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面朱元璋之谜

赵爽　苏生文

在中国历代开国皇帝中，明太祖朱元璋（1328年-1398年）可能是出身最为卑微的一个。从他起上溯好几代，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而且每况愈下，到他祖、父这两辈，甚至沦落为连一寸土地都没有、仅靠耕种别人的土地糊口的佃农。

元末遇到年荒，半月之内，朱元璋的父、母、长兄接连饿死，他们家穷得连埋葬父母的一块坟地都没有。还好有好心人同意让他把父母葬在自家的地里。没有棺材，朱元璋和他的二哥只好找来两块木板，把裹着破衣裳的父母尸体抬到地里，草草埋葬。那一年，朱元璋年仅17岁。既葬之后，生活更加困难，年纪还小的朱元璋和二哥，相向哭泣，一筹莫展，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为了活命，二哥出外逃荒，孑然一身的朱元璋只好到皇觉寺当了和尚，以求混得一口饭吃。可不到两月，皇觉寺也养活不了他，就让他外出化缘（实为乞讨），自谋生路。此后的三年中，朱元璋行遍安徽合肥，河南固始、信阳、汝州、陈州、鹿邑，再回走安徽亳县、颍州等地，饱尝了人生的苦难和世态的炎凉。这几年的经历，对朱元璋来说，是刻骨铭心的。他已经习惯于各种刀风剑霜、摧折磨难、痛苦屈辱。不管遇到多大困难、多少艰辛，他都必须擦干眼泪、砥砺前行，依靠自己的力量顽强地活下去。

在朱元璋外出乞讨的三年间，反元大起义在全国各地爆发。一个偶然的机会，已经回到皇觉寺的朱元璋加入到反元大起义的队伍中，开始改变自己的人生轨迹。历经逆境磨难的经验与阅历，使朱元璋变得倔强而刚毅，忍辱而容物，沉稳而多智，成就了他的帝王之业。他从一个小兵，成长为一军统帅；再由一军统帅，成长为独占一方的吴王；再从独占一方的吴王，成长为统治庞大帝国、掌握数千万子民命运的大国皇帝。而朱皇帝年少时刻骨铭心的苦难经历，必定对整个帝国乃至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极大的影响。这种影响是双面的，且每一面都达到了极致。

A面：嗜血成性

关于朱元璋，流传甚广的是他做过很多残忍的事。少年时代凄风苦雨的经历，像砧锤砺石，把他锤炼打磨得心如铁石，是一个什么心都狠得下的人。

■ 大开杀戒

古语“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朱元璋为后世诟病的重要一点是——对开国功臣“大开杀戒”。洪武年间共有四大案，即洪武十三年（1380年）的“胡惟庸案”和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的“蓝玉案”（此两案也合称“胡蓝之狱”，为政治案件），洪武十五年（1382年）的“空印案”和洪武十八年（1385年）的“郭桓案”（此两案为经济案件）。

这四大案所诛杀的人数，超过10万。其中，“胡惟庸案”，死亡人数超过3万；“蓝玉案”，有记载的死亡人数为25000人。经此两案，和朱元璋一起打天下的“开国功臣”，几乎被诛杀殆尽，且大多是“灭门之祸”。有人做过统计，这些战功显赫的元勋，只有徐达、汤和等少数几人是正常死亡的。

就是关于史载正常死亡的徐达，也有一段颇为著名的传说。徐达在所有的开国元勋中排名第一，功劳显赫自不必说，更难得的是他为人品德高洁，谨慎低调，从不结党。从私人关系来说，徐达既是朱元璋的老乡、战友，又是儿女亲家——他的三个女儿都嫁给了朱元璋的儿子，其中之一就是明成祖朱棣的徐皇后。就这么一个谨小慎微、又与朱元璋关系密切的功臣，病重之际，朱元璋却给他送去了一种食物——蒸鹅。徐达的病是忌讳吃鹅肉的，但是看到天子送来的鹅肉，徐达只得含泪吃下，不久病发而死（一说是徐达没有吃鹅肉，但是明白了朱元璋让他死的用意，服毒自杀）。虽然这个传说并没有史实依据，但也可看出，做这样一个猜忌心重又心性残酷的皇帝的臣子，是多么的战战兢兢。

■ 恐怖刑罚

朱元璋对功臣几乎采取了“灭绝”政策，对其他臣子，也毫不手软。朝堂之上，他发明了“廷杖”之刑。大臣如果在上朝时得罪了皇帝，无需经过司法部门的审讯，就直接拉到午门外打上几十大板，甚至有可能当场打死。关于“廷杖”的民间传说很多，说官员们上朝时都要偷偷地看一下皇帝的腰带在什么位置，若腰带放在肚腹之上，说明今天皇帝的心情很好，大概不会有人遭难；若腰带安在肚腹以下，说明皇帝的心情很坏，不知道哪个或哪些倒霉鬼要遭殃（被“廷杖”）了——这虽是民间传说，但也折射出了部分历史真实。

大臣们在朝堂上提心吊胆，哪怕回到家中，也不能任意行事，因为朱元璋还广泛地布置了各种“密探”，监视朝臣们的言行，据说连他们晚上吃了什么饭、做了什么事，皇帝都一清二楚。一旦查问起来，大臣若所对不实，就会获罪。这些“密探”，有另外一个大家熟悉的称呼——“锦衣卫”。锦衣卫原是皇帝的侍卫和掌管仪仗卤簿的亲军，但朱元璋却授予了他们监视、窥探之权，还给予他们缉捕、审讯、关押乃至诛戮之权，只对皇帝一个人负责，不需要通过司法部门。据说锦衣卫审讯“犯人”的刑具有18种之多，重囚行刑，血肉横飞，求死不得。即使有幸在审讯时逃过一死，也会被投入“墙厚数仞，即隔壁嗥呼，悄不闻声”堪比人间地狱的“诏狱”。进入诏狱的，很少能够活着出来。

为了惩罚贪官，朱元璋还“独创”了很多恐怖的刑罚，其中最著名的是“剥皮实草”之刑：如果官吏贪污，就将贪官的人皮剥下，填上茅草，吊在官衙门口以警示继任者（有学者怀疑“剥皮实草”的真实性，但“剥皮实草”真有其事，可参见《历史研究》2001年第4期《也谈“剥皮实草”的真实性》）。其实，残忍的刑罚不止此一端，据说还有：“洗刷（之刑），裸置铁床，沃以沸汤”；“铁刷（之刑），以铁帚扫去皮肉”；“枭令（之刑），以钩钩脊悬之”；“称竿（之刑），缚之竿杪，似半悬而称之”；“抽肠（之刑），亦挂架上，以钩钩人谷道而出”；“剥皮（之刑），剥赃贪吏之皮，置公座之侧，令代之者见而儆惩云。”（《孤树裒谈》）虽然这些刑罚是为了惩戒贪官污吏，有“乱世用重典”之意，但其手段之残忍，实在是闻所未闻，有伤人道。

猜忌可能是专制皇帝的通病，但历史上没有一个皇帝像朱元璋那样做得如此极致。这可能与朱元璋的苦难经历和卑微出身有关——由苦难而生残暴，由自卑而生猜忌。据说朱元璋经常学他的同乡汉高祖刘邦的样子，口口声声地说自己“淮右布衣”“江左布衣”“匹夫”“起自田亩”“出身寒微”，但假如别人也这么说，就大祸临头了。他特别忌讳别人用“光”“秃”“僧”“贼”之类的字眼（因为他参加过义军，剃过光头、当过和尚），甚至忌讳用和“光”、“秃”、“僧”、“贼”同音或关联的字。底下的人用错了一个字、说错了一句话，就会招来杀身之祸。

此外，朱元璋文化水平不高，所以最怕那些文化水平高的人看不起他，一旦有文人被“认定”“看不起”他，那个人就在劫难逃了。朱元璋屡兴“文字狱”，并常常虐杀那些不肯为新朝效力（不愿当官）的文人，很可能是因为这些人触动了朱元璋这根敏感的神经——这些人不肯当官，肯定是因为看不起他这个“没有文化”的皇帝！洪武朝因“文字狱”和征召不就而被杀的文人非常多。

以上种种，会给人一种感觉——国家由这样一位“妖魔皇帝”统治，岂不是人人自危？然而，朱元璋的另一面，却又出乎很多人的意料。

B面：布衣天子

起于微贱、饱尝“饥饿”和人世艰辛的朱元璋，在残酷得令人发指的同时，却又体现出对小民百姓异乎寻常的同情和关怀。

■ 均贫富治污吏

以上提到的那些杀气腾腾的事件，一部分是为了集权统治的需要。比如“胡惟庸案”，在惩治宰相胡惟庸集团之后，废除了宰相的职务，从而杜绝了臣下与皇帝“分权”；“蓝玉案”，在惩治大将军蓝玉集团后，收回了开国功臣手中的军权。不过，朱元璋诛杀功臣的另一个目的也不可忽视，他发现这些功臣的“暴发”，有碍于他社会理想的实现。自古以来，农民就有“等贵贱，均贫富”的思想，陈胜、吴广如此，钟相、杨幺也如此。朱元璋当上皇帝后，虽没有“劫富济贫”，但他希望能达到“富者得以保其富，贫者得以全其生”的境界，而很多开国功臣的作为，却完全与此背道而驰。

客观地说，在明朝建立之初，朱元璋对帮他一起打天下的勋臣，给予的待遇还是比较优厚的。但是，不少勋臣却存在着居功自傲、鱼肉百姓的暴发户心态。有些勋臣家中的田地绵延数千亩以至数万亩，却仍然贪欲不足，竞相采用“飞洒”（将田地、赋税化整为零，分洒到其他农户的田地上以逃避赋税）、“诡寄”（将自己的田地伪报在他人名下﹐借以逃避赋役）、“移坵换段”（改动地段的区划来谋取私利）等手段来隐瞒田土，逃避应纳的税粮和差役，把它转嫁给百姓，加重了百姓的负担。而曾有过“赤贫”经历的朱元璋深知，如果贫富过度分化，百姓连一口饭都吃不上的时候，就可能铤而走险，走上造反的道路。于是，朱元璋找借口收拾了这些过于飞扬跋扈的功臣，同时压制了一大批“富者”，暗含着“均贫富”的深意在里面。

朱元璋针对贪官污吏的种种铁腕，也限制了各级官吏对百姓的盘剥。由他“钦定”的《大明律》明文规定，贪污一贯以下杖七十，贪污八十贯处以绞刑；御史犯赃，罪加三等；监守自盗者，不分首从，满四十贯即处斩。对贪官处罚更重的，是朱元璋“御制”的《大诰》。在朱元璋统治时期，每家每户须有《大诰》。《大诰》除了用类似“剥皮实草”这样的恐怖刑罚来震慑各级官员，还鼓励“民告官”，明确规定：凡官吏违旨扰民，或相互勾结、包揽词讼、教唆陷人者，百姓可以“连名赴京状奏”，甚至可以将侵害百姓利益的官吏“绑缚赴京”，各级官吏不得阻拦，否则“族诛”。

朱元璋的理想是，杀掉那些他认为犯罪严重的贪官，同时通过严苛的法律震慑使“贪官污吏尽化为贤”。不过到了晚年他悲哀地发现，贪官污吏杀了一个，又站出来一个，“前仆后继”、杀也杀不完。困惑之余，他发出了著名的“朱元璋之问”：“我欲除贪赃官吏，奈何朝杀而暮犯？”朱元璋自己虽然对肃贪的成绩不满意，但是在他的统治时期，贪官污吏相对还是比较少的，这就大大地保护了无权无势的下层百姓，为他们提供了较好的生产和生活环境，改善了他们的处境。

■ 重农桑聚人口

除了对官僚阶层进行铁腕控制、保护百姓的利益，朱元璋在位期间，在恢复生产、改善百姓生活方面，也做了不少实事。早在明朝建立之前，朱元璋就特地带着他的大儿子朱标（他选定的继承人）“遍历农家，观其居处饮食器用”，并告诉他农民“勤四体，务五谷，身不离畎亩，手不释耒耜，终岁勤动，不得休息。其所居不过茅茨草榻，所服不过练裳布衣，所饮食不过菜羹粝饭，而国家经费皆其所出”，一定要体恤民艰。

明朝建立后，朱元璋所做的大事之一便是向全国发布《农桑学校诏》，将农业与教育并提：“农桑衣食之本，学校道理之原”，并且为二者设置专门的机构，务使人民“丰衣足食，理道畅焉”。朱元璋在诏书中表示出对这些机构工作现状的不满：来京述职的官吏没有报告桑树等农作物的种植数量和学校开办的具体情况。朱元璋责备这些人“坐享民供，亦岂职分之当为”（大意是说，这些官吏受老百姓供养而不干事，难道是应该的吗？）。最后提出警告，今后如果相关官吏胆敢不在农桑和教育方面有所作为，将受到杖责等处分；如果老百姓不按农时劳作致使收成减少，即“不奉天时而负地利者”，也要受到惩罚。那之后，朱元璋采取了许多奖励农桑、撙节用度、轻徭薄赋的措施，“使农不废耕，女不废织；厚本抑末，使游惰者皆尽力田亩”。

经过元末的长期战乱，国家人口锐减，无主抛荒的田土很多。明初最大的问题是缺人而不是缺地。朱元璋说过，“丧乱之后，中原草莽，人民稀少，所谓田野辟，户口增，此正中原之急务”，因此将“生聚人口”作为安养生息政策的头等大事之一。他鼓励生育和早婚，规定“凡庶人娶妇，男年十六、女年十四以上并听婚娶。”除此之外，有利于人口增长的措施还有：释放和限制奴婢；禁止人口买卖；限制出家为僧、为道；还有，通过大规模的政策性移民（洪洞大槐树的传说就起源于此），合理地调配人口、缩小各地区之间的人口差异，大大地解决了明初劳动力不足的问题。

■ 建里甲救贫疾

在传统农业社会中，农民离开了赖以生存的土地、背井离乡，往往伴随着流浪、饥饿、缺乏安全保障等等，境遇非常悲惨。朱元璋自己的家庭，从祖父甚至曾祖父开始就因为交不起税款而被迫多次迁徙，最后沦为赤贫，还发生了家破人亡的惨剧。之后他作为“小和尚”出外“化缘”三年，又备尝流浪在外的艰辛与彷徨，“突朝烟而急进，暮投古寺以趍跄，仰穷崖崔嵬而倚碧，听猿啼夜月而凄凉，魂悠悠而觅父母无有，志落魄而佒佯。西风鹤唳，俄淅沥以飞霜，身如飘蓬逐风而不止，心滚滚乎沸汤。”（《御制皇陵碑》）有此切肤之痛，朱元璋特别强调要让农民立足本乡、过上稳定的生活，甚至采取了强制措施。

洪武年间，朱元璋谕户部：“朕思足食在于禁末作，足衣在于禁华靡。尔宜申明天下庶民各守其业，不许游食。”规定：离家百里以上者，必须领取官府印制的“路引”（通行证）才可出行，否则以“私渡关津”论，杖八十。应该说明的是，这种今天看来有些不通情理的禁止迁移制度，在明初的社会环境下还是有其积极意义的，不仅保证了农业的劳动力，而且使广大农民能够安居乐业、免于流离之苦。

为了构建完善而又可以控制的“超稳定”的小农社会，朱元璋设计了一套严密的户籍制度和里甲制度。以村为单位的里甲制度，其核心内容是：提倡村民利用心中朴素的儒家道德观念，自我约束、自我管理。他在《大诰》里还规定：每个村子都应该定期举行村民大会，大家集中在一起讨论村务，表扬那些行为高尚的本村村民，号召大家向他们学习。里长必须是本村中德高望重者。他有责任向村民进行道德训示，并斥责和处罚那些行为不检者。如果有人屡教不改，就将其定为“顽民”，交给官府处理（通常官府处理要重得多）。

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里甲制度中有对同村、同族的鳏寡孤独等弱势群体进行无条件救助的规定，即“邻保相助、患难相救、疾病相扶持。”朱元璋甚至试图强迫上中人户资助本里中因贫困、残疾而乞食者，规定上中人户倘若“见乞觅之人，不行资给”，则“验其家，所有粮食存留足用外，余没入官，以济贫乏”。

经过朱元璋二三十年的“生聚”和治理，到洪武末期，人口有了显著的增加。洪武二十六年，全国共有人口约6000万人，恢复到元盛期的水平。人们的衣食有所保障，道无饿殍，炊烟又起，“鸡犬之声相闻”。人们的生活虽不富裕，但人人有田种、有饭吃、有衣穿，可能已经达到了温饱水平，实现了朱元璋的预期目标，并为后世的繁荣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在当时是很了不起的成就。

总之，套用现在的话说，朱元璋“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他虽然不是一个仁慈、善良的皇帝，但在中国历史上，也算是一个励精图治、奋发有为的皇帝。人们津津乐道的是朱元璋的残酷和暴虐，但这仅是他多种面相的一面，从专业的角度来说，是很不全面的。他毫不留情地杀戮了那些跟他一起打天下的功臣，显得那么地无情和残暴，但客观上有利于自己的子孙后代坐稳江山，从而有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对普通的老百姓来说，未必不是福气；他用以惩处贪官的刑罚是那么的触目惊心，但对于受尽欺凌和压迫的老百姓来说，又是那么的痛快和解气（晚年朱元璋也意识到自己的刑罚太过苛酷，废除了剥皮、“洗刷”之刑，修改了《大明律》中的一些苛酷条文，并烧掉了锦衣卫的野蛮刑具）。因此，我们在评价朱元璋此人时，不应简单地把他“妖魔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