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开铁路，夕死可矣李鸿章的转变和决心

这场晚清修建铁路大讨论，是现代化进程中的一幕插曲，它将中国的铁路建设延后了十余年。在那个时代，图富强必须拥有铁路、电报、铁甲舰，而李鸿章，更想自己来做中国铁路的开山老祖，但他的先知先觉最终抵不过保守派的迂腐短视。

掐指往前推算，一百二十多年前，中国陆地交通工具中，没有动力车辆，旅行只能依靠畜力或者脚力。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在回忆录中提到了当时马车旅行的方式：

一般来说，商人都乘坐一种有盖的小马车，一天行驶大约三十英里。他们在拂晓前大约一小时开始一天的行程，一直走到十点左右，然后停下来喂骡子，吃中午饭；十二点左右，他们再次上路，走到薄暮才停下来。

这种交通方式，与两千年前孔子周游列国，几乎没有区别。

同治四年正月十七日（1865年2月12日），总理衙门致函各地封疆大吏，谈及海外各国公使，都在推动中国铺设铁路、架设电报线，而被中方婉辞。“中国地势与外洋不同，倘任其安设飞线，是地隔数千里之遥，一切事件，中国公文尚未递到，彼已先得消息，办事倍形掣肘。如开设铁路，洋人可任便往来，较之尽东其亩，于大局更有关系。”总理衙门要求，嗣后各国领事如有向地方官请求立电线开铁路等事，须“力为设法阻止，以弥衅端而杜后患”。并要各地大员表明态度。

在总理衙门大臣看来，铁路、电报若在中国使用，得益的是外国人，中国不仅无关，还要受其伤害。一个月后，江苏巡抚李鸿章回信，表示“铁路费繁事巨，变易山川，彼族亦知断不能允，中国亦易正言拒绝。”时任江西巡抚沈葆桢也说：“平天险之山川，固为将来巨患；而伤民间之庐墓，即启目下争端。”李、沈都是当时巡抚中的后起之秀，但他们对待铁路，均持保守态度。

贰

光阴荏苒，十年时间匆匆过去了。

在这十年中，李鸿章、沈葆桢分别创办了江南制造局、福建船政局，成为中国洋务自强的领军人物。

在这十年中，德法之间打完了普法战争（1870-1871）。战争初起的十四天里，德军用铁路将38万军队、11万4千匹马、850门火炮和9500辆客货车运往德法边界，这种战争动员和兵力投送能力，给世界留下深刻印象。德国驻华公使巴兰德（M.Brandt），将这一信息通报给了清政府。 普法战争中铁路的运用，代表着蒸汽机时代陆权的重新兴起。对应于蒸汽机带来的坚船利炮和海权勃兴，铁路使得部队实现了六倍于拿破仑时代的移动速度，并使得军队在战场上能够长期坚持，从而造成战争形态、规模和时空概念再次重新改写。

李鸿章对西方铁路的观念，也是在这几年中转变的。我们目前看到李鸿章最早转向支持建造铁路的文献资料，是他同治十一年九月十一日（1872年10月12日）写给丁日昌信中的一席话：

电线由海至沪，似将盛行，中土若竟改驿递为电信、土车为铁路，庶足相持。闻此议者，鲜不咋舌。吾谓百数十年后舍是莫由，公其深思之。前上轮船疏，以裁沿海师船，试开煤铁矿，总署已不敢置议，梦梦可知。滇回乞师于英，未闻有密助军械之说。俄人坚拒伊犁，我军万难远役，非开铁路则新疆、甘陇无转运之法，即无战守之方。俄窥西陲，英未必不垂涎滇、蜀。但自开煤铁矿与火车路，则万国缩伏，三军必皆踊跃，否则日蹙之势也。

李鸿章和丁日昌当时不知道，两天之后，日本第一条铁路京滨铁路投入正式运营。京滨铁路连接东京与横滨，全长29公里，共建有六个车站、22座桥梁，全程运行53分钟。而在此之前三个月即6月12日，21岁的明治天皇已经试乘了品川至横滨的试运营段； 1874年5月，大阪—神户铁路通车，1879年2月，大阪—京都铁路通车。从1870至1885年，日本工部省“兴业费”（即官营企业投资）总额为2970万日元，其中铁路投资1430万日元，占百分之四十九。日本在铁路建设上，早已走在中国的前面。

同治十三年（1874年），日本侵略中国的台湾，清廷派沈葆桢为钦差大臣，总理台湾等地海防，李鸿章协派淮军唐定奎统带铭军步队十三营增援。十月二十二日，李鸿章在给沈葆桢的信中谈到：“唐军分起到台过迟，轮船调队亦复濡滞，如此信非铁路轮船不为功。” 这里，李鸿章设想的铁路作用同军队调动直接有关。

年底，李鸿章奉旨筹议海防，他上奏再次提起：“南北洋滨海七省自须联为一气，方能呼应灵通。惟地段过长，事体繁重，一人精力断难兼顾，……何况有事之际军情瞬息变更，倘如西国办法，有电线通报径达各处海边，可以一刻千里；有内地火车铁路屯兵于旁，闻警驰援，可以一日千数百里；则统帅当不致于误事，而中国固急切办不到者也。”他还提到数月前日本侵台而清军调兵过缓的事说：“今年台湾之役，臣与沈葆桢函商调兵，月余而始定，及调轮船分起转送，又三月而始竣，而倭事业经定议矣。设有紧急，诚恐缓不及事。”

李鸿章记得，本年冬天，他赴京叩谒同治帝梓宫，谒晤恭亲王，极陈铁路利益，请先试造清江至北京，以便南北转输。恭亲王亦以为然，但又说无人敢主持。复请其找机会为两宫太后言之，恭亲王谓，两宫亦不能定此大计。李鸿章事后郁闷地说：“从此遂绝口不谈矣。”

南洋大臣、两江总督沈葆桢在铁路问题上的态度其实也不开放。这年及随后的第二年，英商怡和洋行无视中国主权，擅建中国第一条铁路——淞沪铁路。清廷谕令李鸿章与南洋大臣、两江总督沈葆桢“妥商归宿之法”。当时美国驻华公使西华（G.F.Seward）提出，吴淞铁路可否“准令洋商承办，照各国通例，由中国抽纳捐税十年，再照原价收回。”李鸿章拒绝，认为英商欺瞒在先，为了维护中国主权，必须收回此路。他派朱其诏、盛宣怀二人前往上海，与江海关道冯焌光一起，与英方代表梅辉立（W.F.Mayers）谈判，最后于九月初八日签约，以28.5万两白银的价格，将吴淞铁路购回。

李鸿章私下对铁路抱有兴趣，早在同年三月十二日，他在致丁日昌的信中已经提到：“铁路已成，火车试行，竹儒（冯焌光）设法阻扰，谓将卧铁辙中听其轧死，威（妥玛）、梅（辉立）等目为疯人。” 不过这种不以为然，尚不能公开表达。

回购铁路得到了沈葆桢的支持。但是买回来以后如何处理，李、沈之间产生了分歧。梅辉立曾经建议仍交怡和洋行承办数年，李鸿章坚决拒绝，主张由华商集股自办。但沈葆桢却将用重金买回的这条铁路拆毁，铁路器材运往台湾，弃置海滩，任其锈毁。以至于李鸿章在给郭嵩焘的另一封信里愤然写道：“幼丹识见不广，又甚偏愎。吴淞铁路拆送台湾，已成废物，不受谏阻，徒邀取时俗称誉。” 福建巡抚丁日昌打过这条废弃铁路的主意，想把它恢复起来，后来又建议将台湾铁路改马车路，其经费移购铁甲舰。对于丁的第一个构想，李鸿章极为赞赏，他告诉丁：“兄曾发狂论，以为朝开铁路、电线，夕死可矣！” 而对丁日昌更改主意，李鸿章深表惋惜：“方盼我公为中土开山老祖，而今已矣！”

在那个时代，郭嵩焘、李鸿章、丁日昌已经敏锐地注意到，中国要富强，必须拥有铁路、电报、铁甲舰，他们的眼光，远超同时代的其他政治家。而李鸿章，更想自己来做中国铁路的开山老祖。

叁

光绪六年夏秋之际，清廷内部因与俄国交涉收回新疆伊犁，几乎引发双方交战，张佩纶应李鸿章邀请，前往天津交流筹划。九月十二日（1880年10月15日），他在日记中记录下他们私下交谈中的内容：

合肥又欲开铁路，自镇江转漕后由扬州直达京通，岁可节漕费百万。一旦海上有事，陆运捷便，无忧乏食，而征兵转饷亦益迅利，其款可贷之法人。余以为果兴铁路，必自边境始，今日之势，西域为首，关东次之，漠北又次之。地旷人稀，事前无绅民阻扰，事后使商贾利赖屯兵，四出应援可免馈运之艰、风雪之苦。边境有效，然后推行腹地，事半功倍矣。合肥击节以为名论。

从这次谈话内容看，李鸿章考虑引进外资建设铁路，是为了运送漕粮和战时调遣军队。张佩纶主张先从新疆、东北、蒙古入手，行之有效后推广至内地，以回避保守派的阻扰。张佩纶的清谈虽然不着边际，李鸿章还凑趣称赞，增加气氛，直隶总督衙门的花厅里，洋溢着对于中国未来发展的浪漫憧憬。

浪漫归浪漫，李鸿章同时却在做实质性的推进。在备战的讨论中，李鸿章的淮军退休老部下，七年未通音讯的前直隶提督刘铭传（图5）被朝廷传唤，进京觐见。

十一月初二日，刘铭传未谈对俄作战准备，而是向朝廷递呈《筹造铁路以图自强折》，从国防战略和中外国运对比度对角度提出动议，是清廷内部第一个正式的铁路构想。其具体主张，是先修清江浦（位于江苏淮安府，为漕运总督驻地）经山东至北京一路，以利漕运。对于建造铁路的经费，他建议借用外资。

刘铭传的倡议，其实是李鸿章精心安排的。其观点与张佩纶记录的李鸿章思路，前后基本吻合。光绪六年至光绪十年间，其实是李鸿章与修路派关系密切、暗通款曲、内外勾兑、谋划大局的五年。

在京期间，刘铭传遍访政界大佬。十一月初九日，张佩纶函告李鸿章：

省三偕蔼青入都，昨始晤谈，老于兵事，多审时度务之言，可云智将。惟于铁路矜为创获，志在为将作大匠，而不愿为度辽将军，殆非吾党相期之意。

“吾党相期”什么？张佩纶的想法与张之洞不尽相同，他期望派刘铭传筹建北洋水师。张佩纶对李鸿章说，此举在你为本谋，在海防为急务，实不专为刘铭传筹画。造铁路对国家有益的道理，我不诧异，惟此举为二千年创举，困难必多。所以建议目前仅就刘铭传一疏作为发端，开展讨论，从容议之。 从此信可以看出，张佩纶已经意识到，建造铁路，当时时机尚不成熟，在北京官场中无法被接受，必然会遭遇阻击，只能作为一个酝酿中的话题，反复拿出来讨论，先造造声势罢了。

肆

果然，反对的声音出现了。

十一月二十一日，内阁学士张家骧（字子腾）上奏《未可轻议开造铁路折》，列举修建铁路的三大弊端：

一、清江浦为水陆通衢，却非开放口岸，若铁路造成，商旅辐辏，必较上海、天津更为热闹。洋人从旁觊觎，百计要求，将何以应之？

二、铁路沿线会遇到田亩、屋庐、坟墓、桥梁，将其一律平毁，还是要让民众迁徙？火车电掣风驰，必至贻害民间；

三、铁路会影响招商局海运收入，恐所购轮船，渐归无用，从前资本投入无法取偿。

张家骧请朝廷“宸衷立断，将刘铭传请造铁路一节，置之不议，以防流弊而杜莠言。”他写道：“臣知朝廷权衡慎重，决不轻议施行。惟献策者张皇喜事，既以为有利可图，恐参议者附和随声，即以为是谋足用。一言偾事，关系匪轻。” 随后，上谕命李鸿章对张的观点悉心妥筹具奏。张家骧是光绪帝的师傅之一，帝师们大多与皇帝生父醇亲王关系密切。他的奏折，显然大有来头。

廿五日，张佩纶秘密告知李鸿章：

铁路亦仅数人不以为谬，佩纶知省公非其人，今日非其时，即属蔼卿劝阻，比闻子腾学士以三大弊驳之，内廷作此，必有授之者。来教谓议论、人心皆难画一，以是徘徊审顾，诚大臣之心而老成之见也。不然，佩纶固不畏事、不逢时者，胡独龂龂于此乎？变法当有次第，愿公姑于水师、矿务加意，勿遽言铁路耳。

廿六日，张佩纶再次密告李鸿章：

铁路闻兴献不以为是，欲集廷议驳之。……孙子授来言，张子腾抗疏争铁路三大弊，亦下南北洋。并闻合肥已借洋款五百万，拟命马枚叔建工。答以无之。

上述引文中，霭卿即两广总督张树声之子张华奎，兴献即醇亲王奕譞，孙子授即刑部左侍郎孙诒经，马枚叔即李鸿章幕僚，曾经留学法国的马建忠。张佩纶提供的醇王反对修建铁路的情报，后来证明是完全准确的。

十二月初一日，李鸿章按照上谕要求，呈递《妥议铁路事宜折》，正面支持刘铭传主张，对各种怀疑和反对观点进行详细解释，列举铁路之兴的九大好处。同时议复张家骧的奏折，对张的“三大弊端”进行回击。

李鸿章认为，建造铁路的困难，主要是投资经费巨大，借外债乃不得已之办法。有人担心会受洋人盘剥，但举债搞基础建设，与借债支付军费不同。铁路一开，本息就有所取偿，而国家获利更在久远。

李鸿章提出“不可不慎”有三个方面：一是借债时明确保障债权人利息和还款日期，同时不得干预我事，经理铁路事宜，由我自主。这样，国家权益不会失落；二是公司化运作，由华商承办，其政令须官方督理，不准洋人附股。债务由铁路公司分年抽缴，期于本利不至亏短，万一亏短，由官方追讨，不得将铁路抵交洋人。界限既明，弊端自绝；三是以往外债皆指定海关税归偿，有人担心铁路债会妨碍中国财政收支。此次可以议明借款与海关无涉，由日后所收铁路之利，陆续分还，于各项财用无所牵掣。李鸿章说，洋人对借债十分慎重，若尽照所拟办法，方可兴办。不如是则勿借。他建议由刘铭传主持铁路项目。

李鸿章还在随附的《议复张家骧争止铁路片》中，大声疾呼说：

我朝处数千年未有之奇局，自应建数千年未有之奇业。若事事必拘成法，恐日即危弱而终无以自强。

李鸿章的奏折，涉及主权保障、公司制运作、专项投融资资金自行平衡外债等诸多内容，力破陈见，大胆创新，发前人未发之言。对于这场铁路建设讨论，在操作上，李鸿章设计得层次细密，他把倡导建设铁路，已提升到自己身后历史地位评价的高度。

伍

然而保守力量之强大，依然超出李鸿章的想象。反对建造铁路者私下沟通串联，可以通过蛛丝马迹来细细体察。

特别是从醇亲王和翁同龢的有关来信中，李鸿章已经明白，眼下在铁路问题上，他得不到朝廷的支持。在众人一片反对的气氛中，李鸿章的态度显得落寞和孤掌难鸣。

正月初四日，李鸿章仍复函醇亲王，继续为建造铁路计划辩护，称“铁路一事为泰西各国富强最要之端”“请襄助铁路大计”，但口气发生变化。他说中国必筹造铁路而后能富能强。但今尚非其时，似须俟诸数十年之后。显然，李鸿章不得不转向了。

光绪七年正月初八日（1881年1月31日），南洋大臣、两江总督刘坤一亦遵旨上奏《议覆筹造铁路利弊片》，发表对铁路的看法。尽管他与李鸿章在铁路问题上有过默契，但随后刘坤一察言观色，态度已从支持修建转为反对修建。

陆

正月十六日，北京官场中真正去过欧洲、亲身乘过火车的前驻德公使刘锡鸿，携带着他的《罢议铁路折》登场了。

刘锡鸿认为，洋人火车铁路是公司经营，无关国家投入。中国没有西方模式的私人公司，如果官方牵头招民凑股，则近年百姓屡屡受欺于官，岂肯复蹈覆辙？再说时下民力大困，就算网罗天下富室，亦未易集成西洋一公司之巨资。如果投入朝廷资金，则财政缺钱，上何处筹集巨款？西洋铁路，既由商民募股，在事之人皆参与管理，修路造车在在结实。中国诸事皆交委员吏役，视为官事。自太平军起事以来，法令松弛，下面人都知侵冒不足以干典刑，遂相习以自肥囊橐。难道火车铁路一事，独能搞得好吗？现在国家教养之政尚未暇举，攘窃之风盛行。铁路之铁轨绵延数千里，势难节节严守，窃失当在意料之中。洋人信奉天主耶稣，不知山川之神。我中国名山大川，从古沿为祀典，倘铁路通行，恐惊耳骇目，大为不祥。山川之灵不安，即旱潦之灾易召。

刘锡鸿还说，英国造铁路，货物流通，从大西洋至地中海，凡数十国，英商之货，直达欧洲之外，其所得皆他国之利也。中国虽造铁路，不过周于两京十七省而止，以彼省之货易此省之财，从一个国家而言，则毫末殊未有增，哪来什么利益？虽说火车便利旅游探亲、带动沿途饮食住宿、交通土产之类，不知此惟洋人所好，我中国当禁民众惰游，造铁路有什么利益？或说中国幅员辽阔，常有鞭长莫及之虞，有火车则巡察易周，官吏不敢逾法，有益政治。其实察吏之昏明在精神不在形迹。或说铁路有利于漕运，其实我朝征伐准噶尔、厄鲁特，戡定回疆，沙漠迢遥，兵粮皆陆运而无匮，况腹地仅数百里之近，有什么必要非依赖火车？

刘锡鸿论证说，造铁路征用民田，会使农民失去土地，即便弥补其银两，但坐食一空后，如何谋生？建造铁路，大到铁轨，小到润滑油脂，都要进口，实难指望能有还钱的日子。乡僻小民，百亩之入能养活十数口，犹有余财。居近城市者，则所入倍而莫能如之。如果通行火车，则货物流通，取携皆便，人心必增奢侈，财产日以虚糜，穷人生活就难以为继。火车开通，洋人踪迹自必遍及里闾。老百姓易受蛊惑，虽不至于交通勾结，然其视洋人与视华人没了区别，则将来和局或变，民情就不可尽恃。或说铁路有利运兵，其实要看兵力之强弱。兵力强，则我可速以挫人；兵力弱，则人亦因以蹙我。铁路无非代他人作布置。若有百姓造反，还会梗道夺车，胁迫司机，袭邑攻城，随其所指，俄顷即至，则城不可守也。

刘锡鸿与李鸿章的交锋，是中国上层社会对发展现代交通、推广现代企业制度、引进外资、经济发展与民生等国家发展战略问题的论战，对晚清社会发展具有深远影响。然而在这场辩论中，反对意见占据了上风。刘锡鸿的奏折，从今天看来，显然是农本经济对于工业革命带来的社会变迁的哓哓诡辩，但在当年，却提供了反对铁路的有力依据。以至七年之后，翁同龢重读这份奏折，还说“刘云生奏铁路不可修状，言言中肯”。

刘锡鸿上奏同日，清廷颁发上谕：

前因刘铭传奏请筹造铁路，当谕李鸿章、刘坤一等筹商妥议。兹据先后复奏，李鸿章以经费不赀，若借洋债有不可不慎三端；刘坤一则以有妨民间生计，且恐于税厘有碍，所奏均系为慎重起见。铁路火车为外洋所盛行，中国若拟创办，无论利少害多，且费至数千万，安得有此巨款？若借用洋债，流弊尤多。叠据廷臣陈奏，佥以铁路断不宜开，不为无见。刘铭传所奏，著毋庸议。

这场搅动朝野心绪的修建铁路大讨论，至此嘎然而止。这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幕插曲，将中国的铁路建设延后了十余年，在整个事件中，李鸿章的先知先觉，抵不过张家骧、周德润、刘锡鸿们的迂腐短视。中国与世界接轨的道路，每前进一步，都是如此艰难。

柒

就在光绪七年，开平矿务局总办唐廷枢在唐山煤矿至胥各庄暗暗铺设了一条运煤的铁路。唐胥铁路长十八华里。先是用马来牵引，次年又建造了一个蒸汽机头。这辆火车，悄悄地在距离京师极近的地方为早期采矿事业服务。也在光绪七年，前往英国接回中国定制的新式巡洋舰“超勇”和“扬威”号的的北洋海军军官，出席了英国铁路之父史蒂芬森的百岁诞辰庆典。建造巡洋舰的阿姆斯特朗公司位于纽卡斯尔，此地恰恰就是史蒂芬森的故乡。中国军官在验收军舰的闲暇，乘坐火车往来各地，深感铁路给旅行带来的便捷。五月十三日（1881年6月9日）是庆典的正日子，因为斯氏“功业赫赫，播于民口”，全城张灯结彩，大肆祝贺，白天花车游行，晚上还燃放烟火。市政府邀请接舰的全体官兵上岸游观，中方婉谢，派丁汝昌、林泰曾出席了市议会的宴会。席间，市长及阿姆斯特朗公司创始人威廉·阿姆斯特朗爵士（Sir.W.Armstrong）均致辞，还提到希望中国也推行铁路。林泰曾以英语演讲，愿中国他日推广铁路，大获其利，此将为中国之幸，也将是与会诸君之幸。言毕，全场四百嘉宾均热烈鼓掌。次日，当地报纸称赞林泰曾英语演说“词令之善，音调之纯，诚所罕见，足使胜会生色。”

在后来的岁月里，李鸿章依旧锲而不舍地做醇亲王的沟通工作。直至光绪十二年四月，醇亲王出京巡阅北洋海防，他对铁路的看法发生了根本的转变，与李鸿章达成了修建津沽铁路的意向。应当说，醇亲王的醒悟还是很快的。从此，他领导下的海军衙门，成为铁路建设的积极推动者。

白驹过隙，岁月如梭，又是十年过去。

在此期间，唐胥铁路、开平铁路、津沽铁路相继建成，津通铁路、芦汉铁路也开始酝酿，建造铁路遂为社会和官场逐渐接受。

本文节选自姜鸣著《秋风宝剑孤臣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