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交易效率角度的农户土地流入行为研究

刘丽　吕杰

内容摘要：本文在对辽宁省盘山县农户抽样调查的基础上，以农户家庭禀赋、政策制度、信息及交易行为因素4个层面的15个指标，对农户的土地流入交易效率进行了测算，并通过进一步分析发现农户土地流入交易效率对农户土地流入意愿及流入规模有正向显著影响。

关键词：交易效率 土地流入 行为

中图分类号：F321.1 文献标识码：A

土地的流转集中是我国农业实现产业化的关键，也是发展农业规模经营和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前提。当前我国各地土地流转情况存在较大差异。是什么原因影响农户土地流转的行为选择，是本文所关注的问题。

文献综述

国内学者对农户土地流转行为的研究已经很丰富。有学者认为农户的家庭禀赋是影响土地流转行为的重要因素，其中农户的家庭人口、教育年限、家庭非农化程度对农户土地流转行为有重要影响（史清华，2003；刘克春，2005、2006；黎霆等，2009）。有学者认为农户所处的环境特征对土地流转有重要影响，例如土地的细碎化程度、农地的质量、地区经济水平、农村劳动力转移情况（包宗顺，2009；卞琦娟，2010；张丁，2007）、当地土地流转中介组织的发育、当地政府对土地流转的干预（宋辉、钟涨宝，2013）等。有学者认为产权和制度因素是影响土地流转的重要因素（姚洋， 2004；叶剑平等，2006；许恒周，2011）。也有学者从交易费用角度对农户的土地流转行为进行了研究，认为土地的资产专用性增加会抑制土地流转（育文韬，2004），而农户对土地流转交易费用的认知对其土地流转行为有影响（罗必良，2012），也有学者认为土地交易费用对农户土地流转行为无显著影响（刘克春，2009）。罗必良（2008）对农户土地流转的交易效率进行了测量，并证实交易效率对农户达成流转交易的时间和流转后的感受有正向影响。但总体来看以交易费用及交易效率角度进行的经验研究仍然很少。由此本文拟通过对农户土地流入交易效率的测量，进一步分析交易效率对农户土地流入行为的影响。

研究假说

威廉姆森（Williamson，1985）交易费用理论认为由于有限理性与机会主义行为的存在，导致在交易谈判中出现大量交易成本。为了保证交易能够顺利进行，防止交易会被破坏或者避免投机行为对交易造成伤害，交易双方必须计划、监督以及不断调整他们的行为和活动，由此交易成本就会影响交易者的行为选择。由于交易费用包括交易发生前的搜寻信息费用、达成交易过程中的沟通费用，谈判过程中的讨价还价费用，决策过程中内部决策费用，以及交易的监督和执行费用等，贯穿交易始终，并且受多种因素影响，造成了交易费用难于测量。1988年杨小凯提出了交易效率的概念。当一个人购买x产品时，购买量的1-k部分在买卖易手时因交易费用而消耗，他实际得到的是kx，1-k即为交易费用系数，k即可视为x产品的交易效率，k∈（0，1）3。交易效率概念从相反方向解决了交易费用的衡量问题，使经济主体所面临的各种因素的影响统一于对交易效率的衡量，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交易效率思想不仅强调了运输工具、基础设施、地理区位条件对经济集聚和经济发展的影响作用，而且也强调了制度、法制措施、政治体制对集聚和经济发展的同等重要性，由于比较容易衡量和更具可操作性，交易效率概念解决了交易成本定义面临的诸多难题（何雄浪、李国平，2007）。据此，学者从交易效率入手，对经济组织的活动进行了分析（赵红军，2005；赵红军、尹伯成，2006；孔立、吴超，2010；方晋，2004）。

土地流入是发生在土地出租方与租入方之间的交易，交易过程受家庭特征、政策制度环境以及交易当中农户行为方式等多种因素的影响，造成交易费用的不断增加，导致交易效率呈现不同的水平。交易效率越高，农户达成土地流入交易越容易，越倾向于流入更大规模土地；反之，交易效率越低，农户流入土地的积极性越低，流入规模越小。由此，本文提出如下理论假说：

假说1：交易效率对农户土地流入意愿有正向影响；假说2：交易效率对农户土地流入规模有正向影响。

土地流转交易效率指标及数据

赵红军（2005）认为影响交易效率的层面主要包括自然地理、交通运输基本设施、信息等硬条件和产权、政策法规、教育、银行等软条件。高帆（2007）认为影响交易效率的因素有交易费用和交易制度两类因素，并且把交易技术归纳为四类：一是围绕物流的交易技术，例如道路和运输设施。二是围绕信息流的交易技术，如通信技术。三是围绕资金流的交易技术，例如借助于媒介的演化和发展扩展交易范围及加快交易速度。四是围绕劳动流的交易技术，主要包括教育、培训等。罗必良（2008）和孔立、吴超（2010）从政府层面提供的政策、法规、治理制度以及通讯等基础设施、教育及各类资本投资层面对农户的交易效率进行了测量。据此，本文分别从农户家庭禀赋、政策制度、信息以及农户交易行为四个层面选择了15个指标构建了农户土地流入交易效率指标体系。

（一）农户家庭禀赋层面

农户的年龄、务农年限代表了农户在农业生产经营方面的经验水平，经验越丰富，农户在生产经营上的效率就越高，交易效率也会越高。农户在固定资产方面的投资代表了农户进一步扩大经营规模的能力，固定资本投资越高，农户越有能力流入更多的土地。农村与市场和银行的距离则代表了场地专用性，距离越远，交易费用越高，交易效率越低。

（二）政策制度层面

当地为土地流转提供服务的专门机构以及合作社能够为土地流转提供协调服务，有利于农户间土地租赁交易的顺利达成，减少交易费用的发生，提升土地流转交易效率。农户获得贷款意味着资金能力的提升，有利于土地流转交易的达成。农村外出务工比重代表了农村劳动力转移情况，劳动力转移率越高，土地供给越充足，流转需求越高。

（三）信息层面

交易费用理论认为，由于人的有限理性导致人的行为充满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一部分就来自于信息的不对称。信息传递的不通畅造成人们行为选择上的失误，交易费用提高，交易效率就会降低。获得信息的难易程度与是否有租不到地的情况代表了农户获取信息的能力，信息越通畅，越有利于降低不确定性，提升交易效率。

（四）农户交易行为层面

农户在交易过程中的行为选择也会影响交易效率，三年内达成的交易次数越多代表土地流入合同达成率越高。土地流转合同谈判时间越长，意味着交易效率越低。签订正式合同代表交易的规范程度，规范性越高，土地纠纷发生率越低，交易效率越高。

本文数据来自于辽宁省盘山县水稻种植区，随机抽取盘山县 5个镇18个村进行入户调查，共发放问卷300份，有效问卷287份，其中有89户样本有流入土地行为，最小流入面积4亩，最大流入面积496亩，平均流入规模为44.77亩。指标及统计数据如表1所示。

计量分析

（一）农户土地流入交易效率因子分析

为了获取农户土地流入交易效率的得分，本文对交易效率指标进行因子分析。首先对数据进行信度和效度检验。信度分析结果显示Cronbach's alph值为0.498，处于中信度，指标存在内在一致。KMO检验值为0.57，Bartlett球形度检验结果为1605.818，sig值为0.00，可以进行因子分析。其次进行因子分析。以特征根大于1的标准，采用主成份方法可以提取到7个因子，因子对数据的解释率达到了75.40%，具体结果如表2所示。

经过旋转可知，因子1对“过去三年签订租地合同份数”、“合同谈判时间”、“合同形式”有很好的解释力，可命名为“交易行为”因子。因子2对“农村与市场距离”和“农村与银行距离”有很好的解释力，可命名为“地区”因子。因子3对“户主务农年限”和“户主年龄”有很好的解释力，可命名为“户主经验”因子。因子4对“动力运输设备投资额”和“水稻生产设备投资额”有很好的解释力，可命名为“固定资本投资”因子。因子5对“农村外出打工比重”和“是否加入合作社”有很好的解释力，可命名为“政策制度一”因子。因子6对“获得信息难易程度” 和“是否有租不到地的情况”有很好的解释力，可命名为“信息”因子。因子7对“过去三年是否贷款”和“当地是否有土地流转办事机构”有很好的解释力，可命名为“政策制度二”因子。经过对各因子得分及贡献率的计算，可以得到农户土地流转交易效率得分。

（二）农户土地流入交易效率与农户土地流入意愿的关系

为了考察农户土地流入交易效率与土地流入意愿的关系，本文继续进行分析。农户是否愿意流入土地，是典型的二元logistic模型。被解释变量为“是否愿意流入土地”，1为是，0为否。解释变量为“土地流入交易效率”。并在模型中引入“家庭人均收入”及“家庭非农收入比重”两个经济因素作为解释变量，建立模型如下：

其中，y代表农户流入土地的意愿，β0 、β为待估参数，X为自变量，代表影响因素。利用stata11.0软件对模型进行估计，得到结果如表3所示。由结果可知，交易效率对农户土地流入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实证结果验证了假说1。此外，“家庭人均收入”对农户土地流入的意愿有正向显著影响，说明农户的经济能力高将有利于其扩大种植规模。

（三）交易效率与农户土地流入规模的关系

为了考察交易效率与农户土地流入规模的关系，本文建立线性回归模型。被解释变量为“农户流入土地面积”，解释变量同上。利用stata11.0软件对模型进行估计，得到如表4所示的结果。

由结果可知，交易效率对农户土地流入规模有正向显著影响，并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实证结果验证了理论假说2。

结论与建议

本文在对辽宁省盘山县农户抽样调查的基础上，对农户的土地流入交易效率进行了测算，通过进一步分析，实证结果显示交易效率对农户土地流入意愿及流入规模有显著正向影响。政府部门可以从提升农户土地流入交易效率方面入手，进一步加大对相关因素的支持与服务，提升农户土地流入交易效率，促进土地流入意愿、规模及农户流入感受的进一步提升。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建议：

（一）加强对农民知识素养的培养并提升农户生产经营能力

农民的知识素养直接影响农民的生产经营能力，进而影响农业生产的效率。政府部门应进一步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入力度，首先要抓好农村的九年义务教育，同时加大对农民的生产技能、经营技能的培训，进一步提升农民的综合素质，培养适应时代的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

（二）加强农村信息流通渠道建设

信息的不畅通是造成交易费用的一个重要原因。据调研显示，当前农村大部分土地租赁信息的发布传播仍然依赖传统的口口相传，租赁关系大部分仍然限于本村或亲戚之间。一方面土地出租方没有专门地点或方式发布土地出租信息，另一方面土地租入方苦于四处寻找土地出租来源。政府部门应进一步加强农村信息流通渠道建设，利用互联网等现代信息传播方式建立农业信息流通中心，提升信息传播速度与范围，降低由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交易费用。

（三）进一步完善土地流转相关政策法规

良好的制度安排对效率有决定性的影响，合理有效的制度可以节约大量的交易成本，提升交易效率。与土地有关的各项权利的法律规定是影响土地流转的关键性因素，政府部门应进一步加强相关法律法规的建设，尤其是要进一步明确农户对土地产权、转让权、剩余索取权的规定，减少由权利不明晰而造成的交易费用。

（四）进一步完善土地流转服务机构

政府部门应进一步鼓励支持土地流转中介机构以及专门的土地流转办事机构的建设，进一步完善服务机构对农户提供的相关服务，比如提供土地租赁信息、备案、签约以及调节纠纷等服务，有利于农户方便快捷规范地达成交易，节省交易费用，提升土地流转的交易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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