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杂文化
—从外部审视中国当代文化

［德］米歇尔·康·阿克曼



混杂文化
—从外部审视中国当代文化

［德］米歇尔·康·阿克曼

如果你问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西方人关于中国当代文化的话题，而这个西方人恰好不是中国问题专家，那么，他的回答几乎是可以预料的：他所知道的事情就是介于“不知道”和“艾未未”之间。如果恰巧此人还对文学或电影感兴趣的话，他也许还能说出个莫言或者张艺谋的。

对中国当代文化如此无知，当然很不像话。但另一方面，当我们谈论中国当代文化的时候，我们显然会碰到一些难题。中国当代文化是一种基于自身各种传统的特殊文化吗？它是一个经过了“西方化”的文化吗？它是“全球化”文化中的一个版块吗？只不过带些自身地域倾向？它是一种“民族文化”？它是前现代？现代？还是后现代？它是雄心勃勃要走向全球的“软实力”文化吗？

丝毫不出人意料，中国的文化政策，只要一开始讨论当代中国文化和它的代表，马上就会遇到问题。中国官方推广的“中国当代文化”，激发不起多少国际的兴趣。而国际文化界感兴趣的内容，又是中国官方机构鲜为推广的。

就像在任何一个社会中的任何一种文化一样，今天的中国文化跟中国社会一样复杂，跟每个个体一样各不相同。不过，有一些特殊性和共性，它们赋予了当代中国文化一个整体性的特征。

现代中国文化首要的，也可以说是最基本性的东西，也许可以称为基于那段深刻的文化断裂之后的创伤性经验。对西方人来说，这一点是不好懂的。所谓的“西方”，比如欧洲，也有过自己的文化断裂，在历史长河中，有过它自己的所谓“文化革命”。但是，从古罗马帝国的衰落，基督教兴盛以来，欧洲本身的文化认同感和它的文化之根没有被彻底地颠覆，可以说，欧洲文化的地基是没有被真正地撼动过的。

让我们做一个简单的理论上的实验：

想象一下，在十九世纪中叶，不是西方帝国主义势力入侵了中国，而是一个在科技上十分强盛的中华帝国攻占了欧洲，它不仅压榨了欧洲的资源、规定了殖民的条款，而且还逼迫欧洲人沿袭中国文化范式，放弃自己的文化传统，比如，让西方妇女裹小脚、放弃拉丁语字母书写，不许吃牛排，扔掉圣经，摒弃古希腊哲学和罗马法律，必须诚心学习和背诵儒家经典等等，欧洲文化中的昔日辉煌，如哥特式大教堂、文艺复兴的绘画、巴洛克宫殿都被视为老旧过时，均被时尚的故宫建筑和山水花鸟绘画或仕女图而替代。经过一番无力地反抗后，欧洲人终于心服口服地承认，他们自己的文化传统和文化价值一钱不值、陈旧不堪。欧洲人终于开始盲目地跟随他们以为是“现代”的文化，即中国的思维和行为方式。

很可能欧洲人永远变不成真正的中国人，但他们会变成一种文化认同感十分脆弱不稳定的人。更有甚者，他们绝望地试图模仿“中国文化”，其结果会因为对中国文化理解得表面肤浅，而误解一堆。

这将是一种充满创伤性的经验。而在过往的一百五十年中，中国人和中国文化所经历的，恰恰是这种经验。

认为中国是一个封闭国度的观点其实是错误的。在中国历史上，中国频繁地经历了来自外部的文化冲击，比如佛教、伊斯兰教等等。唐朝是由突厥人建立的，它的文化受到了来自波斯和中亚文化的强烈影响。中国还数次受到了他文化民族的统治长达几百年，而这些文化与中原为主流的汉文化迥然不同。著名的“中国辫子”，就是汉人屈从于满族统治者而留起来的。但是主流汉文化在异文化的碰撞中没有受到根本性的摧毁。

中国的历史性创伤经验，并非源于外族的统治或外族强迫中国人服从他们的律令。问题出在，这次来的入侵者跟之前的外族统治者不一样，他们坚持他们绝对的文明和种族优越性，他们坚决不允许他们的价值和信仰被“中国化”。

从十九世纪中叶的鸦片战争开始，中国的知识分子就开始寻找，西方的优越性秘密何在。中国当时的文化政治精英们，集中全部思想沉迷于一个症结：怎样“救国”。给出的药方毫不意外—向西方学习。

他们快速地理解到，西方势力的强大，不仅仅建立在大炮和铁路上，而是与西方人特别的思维方式有关，通过他们，中国人接触了对自己传统而言极度陌生的概念：进步、科学、技术、民族、公权、民主、阶级和阶级斗争等等。这些概念和术语在中国文化系统和思想系统里是不存在的，它们大多借道日本，从西方引进到了中国。我们要理解，今天中国在哲学、社会、政治和文化领域中，讨论问题时使用的词汇，都是在近百年才被引入和发明出来的。

这个进程不是全盘地从欧洲输入完整的欧洲文化，而是一个高度筛选的过程。并不是对西方哲学、思想或美学的好奇驱使中国引进了西方文化，而是建立在“怎样救国”这个基础上。在中国现当代文化中，“西方”的这套方案扮演了一个如此重要又充满矛盾的角色，而对它的引进，是基于一个筛选过的、工具化的和简化过的对欧洲文明史的解读。

进步论和进化论迅速占据中国思想界，社会达尔文主义是吸引中国精英人士的第一个的思想理论体系。赫胥黎的《天演论》属于最早期的被完整翻译过来的理论文本，对中国思想界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在二十世纪初，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康有为在某种人种优越论之上，发展了自己的理论。

与进化论并驾齐驱，对中国人产生了同样吸引力的，是民族主义理论。在中国政治思想传统里，从来不存在“民族”、“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这些概念。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皇权国家，“忠诚”的认同是针对皇权的，如对大明、大清的忠诚，但不是民族。中国政治理论的理想是一个英明的统治者治理天下，在于保障社会秩序，国泰民安，而不是以民族、种族、语言和文化作为基础的民族国家。到了二十世纪初，民族主义才上升为对中国年轻人和知识分子最有影响的意识形态力量，并延续到今天。

在上世纪的上半叶，西方十九世纪所有重要的意识形态理论都在中国找到了追随者。例如，杜威的实用主义就影响过胡适。然而，只有达尔文主义、民族主义和之后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才超越了一些知识分子和学者的小圈子，创造了对中国现代文化更加深远的影响。而到了最后，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占据了主导地位，成为唯一获准的意识形态，这要很大程度上归结于它在中国的版本，即毛泽东思想成功地结合了中国的民族主义以及追求进步和现代化的观念，同时又糅合了中国农民当中依然强盛的宗教和平均主义的意识。

无论这些被引进的文化理论如何迥异以致互相对立，它们都有一些共同点，直到今天都在对中国的知识界和文化生活中产生着影响：

1.所有这些新思想都是从“救国”这个角度被拿过来使用的，而不是在哲学、科学或美学原发的意义上引进过来的。因此，文化要服务于政治的主张，早在它变成共产主义的教条之前，就已经被广泛认可了。

2.它们都带着同一个目的，即通过“现代化”这个唯一的出路，把中国从灾难深重中解救出来。“现代”、“现代化”和“现代性”都由此成了重要词汇。现代化至今还是中国政治和文化思想的关键词。

3.它们都批判和否定中国自身的文化传统。这种批评性的态度，渐渐增长成对自身文化的憎恶和摧毁。一九四九年以后的历届肆无忌惮、充满血腥的反“封建主义”运动，消灭了旧式文化精英层，到了文革时期，消灭力度则达到巅峰，据估计，中国文化遗产中留下来的80%的物质遗产都被销毁殆尽。毛泽东关于中国的愿景，被他表达为“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可以说是对这种意识形态的极端性的清晰表述。只有在这种理论背景下，我们才可以理解，为什么一九四九年后寺庙被肆意拆除，物质遗产被销毁；为什么三十年以来，一座座文化古城被系统性拆除，老城市结构被彻底破坏，取而代之的摩天大楼、购物中心和所有其他代表“现代”的象征物。

4.它们都相信科学能够解决一切问题。在中国文化精英的眼里，“科学思想”是西方优越性的本质所在。马克思主义宣称它是科学的，这使得它在上世纪的前半叶，特别是对中国年轻的知识分子产生了很大的吸引力。而且，“科学”和“科学性的”这样的术语是被引进到中国来的。在今天的中国，这两个术语远比在西方有更深远的含义，它们几乎是更合理的、更理性的同义词。中国政治领导人承诺的社会要“科学地”发展，在西方人听起来有些奇怪，但他们的意思，其实就是跟这些术语在中国语境中含义的扩展相关。在这个逻辑下，意识形态的压力和审查制度制约了科学的发展，特别是在人文社科领域中。

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文化传统就完全被消灭了。有些传统元素还存在着，比如中国的饮食文化。还有一些生活习惯和态度也被保留下来，比如对父母邻里的孝亲。如果你分析今天中国的政治体制，你很容易发现一些从皇权时代保留下来的残迹。存在由传统塑造的日常意识系统，好比今天的欧洲人被他们希腊基督教文化的过去所塑造，无论他们自己意识到是多么俗化的和后宗教的。这个经过数百年发展的、深深扎根的系统，包含对物质和灵魂世界的理解和解释，包含社会行为和规则、宗教信仰、道德和审美价值判断等等，这个系统我们可以称之为“活着的传统”。今天，在政治家和知识分子的说法里，这个传统常常总结式地被简化为“儒家传统”。事实上，复杂得多。在这传统中有非常不同来源的因素，像佛教、道家与道教、民间宗教和其他的与儒家无法分辨地融在一起。近来，政治家们转变他们对“传统”的态度，今天把它看作社会联结的工具。这样看来，“传统”像是一种意识形态的仓库，从这个仓库你可以任意拿到你需要的东西。这个制造人工“传统”的努力正好证明了中国的活着的传统已经丧失了制造文化认同的能力了。

我把今天的中国文化称作“混杂文化”。这个文化不是建立在一个稳定的传统和价值观的基础上，而是由多种多样甚至经常互为矛盾的因素组成的混合体：西方和东方的，老的和新的，自己的和外来的，原创的和引进的，种种元素。从这种混合中产生出来的，是一个不确定的、脆弱不堪的文化认同感。在一段时间之内，文化认同曾经被一种强大的意识形态和严格的社会管控成功取代。然而，从中国开放以来，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的现代化试验以失败告终以后，以市场和出口贸易作为经济导向的情形下，文化认同感的缺失就变得明晰起来。

所以，中国的文化精英总是围绕这样的问题追问：

从文化的角度来讲，今天做一个中国人意味着什么？怎样对待自己的文化传统？“中国性”和中国的文化传统之间能做什么样的联系？中国和西方的不同在哪儿？中国的力量在哪里？

而普通老百姓也在抱怨道德的沦丧，社会公正的衰微和人与人之间信任感的岌岌可危。

中国当今的领导人是意识到这个问题的。宣传立足于“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阐述，但是几乎不能解释，除了市场经济和共产党领导并存这一点之外，什么是中国社会主义特色。近来，政治领导层试图把社会团结在“中国梦”的提法上，并阐发出一系列的核心价值来。可是，“中国梦”的内容，只是在国民富裕和国家强盛之间建立了联系。关于那十二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中国民众中，你几乎找不出一个人能背得下来，尽管这些词语张贴在醒目之处，到处都是。最近，官方转而视中国传统为民族认同的核心元素，但他们并没有说清楚，他们所强调的是什么传统，包含什么内容。唯一可以依赖的能团结中国人的力量是民族主义，可是煽动民族主义的伎俩是一个危险的游戏，无论是对外，或是对内。

这种不确定的文化认同感的结果之一就是在看待“西方”的矛盾观点上。一方面，中国文化精英渴望得到“西方”的承认。中国作家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了一个重要作家得到的荣誉。它意味着，中国当代文化渴望已久的被西方认可，终于在诺奖上得到实现；西方的时尚产品、绿卡、在西方大学读书等等也成为中国人渴望的东西；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年轻人，甚至在政界，把西方看作“衰落的文明”，而它的对面是兴盛的中国。对这些人而言，世界的未来是属于中国的，他们坚持他们的“中国性”，但是他们还是没能说清楚，“中国性”到底是什么。

让我们来近观一下中国当代文化的众生相吧。

稍微付出一点注意力，每个走过或开车经过任何一个中国大都市的人，都会被一片完全没有连贯性的混杂体惊住：不同风格和迥异的形式语言，乱七八糟地共生并存，或Kitsch①Kitsch，出自意地绪语。最早形容集市上廉价的珠宝，看起来却似乎珍贵炫亮的东西。后被德语引申为一个文化判语，指对现实世界歪曲的意识形态，并形容这些意识形态下出现的产品具有俗气、虚假、讨好大众、造作和空洞而非真正感情的特质。“Kitsch是灵魂的虚肿症”（米兰·昆德拉语）。中文没有完全对应的词汇，一般被译作“媚俗”，或直译为“刻奇“。，或一流设计，或新建的“古旧”，或迅速衰败的新楼。这种毫无连贯性以及风格和不同时期的大杂烩，并不是历史造成的结果，因为它们都没有三十岁以上的年龄。你所看见的绝大部分建筑，不是仿造就是Kitsch，要么就是两者皆是，但他们都是没有确定的文化认同感的表现。

其实，在今天的中国文化中，你会发现这种不相同性比比皆是。由国际著名建筑师设计的私人美术馆展出的先锋艺术是一个方面；而由文化官僚买单和支持继续前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风格的艺术，充斥于官方博物馆和公共空间中是另一个方面。

一方面，对古建筑和文化遗产疯狂的拆毁，假“现代化”之名的官僚暴力和房地产发展的利益熏心；另一方面，假古迹却应声而起，比如重建早已失去的城墙或是其他的文化遗址。

一方面，是促进疯狂消费的商业广告占领了所有能够占领的空间；另一方面，在商业广告仅剩下来的空间里，要么是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么就是提倡节约和绿色生活方式的宣传招贴。

不管怎样，无论这些不同和怪异在我们的眼中显得多么不可思议和荒诞，可是，我们还是被这里的激烈、力量和变化的速度征服了。

中国当代文化的不协调性，部分地与它在中国存在的三种迥异的文化领域相关，即官方文化、非官方文化和商业文化。他们分别代表了完全不同的文化理解方式、生产方式和表现方式。

对于官方而言，文化是工具。它必须为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目的服务。文革之后，语言表述上发生了从革命表达到民族主义表达的转换。从官方角度考虑，文化产品的主要任务之一，是要“加强中国的软实力”。这也是中国对“全球化”的一种反应方式。一般来说，官方文化对全球文化的影响，基本上持不欢迎的态度，尤其是在对待“西化”的影响上。官方标准还是建立在坚持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人民服务”的意识形态这些原则和审美标准上。它从自身传统出发，相对来说，是坚持反对现代主义和“全球化”文化的。

官方供养了诸如协会、科学院、研究中心、文化教育等为数众多的文化机构，国家拥有绝大部分的文化设施，如博物馆、音乐厅、剧院以及文化中心等。而且共产党和国家还垄断媒体、图书出版行业和电影产业。

国家投入重金打造新的文化设施，在二○○○年和二○一二年之间，每年就有将近百座博物馆在建。虽然越来越多的博物馆由私人投资，但是其中大部分还是国家项目。很多雄心勃勃的市长们、省长们，把建设新的文化地标变成了自己政绩的象征。他们不惜一掷千万金，雇请国际著名的建筑师来做规划蓝图，这些极当代性的建筑和新勾勒出来的城市空中轮廓线，似乎是官方愿意接受当代文化的唯一领域。这些建筑的外表虽然很新潮，但是当你步入它的内部，你就会发现装饰与外观的背离，当代先锋的审美观对官员们来说还是别扭的。

国家花重金在“硬件”上和形象呈现上，却鲜有花费支持创意性的项目，所以，这些建筑现在大部分沦为空壳。有不少的建筑转手交给了商业公司，以纯商业运作方式在经营。

另一个国家重点资助的领域，是所谓的“创意产业”，能够挣钱的文化产品生产，例如电影、动画、时尚、广告、设计等。也就是说，在这些领域，官方文化更愿意认可“全球文化”的那些标准。

官方文化中最重要和最有影响力的部分，是它的审查制度。今天，对思想和艺术自由的限制，和早先一段历史时期比起来，是放宽了一些。尽管如此，每一份出版物，无论图书、报纸还是杂志；每一分钟的广播或电视节目；每一部电影，都是接受严格审查的对象。记者、作家、导演都有说不完的和审查制度智斗的故事，有的心碎，有的荒诞，有的滑稽。有碍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更糟糕的事情，在我看来，则是自我审查。中国文化界和媒体人脑袋里装着一个开关叫：敏感。也就是说，你最好别说、别写、别拍、别演那些“敏感”的东西，尽管这些东西没有被官方或法律正式禁止。过严的审查制度和自我审查成为中国文化发展的最为严重的阻碍，因为这两点的存在，中国文化将很难发展成一股有强大吸引力和真正影响力的文化力量。

再让我们来打量一下非官方的文化。中国当代的非官方文化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产物，是对文革的残暴和对五○、六○年代现代化试验失败做出的反应。改革开放的政策，给年轻的一代人带来了环视周遭世界的各种可能性。对他们来说，最激动人心的发现，是对之前的禁果—西方现代文化的发现：从尼采（Nietzsche）到德里达（Derrida），从凡·高（van Gogh） 到安迪·沃霍尔（Warhol），从韦伯（Weber）到缪塞尔·亨廷顿Huntington），从乔伊斯（Joyce）到马尔克斯（Marquez）。再一次，“西方”又变成了一个让人憧憬和遐想的美妙之地。去西方上大学，尤其是去美国读书，成了整个一代中国年轻人的梦想。在85运动中产生的那一代艺术家、作家和知识分子，把一切他们认为能代表西方现代性的东西，都狼吞虎咽地吃下来，同时又亦步亦趋地进行模仿。再一次，中国的文化精英们启程去追随“现代化”的愿景。中国的“前卫艺术”，就是从这当中诞生的，并且还诞生了中国的新文学、新电影、新戏剧以及中国的摇滚乐和当代音乐。大部分的作品都是对西方二十世纪现代性样式的一种照搬或模仿，但是，对中国内部的文化来说，这却意味着一次解放。官方文化是不怎么欢迎这个新东西的，但在一定程度上对之采取了容忍的态度。今天的中国商业文化、它的创意产业，甚至一部分的官方文化，都从非官方文化的巨大创造潜力中获益良多。这种发展势头在一九八九年发生了一个停顿。不过，非官方文化还是存活了下来。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文化领域发生了一些深刻的变化。其中两个最重要的变化即商业文化和互联网文化。他们以不同的方式改变了中国当代文化的前景。

从九十年代开始，并在二○○○年到加速发展的商业文化，驱动了消费主义成了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官方在这个期间削减了大量的文化扶持资金，比如，政府不再拨款给文化馆和文化中心，这个结果造成了地方上成千上万的给老百姓提供基本文化生活的场所纷纷关门。国企和私企都开始涉足容量巨大的文化娱乐市场，KTV、流行音乐、肥皂剧、喜剧小品、时装秀、市场畅销的电影、电脑游戏等等，数不胜数。中国的商业文化是基于中国国内巨大的市场成长起来的，但是，对中国之外的市场却鲜有吸引力。直至今天，所有那些要创立一个中国好莱坞的努力和愿望仍是徒劳的。

商业文化的飞速发展，对官方和非官方文化都产生了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二者的关系。一个说明这个事实的例子，就是中国的当代艺术。大约在二○○○年前后，西方的艺术收藏家和西方的艺术市场，不约而同地发现了中国当代的前卫艺术。突然之间，那些八十年代的地下艺术家们，本来不是被官方文化贬低，就是被警察骚扰，却在一夜之间成了百万富翁，因为他们的作品的出售价格飙升到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美元。一个巨大的中国国内市场也迅速反应跟进发展起来。到了今天，中国的艺术市场恐怕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艺术市场。无论是从生活上还是从工作条件上看，在全世界也找不到像中国这样好的对待艺术家的物质条件。各种新的艺术中心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以前的小村落宋庄今天成了大约两万名艺术家的安身之所。中国的官方文化依旧不欣赏中国的前卫艺术，但是，却不能不承认它在商业上和国际上获得的成功。闻名世界的北京艺术中心798就是一个有代表性的例子，可以说明这种复杂的三角关系。

798作为艺术中心诞生于二○○三年，当时，一些非官方的艺术家们在这座已经废弃的前军工厂里安顿下来，因为这里便宜，也适于工作和生活。二○○四年，北京市政府决定把这些废弃的工厂拆除，把这个地方建造成一片崭新的办公和住宅区。艺术家们举行抗议，并且发动了公众舆论和国际媒体来进行支援。出于各种原因，市政府最后妥协了。今天的798，已然是继故宫和颐和园之后的北京第三大旅游景点，尤其吸引年轻人和外国人。现在，798的场地租金对艺术家们已经变得高昂而无法承受，他们都纷纷搬到了别处，但是，中国最重要的一些画廊还是留在了798。这里也变成了商业文化的中心，一家国有企业是798的拥有者，依靠着中国非官方文化的热点之名而生存。

我们不能把这个变化理解为国家领导人和文化官员们开始爱上了非官方文化，或者放弃了审查制度和对“意识形态领域”严格的管控。但是，文化里面的商业化进程，在一定程度上软化了不同文化领域之间的界线。某些八十年代非官方文化中的主角，如今在官方文化机构中担任了重要的职位。对中国的文化产业来说，这是非常真实的情况。在这里，官员、知识分子、艺术家以及企业家们，为了双方的利益而紧密合作。很可能正是在这个交汇的地带，中国的当代文化能产生出吸引国际关注甚至是国际市场关注的东西来。

互联网的引入以及发展，也同样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当代文化。稍微夸张一点说，中国今天的文化其实就是互联网文化。无论是艺术的、思想的还是科学技术的信息，都通过互联网，把从前很多陌生而不为人知的领域，在公众视野中打开。尤其是社交媒体赋予了人人无限的可能性，去表达他个人的观点和意见。在中国的公共空间里，互联网完成了在其他国家要靠媒体和出版才能完成的任务。中国的公共空间的讨论，主要靠博客和朋友圈进行。国家的反应是对互联网的管控和审查日益严格，并且试图成功地建立一个积极干涉互联网的系统，以控制和操纵公共舆论。

中国的互联网文化依赖还有一个更严重的结果，文化，尤其是知识生产加速到了极点，标题式的阅读，文本在四百个字以内，公众对信息的注意力不超过一天，这样，严肃的和学术性的探索几乎是不可能的。另外的问题是，在传统媒体不能被信任的条件下，人们容易寻求于互联网，可是互联网却是最不可信任、最不可靠的信息来源。

但是，互联网仍然是中国的思想文化信息传播、讨论和知识生产的最重要的平台。如果你想了解中国的当代文化正在发生什么事情，无论是哪个领域里的事情，你都能在互联网里找到答案。

这就是我对当代中国文化的调查研究。我想以文化领域的一个相对新鲜的发展倾向来结束我的工作：那就是中国人对自身文化历史的发现和对自身文化传统的不断增长的兴趣和敬意。在经历了数十年对精神和物质文化遗产的否定和摧毁之后，即使是身为国家和共产党的政治领袖，在今天也开始表达要重新尊重自身文化传统的需求。像孔子学院和其他机构推行的对外文化政策，都在用推广“传统中国文化”这样的说法。

事实上，中国人对自身文化历史的兴趣，已经远远超出了那些政治口号。书店里充满了重新编辑和注释的传统文化经典，人们显然在买在读。科研领域有无数的“国学”研究课题和施教课程需求，都建立在对中国传统的哲学和历史学的研究基础上，与西方社会科学和哲学的研究正相反。在这种趋势后面，有一种渴望是清晰可见的，那就是要建立一种基于自身传统的稳定的文化认同感。

这种趋势背后的第二个原因，是对“西方”的去幻想化。与上世纪八十年代充满理想情怀的那一代年轻人不同，今天的很多中国知识分子、艺术家和学者都有在欧美生活、留学和工作的个人经历。他们发现，那个所谓的“西方”并不是他们期待的天堂，他们经历了西方人的偏见，发现西方对中国事物不仅知识匮乏，而且兴趣也不大。用西方的公式解决中国问题，似乎也不太起作用。

第三个原因是，基于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在国际上的地位日益重要，民族自豪感也大大提升。

可问题仍然在于，花了一百五十年来否定和摧毁自身的文化以后，今天的大部分人已根本不再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是怎样的丰富，以及怎样的复杂。对自身历史的兴趣，常常停留在时髦和浅薄的表层，同时又被政治利益和商业利益所裹挟、利用。文化传统常常被简化为一小串符号性的模式，比如书法、功夫、美食等等。多数中国人对自己文化和它的精神的背景内涵一无所知。

把传统简单地工具化的一个清晰可见的结果是，城市的规划者和房地产开发商联起手来，把文化遗址都统统拆掉，然后建起一条条“仿古街”购物区，并把它们打造成城市的文化标志。

我把希望寄托在当今中国混合文化中那些不同的元素，希望他们缓慢而自由地融合为一种崭新的东西，而这个新东西将超出单元的集合。从这种融合后的文化中，产生出有创意、有变革力的产品，无论它们是思想、艺术还是科学的，它们都将促使中国变成一个文化大国。而这个伟大的文化将吸引世界的，令人为之倾倒的。这种文化将绝不是对西方模式的模仿，也不是对“传统”的仿造， 更不是为了迎合政治正确或商业成功而制造的、Kitsch的大众产品。

到目前为止，中国具有真正优秀品质的文化产品还少而又少，但是，这些极少数的产品，都建立在知识与创造力的基础上，并来源于对自身文化传统和变化中的当今中国社会现实的真正理解。也许，这些极少数的例子正是中国未来文化力量的先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