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管薪酬、企业避税与过度投资的关系研究

陈俊良

摘 要：本文研究了避税与过度投资之间的关系，并且考察了高管薪酬对避税与过度投资的关系影响。企业的避税行为往往会加大信息不对称和代理冲突。而高管薪酬有助于缓解代理冲突，降低信息不对称。本文采用2007-2014年所有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实证发现：企业避税行为会加大过度投资；高管薪酬的提高有助于缓解避税带来的过度投资。

关键词：薪酬；避税；过度投资

一、引言

近年来，我国经济呈下行趋势，投资效率越来越受到关注。现有大量研究发现，代理问题和信息不对称是影响投资效率的主要因素。因为经理人所拥有的信息比股东来得灵通，出于自利动机，会进行有悖于股东价值最大化的投资行为。由于高管掌握着公司的资源，为了获取私利，更倾向于过度投资，而避税会加剧这种冲突，带来更加严重的过度投资。

本文从避税的代理观出发，结合信息不对称理论，研究公司税负的高低对过度投资的影响，并且引入了高管薪酬作为治理机制，检验高管薪酬对避税与过度投资间的影响。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从代理成本的角度分析企业的避税寻租行为，成为目前研究企业避税行为的主流（Hanlon and Heitzman，2010）。Chen and Chu（2005）和Crocker and Slemrod（2005）建立起了委托代理理论下公司避税的研究框架。Kim et al.（2011）指出，避税活动背后隐藏的管理层机会主义行为，增加了股价暴跌的风险；陈冬等（2013）发现，复杂且不透明的避税行为，掩盖了管理层寻租行为，给企业带来不良的后果；刘行等（2013）从避税代理观的角度出发，认为避税活动是通过信息不对称和代理成本来影响投资效率。

高管避税会加剧代理冲突和信息不对称，造成投资过度：第一，高管避税时，为了逃避税务当局的监管，往往采取的是隐蔽的方式，造成了公司信息透明度下降，外部投资者难以对企业进行区分，从融资角度上讲，会使劣质企业获得融资，从而有充足的现金投资，造成过度投资；第二，因为高管进行避税时治理层难以发觉，从代理角度来讲，管理层会有基于自利的行为，有些管理层为了追求更高的地位权力及声誉，会有盲目扩大企业规模，构建“企业帝国”的动机，此时就有可能选择净现值为负的投资项目进行投资，造成过度投资。基于此，提出第一个假设：

假设1：避税程度与过度投资正相关。

由上文分析可知，高管避税可能会带来过度投资，而避税与过度投资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直接的，也就是说，避税行为并不直接带来过度投资，它们的正相关关系并不在于避税活动本身，而在于由避税活动所引起的代理问题和信息不对称。当高管拥有高薪酬时，其基于机会主义的避税行为会有所减弱，由此引发的自利行为也会所有减弱，因而，在投资过程中，高管寻求额外的风险补偿的动机也会有所减弱，过度投资的倾向也渐渐趋于理性，因此避税寻租与过度之间的正向相关关系会有所减弱。基于此，提出第二个假设：

假设2：高管薪酬的提高能够弱化避税行为与过度投资的正向影响。

三、实证设计

（一）实证模型

（二）变量定义

1.因变量：过度投资。本文借鉴Richardson（2006）模型估计公司过度投资程度。残差ε为非效率投资。当ε>0时，表示过度投资。

2.自变量：

（1）避税行为。本文借鉴刘行、叶康涛（2013）的做法，以会计-税收差异（BTD）和扣除应计利润后的会计-税收差异（DDBTD）作为避税程度的衡量指标。其中BTD=当期会计利润-（所得税费用-递延税）/名义税率。

（2）高管薪酬。为了符合本文的研究意图，本文对高管薪酬重新进行了限定。这里的高管薪酬指的是不包括隐性薪酬在显性货币薪酬。本文采取两种衡量方式：一是高管薪酬最高的前三名之和（PAY）；二是借鉴辛清泉（2007）的做法，采用的非预期高管薪酬（UEPAY）作为稳健性检验的替代变量。

3.控制变量。自由现金流是影响企业投资行为的重要因素，我们对其进行了控制。自由现金流CF=经营活动现金净额/总资产-预期投资。我们还控制了相关的公司治理变量：独董比例IND=独董人数/董事人数；董事会规模（BSIZE）=董事会人数的自然对数；总经理和董事长是否两职合一（DUAL），是取1，否则取0；机构持股比例（INST）；产权性质（SOE）。

（三）样本筛选

本文选取了2007-2014年期间所有A股上市公司作为样本，剔除比较特殊的银行、保险、证券等公司、ST公司及其他缺少数据的公司，最终得到3453个样本。为消除极端观测值的影响，对所有样本进行1%的缩尾处理。本文数据来自CSMAR和iFinD数据库，本文主要通过Stata13.0进行分析。

四、实证结果

（一）多元回归分析

变量（1）Overinv（2）Overinv

BTD0.03903**0.36484*

PAY-0.00156*

BTD_PAY-0.06501*

FCF0.07269**0.07422***

Constant0.03652***0.05491***

表2列示了多元回归方程的回归结果。第1列为避税与过度投资的关系。从表可见，BTD与Overinv在5%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这与假设1相符合。FCF与Overinv显著正相关，说明现金流越充裕的企业越可能过度投资。第2列为高管薪酬、避税与过度投资的回归结果。 BTD_PAY的相关系数在10%水平上显著负相关，说明高管薪酬有助于缓解和抑制避税引起的过度投资，与假设2吻合。

（二）稳健性检验

稳健性检验用高管非正常薪酬UEPAY替代PAY，用DDBTD替代BTD，并且按UEPAY>0和UEPAY<0进行分组，结果发现DDBTD与Overinv相关系数为0.0621，在1%显著正相关。在UEPAY>0组中，UEPAY大于0的能够有效抑制避税带来的过度投资，而UEPAY<0那组，DDBTD_UEPAY的系数不显著，说明当高管薪酬过低时，高管薪酬激励机制并不能缓解避税带来的过度投资。

五、结论

本文分别检验了避税行为与过度投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检验了高管薪酬对避税行为引起的过度投资的抑制作用。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高管避税与过度投资呈正相关关系，避税程度越大，越有可能引起过度投资现象；（2）高管薪酬能够有效抑制避税带来的过度投资。基于本文的研究，本文得出如下启示：（1）股东要重视高管的避税行为，一方面避税能够提高企业业绩；另一方面，也应重视避税过程中高管的寻租行为。（2）公司应该完善公司的薪酬激励机制，良好的薪酬机制能够缓解信息不对称，降低代理成本。（作者单位：福州大学）

参考文献：

[1] Slemrod J. The Economics of Corporate Tax Selfishness. National Tax Journal 2004，57（4）： 877-899.

[2] Chen， K.P. and C.Y. C.Chu. InternalControl versus External Manipulation： A Model of Corporate Income Tax Evasion. The 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2005 36 （ 1） ：151 ～164

[3] Crocker， K. J. and J. Slemrod.2005.Corporate Tax Evasion with Agency Costs.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89 （9-10） ： 1593～1610

[4] Hanlon， M. and S. Heitzman. 2010. A Review of Tax Research.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50 （2-3） ：127 ～178

[5] 刘行，叶康涛.企业的避税活动会影响投资效率吗？[J].会计研究，2013（ 6） ： 47-53[6]辛清泉政府控制、经理薪酬与资本投资[J]经济研究，2007（8）：110-122

[6] 陈冬，唐建新.高管薪酬、避税寻租与会计信息披露[J].经济管理， 2012（5）：114-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