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师培的黄帝明堂研究

李江辉

(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陕西陕西　710069)



刘师培的黄帝明堂研究

李江辉

(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陕西陕西710069)

鉴于黄帝明堂制度在中国文化转型中的意义和作用，以及有关学者的不同见解，从典型案例刘师培的观点及其源流出发，深入分析黄帝明堂制度。分析认为，明堂制度萌芽于神农时代，正式形成于黄帝时代；黄帝明堂存在名异实同现象；明堂的功能主要是教化万民，虽然当时已从明堂中分化出承担类似功能的学校，但是仍然以明堂为主；黄帝明堂形制历来有五室、九室十二堂之分，体现了不同学派的思想。

晚清；刘师培；黄帝；明堂

黄帝在中国上古史和近代史上究竟处于何种地位，又起到了何种作用，是近代以来争论的一个焦点问题。孙隆基在《清季民族主义与黄帝崇拜之发明》[1]中讲述了近代黄帝的“发明”过程，实际就是为厄内斯特·盖尔纳在《民族与民族主义》[2]一书中说的“民族主义创造民族”作出证明。但人们为什么选择黄帝，而不是其他偶像？孙先生引用美国学者的观点，指出这多半是法国学者拉库伯里的学说传入日本的缘故。拉库伯里认为黄帝是两河流域的君主尼克黄特，此人率领巴克(Bak)民族东迁，途经昆仑山，辗转来到中土定居。而“Bak”的意思就是百姓，即汉民族的前身。这一“中国民族西来说”即指汉民族源自强势的白种血缘，是对当时思想界面对西方时存有自卑感的补偿，所以章太炎、梁启超、刘师培、黄节、宋教仁等人乐于接受。那么，在有着悠久而丰富的民族交流、融合经验的中国，实情是否如此呢？此外，清代学者对古代礼制的研究，实际是为近代复兴中华文化、重建中国社会体制的有益探索。明堂建筑取法天地，包含着时人对自然与社会的认识，明堂制度是古代政治、宗教、文化繁荣强盛的体现，在近代社会文化转型中尤其受到关注。基于此，本文以刘师培论黄帝明堂为例，分析这一过程中近代学者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创新。

一、明堂的缘起

关于黄帝时代建造明堂的事，在《管子》《尸子》《黄帝内经·素问》等书中都有叙述,这说明古人是很相信黄帝时代已经建造明堂的。那么黄帝明堂究竟是怎样的，几千年来争议很多，一般都引用《汉书·郊祀志》之说，汉武帝时济南人公玉带上黄帝时的明堂图,“明堂中有一殿,四面森壁以茅盖,通水水圜宫垣为复道,上有楼,从西南入,名曰昆仑,天子从之入,以拜祀上帝”。

《淮南子·主术》说明堂起源于更早的神农时代，形制是“有盖而无四方”，《初学记》与《太平御览》均采此说，并有《管子》《尸子》《史记》等文献记载以补证其观点。阮元《明堂论》论及“黄帝明堂”时也采纳了同样的材料，认为上古时期宫室未兴，明堂之名始于神农，“神农氏作，始为帝宫，上圆下方，重盖以茅，外环以水，足以御寒暑，待风雨，实惟明堂之始”[3]。惠栋《明堂大道录》卷一《明堂总论》：“明堂为天子太庙……权舆于伏羲之《易》，创始于神农之制，自黄帝、尧、舜、夏、商、周皆遵而行之。”[4]卷二《神农明堂》：“伏羲作八卦，神农法之，立明堂，赞化育。”[4]就是说惠栋认为神农创始明堂是依据伏羲之《易》道，取象天地自然，而人居其间展开人事活动。黄以周对此持不同看法，他根据《易传》与虞翻言、《初学记》所引《三辅黄图》之文，反驳《大戴礼记》《淮南子》明堂起于神农说，认为上古人民穴居而野处，至黄帝始制作宫室，明堂之制才兴起。“黄帝作宫室，上栋下宇，其明堂之权舆与。”[5]

刘师培综合了阮元和黄以周的观点。在1905年的《古政原论·八·古代学校论》中说，“明堂之制始于神农、黄帝”[6]；《古政原始论·学校原始论第九》中又说“明堂之制始于黄、炎”[6]。所以神农明堂实际上只是一个简易的“有盖而无四方”的茅草棚，直到黄帝、尧舜氏的时代，宫室建筑才逐渐完备起来。刘师培认为，六经中参杂有阴阳家之言，“公玉带之言明堂，兒宽之言封禅，此阴阳家之言掺入《礼经》者也”[7]。汉初的这些文献中所记载的黄帝明堂，并非真正历史上黄帝时代的明堂，而是汉初学者受黄老之学的影响，在《周礼》所记周明堂的基础上杂糅阴阳五行思想后提出的设想。明堂之名起源于神农，明堂之制始于黄帝，黄帝时代明堂制度思想根源于五行思想。由此可以说，明堂制度的发展经历了神农时代的萌芽期，先民开始营建宫室；黄帝到周为发展期，这一时期的明堂兼具神权和君权特征；周以后为制度分化和形制扩张期，分化出宗庙、辟雍、路寝等分别承担祭祀、教育等功能。可以说，真正的明堂制度是在黄帝时代形成的。

二、黄帝明堂的名称和功能

黄帝明堂名“合宫”，《管子》云“黄帝立明台之议”，《尸子》云：“黄帝行于合宫”。至于为什么称为“合宫”？刘师培采纳了惠栋《明堂大道录》和阮元《明堂论》的观点。阮元说：“合宫者，天子所居，各礼皆合行于此，故无宗庙、郊坛、朝廷、路寝之分，亦即后世郊外明堂也。”[3]明堂、太庙、太学、灵台实为一地，只是就事殊名。黄以周也解释说，“《尔雅》云：‘堂，合殿也。’明堂本合殿之制，故曰合宫。中有一殿，即所谓合殿也”[5]。

惠栋系统研究明堂制度的《明堂大道录》一文中已经指出，明堂几乎兼具后世各种礼制建筑的功能，明堂制度起源的理论依据是伏羲的易卦思想，明堂与宗庙、路寝、辟雍、大学同为一处。刘师培梳理了《毛诗》《左传》《汉书》等经、史的诸家注疏中所引的贾逵、服虔之说，以证明《左传》学者多认为清庙、太室、灵台、明堂等为同一地。接着指出周初之时，文王、武王明堂便是合明堂、辟雍、灵台、太庙于一处。

在尧舜时代，明堂建筑开始分散开。例如，黄以周认为：“总章、总期之义皆同合宫，以各礼总于此表章，故名总章；以各礼总于此期会，故名总期，字异而义则同也。”[5]阮元在写给孙星衍的《阅问字堂集赠言》中提出3个观点：一是明堂、辟雍、封禅等是最古老的典礼的遗留，不可轻易废除；二是古代明堂兼具多种功能，各种名称都是因当时所举行的事情不同而分别命名的；三是三代以后的明堂只是单纯对古代制度的保存，明堂的政治、宗教、教化功能在后世已经被分解。通过对东汉以来如蔡邕、卢植等人关于明堂观点的整理，阮元认为他们虽然知道明堂之制存在着异名同地的现象，但却没有理清上古、中古之间的具体差别，他认为重建明堂制度，不仅要认识其演变历史，也要了解其随时代之变而变的事实，这样才能做到既合古又不拘泥于古[8]。

明堂是举行大型祭祀活动、召开部落会议、发布政令的场所，在明堂举行的这些各项活动，其目的则在于教化万民。刘师培因此侧重阐发了明堂的教化功能。在《古政原论》和《古政原始论》中，他根据戴德、许慎、卢植的说法，断定辟雍在明堂之中，分析古代明堂与学校制度关系，进一步阐明“古代学校咸统于明堂”。“上古之时宫室无多，凡教民、望氛、养老、习射、举贤之典，咸行于明堂，而明堂、太庙、太学、灵台咸为一地，就事殊名。故明堂为大教之宫，而一切教民之法咸备于明堂。明堂之制始于神农、黄帝，则学校之制亦始于五帝之前，故《五帝记》为论学之书。然古代学校咸统于明堂，故明堂之外无学。”[6]古代于学校教民首重声教、乐教，其次便是习射，而养老、举贤也是学校的教授内容，所以这些也是上古明堂的重要功能之一。

明堂的另一功能便是观天文、占云物、望氛祥，故明堂又有灵台之名，“上古灵台在明堂中，与太学同地。夏、殷灵台在郊，与学校合一。黄帝名明台，夏曰清台，殷曰神台，盖古人以天学教民，设灵台于学校，所以助人民观察天学之用也”[6]。可见，刘师培认为古代学校从明堂分化而来，实际上履行国家教化职责的内政机构。他认为：“一切教民之法咸备于明堂”，古代教育“以智育、体育为先，以德育为后。”[7]学校也有教民、望氛、养老、习射、举贤等功能和含义，“故观学校出于明堂，则知明堂所行之典咸为学校之所该，故古代政教之权咸出于学校”[6]。

而学校与明堂的分化则是在殷周时期，“而殷周于太学之外咸设四学，四学在明堂四门之外，又称郊学。即《文王世子》所谓凡语于郊也，是为学校与明堂分立之始。此郑君所由谓庙学异处也。然庙学虽云异处，而太学仍在明堂”[6]。由此也可见殷周之际的教育已经比之前代有所普及，教化的对象和范围扩大，所以需要在明堂之外设四学，但是，“布教之地仍以明堂为至要之区”。

三、黄帝明堂的形制

清代许多学者对明堂形制都予以特别的关注。惠栋《明堂大道录》卷二《神农明堂》中认为神农创始明堂是依据伏羲之《易》道，取象天地自然，而人居其间展开人事活动，接着他在《黄帝明堂》中指出“明堂五室始于黄帝”，“礼乐刑政皆行于明堂”[4]，分为五室是依据方位、功能对整体建筑进行区分。为何要分？黄以周指出，“堂构既成，乃分四隅为室，是谓五室”，又说，“堂上五室，象五行也”，“明堂本只一堂，必分四隅室者，以四隅既分，而太室祀五帝之位乃定，非于四隅室祀四帝也”[5]。指出郑玄、孙星衍、孔广森的失误。黄帝到周明堂分为五室实为一堂，取象五行生成之数[5]。在发表于1904年6月的《论中国并不保存国粹》一文中，刘师培也根据聂崇义《三礼图》、焦循《群经宫室图》、汪中《述学》所绘《明堂图》，认为古代明堂“上下四方，皆为平顶，殊无欹侧之形”[7]，即是正方形*后来他又准备专门作《周明堂考》予以详论，可惜未能完成，现存为手稿，具体作年不详，钱玄同系于1913年。。

对黄帝时代依五行而立五官，1905年刘师培在《古政原始论》中分析说：“黄帝立五行，由是有天地神祗物类之官，是为五官各司其序。《管子》五行篇亦曰：黄帝立五行以正天时，立五官以正人位。”[6]黄帝依五行思想立五官，至唐虞之时不变，只是于五官之中复用三人为三公以参国政。夏殷时代官制亦近于唐虞，也以三公参王事。

为何尚五，黄以周认为只不过是因为古人方便以手指计数，《元同文钞·记用指分数法》认为：“先民志数均以指记，盖以左手撮右手之指，指止于五，故数亦止于五。……自五以上均有古文，自六以下均无古文，则古代以五为止数。”[5]此说得到刘师培的赞同，他进一步认为在周初官制发生了一大变化，“周人法《周易》以立官，于是废五官之名，立六官之制”[6]，但是仍设有三公之位，且地位上升。可知夏礼与周礼有较大的差异，后世唯有墨家能知其义。“周代当文王时亦采五官之制，有言父(即秩宗)、显父(即司徒)、正父(即司寇)、机父(即司马)、□父(此文缺，当即司空*此句当是钱玄同整理《刘申叔遗书》时所加。)五官。惟周人不信五行，溺于伏羲之《易》学，故周公设官分职以为民极，取法阴阳五行以立六官，即冢宰(掌邦治)、司徒(掌邦教)、宗伯(掌邦礼)、司马(掌邦政)、司寇(掌邦刑)、司空(掌邦事)是也。”[6]其中已经提出了殷周之际思想转变与制度变化的关系。

关于明堂形制历来有五室、九室十二堂之说。《周礼·考工记》曰：“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东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9]蔡邕《明堂月令论》曰：“明堂者，天子太庙，所以崇礼其祖，以配上帝者也。夏后氏曰世室，殷人曰重屋，周人曰明堂。东曰青阳，南曰明堂，西曰总章，北曰玄堂，中曰太室。易曰离也者，明也，南方之卦也。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人君之位，莫正于此焉，故虽有五名而主以明堂也。”[10]《大戴礼记·明堂》篇称:“明堂者,古有之也。凡九室，一室而有四户八牖,三十六户,七十二牖。以茅盖屋,上圆下方……九室十二堂,室四户,户二牖,其宫方三百步,在近郊,近郊三十里。”[11]对周人明堂的这两种不同观点，郑玄指出：“《礼》戴所云，虽出《盛德记》……九室三十六户七十二牖，似秦相吕不韦作《春秋》时说者所益，非古制也。……周人明堂五室，是帝各有一室也，合于五行之数，《周礼》依数以为之室，德行于今。虽有不同，时说昞然，本制著存，而言无明文，欲复何责？”[12]我们也许可以这样理解，黄帝明堂五室沿袭至周初发生变化，周公营建洛邑，所建明堂实际是取法于《周易》，改为九室，《周礼·考工记》与《大戴礼》关于周明堂的分歧就是战国末年到汉初不同学者对明堂制度新构想，夹杂了当时不同学派的思想。

四、结语

刘师培对黄帝明堂的研究，是晚清到近代的文化转型中中西、新旧之学冲突融汇的一个典型案例。以梁启超、章太炎、王国维、刘师培等人为代表的近代学者，借鉴西方文明史、社会史、人类学等理论研究古史的传说时代，在总结梳理清人明堂研究的基础上，突出明堂制度的教化功能，剖析明堂的功能与五行思想、官制的关系，揭示出黄帝明堂制度是上古文明的智慧凝结。

[1]孙隆基.清季民族主义与黄帝崇拜之发明[J].历史研究，2000(3)：68-79.

[2]厄内斯特·盖尔纳.民族与民族主义[M].韩红，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

[3]阮元.揅经室集[M]邓经元，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3.

[4]惠栋.明堂大道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5.

[5]黄以周.礼书通故[M].王文锦，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7.

[6]刘师培.刘申叔遗书[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

[7]刘师培.刘师培辛亥前文选[M].北京：三联书店，1998.

[8]阮元.阅问字堂集赠言[C]//孙星衍.问字堂集.北京：中华书局，1985：7-10.

[9]孙诒让.周礼正义[M].王文锦，陈玉霞，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7.

[10]蔡邕.蔡中郎集[O].四部丛刊本.

[11]王聘珍.大戴礼记解诂[M].王文锦，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3.

[12]陈寿祺.五经异义疏证[M].曹建墩，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LIU Shi-pei’s research on Huang Emperor’s Mingtang classic

LI Jiang-hui

(Institute of Chinese Ideology and Culture,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710069, Shaanxi, China)

Huang Emperor’s Mingtang classic has great significance and effects in Chinese cultural transition, and many scholars hold different opinions about it. Because of that, this paper analyzed Huang Emperor’s Mingtang classic from LIU Shi-pei’s ideas and the origin of Huang Emperor’s Mingtang classic. The results show that Huang Emperor’s Mingtang classic stemmed from the era of Shennong, came into being in the era of Huang Emperor, which has different names but similar contents. The major function of Mingtang classic is to educate the masses. Although some schools having similar function had branched from Mingtang classic, Mingtang classic still occupied an most important part. The disputes about Mingtang classic’s divisions reflects different schools’ opinions.

late Qing Dynasty; LIU Shi-pei; Huang Emperor; Mingtang classic

2016-05-11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11CZS033)

李江辉(1978-)，男，陕西岐山人，讲师，历史学博士。

K092

A

1671-6248(2016)03-0012-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