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站台到远方中国人进入“后火车时代”

黄小凡

火车和铁路频繁地出现在人名、教科书、小说电影和歌曲里，参与和渗透在中国人的现实和精神世界中，成为了不同时期的经典“道具”，构成了我们观察火车与铁路的一个文化视角。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马尔克斯在很多部小说都写到一条铁路，这条铁路从远方通往一个叫马孔多的小镇。殖民者修建的铁路，是来开发马孔多的香蕉种植园，铁路一度为小镇带来繁荣，但是最终殖民者离去，小镇又陷入荒凉。

铁路是现代艺术家钟爱的对象。它从当下通往看不见的远方，通往不确定的未来，它似乎是无穷无尽的，而铁路上奔跑的列车，又是一个密闭的空间，任何故事都可以发生。在最新一部的007电影《幽灵党》中，詹姆斯·邦德就是乘坐火车前往恐怖分子大本营。列车在大漠中行驶，而车厢中则是美酒、美女与冒险。

在中国也不例外。不同时期的电影或小说，对火车和铁路的关注点是不同的，其中的变化，就构成了我们观察铁路的一个文化视角。

《铁道游击队》中的民族大义

毫无疑问，中国人最熟悉的和铁路有关的作品就是《铁道游击队》，电影从张又侠同名小说改编而来，后来又拍了电视剧版本。张又侠写《铁道游击队》是有现实基础的，铁道游击队是抗日战争时期活跃在现山东枣庄一带的一支抗日武装，该游击队成立于1940年1月25日，受八路军苏鲁支队命令成立，成立时称“鲁南军区铁道大队”。人员最多时达300余人。

游击队斗争的主战场就是铁道，核心情节是：八路军缺乏各种物资，而日军又通过铁路大量运输，于是，游击队就想办法登上火车，夺取这些物资。比如，“飞车夺药”：鲁南军区主力由于长期作战，药品匮乏。10月的一天，临城车站的内线搞到了一个重要情报：有一列装载药品的货车将由青岛开到临城，然后向南行驶。铁道大队立即行动，做好了夺药品的准备。当晚10时，列车从临城站开出，游击队员飞身上车，找到装载药品的车箱，列车行驶到沙沟与塘湖站之间，战士们迅速将药品掀下，由埋伏的队员运走。

除了药物，游击队从火车上抢夺的物品还包括棉布、军装、被子、显微镜等等，正所谓“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除了抢夺列车上的物品，游击队还经常对铁路进行破坏，“今天扒铁道，鬼子的火车出了轨。明天晚上，沙沟附近的电线杆被破了一里多路长。后天更大的事件发生了。沙沟站的两个鬼子特务，突然被打死，尸首丢在乡公所不远的地方”。

游击队战无不胜，最大的原因是情报可靠，他们在车站安插眼线，以便得到第一手的消息，车站副站长张兰和工人林忠就是其中的两位。林忠和张兰自小就认识，因为他俩的父亲都是铁路工人，曾经有几年在一起作工，所以两家的孩子常在一起。以后分开了，林忠就在铁路上干活。张兰因为上了几年学，托人介绍到车站给站长当学徒；一边学习站上的事务，一边给站长作助手帮忙。由于业务熟悉，由司事慢慢熬到副站长，而林忠却当了工人。虽然职员和工人之间界线很悬殊，可是由于自小在一起，所以两人见面，还像一般的朋友一样，兄弟相称。

张兰的妻子被鬼子欺侮，但是他不敢打鬼子，还偷偷打自己的妻子，这种侮辱不但让他彻底“病倒”，甚至让他变得“不像个人”。当林忠鼓励他有所作为的时候，他说：“你看我这个病样子！”而林忠则非常自信地要带他去看医生，治好他的病，他们要去找的“医生”不是中医也不是西医，而是“飞虎队”——铁道游击队。

《铁道游击队》由小说改为电影，情节更紧凑，保留更多的是“动作戏”，但是一些内心戏却更耐人寻味。张兰在铁路上上班，被看做是为日本人做事，直到他为抗日服务，才算走上正道。《铁道游击队》的经典，就在于它把精彩的火车戏与民族大义结合起来，既让人看得过瘾，又能得到教育。游击队驰骋的铁路线，连接的是胶济铁路（从青岛到济南），最早是德国人修建，理所当然地被视作帝国主义侵略的象征。事实上，一直到抗战，尽管中国已经有了几条铁路，但是对普通人尤其是农民而言，铁路仍然不是交通工具，而是一种对家乡和田园的入侵。《铁道游击队》中的民族意识，和当时铁路的现状是分不开的。

主旋律：

从《12次列车》到《进京列车》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国终于迎来了长期和平的环境，也终于可以在自己的国土上认真规划铁路了。

上世纪90年代中学语文课本中，有一篇课文《夜走灵官峡》，是1954年作家杜鹏程到宝成铁路工地灵官峡隧道施工现场的采访，里面有这样的场景：“他把我的手推开，提着两个小拳头，偏着脑袋质问：‘哼！叫我小鬼？我有名字呀！他指着床上那个睡得挺香的小女孩说：‘妹妹叫宝情（成），我叫情（成）渝！”修路工人随工地迁徙，孩子的名字是最好的见证。到了21世纪，宝成铁路已经属于老旧而需要改造的线路了，这篇课文也不见了。不过，人教版的语文课文中又出现了一篇《把铁路修到拉萨去》，写的是冻土区的风火山隧道施工，这里施工难度巨大，“难怪一些西方媒体预言：中国人要在这样不良的地质上打隧道，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当然，最终还是成功了。

在这样的叙述中，修建铁路不是普通的工程，而是和国家命运高度结合在一起的行为。事实上，铁路就是国家的延伸，铁路把偏远的人们和北京、上海这样的大都市连接起来，人们成为一个政治共同体。

1960年上映的电影《12次列车》讲述的就是这样的故事：1959年7月22日，一场特大洪灾肆虐于辽西大地，正在行驶的沈阳至北京12次特快列车被困在辽宁省绥中县境内前卫至高岭间。 一困就是3天3夜。12次列车的20多名女乘务员在车长张敏媛的带领下，克服断粮断水种种困难，将列车上仅有的和飞机空投的食品全部供应给旅客，自己则忍饥挨饿，不仅保护了全车612名旅客的生命和财产安全，还抢救出了当地350多名灾民，受到了铁道部通令嘉奖，并被授予“英雄列车”称号。

《12次列车》是一个真实的故事，现实中客运车长、列车的党支部书记孙明远也是一名女性，她召集支委会研究战胜洪水的办法，列车党支部向全体旅客发出战胜洪水的号召，并号召列车上的全体党员冲在前面。这个号召得到以老党员、解放军大校为首的全体党员、共青团员的响应。在列车后退的路上，大校号召部队干部战士带头跳进水中抢救灾民。1949年大校带领部队解放这一带地区的时候，曾与孙明远见过面，双方一时都没有认出来。经过这一场和洪水的斗争，他们终于再度熟悉起来，大校感叹到：“小姑娘，你长大了！”这个故事的要点是一种革命精神的传递。从1949年的解放军见到的“小姑娘”到1959年的列车长，孙明远的成长是共和国10年进步的缩影。

如今中国的铁路四通八达，在两个中等城市之间，完全有可能通一条高铁，比如郑合高铁，就是郑州到合肥，其实相距不过几百公里。但是新中国刚成立时，修铁路都是大工程，往往要考虑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布局。12次列车，是从沈阳发往北京的特快列车，如今已改为Z12，是沈阳北到广州的直达快车。中国的特快列车编号，最初都是以北京为中心，比如T1是北京到长沙，T7是北京到成都。这种编号，有比较强的政治内涵，意味着“从北京到地方”，或“从地方到北京”。

1999年，有一部电影 《开着火车上北京》（又名《女人1966》），讲述了以李秀凤为代表的新中国第一代内燃机车女司机的工作和生活，歌颂了普通人的正直和善良，其主题是“人是要有一点精神”，所谓的精神，指的就是忠于信念，忠于祖国，不随波逐流：“一句话，一辈子”和“两根铁轨一根筋”。

事实上，“进京”是不少以铁路为主题的影视剧的主题。到2003年，有一部电视剧在央视一套播出，就叫《进京列车》。该剧以郑州到北京的一趟列车为中心，讲述的已经是普通的、在旅途服务中发生的一系列故事，但是其宣传仍然注明：“热情讴歌了新时期铁路职工敬业爱岗、无私奉献的精神，唱响了一曲‘列车行千里，服务动京城的新世纪颂歌。”

从《周渔的火车》到《天下无贼》：

普通人的情与爱

上世纪80年代以来，大量农民工进城，高校大规模扩招，让“春运”成为人类历史上的奇观。中国的铁路进入高速发展期，但是人们仍时常觉得它跟不上时代的需求，大量的站票就是证明。当人们提到火车时，首先指的就是客运列车，是人的故事，而不再是《铁道游击队》中的货车。火车最终驶入了普通人的生活，也得以产生属于普通人的、日常的情感与故事。

从生活到艺术，需要时间来消化、理解与表达，到了21世纪初，中国终于有了更好看的与铁路有关的电影。2000年，贾樟柯的《站台》还是在小范围放映，而2004年的《周渔的火车》和《天下无贼》，则是受到好评的商业电影。

《周渔的火车》中，周渔（巩俐饰）是一个美丽善良的女性，她每周都要乘火车到省城看望生活清贫个性有些忧郁的诗人陈青（梁家辉饰），对陈青的那种无微不至的关爱和服从，使她觉得自己失去了独立的人格，爱情变成了一种负担。这时周渔遇到一位经常和她同车的粗犷且具有男性魅力的青年人张强（孙红雷饰）。在他的追求下，她对陈青的爱情发生了动摇。陈青找到周渔并告诉她，自己将要远赴边区教书扶贫。周渔忽然发觉，她对陈青的爱已经变得模糊，模糊到在失去这份爱的时候，也同时失去了自己的方向。在张强的苦苦挽留中，周渔最终还是毅然踏上了探望陈青的路途。

这部影片最动人的是一种情绪，在中国电影史上，火车第一次和情欲联系起来。驶向远方的火车和迷失的女人，都给人以很大的困惑和冲击。乘坐火车的男女，本来就是要各奔东西，这和爱情的稍纵即逝有着相同的地方。远方和梦想有关，在火车上发生一段恋情有何不可？这部电影也是从小说改编而来，原著《周渔的喊叫》更偏重女性的个人困境，而电影从名字就可以看出，“火车”已经是一个关键场所。

如果说《周渔的火车》仍然偏文艺的话，同年上映的《天下无贼》则更接近人们的生活。男贼王薄和女贼王丽是一对扒窃搭档，也是一对亡命恋人。两人在富人家里设圈套，连骗带威胁抢走了男主人的宝马车，然后千里迢迢到西部将车倒手卖掉。王丽发现自己已经怀孕，因此想脱离这种朝不保夕的生活，但出于对二人小偷身份的羞愧，令她怀疑自己和王薄能否当好家长，因此心情非常复杂，而王薄对这些无从知晓，两人在途中几次发生矛盾。在回程的火车上，二人遇到了一个名叫傻根的民工，带着在西部打工挣下的一笔钱想回老家盖房子娶媳妇。王丽因与傻根曾有一面之缘，深深被他的纯朴所打动，决定保护傻根和他包里的钱，圆他一个“天下无贼”的梦。而车上另有一扒窃团伙，想将傻根的钱偷走，于是，王薄、王丽二人以及葛优扮演的警察黎叔与这个团伙展开了一系列明争暗斗。

毫无疑问，这是一部经典的火车电影，在密闭的空间和紧凑的时间中发展出一系列精彩的动作。不过，这部电影最核心的是农民工傻根形象的塑造。80年代以来，数亿像傻根一样的农村青年乘坐火车到城里打工挣钱，攒钱建房子娶媳妇。乘坐火车对农村青年来说，就是一场成人礼。这意味着独自一人告别故乡，并且面对未知未来的恐惧。大多数打工仔没有钱购买卧铺票，不太舒服的旅程往往还会遭遇种种难处，但这些经历往往有助于他们的成长。

从《站台》到《山河故人》：

对时代的反思

长长的站台，漫长的等待，长长的列车，载着我短暂的爱，喧嚣的站台，寂寞的等待，只有出发的爱，没有我归来的爱。我的心在等待，永远在等待，我的心在等待，永远在等待。

这是上世纪80年代流行在中国大街小巷的一首歌，对梦想和远方的追求，和由此而产生的困惑，开始成为那个时代的精神特征之一。2000年，贾樟柯的《站台》小范围上映，他敏锐地把握到了那个时代的标志物，但是电影中里面没有出现任何的站台，而只有默默的等待。那些生活在深山农村里的年轻人，没有见过火车，也没有走出大山。他们唯一能宣泄心情的就是学习那些已经过时了的流行歌曲。他们参加文工团，证明自己和祖辈有着显著的不同。他们总自称是脑力工作者，看似无所事事但内心无限悲凉，什么时候才能走出大山？所以他们选择绝望的等待，在一个并不存在的站台，等待一辆奔驰的列车载他们走出这个沉闷的世界。《站台》中让人陷入无尽悲哀的是当那些年轻人终于看到火车的一刹那。他们欢呼着奔向那些疾驰而过的火车，气喘吁吁站在铁轨上，满脸欣喜地望着火车呼啸而过。

2015年，贾樟柯导演的影片《山河故人》上映，距离《站台》已经过去15年。影片中，火车多次出现，主人公梁子外出打工乘坐的是火车，而他患上肺癌，又不得不乘坐火车回到故乡。女主人公涛，固守在故乡，她的父亲乘坐火车参加战友会，在火车站突发心脏病去世。她与前夫的儿子从上海乘坐飞机回到山西的小城参加外公的葬礼，送儿子走时，为了多和儿子待一会儿，她特意选择了最慢的那趟火车。从15年前向往远方的《站台》，到15年后投入远方的《山河故人》，其间从站台到火车到远方连接起来的沧桑，令人唏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