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根人民弦韵永存
——谈闵惠芬二胡艺术创作的人民性

张丽

扎根人民弦韵永存
——谈闵惠芬二胡艺术创作的人民性

张丽［1］

闵惠芬先生是当代民族音乐发展的一面旗帜、一座丰碑、一种精神。她一生追求为人民创作、为人民抒怀。她以开放性艺术思维，努力构建人民听得懂的二胡音乐语言，努力追求人民喜闻乐见的音乐题材与音乐内容，以此奉献给海内外的观众。人民性灌注于她的艺术生涯，呈现于她的音乐创作、音乐表演、音乐评论等诸环节，以此为主线，使闵惠芬的二胡演奏艺术披上一层成熟而趋体系化的光泽。

闵惠芬/二胡/人民性

2014年度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闵惠芬二胡艺术润腔研究》（编号：14BD044）阶段成果；河南省高校科技创新人材支持计划（人文社科类）资助成果（2017-CXRC-017）。

著名民族音乐家闵惠芬先生在业界与民间影响半个世纪，如此长时间地被欣赏、被学习，几达“天下谁人不识君”的境界，关键在于其音乐作品真实反映了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愿望和要求，符合广大人民大众的审美，具有鲜明的人民性。

2015年10月15日，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主持文艺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谈到最多的是“人民”。“人民”在近3000字的讲话中被提及41次。这让很多于会艺术家想到72年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文艺要“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这四种人，就是中华民族的最大部分，就是最广大的人民大众。我们的文艺，应该为着上面说的四种人，我们要为这四种人服务。”明确指出文艺的人民性问题。在之后的十七年时期（1949-1966），“人民性”这一概念成为古典文艺遗产研究领域的一个专用术语。如1964年出版的《文学的基本原理》，书中载：“对于那些出色地勾勒了现实生活的图画，传达了时代的声音和人民群众的要求的作品，就要认真地加以学习和继承。这些同情人民、接近人民乃至代表部分群众的思想感情的作品，我们就承认它们具有某种程度的民主性或人民性。”虽然从历史角度看，“人民性”一词经历了文艺评介标准到古典文学遗产，但不同时期，“人民性”的内涵与阐释，已潜意识地对当代文艺创作产生一定的社会影响。

闵惠芬先生是沐浴着延安文艺座谈会精神的光辉成长起来的二胡演奏大师。延安文艺座谈会提出的“人民性”这一文艺思想是闵惠芬二胡艺术精神的三大来源之一［2］闵惠芬二胡艺术精神三大精神来源是：延安文艺座谈会；刘天华的艺术精神；阿炳的艺术精神。；也是闵惠芬二胡艺术三大生存张力之一［3］闵惠芬三大艺术生存张力是：人民性；思想性；艺术性。。2015年“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在闵惠芬先生逝世一周年之际，特举办首届中国民族音乐发展论坛，以“从闵惠芬的二胡艺术谈当代民族音乐创作的人民性”为主题，从“人民性”角度切入闵惠芬二胡艺术，把“人民性”纳入到闵惠芬二胡艺术研究的话语体系，即是符合闵惠芬二胡艺术这一历史的真实，又是对当下“闵惠芬研究”的新突破新开拓，具有历史意义和时代价值。

闵惠芬二胡艺术观中的“人民性”，并非单纯地为人民性而人民性，而是以开放性思维，行走在一条以“人民性”为主线的创新之路上。作为一位德艺双馨的艺术家，她将思想性、艺术性融入人民性之中，提升了其思想内涵与艺术品格，做到了“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做到了“四海有知音”；让中国音乐元素在当代民乐中得到重生和绽放，并具有典范意义。

下面笔者从“为谁创作？创作什么？怎么创作？”三个方面，谈闵惠芬先生二胡艺术创作中的人民性问题。

一、为谁创作

在艺术家的创作生涯中，时时面临着“为谁创作”这样一种的追问。闵惠芬作为一个以二度创作为主，同时又涉足于一度创作、四度创作（音乐批评）的演奏家，以一生的艺术实践给予明确回答，那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

纵观闵惠芬先生的一生，她是行走在为百姓代言、为人民创作的路上。二胡源于民间，是戏曲声腔的主要伴奏乐器及民间器乐合奏的乐器。千百年来，形成深厚的群众基础，深受平民百姓喜爱，闵惠芬便喜爱平民之喜爱。她为矿工、为士兵、为农民、为孩子演奏，却仿佛置身音乐圣殿为国王演奏一般，恭敬虔诚。1998年，闵惠芬获上海文联首届“德艺双馨”艺术家的颁奖仪式上，她特意请来甘肃镍矿的矿工，从矿工手上接过荣誉证书，她视之为最高荣誉。她是一个纯粹的艺术家，一个心系人民、为人民创作的卓越的践行者。

我在2013年11月，见到闵惠芬老师，她问我的第一句话是：“为什么我们的学生不演奏老百姓喜爱的作品？”我把它称为“闵惠芬之问”。我想，闵惠芬之问的最初动机在于：在她看来，这件平民乐器怎能离开生她、养她的亲人故土？怎能在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上发生偏差？如果在商品经济浪潮中迷失方向的话，那将违背艺术初衷。因此，追求作品的人民性，用二胡为老百姓代言、为百姓服务，自觉为二胡艺术固本清源，已成为闵惠芬二胡艺术中常态的表达方式。

为了让艺术为更多的人服务，闵惠芬先生用她宝贵人生的三分之一时间，迈开双脚寻找天下知音，认为再苦再累也是值得的。她说：“如果民乐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中断了，我们就是民乐发展的罪人。”20世纪90年代，她在“无邀请、无派遣、无经费”三无情况下，高密度、高强度举办逾千场的普及讲座音乐会来寻找天下知音。她一生不求名利，只求多几个知音。当下的二胡大军，已达百万，遍及大陆、港澳台及海外，对此盛况，先生曾赋诗一首，在诗的尾声，她深情感慨［1］闵惠芬，诗赠武乐群先生，以贺日本二胡振兴会庆典《闵惠芬二胡艺术文集（第三卷）》，上海音乐出版社2013年，第47页。：

而今琴迷百万众，

洋洋大军随着辈。

又悉东瀛芳菲漫，

喜上眉梢泪欲飞。

这首诗创作于2008年6月，闵惠芬有感于二胡大军于海外蓬勃发展的喜人态势，一气呵成12言七律，字里行间洋溢歌颂与赞美，特别是最后一句“喜上眉梢泪欲飞”，让我们感受到那激荡于闵惠芬先生内心欣喜的波澜，一泻千里、汹涌澎湃。可以说，将二胡普及为人民性的艺术活动，闵惠芬功不可没。坚持为人民创作，走创作的人民性之路，闵惠芬是典范。

二、创作什么

闵惠芬说：“我常常主动去体验老百姓内心的感情，他们崇高的心灵是什么，我去想象，再去追寻。我要为他们代言。”闵惠芬在文革结束后不久改编完成的《洪湖主题随想曲》就是一首为老百姓代言，为时代代言的经典。这首作品闵先生仅用7天完成，首演非常成功，连续的六场演出，并未引起观众审美饱和，而是场场引起观众（6000人）的大合唱。为什么？因为《洪湖主题随想曲》写出了走出文革浩劫的人们的心声。作为音乐家，闵惠芬先生为时代代言，更为时代发声，发出了千千万万人民的心声。

习近平主席在文艺座谈会上指出：“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文艺的作用不可替代，这是文艺工作者肩负的历史使命和责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创作出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鼓舞全国各族人民朝气蓬勃迈向未来。”今天二胡曲《洪湖主题随想曲》已家誉户晓。闵惠芬在特殊的时代改编出这首作品，即表达了她自已又表达了时代、人民对真、善、美的真挚呼唤。

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精神。20世纪80年，闵惠芬先生与作曲家刘文金先生联袂推出一部表现爱国主义、展现民族精神史诗的宏伟画卷二胡协奏曲《长城随想》，不仅是一部生命之歌，也是一部友谊之歌，更是一部承载先生艺术理想、艺术追求的完美载体。她将艺术之真与崇高之美融入演奏，对《长城随想》进行了其有艺术价值的二度创作。这部具有民族精神和民族神韵的优秀的民族器乐作品，不仅成为当代中国二胡史上的一座里程碑性质的作品，也成为闵惠芬先生艺术生涯中一部里程碑性质的作品。

习近平主席在文艺座谈会上指出：“文艺是铸造灵魂的工程，文艺工作者是灵魂的工程师。优秀的文艺作品应该启迪思想、温润心灵、陶冶人生，扫除颓废萎靡之风。弘扬正能量，用优秀的作品告诉人们什么是应该肯定和赞扬的，什么是必须反对和否定的，做到春风化雨、润物无声。要把正能量作为文艺创作的主旋律，引导人民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纵揽闵惠芬先生公开发行的百余首二胡作品，她的《长城随想》、《江河水》、《二泉映月》、《病中吟》、《阳关三叠》、《新婚别》、《长城随想》、《游园》、《川江》、《寒鸦戏水》，哪一首不是具有这种文化色彩？

闵惠芬先生不仅在生活中，而且在艺术中都努力“做无愧长城的中华儿女”［1］“做无愧长城的中华儿女”是闵惠芬赠台湾刘俊正先生于《闵惠芬二胡精曲选》封面上的题字，落款是2000年8月8日。。闵惠芬先生艺术生涯60年，引领当代二胡艺术健行半个世纪，她的艺术追求与当下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如此惊人的统一；她的“情、气、格、韵”的美学追求与艺术实践如此的和谐。这已不是一种偶然、一种巧合，而是一种艺术家有意而为之的崇高境界，一种艺术家无目的的合目的性的艺术之真。

三、怎么创作

闵惠芬在对待二胡创作（包括一度创作、二度创作）这一问题时，不仅止于提出问题，而且也一直在努力回答这一问题，用她人生近三分之二的时间，站在人民性之路上，努力为这一问题构建一个合理的体系，使之趋于完善。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追求音乐语言的人民性、音乐题材的人民性和音乐内容的人民性。

（一）音乐语言的人民性

器乐与声乐的不同在于，其没有明确的语义性，如何让老百姓听懂？如何进一步影响百姓的审美？闵惠芬先生从中国传统声腔艺术中找到了人民听得懂的音乐语言，并一发不可收。这就是她于1975年明确提出的“器乐演奏声腔化”艺术理念［2］张丽《闵惠芬“器乐演奏声腔化”艺术理念的考察与分析》，交响2012年第1期。。四十载，目不斜视，健行于此，为其耕耘播种，成为贯穿她一生的主线，也成为当代研究者破解闵惠芬先生艺术成功的密码。

“器乐演奏声腔化”是一种思维方式，拥有了它，二胡艺术与中国文化就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

“器乐演奏声腔化”是一种艺术理念，拥有了它，二胡艺术就具有了中国神韵。

“器乐演奏声腔化”是一种操作方式，拥有了它，二胡艺术的中国神韵就立足于艺术性的基础之上。

“器乐演奏声腔化”是一种音乐语言，拥有了它，二胡艺术就拥有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闵惠芬为寻找这种音乐语言，下了大功夫。她北到内蒙、南到海南、西到新疆、东到台湾，行走在祖国大地上，蜂采蜜，她采美。足迹走到哪儿，都要去听当地的传统音乐。只要碰到彰显民族特性的音乐，不论是同辈还是晚辈她都不会放弃任何学习的机会。这种“蝶恋花”的精神，也让她收获颇丰。2006年，先生举办了“器乐演奏声腔化”主题专场音乐会，2007年发行了“器乐演奏声腔化”音乐专辑《凤吟》［3］2007年发行的《凤吟》是以“器乐演奏声腔化”命名的专辑。收录作品有《昭君出塞》、《宝玉哭灵》、《打猪草》、《夜深沉》。广州音像、ISRC CN-F18-07-521-00/A.J6。。

2014年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课题指南中，新增一项“中国传统音乐声腔研究”，并被列为音乐研究方向中唯一一个“优先选项”。这不是在国家文化安全层面、在学理层面对闵惠芬先生一生艺术探索与实践的肯定吗？如果说自20世纪60年代对声腔的关注、研究多是理论家在理论范畴内的探索，那么，演奏家闵惠芬先生则是从实践、从音响形态、从二度创作音乐表演层面，对广泛存在于传统音乐中的各种类型的“声腔”进行了多方位的微观细节的实践探索。为近代“声腔”研究在微观层次的理性探索，提供了可信性、真实性、如其所是的具象描述，提供了支撑理论成果的可操作性。在二度创作角度，以音腔的实证性存在，弥补了理论研究的缺失。

可以说，“器乐演奏声腔化”是闵惠芬先生向人民学习的收获，它取之于民也用之于民，它指引着闵惠芬先生走向世界弦乐大师的高度，走向当代二胡艺术大师的宝座。

（二）音乐题材的人民性

在题材创作上追求“喜闻乐见”是闵惠芬先生的目标。“喜闻乐见”体现了信息的双重性：一重是语义学意义即表达什么内容，这内容要让人家听懂，即“主体间性”你懂我也懂；一重是美学意义，即表现的美不美，要让人家爱听。语义学与美学二者的平衡是艺术的理想状态，能做到者凤毛麟角，闵惠芬做到了。

音乐是一项创造性活动。艺术创作不和传统、不和人民发生联系，创出一个从来没有过的？那么这种创作的存在价值是要受到质疑的。公认的原创性思想家爱因斯坦曾对此解释说：“一个人要是单凭自己来进行思考，而得不到别人的思想和经验的激发，那么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他所想的也不会有什么价值，一定是单调无味的。”先生一生都在向传统、向人民学习。因此，她能做到每到一个地方都能将当地的音乐题材展现在二胡上。她到广州演奏《昭君出塞》，到云南演奏《花灯调》，到陕西演奏《迷糊》，到安徽演奏《打猪草》，到河南演奏《红旗渠水绕太行》、《三门峡畅想曲》、《豫北叙事曲》，追求喜闻乐见，缩短了高雅音乐与听众距离。高雅音乐在先生的手中就这样飞进寻常百姓生活中，对百姓的艺术审美与艺术选择无疑起着提升作用。

习近平主席在座谈会上指出：“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文艺要反映好人民心声，就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根本方向。这是党对文艺战线提出的一项基本要求，也是决定我国文艺事业前途命运的关键。要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艺和文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人民作为文艺表现的主体，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文艺工作者的天职。”

闵惠芬先生在音乐题材的追求上，努力走人民性之路。学界把闵惠芬先生视为当代百万二胡大军中大量女性演奏家异军突起形成的独特的“女性二胡时代”的开拓者。这一独特的现象无疑与闵惠芬追求喜闻乐见的音乐题材这一艺术行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二胡演奏家于红梅教授曾在北京第二届胡艺术节“心香-纪念闵惠芬先生专场音乐会”中，动情地回忆自已的二胡之路，她谈到孩童时看到的《百花争艳》，片中那个“身着浅蓝色裙子的阿姨演奏的《江河水》”给她留下深刻的记忆，以至于晚上“兴奋得难以入睡”，她迫不急待地告诉父母：“我要学二胡！长大我要成为阿姨那样的演奏家。因为闵惠芬先生追求音乐题材的喜闻乐见，所以她的音乐才能走进不同年龄层次的人心中，让更多的人听懂音乐、亲近音乐、进而创造出新的音乐。

（三）音乐内容的人民性

音乐内容的人民性即追求音乐作品的思想性，因为一种美的艺术“如果真要成其为美的，或成为艺术作品，它就必须流露思想，必须具有思想背景，必须成为思想的传达媒介，必须满足人类心灵的全部或几乎全部的功能。”这一点，闵惠芬先生是我们的楷模。

先生用人生近三分之一的时间，迈开双脚寻找天下的知音。其奉献给观众的，无论是一度创作还是二度创作，都是追求“情、气、格、韵”，捧着一颗心来，从不做无病呻吟状。那流淌在《洪湖主题随想曲》中的憧憬、《阳关三叠》中的真情，《长城随想》中的赤诚、《草螟弄鸡公》中的灵动、《游园》中的神韵，无不承载着闵惠芬先生对祖国、对时代、对民族、对艺术的深深的赤子情、民族魂。她是用“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文艺作品，书写和记录人民的伟大实践、时代的进步要求，彰显信仰之美、崇高之美。”的典范（习近平主席语）。她用有精神内涵、有思想深度的精品，逾千场的音乐会去影响观众，提升观众的审美。

20世纪80年代是民乐发展的低谷，闵惠芬先生说：“唤起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精神，用音乐的力量激发中国人自尊、自强志气的任务，又历史性地落到我们这群中年人的肩上。”她不仅在说，也在做。2013年5月13日，闵惠芬先生在为她举办的“上海之春”获奖50周年的“一江春水”音乐会上说：“50年来，我胸中的‘一江春水’，流淌的是对国家、对人民的耿耿忠心。”她说出了那句奔腾于心，实践于身的话。

四、结语

闵惠芬先生是当代二胡艺术的开拓者之一。其以自身的天赋才华将二胡艺术推向人民性兼艺术性、思想性统一的高度，创造了“艺术之真、崇高之美”的民族艺术，与时俱进地满足和促进了观众的美学要求。又是把二胡艺术推广为全民性艺术活动的一个有力推手。以人民喜闻乐见的风格特点和较高的艺术水准提升了当代二胡艺术的美学色彩。

音乐作为音响的艺术，其所承载“人民性”的艺术品格，是要通过创作主体合适的感性冲动和高度的理性组织之后形成的。对纯粹音响审美附加值的多少，与创作主体个人意向性赋予成正比关系。鲁迅说：“从水管里流出来的是水，从血管里流出来的是血。”音乐作为人的精神产品，主体有什么样的境界就会产生什么样的作品。闵惠芬先生曾赋诗一首：“神接天宇之气，韵含山河之风，情寄万物之灵，乐映千古之源。”这即流淌在她人性中的闪光点，也是流淌在她二度创作中的闪光点。更是她一生用求真、求善、求美的艺术为人民服务的真实写照。

今天，重建中国音乐之精神，就需要回望大师走过的路。闵惠芬先生60年的艺术之路，是引领当代中国二胡艺术健行发展之路：她坚持让音乐飞进寻常百姓生活中；坚持从传统、从历史中走向未来；坚持从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中开拓创新；坚持追求艺术的人民性和思想性、艺术性的统一等等。这些，先生一生践行的艺术信念，恰是我们置身于思想重建的时代，价值回归的时代所呼唤的。

［1］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1967

［2］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1967

［3］以群.文学的基本原理（上）［M］.上海文艺出版社，1964

［4］毛泽东.反对党八股［M］.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66

［5］倪梁康.原创与积累［M］.会意集，东方出版社，2001

［6］韩钟恩.音乐美学与音乐作品研究［M］.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2

（责任编辑白丽荣）

［Summary］Min Huifen is a banner，a monument，a kind of spirit in contemporary national music development.She was pursuing to create and express for the people in her life. With open artistic thinking，she tried to construct erhu music language that people can enjoy and to find music subjects and contents loved by the people，with which she devoted to the audience at home and abroad.The affinity to the people was presented in such aspects as her art career，music creation，music performance and music criticism.Thus，her erhu performing art is covered with a layer of mature and systematic luster.

Taking Root in the People and the String Music Will Last Forever -The Affinity to the People of Min Huifen’s Erhu Artistic Creation

Zhang Li

Min Huifen/erhu/affinity to the people

J607

A

1001-5736（2016）03-0117-4

［1］作者简介：张丽（1972～）女，周口师范学院音乐舞蹈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