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久必分，分久必合
——试论宋词词调与曲调的“重合”

何洁

合久必分，分久必合
——试论宋词词调与曲调的“重合”

何洁［1］

词，产生于唐宋时期，是一种与音乐相结合，可以歌唱的新兴抒情诗体。所具有的音乐性是其较为突出的艺术特性之一。因此常被称作“曲子词”、“声学”即“音乐文学”。本文将从宋词词调与曲调的关系入手，探讨在当下促使二者“重合”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宋词/词调/曲调

宋词由于其词调与曲调相结合而形成的多重美感，成为了中国文学史、艺术史上的瑰宝。宋代著名词人辛弃疾的词作《如梦令·赠歌者》便记述了其听词乐表演后的感受：“韵胜仙凤缥缈，的皪娇波宜笑。串玉一声歌，占断多情风调。清妙、清妙、留住飞云多少。”那么，词的表演何以“能使声振林木，响遏行云”？”［2］邓文铭笺注《稼轩词编年笺注》卷七，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出版，第549页。演唱词的佳人娇波鲜艳，串玉般的歌喉竟令人感到“仙风缥缈”！为什么唱词能使欣赏者达到这样如醉如痴的程度？这一系列的追问，使我不由将目光投向“词调”与“曲调”这对难舍难分的“同胞手足”。由此，本文将从宋词词调与曲调的关系入手，探讨在当下促使二者“重合”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一、曲词相依

众所周知，宋代是词发展的鼎盛时期。其间，词调与曲调二为一体，形成了熠熠生辉的词乐文化。从二者的关系来看，表现为词调对曲调的相对服从。这种相对的服从关系表现在以下方面：

1.歌词与曲调在情调原则上应一致。

2.每首歌词的段落原则上同每支曲调的乐段相等。

3.每首歌词的每个段落中的句数大体与每支曲调的相应乐段中的乐句一致。

4.每句歌词的字数一般应与每个乐句的音数对应，即一字一音或数音。

5.歌词中尤为字的发音和声调原则上随曲调音符的音高而变化。

6.歌词的韵位和韵字的续音与曲中的基音位置与音高一般要有一定的对应关系。

宋词的艺术真缔在于其内含的曲词和合的素质。其中，“曲”凭借音的高低、长短、强弱等节奏元素表达作者的内心情感活动，这种情感具有色彩情调，但较为抽象及模糊，而“词”则用文学语言来塑造形象，抒发情感，并与“曲”相呼应。

宋词的这两种素质分别用文学的语言形式——歌词与声乐的表达方式——演唱构成了近似于艺术歌曲演唱的声乐艺术。在宋词“曲词”和合的鼎盛期间，据专家统计，仅《全宋词》中用谱便达到了1407个，正调881个。［1］丁宇礼《论唐宋词与音乐的一般关系》，《贵州教育学院学报》1992年第4期，第49页。而依乐填词的词作则多达20860首，词作者1430余家。［2］唐圭璋《唐宋词鉴赏辞典》，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出版，前言第6页。

此外，由于乐的制约，每种曲调的体载多为小令、慢曲、长调。而配合乐曲的词也因此简短，其内容风格大多表现情感活动。故李清照于《词论》中认为词“别是一家”；“作长短句，能曲尽人意，轻巧尖新。”据统计，最长调《莺啼序》为240字，最短的为《十六字令》。所以词中少见细腻的描写与陈述等内容。至于“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的柳永与大词家周邦彦创作的慢词长调虽然注入了一些辅叙和故事情节于其中，却也均为“含蓄蕴藉”的境物及闪逝的人物心理。这种在乐谱限制下的词作呈现出的悬念意蕴使欣赏者深深陷入情感活动的回味影响之中，形成了词有别于诗文的一大特质。

然而，词谱于曲谱的这种相对“依附”并非尽显曲谱之强势。词的长短句式及其形象细腻的文学语言内容弥补了音乐形象的抽象性与模糊性，使音乐元素欲以表现的情感变得更加形象生动。由于词的文学性弥补了音乐的抽象性，于是曲谱因与词谱的投缘也变得“含情脉脉”了。

正因如此，曲与词呈现出了其特有的双重美感：即和谐的乐声从听觉上直接给予欣赏者以美感；长短谐韵的语言塑造了令人想象、联想的视觉形象。这种由视听谐和的综合直觉唤起的欣赏者的情感共鸣相对于单一艺术而言，带给人们更为多层的冲击感。

五代欧阳炯在《花间集叙》中谈及词文与乐谱、表演三者共谐时展现的多重美感时这样写到：“唱《云谣》则金词清，挹霞醴则穆王心醉，字字偏谐凤律……绮筵公子，绣幌佳人，递叶叶之花笺，文抽丽锦；举纤纤之玉指，拍按香檀，不无清绝之词，用助娇娆之态。”而大词人晏几道也在其所作的两首《鹧鸪天》词中描写了自己在被他所钟情的女主人公的美艳舞蹈和娇娆之曲陶醉后所陷入的梦回魂绕、如醉如狂的状态之中的情境：

“从别后，忆相逢，几回魂梦与君同。”

“梦魂惯得无拘检，又踏杨花过谢桥。”

由于宋词的艺术特质，宋词演唱这种娱乐方式不仅得到了统治阶级，士大夫、贵族的青睐，而且也受到了广大民众的喜爱，成为两宋朝野重要的文化娱乐方式之一。

据文献记载：“两宋朝廷重大的节日或宴会均有教坊乐人表演歌舞百戏。皇宫内的妃嫔及宫人均崇尚歌舞以习之。从皇宫到各州县官署均设有乐营，遴选能歌善舞的艺人供宫宴合乐表演歌舞。士大夫及富豪家内也设有小乐队及艺伎，供家宴迎宾侑觞。而大量的专业艺人则充斥茶肆、酒楼、歌馆乃至于街头从事小唱等活动。”［3］谢桃坊《宋词演唱考略》，《文献》1990年第4期，第37-38页。宋词这一音乐文学就是这样通过歌者在社会各阶层中广泛流传，成为两宋各阶层的主要精神食粮。同时形成了蔚为壮观的一代文学艺术的繁荣。

二、曲词相离

“合久必分”，这是中国的一句老话，而宋词词调与曲调亦不例外，导致二者分离的因素是多重的，其过程也是漫长的。

首先，从社会学的角度上看，词这种意识形态的产物从根本上是受其所处时代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制约的。宋·翔凤曾在《乐府·余论》中说：“中原息兵，汴京繁庶，歌台舞榭，竟睹新声”。由此可知，宋代经济、政治、科技的空前发展和城市的都市文化空前繁荣背景是宋词得以产生繁兴的根本原因，那么由宋金战乱造成的宋王朝的分裂及解体即为宋词衰微的根源。战火打破了两宋歌舞升平的繁华的美梦。而分裂及亡国之痛使得官方及民间音乐机构消亡，专业人员逃亡及乐谱资料的遗散，造成词调痛失曲调的离异状态。

其二，从曲谱本身看，因当时尚无完善实用的记谱方法，乐谱的传播和交流只可依靠口传心授这一个手段，以致宋代之后许多名词只见词谱却不闻其乐谱。

其三，词调与曲调的创作者各重已方而轻对方，造成在创作中声意相悖和声词相悖的矛盾日益尖锐。蔡嵩云在《乐府指述笺释》中指出：“当代风气，文士不重律，乐工不重文，两者背道而驰。”加之如柳永、姜白石、周邦彦这些词乐双雄的作者相对较少，于是文学家作词，喜吟不喜唱；音律家作乐，缺少协律之词作，以致用人滥词充填，格调渐失典雅。久而久之，词谱与曲谱的疏离愈演愈烈，两者分道扬镳已成定局。应该说，文学方面的率性脱乐是二者离异的主要因素。并且力图使词更加文学化的一派得到了胜利。之后，词发展为一种新的文学形式。词乐合谐的结构解体，词谱得以独居鳌头。

其四，唐宋之太平盛世及君主的提倡，使宋词创作将娱乐功效作为主流。蔡挺《喜迁莺》词中言：“太平也，且欢娱，不惜金樽频倒”。于是欧阳修作词是为“聊佐清欢”；晏几道是“期以自娱”，豪放派领袖苏轼也曾说：“吾侪老矣，不宜久郁，时以诗酒自娱为佳”（《与程正辅书》），就连忧国忧民的南宋辛弃疾也“每宴必命侍妓歌其所作”。［1］余国梁《论唐宋词发展过程中的矛盾运动》，《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1992年第4期，第5页。

在以王安石为代表的理学、儒学规范的强大压力下，宋词的宣教和社会功能均需调整，而词人们也致力于向“雅正之音”努力，但即便词作努力向成为以抒情为主，言志为辅的诗体发展，但毕竟在国运主流面前渐失显位，而词与乐的关系亦因此而更加疏远。

其五，由于市民趣味与文人习气的矛盾，宋词音乐文学由通俗歌曲演变为文人雅词。大词学家张炎作于元初的《词源》以词学正宗自居，将“雅正”作为评词的最高准则和严格标准，为唐宋词的发展划上了句号。他强调“词以协律为先”，在探讨句法、字面用事等技巧方面使词律趋于严整化，规范化。但其中过于森严的法度使词体走向凝固化，使得词的创作与流传的动力逐渐衰弱。到宁宗时，耐得翁在《都城记胜》中说到唱词“今瓦市中绝无”，虽有唱词仍出现在朱门深院和文人书斋中，但词不再是“流行歌曲”已成事实，词的雅化与贵族化使词迅速扩大与民众的距离，成为只受少数文人喜爱的高雅纯文学样式了。

总之，一种文学艺术的变革原因主要由社会经济与政治的制约，以及时代风尚、社会心理意识、人们的精神生活需求、相关的文化艺术样式等。因此，词调与曲调的分离之因也就不难剖析了。

三、曲词重合

“分久必合”也是一句中国的一句老话，宋词词调与曲调在经历了“合久必分”的历史阶段以后，也应该走向“分久必合”的道路。因而，在此，笔者将就词调与曲调的“重合”进行论述。

（一）必要性

“曾日之几何，而江山不可复识”。在中国文学史上，词学自宋创始、建立，至明中衰，有清一代词学复兴，近代词学的极盛，现代词学的新进展以来，人们发现千百年以来词逐渐已变成少数专业文学研究人员的选题和骚客雅人的遣兴之作。词学的研究也主要陷入了文学词的格律塔中难以走出。而社会广大民众则已久不闻其声，久不复识矣。

作为一代辉煌的曲词艺术，承载了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积淀，是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重要体现，这种音乐与文学交织的特质，正应和了当下提倡学科交叉的跨学科研究领域，因而，从这一层面而言，二者的重合显然是具有必要性意义的。

（二）可能性

对于促使词调与曲调重合，在历代的词学研究中一直不乏立志于此的学者，并在各自的著述中阐述观点。

凌廷堪（1757-1809）所著《燕乐考原》为清代学术名著，这位受到梁启超推崇的凌廷堪是第一位解开古乐学中千古之迷的学者。原来中国古代的音乐学与音韵学被称作“绝学”。为了挖掘词的音乐文学性质，以凌为代表的清初学者作了艰苦的探讨，其燕乐研究在词学史上揭示了词体起源与音乐的关系。而近世日本学者林谦三和我国现代学者邱琼荪续研成果，经王延龄编校汇了《燕乐三书》，从而“证实了词本为唐宋的燕乐歌词，而且词的发展过程中唐五代、北宋和南宋三个历史阶段的分期，以及宋词中婉约与豪放艺术风格的形成，均与燕乐的发展变化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2］谢桃坊《中国词学史》，巴蜀书社出版社2002年出版，第278页。

宋代的词谱与曲谱于南宋灭亡以后散佚。在之后的700多年间世上罕见“倚声填词”的宋人标记的词谱与乐谱。南宋宫廷内府曾修编《混合集》百余册，但有乐谱而无歌词者占半数之多，且此集在宋亡之后流散。明戏剧家王骥德曾见到皇宫文渊阁藏书《乐府大全》一册，收录有林钟商调的歌辞二百余闋，并按乐曲性质分类。这是幸存的唯一宋代词谱标本，从而再次确认词是以辞从乐的音乐文学样式。而唯靠此一标本，词乐之旧观从客观上似乎难以复现。尤其是清代乾隆年间所编《新定九宫大成南北词宫谱》，内有一百七十余唐宋词的音谱，它们是否可视为词乐之遗存？清代词学家谢元淮勇敢地开始了据此线索而进行的恢复唐宋词乐的探索。

谢元淮，清嘉庆十五年（1810）在苏州灵岩行迹。嘉庆十九年（1814）仕，先后任无锡县令，真州（仪征）观察、曾带兵与英侵略者大战于上海吴淞口和宝山军营。道光二十三年（1843）创作抗英词作《海天秋角词》，同年完成《碎金词谱》。退职返乡后著有《碎金词》六卷，《碎金词韵》四卷，《碎金词谱》六卷，《填词浅说》一卷。他在《填词浅说》文中说：“古词既可协律，今词何独不然。吾尝欲广征曲师，将历代名词尽被管弦。”谢以超人的气概进行的词乐探寻令人敬佩。具体作法为：“其原有宫调者，既照原注，填补工尺。其无宫调可考者，则聆音按拍，先就词字以谱工尺，再因工尺以合宫商；工尺既协，斯宫调无讹。必使古人之词，皆可入歌，歌皆合律”。以谢为首的词家和民间乐工组成的创作机构于1847年编辑出版了《碎金词谱》，是历代辑录词调格律和乐谱最完备的一部词谱。共辑录词谱629调，802阕，按南北曲二十四宫调即六宫十八调的次序排列。词谱传承于《九宫大成南北词宫谱》，却比其多收录632余阕词调，是传承用南北曲唱词的重要典籍。［1］谢桃坊《中国词学史》，巴蜀书社出版社2002年出版，第323页。

因《碎金词谱》为工尺谱，2000年词曲学家刘崇德教授特译为五线谱而推介于世。钱仁康教授2006年又以简谱选译了《碎金词谱》，使谢元淮的艰苦探寻终于传承于今世。

但是，当代词学权威胡云翼评曰：“以音乐为归依的那种文体的活动，只能活动于所依附产生的那种音乐时代，在那一个时代内兴盛发达，达于最活动的境界，若是音乐亡了，那么随着那种音乐而活动的文学，也自然停止活动了。”以文学学者掌控的词学史研究者们一致坚持说：重构词乐的复古道路是走不通的。这些“主流文人词学家”认为如果遵循谢元淮的意见以复兴词体而走入歧途（指谢将词调中少量拗嗓不顺乐调的字更换的作法），还不如让词体保存纯文学的形式。这方面的代表人物为陈方海、杜文澜、江顺治等，另有王易则怀疑“皆以南北曲法歌之，非词谱之真面目也。”现代词学家宛敏灏说：“我想谢氏此举，只能认为以古词合新乐，善于利用而已。”［2］谢桃坊《中国词学史》，巴蜀书社出版社2002出版，第335页。

面对这些否谢的评价，词曲家刘崇德却认为：“虽然这些乐谱并非词乐原谱，但其中大部分是元明以来‘口口相传’的词乐歌曲。这些乐曲难免在流传过程中被加进时腔，甚至曲化，但其中必有不少直接移自唐宋谱者，且其去古未远，也必有接近唐宋词乐或保存了唐宋词乐特点之处。”［3］谢桃坊《中国词学史》，巴蜀书社出版社2002年出版，第334页。

在现代词学史上具有崇高地位的夏承焘1933年发表了《〈白石歌曲旁谱〉辨校法》之后，又发表了《姜白石议大乐辨》、《姜白石词谱说》、《白石十七谱译稿》、《白石词乐小笺》等学术论文，初步破译了姜夔十七首自度曲。对姜的二十年研究中有了突破性的学术进展。之后，1987年又有鲍廷博手校张奕枢“底本”出版；2000年刘崇德的五线谱及简谱新译本出版。至此，南宋姜白石的词乐《白石道人歌曲》终于在世人面前露出真面目。

值得指出的是2000年刘崇德教授出版的《唐宋词古乐谱百首》，书中所载百首词乐，有根有据地展示了白石道人词乐二十一首；明代《魏庄乐谱》17首；《曲谱大成》二十八首；《九宫大成》四十四首；《和文注音琴》曲五首。［4］刘崇德《唐宋词古乐谱百首》，河北大学出版社，2001年，出版目录第10页。

与此同时，音乐美学家修海林所著《古乐的沉浮》在中国古代音乐史专著领域开拓了一个新天地。作者在书中一反当今文学史界的共识，指出宋代“婉约派”词乐创作强调声韵格律与音韵曲调的谐和统一，体现了宋词词乐的“音乐性”，从而达到了“音韵协畅”的艺术高度。修氏还就宋词创作提出“词的情感与词乐曲调情感的谐畅统一，永远是评价词调音乐的基本审美依据。”［5］修海林《古乐的沉浮》，山东文艺出版社1989出版，第82页。这种在“大文化”背景下，用中外古今文化学、历史学、考古学、文字学、美学、哲学等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向“闭门锁国”固守在格律词斋房中经营纯文学样式的遗老权威们吹出了一种全新的意识之风。［6］戴嘉枋《面临挑战的反思》.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4出版，第128页。

2004年年轻的音乐学硕士马莉嘉发表了《自作新词韵最娇——关于南宋姜夔自度曲的研究》一文，指出姜白石在探索词曲搭配的创作规律时，本着在一定的范围内的自由原则。“从心所欲，不逾矩”，十分注重词曲的搭配，力求在自己的创作中找到词曲搭配的最佳平衡点，走出了拥有自己风格的创作之路。这个最佳平衡点就是较为宽泛的平仄系统，加之姜氏自度曲的高雅调性和旋法，这便是姜氏所作之词受到社会广泛欢迎的秘密所在。［7］马莉嘉《姜夔自度曲的词曲搭配》，沈阳音乐学院《音乐研究文集》，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5出版，第372页。

如上所述，围绕词调与曲调可否“重合”的问题，历来存在着多数反对派与少数赞同派。在赞同派中又有“汲古挖掘派”和“古词合新乐派”。同时笔者亦发现自宋代以来无论是词的创作，还是词学研究者及词体复兴创作者总是那些音乐文学双佳的作者居于最前端。言及与此，关于“重合”的可能性已不言而喻了。

首先，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目前已进入千年未有的国泰民安的新时代。综合国力的持续增强，使得我国国际地位仿佛又回到千年前繁华的北宋，而且又是不可同日而语的繁荣。随着经济的发展，各类文艺的发展必是势在必行。歌舞升平之景象不可遏止。就“曲子词”的复兴来讲，首先有其演艺展示的大小环境的存在。

就区域环境而言，南北两宋之都杭州与开封均为中外有名的优秀旅游城市。几十年来，杭州开发了宋城娱乐城和西湖扩建项目，开封依照“清明上河图”重建了“清明上河园”与“大型水系工程”，每年都接待着数万计的中外来客。上海世博园中国馆为了突出让世界更加了解中国的主题，制作了动画清明上河园，欲再现三千年前宋王朝的繁荣景象。一时间，宋代经济、文化繁华的座标图——“清园”仿佛成了中国历史繁荣形象的代表。

但现有的两宋故都所建的偌大园林旅游区中，尽是绵延数里的仿宋建筑群与亭台楼阁，虽不乏穿梭其中着宋饰的演员在随时上演具有宋代民俗风情的情景剧与各种民间杂耍以再现大宋都城汴梁繁华的景象与民风，但其中则缺少最能体现宋人文化精神内涵的表演形式。试想在“清明上河园”与“宋城”内，在“宋汴梁水系”工程的亭台楼阁之中频传曲子词的音韵，若人置身其中，不仅给人以“梦回仙镜”之感，更是寓无限神韵于亭台楼阁之中，可达形神兼备之效。

除了区域特定环境呼唤“曲子词”的复出，另有广大中华文明绵延地的东南亚诸国，以及遍布全球各国的“孔子学院”内均可重现“曲子词”的演艺。

其二，宋代曲子词之所以词调与曲调分离是因乐人战乱遗散和缺少记谱法。现代中国已成立了许多实力雄厚的专业音乐院校与研究院、所。但在中国音乐史学者的论著中却较少地涉及这些源远流长的古代音乐作品，使中国音乐史成为了“哑巴音乐史”。［1］谢桃坊《中国词学史》，巴蜀书社出版社2002年出版，序文第2页。因此，为了复兴曲子词这一具有丰富内涵的艺术品种，国家文化部门及教育部门可设立专项基金和相关措施来做好对遗失“曲子词”作品的挽救与研发工作。为了改变少数文学专业人员专研词学，音乐创作人员专研曲谱的分离现象。可加强两专业学者的互动交流，促进二者的融合。亦可在高校相关专业课程的设置中以本专业为主，增设相关的课程，如在音乐学专业中增设文学词学课程、或在文学专业中设置曲韵学。这种具有双重专业理论知识的人员定会克服千年来“作词迴避曲，作曲疏于词”的学术偏执现象。

如今的词学已成为显学，新老文学学子代代因循演绎着词已离曲的既定方向，而少数词曲学者则在遗世的词曲古籍中单一进行着考古式的研究。而在现代艺术歌曲的创作中，我们也较少发现词曲作者均为一人的作品。所以培养词曲双能的专业人才是很有必要的。

第三，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指出：“词之为体，要眇宜修。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诗之境阔，词之言长，所以词特宜表现人生情思，意境之尤细着者”。

传统词境所能表现的精美和凄美历来为画家，书法家所共鸣，所以自明清以来，就有书画词三合一的作品刊出。如出版于万历四十年（1612）汪氏编的《诗馀画谱》撷取了《草堂诗馀》里精粹宋词百篇，并配以木版画，且有宋至明间的著名书法家作品相佐。近十多年来，类似作品也纷纷出版，这反映了词、书、画、乐的“灵犀相通”，亦为宋词综合艺术美感的表演形式开拓了新天地。设想再加入现代声控激光和大屏幕技术，定会使以“曲子词”为主的表演天地更加繁纷，给人们带来超前的艺术享受。当然这一切的前提是先搞好“曲子词”的词乐的和谐创作。

结语

通过以上对于宋词词调与曲调关系的梳理，以及对于当下促使二者“重合”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的探讨。可以看到，词调与曲调从“词曲一家”到“词曲分离”的历史过程，正是其根据外部的历史、社会环境进行自我审视、自我调整的过程。时至今日，中国社会历史大环境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么，历经历史洗礼的宋代“词调”与“曲调”相信也会因着外部环境的变化而继续进行自我调适，以更好地适应其所处的社会。因而在此，我们不能对二者的“重合”给予肯定的结论，但通过上述的探讨，我们可以看到“词调”与“曲调”的“重合”是具有一定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的。基于此，我们可以在今后的工作和研究中进一步朝着这一方向深入，以更好地促进二者的“重合”。

（责任编辑白丽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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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1-5736（2016）03-0213-5

［1］作者简介：何洁（1976～）女，河南大学欧亚国际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