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贫富差距扩大是政治动荡之源

何亚非

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原副主任美国社会中1%的高收入人群占有超过40%乃至更多的社会财富，而中间阶层收入逐年下降，这一事实让美国普通老百姓不仅对“既得利益阶层”心怀不满对政府的无所作为心存怨气，而且也开始怀疑制度本身的缺陷。

近年来，世界经济增长动力减弱，政治动荡加剧，社会思潮混乱，民粹主义抬头。美国大选“特朗普现象”背后的“1%与99%”矛盾激化，欧盟议会选举中代表民粹主义的政党势力增大，欧洲一体化在难民危机冲击下遭遇空前挑战，中东和部分非洲地区恐怖势力在社会极化严重的情况下迅速蔓延……所有这一切都表明，进入21世纪以来各国所面临的全球化与反全球化博弈的严峻挑战，根本原因是全球化的迅速发展在带来前所未有的经济繁荣的同时，也导致了工业化以来最为严重的贫富差距和社会两极分化。而且，贫富差距扩大不仅发生在国家之间——即所谓南北矛盾，还普遍发生在一国内部。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几乎没有例外。

贫富差距从根本上讲，是由资本与劳动的内在矛盾引发的。在全球化时代，资本与劳动之间的收益更加扩大，而且通过全球生产链和价值链传导给系统的所有参与国家，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更大规模的贫富差距。

贫富差距的存在和扩大与资本及其收益有关，这一点西方国家的经济学家也是不否认的。2014年以《21世纪新资本论》而一举成名的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就是其中的典型。然而，这种理论并不把贫富差距扩大的根源归于制度本身，而是就事论事，认为是源自资本的收益大于劳动收入这一现象。因此，给出的解决方案都是从征收“富人税”等收入再分配着手。皮凯蒂本人在1997年出版的《不平等经济学》中尝试在“左派传统立场”和“右派自由立场”之间进行调和，走中间道路。他所说的左派传统立场，显然是指马克思关于资本的论述。

最近在美国大选的民主党初选中，以社会主义思想出名、满头白发的参议员桑德斯表现不俗，紧紧咬住希拉里不放。他的崛起表明，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开始厌倦美国社会日益增大的贫富差距及其带来的社会不平等。

美国社会中1%的高收入人群占有超过40%乃至更多的社会财富，而中间阶层收入逐年下降，这一事实让美国普通老百姓不仅对“既得利益阶层”心怀不满，对政府的无所作为心存怨气，而且也开始怀疑制度本身的缺陷。

有美国学者对美社会的贫富差距作过系统分析，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执政，贫富差距都在扩大，而且在民主党政府领导下这一差距扩大得更快。虽然民主党政府在收入再分配即社会福利方面比共和党所做的多得多，但在奥巴马执政期间，世界上广泛用于衡量贫富差距的基尼指数（Gini Index）比小布什当政时增长了三倍以上。1968年美国政府的转移支付总共是530亿美元，2014年增加到2.5万亿美元，约占国民收入的17%。奥巴马上台后，转移支付这一块增加了5600亿美元。据统计，2015年中期有4500万美国人接受“食品券”救济，比2008年底增加了46%。政府医疗保险和儿童健康保险项目参加人数目前达到7160万，比2013年增加了1330万。然而，2014年14.8%的美国人生活在政府贫困线下，而2008年美国遭受75年未遇的金融危机时，这一数字只有13.2%。

美国和西方社会面临的贫富差距扩大已经引发许多社会问题乃至政治动荡。金融危机后美国发生“占领华尔街”运动、美国社会思想向左转出现“特朗普现象”和“桑德斯旋风”、欧洲社会出现极端民粹主义等等，从根源上讲都与贫富差距拉大所导致的社会不平等、不公正有着密切的关系。这种社会不平等、不公正，已经开始影响西方社会的政治进程，包括各式各样的选举，如欧洲议会选举和美国大选。可以预计，西方社会思潮向左转还会持续一段时间，也一定会反映到对政府和领导人的选择上。

就中国而言，西方发生的这一切都有着借鉴意义。中国经济在经历了30多年高速增长之后，仍然面临贫富差距增大和地区发展不平衡的难题。中央确立的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包括了消灭贫困的刚性目标，即还有7000多万年均纯收入不足2800元的农村贫困人口需要脱贫。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规定，今年要完成脱贫1000万的目标，这一任务很艰巨，但是必须完成。

习近平主席指出，“十三五”时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而农村贫困人口的脱贫是突出的短板。因此，有效利用收入再分配工具促进社会公平，打造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迫在眉睫。美国和欧洲发达国家在收入再分配方面的经验教训，值得我们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