地”，而这也正是该书的出发点。一代宗师王念孙说：“凡学者著书，必于所托者尊，或后人不能諟正，则董理之。”所谓“尊”，就是研究对象本身具有尊贵性，这也就是经典；至于校勘一道，必须是后人做不了的工作始可为之。真是大格局大气魄！在王氏看来，学术研究对象和领域的选择，永远比为学术研究而付出的努力重要，选择重于奋斗，这是乾嘉学术史给我们的重要启示。《论经典》既然以人类的文学经典，特别是中国古代的文学经典以及相关领域为研究对象，其总体的学术气象已经笼盖群伦。因此，《论经典》乃是一部关于文学经典的沉思录，一部关于文学经典的对话录，学者的理性、儒者的理想和诗人的激情在此书中融为一炉。王念孙说：“学问须有灵性，苦功而无灵性，是人役也。”苦功与灵性使得这部书亮点密布，读来饶有趣味，发人深思，引人入胜。这里，我试为读者揭橥一二，以彰明此书之现实意义和历史关怀。

其一，于丹缘何把大鹏变成麻雀？

捍卫经典的尊严，捍卫文学的尊严，这种严肃的文化态度贯穿全书。“考察经典与现代大众传媒的关系，重要的不是要看大众传媒是否传播了经典，而是看其如何传播经典。”在此方面，詹福瑞对《于丹〈庄子〉心得》的批评最为典型。对于这本《心得》，詹福瑞指出，“于丹讲《庄子》，为了使《庄子》的思想嫁接到当代人的生活实用，则把《庄子》的类似于《逍遥游》中的大鹏之思，降低为枋榆间的蜩与学鸠之飞。”“庄子逍遥游的实质就是要超越现实与自我，而于丹之所讲落脚点恰恰正是在现实与人的自我。抛弃眼前的遮目一叶，不过是为了谋取认得更大利益而已。所以于丹教给读者的不是超越，而是讨巧，是谋求更大利益的机心。这岂不与庄子的精神超越和由超越获得的自由精神南辕北辙！”批评似乎尖刻，但是，他对于丹似乎还有一种“了解之同情”：“从作者的讲述中，还是可以看出他们面向的是职场的青年，并且把抚慰这些受众的职场失意和工作带来的压力作为讲述的目的。他们既要贴近这些读者的关切，同时还要照顾其接受能力，因此，尽量做到通俗易懂，尽量用穿插的小故事来调节气氛，如同戏曲中的插科打诨，都是为了吸引人的眼球，争取有更好的收视率。而其付出的代价，就是减损经典的内涵，降低思想的高度，甚至曲为之解，把庄子这只薄天而飞的大鹏变成抢树数仞的麻雀。”伟大作家与伟大作品的精神核心就是其“不可摧毁性”（indestructibility），任何人对经典的歪曲都是徒劳的，譬如，“文革”期间刊行的《论语批判》和《孟子批判》之类，并没有摧毁这两部伟大的儒学经典。其实，于丹本人是否有意歪曲经典并具有歪曲经典的能力，我们并不肯定，她的心得也许就是她的真实感悟。故意迎合大众的心理前提通常是具有与大众不同的内在体验，这样的人常常很痛苦，而于丹的讲述似乎并没有痛苦的意味。其实，误解经典或曲解经典的过程不仅是媚俗的过程，也是与诲人不倦相悖的过程。

其二，“样板戏”能够成为永恒的经典吗？

“权利影响经典的另外一种手段，是试图制造经典和神圣化经典。”“在中国，最典型的莫过于上个世纪60到7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期间推出的八个样板戏。”“1966年11月28日，中央“文革”召开、万人参加的‘首都文艺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上，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宣布，京剧《智取威虎山》……等八部作品为革命样板戏。1967年5月，八个样板戏齐聚北京汇演，直到6月中旬，演出达218场，观众达到33万人。”“时间过去了四十余年，当年红极一时的样板戏，今天又被命名为‘红色经典，继续在舞台上演出。”那么，这些样板戏“今后是否可能成为可以流传于世的真正的经典”？詹福瑞认为，“要看它是否能够经得起时间的检验，是否具有普世价值”，“经典的普世价值在于把一个民族、甚至个人的经验连接上人类经验，使经典不仅具有民族性和作者的个人性，同时具有超越民族性和个人性之上的普遍意义。” “作品反映了人类共同关注的问题和表现了人类普适价值的作家，如但丁、莎士比亚、雨果、歌德、托尔斯泰、萨特、卡夫卡等经典作家，既是西方的，也是东方的、世界的；孔子、庄子、李白、杜甫、曹雪芹、鲁迅既是中国的、东方的，也是西方的、世界的，并且是当代的。”这些伟大作家不是哪个政府能够“领导”出来的，也不是哪个“文化工程”能够“打造”出来的，他们来自人类的文明社会，他们是人类疾苦、悲哀和不幸的代言人。他们对人类的深切关爱以及相关的文学经典永远指引着人类文学之轮的航程，他们是人类文学海洋上的永不熄灭的灯塔。这些经典作家已经超越了不同历史时期的种种意识形态的藩篱，成为人们共爱共读共赏的精神财富。正如德国诗人席勒所言：“以具体的意义来说，我们希望成为自己时代的公民；但是在精神的意义上，逃避某一特别国家和特定时代的束缚，成为各个时代的公民，却是哲学家和有想象力作家的特权和责任。”（转引自雅斯贝尔斯《当代的精神处境》，黄藿译，三联书店1992年版）当然，我们必须看到，即使是经典作品，我们如果长期面对同一部作品，也会产生审美的疲劳、倦怠乃至反感，譬如，你每月把《约翰·克斯多夫》看一遍，每天把贝多芬的《三》《五》《六》《九》四大交响曲听一遍，看你是否受得了？至于样板戏在“文革”期间天天看月月看年年看给人带来的疲劳和厌烦，当年的观众谁都不会忘记，在这种背景之下，《第二次握手》之类的小说自然要被广泛传抄了。以权利干预经典的构建与传播，历史的教训既荒唐而又沉重。在这种意义上，《论经典》一书对于当代中国的人文建构，政府的文化决策以及出版事业和文学教育事业无疑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和参考意义。

詹福瑞的文学经典学充满了辩证法的精神。他分析问题不仅能够一分为二，而且善于一分为多，尤其善于在动态的变量中寻觅、发掘不变的东西，在不变的东西中捕捉到种种动态的变量。“经典阅读的关键亦是发现，而这种发现即来自阅读时对前见的证明、更是对前见的打破，为新的前见的建立打开了更深邃、更广阔的视野。” “如果我们把经典文本称为经典原生层的话，经典经过历史累积而形成的读者阅读的前见，就是经典的次生层。次生层因依经典的原生层而产生，并且随着时间不断增加，仅仅包裹在经典原生层周围，构成经典完整的生态圈。经典正是在这种不断的重新阐释中得以流传，并且生生不息。” “经典的累积性所造成的阅读前见，也会影响读者对经典文本的阅读和接受。所以就有一个如何对待经典的累积性前见问题。或者剥离外在的前见，回归文本；或者阅读经典文本，同时也接受前见；不仅如此，对前见的剥离、接受也总是有所选择。而读者在阅读经典时剥离什么前见，保留或认同甚至强化某些前见，都决定于读者阅读时的当下性所形成的与经典次生层的价值关联。”这些精彩的观点都显示了一位杰出学者的卓越智慧。又如作者在探讨经典的传世性问题时指出，一部精神产品能够成为经典，主要是在经典的传播与接受过程中，经过两个以上的文化阶段，不同时代、不同时期的读者克服了阅读的“时尚性”，达到了对一部作品价值的历史共识。他举例说，中国古代儒家的经典《周易》《诗经》《论语》《孟子》和道家的经典《老子》《庄子》历经千年，流传至今。儒家经典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作为主流文化直接影响到社会的政治制度，也影响到士人的安身立命。道家经典，则作为与儒家思想并行的思想体系，作用于政治，成为儒家思想的补充。如道家的无为而治政治观，在不同时期与儒家的积极有为政治观互为消长，共同构成了封建社会的政治治理理念。而对于士人而言，道家的思想与儒家思想一样影响深刻，出则为儒，入则为道，几乎成为大部分封建士人的处世之道。在1911年以后，中国的社会制度发生了深刻变化，儒家和道家赖以存在的社会制度已经不在，但是儒家经典《十三经》，除《尚书》《周礼》《孝经》等逐渐变为只具有认识价值以外，以上所说的几部儒家经典和道家经典作为思想资源依然对中国社会发生着重要影响，其经典地位并未因社会变迁而发生根本性的动摇。其原因即在于这些传世经典凝聚了中华民族的智慧，里边保存着我们前面所说的超越了时代和意识形态的共识，并且已经渗透到我们民族的血液之中。由此可见，不走偏锋，遍观衢路，兼容并包，打通古今中外，将诸家理论融为一炉，并巧妙吸纳，出以己意，是詹福瑞治学的突出特征。

总之，《论经典》在学术上有厚度，有力度，有强度。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说：“对于研究者来说，在科学中具有决定意义的就是发现问题。但发现问题则意味着能够打破一直统治我们整个思考和认识的封闭的、不可穿透的、遗留下来的前见。具有这种打破能力，并以这种方式发现新问题，使新回答成为可能，这些就是研究者的任务。”（《诠释学 》II《真理与方法——补充和索引》，洪汉鼎译，商务印书馆， 2013年版，P65）在文学经典学领域，詹福瑞确实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当然，书中有些地方点到即止，有些地方欲说还休，有些地方化整为零，明眼人均可见出作者的匠心和苦心。真正的文学来自一个有文化信仰有审美追求的人类世界。真正的学术和真正的学者也是如此。《论经典》处处闪耀着文化信仰与学术信仰的光辉，它一定能够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伴随着那些不朽的文学经典走向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