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魏教育、选才与政权关系研究

2016-04-04 06:13熊建军李建梅
关键词:官学曹魏曹操

熊建军,李建梅

(石河子大学文学艺术学院,新疆石河子 832000)

曹魏教育、选才与政权关系研究

熊建军,李建梅

(石河子大学文学艺术学院,新疆石河子 832000)

曹魏教育与选才之间的关系是若即若离的。一方面曹魏教育为选才提供基础,即培养贵族子弟与政治人才;另一方面曹魏的人才选拔制度与教育本质有矛盾之处,导致“唯才是举”与“九品中正制”选才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曹魏的教育。虽然当时的选才制度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对国家固有教育系统的依赖,有利于各个层次、各个专业的人才的入仕,但是缺乏系统延续的教育的人才天然的存在着知识与人格上的短板,从而导致“材”有“才”无“德”的结果,这对社会整体发展造成了一定的伤害,最终危及政权。

曹魏教育;选才制度;政教关系

学界对于曹魏政权衰亡的研究,大多注重于人物臧否与历史政治的考察。许兆昌、于薇编著的《魏晋南北朝简史》以历史为脉络,简述了曹魏政权的建立与灭亡,认为是司马氏的崛起取代了曹氏。程万军在《用人之道决定兴亡之道——蜀汉与曹魏的两样灭亡》中指出,“魏的主体并没有亡,且一直很强大,只不过改名叫‘晋’,不再是曹家天下”[1]。郭瑞林、史小玲、郭修敏则提出曹魏之亡是“主弱臣强的必然结果”[2],当然这里的强臣即指司马懿。上述观点都是以政治局势来判定曹魏灭亡的原因,但这种判定较为笼统。在此基础上,一些学者已经开始挖掘深层次的原因。

第一,部分学者认为曹魏执政者用人失察而自掘坟墓。王丕来、苑兴华认为“英雄身后无奇才”,故而“曹丕之后曹魏朝臣即陷入凄惨的境地”[3]。殷坤也有相似的观点,他认为曹魏政权的灭亡并非是司马氏的一己之力,也是曹魏执政者的“自作孽,不可活”[4],因为曹丕一直在培植以司马氏为首的世族势力,而在无形中不断地削弱宗室。

第二,也有一些学者从曹魏执政者以及官员的品质入手,认为是曹魏官场的腐败加剧了曹魏政权的衰落,如马植杰在《论汉末魏晋之际世族地主势力的消长与曹魏政权的兴亡》一文中指出,“曹氏皇族是地主统治阶级的最上层,是曹魏政权的掌握者,所以最易腐化,一代不如一代,以司马懿为首的事功派世族比曹魏皇族腐化的程度较轻,多少还能继承曹操的崇尚事功政策,所以司马氏能够战胜曹魏皇族而取得统治权。司马氏的代魏是世族地主阶层还有一些生机并在继续发展的反映”[5]。王歆在《中国历代反腐实录·秦汉三国篇》也论述了魏明帝的奢侈靡丽的生活作风,以及其大臣圈地享乐的行为[6]。

第三,用人之道的失误导致了政治斗争的失败。由于曹丕一直削弱宗室力量,故曹睿托孤时,宗室内部已经没有多少可用之才。三少帝时期,“只有桓范一人年高资深,有政治经验,号称‘智囊’,但曹爽对他又‘不甚亲’。再看司马懿一派,著名臣僚有:高柔、刘放、孙资、孙礼、王观、卢毓、钟毓、傅嘏等,几乎都是曹魏元老,富于政治、军事斗争的经验,言行举措比较合乎实际。司马懿最终取得胜利,决非仅靠阴谋,与他所在的政治集团聚合了一大批才智之士,有着极大关系”[7]。

综上,对于曹魏政权的衰亡,学者们的一致观点是司马氏篡权的结果,因而曹魏政权衰亡已经有了一个明确的定论,且通常以历史史实一笔带过。通过学术史的回顾,我们发现学者们对曹魏大权旁落原因分析缺乏人才问题的关照。但实际上,在当时动荡不安的社会背景及政治环境下,从曹魏教育情况、选才制度对曹魏执政者、官宦的德、能的影响的实际情况看来,曹魏政权的旁落与人才培养及选才制度是有一定关系的。

一、曹魏教育与人才培养

曹魏教育沿袭汉制,中央设有太学,地方则建立官学,民间的私学也琳琅遍布。太学是两汉人才培养的基地,曹魏在教育上虽承袭汉制,但在实际的教学与选才上,却摒弃了两汉的传统,以“唯才是举”“九品中正制”作为其方式。因此曹魏国家机器运作中教育为政治培养人才这一作用在选才实践中大打折扣。从曹魏选才实践看来,曹魏选才与曹魏教育一直处于一种链接上的“藕断丝连”状态。当时的教育一方面要为政治培养“有能力”的人才服务,另一方面又因为受到汉代教育影响而与传统“有德行”形式上相连。传承传统文化,教化百姓,以及为朝堂培养接班人,是曹魏教育系统的基本任务。曹魏教育培养人才,即为曹魏的政治体系培养“储备干部”。曹魏人才培养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官学,包括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另外一种即为私学,包括私人建制的学馆以及各种形式的家庭教育。

(一)《修学令》的颁布以及曹魏设立官学的初衷

人才培养是政治管理中最为基础,也特别重要的一个环节,是政治中心得以延续传承的保证。作为“拥兵自重”的曹操,人才培养意识形成已早。《修学令》是曹操发布的正式的教育政策之一,内容为:“丧乱已来,十有五年,后生者不见仁义礼让之风,吾甚伤之。其令郡国各修文学,县满五百户置校官,选其乡之俊造而教学之,庶几先王之道不废,而有益于天下。”[8]实际上,曹操颁布《修学令》是有政治背景的。何夔曾建言曹操:“自军兴以来,制度草创,用人未详其本,是以各引其类,时忘道德。夔闻以贤制爵,则民慎德;以庸制禄,则民兴功。以为自今所用,必先核之乡闾,使长幼顺叙,无相逾越。显忠直之赏,明公实之报,则贤不肖之分,居然别矣。又可修保举故不以实之令,使有司别受其负。在朝之臣,时受教与曹并选者,各任其责。上以观朝臣之节,下以塞争竞之源,以督群下,以率万民,如是则天下幸甚。”[8]曹操对此建议深表赞同,便于建安八年发布了《建学令》(也作《修学令》)。曹操颁布此令的初衷实际上是为曹魏政治谋略培养“德才兼备”的人才。

仔细分析这条诏令,可以发现《修学令》的内容是“修文学,置校官”,原因是何夔提出的“用人未详其本”,目的是确保“先王之道不废,而有益于天下”。官学成为曹魏教育系统中的重要分支,史料对曹魏地方学校的论述很多,如:“承黄巾残破之后,修复城邑,崇学校,设庠序,举贤才,显儒士”[8];“明制度,整军农,兼修学校,南方称之”[8];“于是聚诸生,广屯田,立学校,兴治芍陂及茹陂、吴塘诸堨以溉稻田”[8]。但是由于战事频繁,社会动荡不安,地方官学也是时废时兴,未能形成一个完整的教育体系。曹魏地方行政分州、郡、县三级,各个行政区都有掌管教育的官员。地方学校的建立,使得曹魏教育更加的广泛与平民化,但是,在战乱背景下,地方学校的人才培养体系并未成为曹魏输送人才的主要通道。

(二)私学修德养智与家学培养人才

魏晋之际,私学十分广泛,其规模更甚于官学。值得注意的是,魏晋世家大族林立,为了巩固世族地位,家族内部都有不同规模的教育机构,类似于家族学馆,也是私学的一种。因此,魏晋时期的门第教育十分普遍。从曹魏人才来源以及分布可以发现,私学是曹魏人才培养的主要阵地之一。

是时,私学教师一般都是当世的学者或鸿儒,因此教学水平很高。“私人教授,尚沿两汉的遗风;加以当时乱变纷起,比较淡泊的士大夫,都以避地讲学自给”[9]。曹魏著名的私学教师,见于史传的,有田畴、邴原、管宁、国渊(《魏志》本传注引)、隗禧(《魏志·王肃传》引)诸人。邴原不仅是著名的私学教师,其本人也受到私学教育。“原十一而丧父,家贫,早孤。邻有书舍,原过其旁而泣。师问曰:‘童子何悲?’原曰:‘孤者易伤,贫者易感。夫书者,必皆具有父兄者,一则羡其不孤,二则羡其得学,心中恻然而为涕零也。’师亦哀原之言而为之泣曰:‘欲书可耳?’答曰:‘无钱资。’师曰:‘童子苟有志,我徒相教,不求资也。’于是遂就书。一冬之间,诵孝经、论语”[8]。“书舍”即当时私学的一种形式。私学在教育内容上较之官学更加丰富,包括儒学、文学、医学、数学、天文、玄学、艺术等,因此培养出的学生多才多艺。私学教师不计荣利,以传经育人为己任,而非培养政治人才,因此,这种广泛意义上的私学也并不是曹魏人才的主要来源。

曹魏时期,家学进行的门第教育是人才培养的主要方式。“门第教育是家庭教育的扩大,指的是一姓一族的教育,其目的在巩固和延续世家大族的政治、经济利益。其内容可分为两项:一为孝悌友爱等家风,二为文史技艺等家学”[10]。曹操掌权期间,以“唯才是举”的原则择才,但是实际操作中,曹操统一北方后“挟天子以令诸侯”,为了拉拢北方的世家大族,他也不得不提拔世族子弟。以谯沛、汝颍为中心的军事、政治人才便是其中之主力。谯沛集团负责曹操的军事,而汝颍集团则是曹操的智囊团,是“一个以家族地位、名声和治国才干为基础的集团,是一个门第与儒学相结合的政治集团”[4]。这个集团实际上代表着世族阶级,包括荀彧、荀攸、荀悦、郭嘉、陈群、钟繇、司马懿等人。这些人都是曹魏的重臣,他们出身世族,受到家学、家风的培养。

曹丕推行“九品中正制”后,择才的基本条件就有出身这一项,这一用人制度的实行导致了所谓的“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因此后期的曹魏政权中的天子近臣大多出自世族,如曹芳时期辅政的司马懿。曹魏门第教育十分普遍,在教学中以家族为基本单位。在教学中,儒学仍是门第教育的主要内容,但对于文学艺术、科学技术等各方面的培养也十分重视。玄学兴起后,门第教育受玄风影响较深,所谓“遵儒家之教,履道家之言”。虽然世族弟子也进入中央太学、地方官学或者私学,但就官学来说,“由博士选轻,诸生避役,高门子弟,耻非其伦,故无学者。虽有其名,而无其实;虽设其教,而无其功”[8]。由此,曹魏的门第教育是其人才培养的主要阵地之一。

是时,教育为政治服务的作用得以体现。这是乱世中曹魏教育的价值所在,是对两汉以来教育与选才这一整体链条形式的沿袭与继承,也是中国古代教育与政治的从属关系的集中体现。应该说曹魏时期,官私兼顾的教育形式为当时培养了一些人才,但是因为官私与汉魏的教育目标存在差别,因此人才特征也各有不同。曹魏前期的人才都有着明显的汉儒痕迹,后期的人才因为社会环境与选才标准的不同而注重于技能培训,给后来治国留下了一些隐患。

(三)官私语境下的教育目标与选才标准

曹魏时期,官学教育内容实质以经学为主。曹魏的官学教育目标都是关于人的德行,以及百姓的教化,其目的不外是为了“风化大行,百姓归心”,也就是说当时官学尤其是地方学校实际上实行的一种安于朝廷的风化教育。《三国志》载:“遂讲诗书,陈俎豆,饰威仪,明礼让,非学者无见也。由是度安其贤,民化其德”[8];“以典籍娱心,育人为务,遂建学校,敦崇庠序。其诱人也,皆不因其性气,诲之以道,使之从善远恶”[8];“然后率以仁义,立学明训,禁厚葬,断淫祀,进善黜恶……风化大行,百姓归心焉”[8]。而私学教育内容颇为丰富。整体来看,是以五经为主,玄学、文学、律学并举,辅以其他学科。其教育内容虽然跟官学有较大的差异,但门第教育作为家族教育的一种,其教育目标与家族利益息息相关。钱穆先生曾指出:“当时门第传统的共同理想,所期望于门第中人,上自贤父兄,下至佳子弟,不外两大要目:一则希望其能有孝友之内行,一则希望其能有经籍文史学业之修养。前一项之表现,则成为家风;后一项之表现,则成为家学。”[11]事实上,无论官学私学,其目的不外使后生成才立功。这就当然地表现为要与当时的选才标准吻合。

曹魏既有察举,又有九品中正制,其择才标准也各有所侧重。汉代的“察举”标准,史称“四科取士”,《后汉书·百官志》注引应劭《汉官仪》:一曰德行高妙,志节清白;二曰学通行修,经中博士;曰日明达法令,足以决疑,能按章覆问,文中御史;曰日刚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以决,才任三辅令,皆有孝弟廉公之行。这就是察举的项目。察举的具体科目很多,有孝廉、茂才、贤良方正、文学(指经学)以及明经、明法、兵法、阴阳灾异等临时规定的特殊科目。总体来说,曹魏察举的标准沿袭了汉代,即以德行、学识、能力、性格等方面为主。再看九品中正制,这种制度从一开始就明确规定了其选才的标准,即家世、道德、才能。综上,曹魏选才标准有德行、才能、家世、学识、性格五个方面。

前文已经提到曹魏官学教育目标是教化(包含德行教育与知识教育)、传承文化,门第教育目标是德行养成与家学流传,两相对比,可以有如下发现:总体来说,曹魏的教育目标比较广泛,抛去对百姓的教化,仅以学校教育来说,其教育目标跟选才标准基本上吻合,除了家世这一项。但家世恰恰又是入仕的敲门砖,在九品中正制确立以后家世尤为重要。即使曹操标榜“唯才是举”,“拔于禁、乐进于行阵之间,取张辽、徐晃于亡虏之内,皆佐命之功,列为名将。其余拔出细微登为牧守者,不可胜数”[12]。但是汝颖集团荀彧等人担任着举荐的角色,且他们本身出自世族,代表着世族阶级,他们所举荐的虽有下层庶族,但整体来看,仍以世族为主,尤其是曹丕以降,此种现象更为明显。因此,尽管曹魏的教育目标与选才标准基本吻合,但仅家世这一差异却造就了两种不同的人才来源、分布局面。也就是说,虽然“唯才是举”,但家世背景成为了人才考察的重要选项。

二、“才”“德”之辨——曹魏选才制度对曹魏教育的促进与冲击

曹魏的用人制度虽然沿袭了两汉的察举征辟制,也应时而异,推出了“唯才是举”原则以及九品中正制。“察举选才虽标明德才兼备,但实际是重德轻才”[13]。‘唯才是举’强调选才的实际才能,而九品中正制则以道德评价为优先取向”[14]。在曹魏选才的实践中,“才”“德”之辨一直从未停止争论与颉颃。

(一)“唯才是举”对曹魏教育的促进与冲击

“唯才是举”的用人原则出自曹操的《求贤令》。曹操有三道著名的人才令,即《求贤令》《取士勿废偏短令》《举贤勿拘品行令》。这三道求才令明确表达了曹操取士的原则和标准,每一道又各有侧重。

八年内曹操发布的三道求才令,“令中的措辞一次比一次直白和急迫”[15],表明了曹操“唯才是举”的用人准则。但在实际的人才任用时,曹操“唯才是举”的行为早已发生。从围绕在曹操身边的两大政治集团就可以看出。曹操任用人才不计出身、不计其短,善于利用人才的长处,如对郭嘉的任用。《三国志·郭嘉传》云:“先是时,颍川戏志才,筹画士也,太祖甚器之。早卒。太祖与荀彧书曰:‘自志才亡后,莫可与计事者。汝、颍固多奇士,谁可以继之?彧荐嘉。召见,论天下事。太祖曰:‘使孤成大业者,必此人也。’”[8]“初,陈群非嘉不治行检,数廷诉嘉,嘉意自若。太祖愈益重之,然以群能持正,亦悦焉。”[8]由此可以看出曹操的“唯才是举”,能任用有才之士而不计其出身、前事,如任用身为逃犯的典韦,其护卫许褚是地方大地主,部下刘晔是汉宗室。“唯才是举”这种择才标准表面上听起来是十分公平的,不考虑门第的高低、德行的好坏程度,只要有才华,任何方面的才华都可以,就能入仕,就能“得道”。这种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对曹魏教育有促进作用,尤其鼓励了封建社会底层的寒门、平民阶层,使得他们有了努力学习知识抑或技艺、培养自我的动力与希望。但同时,“唯才是举”也有负面的影响,它“打击了儒家塑造人才的标准和规则,影响了士人的读书热情。长久以来一直被尊奉为圭臬的忠孝仁义受到质疑,从而导致以儒家教育为主的曹魏时期教育的衰落”[16]。而这种衰落实际上也导致了后来人才的政治野心。当然,“唯才是举”这一选才观念是对两汉察举征辟制度的一种突破,它以“能力”为基础,同时也是核心,摒弃了“性格”“外貌”等其他诸多因素,给士人一个公平的晋升平台。

(二)九品中正制对曹魏教育的促进与冲击

《通典·选举》云:“尚书陈群以天朝选用不尽人才,乃立九品官人之法;州郡皆置中正以定其选,择州郡之贤有识鉴者为之,区别人物,第其高下。”[17]黄初元年,曹丕命陈群制订了九品中正制。不同于“唯才是举”,九品中正制是曹丕为了拉拢世族制定的选官制度,其基本内容为设置中正(掌管对某一地区人物进行品评的负责人)、品第人物(以家世、道德、才能为标准)。该制度“一方面保留乡间评定的残骸,另一方面又将向来与政府对立的或是代表大族名士势力的选举威权转而与政府合作”[18]。这一制度的实行大大地冲击了曹魏的整个教育事业,使曹魏之际的教育事业呈现出两种不同的态势。

一方面,这种制度使得学识才干不再作为入仕的主要标准,身份的限制使得许多有才学之士只能隐于民间,但相反那些高门子弟不用读书就能凭借出身谋得好前程,这种观念对曹魏官学教育的冲击巨大,“堵塞了寒门士子的进仕之路,严重挫伤他们学习的积极性”[19],这无疑是对已经开始衰落的曹魏官学教育雪上加霜。

另一方面,九品中正制选拔人才讲求家世出身,因此世族子弟入仕的机会就大大增加,而为了家族利益,为了保证世族的地位与前程,门第教育则更加兴盛。在九品中正制实行的初期,评议人物的标准是家世、道德、才能三者并重,也确实起到了选拔人才的作用,但并没有成为曹魏唯一的选才政策,而是与考试制度相结合。到明帝时期,已经有人发现九品中正制的弊病,尚书仆射刘毅提出“三难八损”形容其弊端,建议废除,但却未能实现。导致后期在品评人物时,家世几乎成了唯一的标准,这对门第教育的发展产生了负面影响,此种选才方式降低了世族子弟本来就不浓厚的学习热情。

(三)“才”“德”之辨在用人与教育过程中的交锋颉颃

从“唯才是举”到“九品中正制”,这不仅是曹魏选才制度对两汉选才制度的突破,也是“才”“德”之辨的过程。表面上,前者强调“才”,后者强调“德”,但从实际的政治环境与选才实践中,可以发现,这两种方式其实并非完全对立。从曹操发布三道求才令的政治背景看来,“唯才是举”并非针对所有阶层,曹操也并不完全重才轻德。曹操发布《求贤令》是在赤壁之战后的第二年,曹操已基本扫荡北方群雄,三国鼎立局面已基本形成,其政治势力的扩张几乎饱和。曹操发布求贤令的初衷是为了颠覆已经腐朽的察举征辟制度,鉴于东汉以来宦官把持朝政的政治态势而言,“不用说中央政府的官吏靠真才实学而胜任者微乎其微,就是州县官吏也多为他们的亲信所充任”[20]。“唯才是举令的颁行满足了中小地主为官参政的心理需求,得到了他们的积极赞同与响应”[21]。因此,曹操的“唯才是举”是为了提拔中小地主,试图削弱门阀士族的权力集中。但随着曹魏政权的发展,这种做法显然过于理想,得不到门阀世族支持的曹魏政权是无法稳定的,而九品中正制恰恰修正了“唯才是举”的不足。在实行初期,确实起到了选拔各个层次的人才的作用,是一种对新的选才制度的探索与尝试,也是对传统的突破。

但是我们也不难看出,随着时间的推移,选拔标准开始发生变化,尤其是曹丕称帝以后,为了拉拢世族与政治对手,重视门第出身成为重要选才标准。渐渐地,官吏的选拔权就被世家大族所垄断,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门阀制度,九品中正制成为世族地主操纵政权的工具。而真正有才学的人,却未必得到重用,朝中几乎无人可用,其结果便是三少帝成为了傀儡皇帝,曹爽被害后的曹魏政权,基本被野心勃勃的司马氏家族所掌控,从而一步步走向了灭亡。

三、无人可用——曹魏大权旁落的诱因

(一)功利的选才制度造成了谯沛的无人可用

“唯才是举”选拔了中小地主阶级进入政治舞台,宗室力量开始被削弱。曹操时期,作为军事统筹的谯沛集团掌握了曹操的兵权,以曹氏、夏侯氏为宗,但这却损害了世族的利益,为了拉拢世族,曹丕开始削弱宗室的力量,“九品中正制”的实行更是助长了以司马氏家族为首的世族的地位与权力分割,因此,在司马氏夺权时,曹氏宗族根本无力反抗。可以说,选才制度缺乏对人的德性的束缚与要求,导致类似于曹操自身的“奸雄逆贼”的出现,以至末世,曹奂虽名为皇帝,但实际上手中毫无权力,在大臣和军队中也没有任何势力,完全是司马氏的傀儡,最终政权危亡。曹魏的兴衰,是政治斗争中主弱臣强的必然结果。而这个结果与当时的选才与教育密不可分。早期,曹操求贤若渴,招揽了天下贤才,形成谯沛、汝颍两大政治集团,一武一文助其夺天下。谯沛集团是“以曹氏、夏侯氏宗族为核心,包括许褚、丁冲、任峻等谯县籍人士或曹氏外籍姻亲,由此而外,扩大到与曹操政权关系密切的沛国籍人士”[22]。到了三少帝时期,许多年老的谯沛人士或逝世或退出政治舞台。曹睿在为曹芳挑选托孤大臣之时,也是煞费苦心,既要忠于曹芳无取代之心,又要有能力与司马懿抗衡,因此,在两相权衡下曹睿选择了同族但血脉并不相近的曹爽。曹睿选择曹爽,除去宗族原因之外,无人可选也是其一因由。

(二)皇族教育的失败加速了曹魏政权的旁落

曹魏前期是比较重视子弟的教育的。曹操亲自考论皇子的文才,督促其学习,还设太傅和太保,“惟置太傅,以钟繇为之;后置太保,以郑冲为之”[23]。“还设有太子太傅和太子少傅,并筹建二傅机构”[24],但未设太师。虽然设置了官职进行皇子的教育,但曹魏宫廷教育的重点是太子。曹髦是曹丕的孙子,是三少帝中十分出众的一位,曹髦13岁即位,从小好学业,文学素养很高,重视教育,曾到太学与博士讲经。在政治上,虽为傀儡皇帝,却不同于历史上很多相同境地的君主,曹髦对自己所处的局面敢于抗争,他不满司马氏的嚣张跋扈,欲除之而后快,却未能成功反而被诛。历史上对曹髦的评价较高:“高贵公才慧夙成,好问尚辞,盖亦文帝之风流也;然轻躁忿肆,自蹈大祸”[8]。但曹髦毕竟年幼,又缺乏得力的辅佐,因此“名决有余,而深沉不足。其雄才大略,经纬远图,求之数君,并无取焉”[25]。事实上,曹魏皇室教育总体上是不太成功的,自曹睿以来的奢靡、浮华风气更是影响到了这个政治集团的未来。《晋书·宣帝纪》曰:“魏明帝好修宫室,制度靡丽,百姓苦之,帝自辽东还,役者犹万余人,雕玩之物,动以千计,至是皆奏罢之,节用务农,天下欣赖”[26]。郭太后废曹芳诏令:“皇帝芳春秋已长,不亲万机,耽淫内宠,沈漫女德,日延倡优,纵其丑谑;迎六宫家人留止内房,毁人伦之叙,乱男女之节;恭孝日亏,悖慠滋甚,不可以承天绪,奉宗庙。”[8]由此,曹魏的皇族教育整体上是失败的。

(三)官学无法得到应有重视成就了其他政治集团的人才网罗

曹魏官学教育虽然一直受到曹魏当权者的关注,但整体上处于衰微零落的状态,“自黄初以来,崇立太学二十余年,而寡有成者”[8]。朝堂上也人才匮乏:“时郎官及司徒领吏二万余人,虽复分布,见在京师者尚且万人,而应书与议者略无几人。又是时朝堂公卿以下四百余人,其能操笔者未有十人,多皆相从饱食而退。”[8]曹操在位时,很注意招贤纳士,文臣武将蜂拥而至,且多为心腹。到了文帝、明帝时代,他们更看重曹氏家族的将才,没有及时发掘外姓的能臣,培养的文治武略的人才很少,再加上选才制度的冲击,曹魏官学教育的存在正如有些学者所言——仅为掩人耳目的装饰品。基于三足鼎立的政治环境,曹魏内部发展经济、农业,对外开疆拓土、防御外敌是政治重心,而教育事业始终在其政治边缘徘徊。教育的失败使得曹魏后期无人可用,朝中没有能够主持朝政的文臣,而开疆拓土的将军邓艾、钟会却都是归属于司马氏,这种政治局面实属无奈。因此,曹魏教育的失败从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曹魏的大权旁落。

四、结语

在中国古代,一般把教育与政治的关系看作是“教育从属于政治”,也就是说中国古代的教育是完全为政治服务的,正如苗春德所说:“教育是从属于一定的阶级和政治,并为一定的阶级和政治服务。这是任何阶级都无一例外地遵循的准则,是毋庸置疑的定论。”[27]这种关系具体表现为上为朝堂培育政治人才,下为国家教化百姓。曹魏教育系统承担了培养人才的责任,但却未达到预期目标。“九品中正制”与“唯才是举”这两种选才制度虽然大大冲击了曹魏教育,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选才对教育系统的依赖,有利于各个层次、各个专业的人才的入仕,但是缺乏系统延续教育的人才天然地存在着知识与人格上的短板,从而导致有“才”而无“德”的结果,这对社会整体发展造成了极大的影响,最终成为危及政权的因素之一。

[1]程万军.用人之道决定兴亡之道——蜀汉与曹魏的两样灭亡[J].国学,2011,(2).

[2]郭瑞林,史小玲,郭修敏.四大古典名著新解读[M].北京: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13.

[3]王丕来,苑兴华.王朝更选中的帝王[M].明天出版社,1992.

[4]殷坤.解码三国[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12.

[5]马植杰.论汉末魏晋之际世族地主势力的消长与曹魏政权的兴亡[J].史学月刊,1965,(5).

[6]王歆著.中国历代反腐实录·秦汉三国篇[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14.

[7]杨诚虎,李文才.发达国家政府管理制度文库.发达国家决策咨询制度[M].时事出版社,2001.

[8]〔晋〕陈寿.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2006.

[9]周予同,原著,朱维铮,编校.中国经学史讲义(外二种)[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10]贾馥茗.教育大辞书4[M].台北:文景书局,2000.

[11]郭瑞林,史小玲,郭修敏.四大古典名著新解读[M].北京: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13.

[12]〔梁〕梁元帝.金楼子[M].北京:中华书局,1985.

[13]王凌皓.中外教育史[M].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14]王明前.从“唯才是举”到九品中正——魏晋之际的“才”、“德”之辩[J].苏州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2).

[15]郝虹.德与才的较量:从“唯才是举令”到九品中正制[J].孔子研究,2015,(1).

[16]李晓薇.曹魏时期的教育研究状况略论[J].教育教学研究,2008,(16).

[17]〔唐〕杜佑.通典[M].北京:中华书局,1984.

[18]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九品中正制试释[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19]王晓亮.中国教育面面观[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7.

[20]薛瑞泽.唯才是举令颁行的社会心理考察[J].洛阳大学学报. 1999(3).

[21]王石.中国历史上的廉政[M].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22]柳春新.汉末晋初之际政治研究[M].长沙:岳麓书社,2006.

[23]杨晨.三国会要[M].北京:中华书局,1998.

[24]宋大川,王建军.中国教育制度通史·第2卷·魏晋南北朝隋唐(公元220-960年)[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

[25]倪文杰主编.全唐文精华[M].大连:大连出版社,1999.

[26]〔唐〕房玄龄,等.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97.

[27]苗春德.试谈教育与政治的关系[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1,(03).

(责任编辑:赵旭国)

Relationship Between Education,Personnel Selection and Regime in the Wei Dynasty

XIONG Jian-jun,LI Jian-mei
(School of Art and Literature,Shihezi University,Shihezi 832000,Xinjiang,China)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ducation and personnel selection was ambiguous in the Wei Dynasty. On the one hand,the education system of Wei,which cultivated aristocrat and political talents,provided a basis for the personnel selection.On the other hand,there were contradictions between Wei's personnel selection system and the nature of education.To a certain extent,the“Meritocracy”and“Nine-rank system”impacted the education of Wei.Although the personnel selection system reduce the country's dependence on natural education system to a certain extent at the time,and it was beneficial to be an official for all talents from all walks of life,there was an inborn shortcoming on the knowledge and personality for the people without a systematic continuation of education.As a result,such people were“qualified”in ability but not in virtue,which harmed the integral development of society and ulitmately threatened the regime.

education in the Wei dynasty;personnel selection system;relation between education and regime

K236.1

A

1671-0304(2016)04-0111-07

]2016-03-01

时间]2016-08-21 19:44

熊建军,男,陕西留坝人,石河子大学文学艺术学院教授,主要从事公共关系和文化传播的教学与研究。

URI:http://www.cnki.net/kcms/detail/65.1210.C.20160821.1944.012.html

【历史研究】

猜你喜欢
官学曹魏曹操
治理的技艺:三代王官学新说
曹魏的书法新纪元
1800年后读懂曹操
曹操:一个熟悉的陌生人
神兮 魂兮——感怀于许昌水系建设和曹魏古城修复而作
明清时期太谷县教育刍议
刍议曹魏屯田的背景及影响
金代的官学教育
魏晋政权的演变与颍川地区士族及人才的发展
宋代官学教育经费及其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