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色明星”为何引发清末官场震荡

董建中

在中国帝制时代，伎女之名能见之于煊赫帝王上谕，堪称旷古奇闻，清末就有这样的歌伎，她就是杨翠喜。

因为卷入一起高官弹劾案，本来身份卑微的杨翠喜得以留名“清史”，但此案不是一起简单的弹劾案，而是一场清廷政治斗争的前奏。晚清中央高层内部两大势力集团，借此展开针锋相对的角力，均欲置对方于死地而后快。

“杨翠喜案”发生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时为农历丁未年，故该弹劾案又被称为“丁未大参案”，由此所引爆的一场激烈政争，史称“丁未政潮”。

110年前的这个案子，按理说早已经是时过境迁、尘埃落定，却屡屡被人提起，只缘个中细节，众说纷纭，且颇堪玩味，仍有可资今人借鉴反省之处。

杨翠喜是何许人也？

杨翠喜的身世，有不同记载，最一般的说法是：她是直隶通州人，家中十分贫穷，12岁时，随父母到了天津，当时正闹义和团，很不太平，他们逃避到了天津东北的芦台镇。义和团闹得最凶时，一家人无以为生，杨父不得已将翠喜卖给了陈某。八国联军攻破天津后，陈某携翠喜回天津，居城中的白家胡同，与杨茂尊为邻居。未几，陈某将她转卖给了杨茂尊，杨茂尊之妻即翠喜的养母为杨李氏。从此，杨翠喜沦落风尘。

当时天津的声伎，称一时之盛。有叫陈国璧者，购得两名幼女，一名翠凤，一名翠红，在天津上天仙演出，特别叫座，大赚其钱。杨茂尊对此特别羡慕，就和陈国璧商量，让杨翠喜跟翠凤等学戏，专演花旦，所演《拾玉镯》《珍珠衫》《卖胭脂》等，都是淫秽戏目。杨翠喜14岁的时候，在侯家后协盛茶园初次登台。但人气并不旺，收入甚薄。其间，杨翠喜还曾到哈尔滨。后回到天津，得到大观园戏院的聘请，声名鹊起，开始叫响津门，引来众豪客捧场，一时为女伶之冠。那会儿，翠喜已18岁了。

不久，杨翠喜受聘于天仙园，一个月可以获得包银八百元。她得到天津富商王益孙、直隶候补道段芝贵等人的竞相追捧。

话分两头，再说说“杨案”中的“男主角”，晚清政坛新锐、“官二代”载振。

载振是庆亲王奕劻的长子。奕劻身为宗室，逢迎慈禧，青云直上，实为清末政局中炙手可热的人物。载振仗着父亲的权势，可谓是少年得志，14岁即赏头品顶戴，18岁选在乾清宫行走，19岁封为二等镇国将军。光绪二十七年十二月十二日（1902年1月21日），慈禧选载振为清廷赴英国致贺英王加冕的头等特使，并赏贝子衔（清皇室爵位第四等，仅次于亲王、郡王和贝勒），因此人称振贝子。

载振又于光绪二十八年再度出洋，考察各国政治、法律、教育、商务等。此时清朝大搞“新政”，成立商部（后改农工商部），这位曾见过世面的振贝子，也就成了清朝首任的商部尚书（即部长）。不想，这样一位清廷所倚重的人物，在清史上没有留下什么可圈可点的事业，反倒因为“杨翠喜案”，成了遭人讥讽清末官场腐败堕落的负面典型。

载振乃是十足的纨绔子弟，早在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九月，他就因与天津歌伎谢珊珊有染而令朝野瞩目。

一次，载振大宴宾客于天津余园，召集众歌伎陪酒，他赏识的谢珊珊亦在其中。席间，嬉谑无度，丑态百出，钗横鬓乱，觥筹交错。谢珊珊被灌得大醉，以脂粉抹在商部右侍郎陈璧的面颊之上，引来满座欢笑。陈璧也洋洋自得，不以为耻。

不料，当年十月初一日，御史张元奇上章弹劾此事，这时候载振出任商部尚书才两个多月。

中央高官公然狎妓，不免有失官场体统，清廷下诏书对之严加申斥：“载振份属宗支，所管商部关系甚众。宜如何奋勉谨慎，一意奉公，何心娱乐游宴。”并告诫载振“尤当深加警惕，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载振遭此打击，一度呈请“开缺”，想就此退出官场。有记载说，上述诏书下发后，身为父亲的奕劻感到脸上无光，既有些发火，又为了做给人看，曾对振贝子绳以家法，罚令长跪，同时他还拒绝了许多人的说情，载振只好跪了大半天。

如果载振从此改过自新，也许就没有后来更加震动朝野的“杨翠喜案”了。

事出有因，查无实据？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载振已东山再起。该年九月，他以镇国将军衔奉使调查奉天事宜，路过天津，故态复萌，又广招歌伎陪酒。座上，载振特别欣赏杨翠喜的色艺，对之大为倾倒。

以直隶候补道充北洋陆军统制的段芝贵，一旁看在眼中，心领神会，转头就出了一万二千两银子，从戏院买下了杨翠喜，准备找时机呈献给载振。

第二年春天，奕劻在北京做寿，广收贿赂。段芝贵携杨翠喜进京，借祝寿为名，将杨翠喜献给载振，杨翠喜时年19岁。同时，段芝贵又从天津商会王竹林处借银10万两，作为奕劻的寿礼。此一行动，实可谓立竿见影。

同年三月初八日，东三省官制调整，由过去的将军制改为督抚制，上谕指示：段芝贵升官，以布政使衔署理黑龙江巡抚。

督抚乃封疆大吏，其任命人选自然受到官场瞩目。但一众京官相聚而语，皆不知段芝贵为何许人也，区区候补道员竟能署理黑龙江巡抚，从一个四品官一跃为正二品，提升之速出人意料。而了解段芝贵的出身与为人者，对这一“破格”任用，私下记载说“殊堪喷饭”。

段芝贵之高升“公示”17天后，即光绪三十三年三月二十五日（1907年5月7日），御史赵启霖上章弹劾，揭露其中隐情。此奏一出，舆论大哗。

赵启霖上奏的弹章中说：

臣闻段芝贵人本猥贱……百计夤缘……善于迎合，无微不至。……上年贝子载振往东三省，道过天津，段芝贵夤缘充当随员，所以迎逢载振者，无微不至。以一万二千金于天津大观园买歌妓杨翠喜献之载振，其事为路人所知。复从天津商会王竹林措十万金，以为庆亲王奕劻寿礼。人言籍籍，道路喧传。奕劻、载振等因为之蒙蔽朝廷，遂得署理黑龙江巡抚……段芝贵如此无功可纪、无才可录并未曾引见之道员，专恃夤缘，骤跻巡抚，可谓无廉耻。在奕劻、载振父子以亲贵之位……惟知广收赂遗，署时难于不问，置大计于不顾，尤形成谓无心肝……交通贿赂，欺罔朝廷，明目张胆，无复顾忌，真孔子所谓，是可忍，孰不可忍！

所谓“夤缘”，就是攀附、巴结。面对如此毫不留情的弹章，朝廷不得不下诏先撤去段芝贵的官职，并命醇亲王载沣和大学士孙家鼐跟进，“有无其事，均应彻查”。

接到谕旨后第二天，即三月二十六日，载沣、孙家鼐就委派正红旗满洲参领恩志、内阁侍读学士润昌，前往天津详细访查。四月初五日，载沣、孙家鼐详细奏报调查结果，奏折中说：

恩志等人到天津后，即查访歌妓杨翠喜一事，天津人都说，杨翠喜被王益孙买去。两人当即面询王益孙，王益孙称叫名王锡瑛，系兵部候补郎中，于二月初十日，在天津荣街买杨李氏养女杨翠喜为使女，价三千五百圆，并且立有字证。王益孙称，杨翠喜现在家中服役。

恩志等面询杨翠喜，杨翠喜说：先在天仙茶园唱戏，于二月初，经由中间人梁二说合，父母同意将身卖与王益孙充当使女。

他们找到梁二与杨翠喜父母，后者称他们的养女确实被王益孙买去，充任使女。

至于王竹林措十万金一事，据王竹林称，他名叫王贤宾，系河南候补道，充当天津商务局总办，与段芝贵并无来往。现虽充盐商，并无数万之款，所办商会，年终入款七千余圆，本局尚不敷用。商会事件，系各商共同办理，并非一人专理。恩志等人调阅了商会的账本，没有发现这笔款项。商会的人也作证，关于给段芝贵十万金一事，不但未见，而且未闻，他们情愿具名甘结，就是自愿签名作证、担当责任。天津其他的商人也都称，王竹林没有向段芝贵措款一事。

收到恩志、润昌的报告后，载沣和孙家鼐将王益孙、杨翠喜父母、王竹林以及部分商会中人，一并提解至北京，审讯的结果与恩志等人所报无异。

“人可欺，天可欺乎？”

四月五日当天，就有上谕批复这份调查奏章：

该御史于亲贵重臣名节攸关，并不详加访查，辄以毫无根据之词率行入奏，任意污蔑，实属咎有应得。赵启霖着即行革职。以示惩儆！”

上谕还说：“嗣后如有挟私参劾、肆意诬罔者，一经查明，定予从严惩办。”

这道谕旨颁布后，四月初七日御史陆宝忠上奏，认为赵启霖身为言官，纵使参劾失当，内心实为公而无私。第二天御史赵炳麟又上奏，请求对言官应宽容。

对此，慈禧随即颁懿旨：“赵启霖污蔑重臣，既经查明失实，自应予以惩儆。惟赏罚之权操之自上，岂能因臣下一请，即予加恩？”明确拒绝了御史的请求。

载振遭弹劾后，颇不自安。就在朝廷将赵启霖革职的第二天，即四月初六日，他也奏请开缺，其奏折是难得一见的妙文：

臣系出天潢，夙叨门荫，诵诗不达，乃专对而使四方，恩宠有加，遂破格而跻九列，倏因时事艰难之会，本无资劳才望可言，卒因更事之无多，遂至人言之交集。虽水落石出，圣明无不烛之之私，而地厚天高，蹐跼有难安之隐。所虑因循恋栈，贻衰亲后顾之忧；岂惟庸懦无能，负两圣知人之哲。不可为子，不可为人。再四思维，惟有仰恳天恩，开去一切差缺。愿从此闭门思过，得长享光天化日之优容。倘他时晚盖前愆，或尚有坠露轻尘之报称。

此折婉曲微妙，文词斐然，有人猜测出于唐文治（时任农工商部左侍郎，以文才著称，民初任交通大学校长）的手笔，也有人认为捉刀者是杨士琦（初得李鸿章重用，后为袁世凯的心腹智囊）。

朝廷于当天下发谕旨，同意载振开去御前大臣、领侍卫内大臣、农工商部尚书等缺及一切差使。上谕中称赞载振“内廷当差以来，素称谨慎，才识稳练”，其奏请“情词恳挚，出于至诚”。最后还指示：“载振年富力强，正当力图报效，仍应随时留心政事，以资驱策，有厚望焉。”

至此，这场轰动一时的弹劾案，以弹劾人和被弹劾人双双去职而告一段落。

但还是有一位御史江春霖不依不饶，他上奏指出此案办理过程中的六个疑点：

疑点一，段芝贵买献歌伎之说，最初出于天津报纸，王益孙是天津富绅，杨翠喜又是天津名伎，假若真如恩志等查访所得，二月初即买为使女，报馆近在咫尺，必定能得到真实消息，何至于张冠李戴而误登呢？

疑点二，使女就是丫环，在天津买个丫环，花数十个银圆，顶多一百圆足矣，用三千五百圆买个丫环，比平常的价钱多二三十倍，王益孙即使挥金如土，也不至于愚笨至此吧！

疑点三，杨翠喜名艺倾动一时，诚白居易《琵琶行》所谓“名在教坊第一”，老大嫁作商人妇，尚还要穷愁倾诉，岂有杨翠喜少年红颜，甘心仅当作使女之理？

疑点四，王益孙称，在天津荣街买杨李氏养女，而不说是歌伎，而杨翠喜则声称，先在天仙茶园唱戏，经中人梁二与身父母说允，又不言养与李氏，供词互异，显然其中有捏饰之处。

疑点五，杨翠喜既为歌伎，脂粉不去手，罗绮不去身，是不能干什么苦力的，说他在家当使女，不知能干什么？

疑点六，坐中有伎，心中无伎，王益孙不是那种人，说是买使女，“人可欺，天可欺乎？”

江春霖在奏折中最后强调，赵启霖业经革职，载振亦复开缺，而作为兵部候补郎中的王益孙，却以职官纳歌伎而逍遥法外，于理不合。他请求将王益孙按职官娶伎之律处治罪。

江春霖的六点疑问直指要害之处，很有分量。六月初七日，朝廷下令赵启霖复职。

先发制人不如釜底抽薪

依据当时及日后透露出来的种种蛛丝马迹，杨翠喜一案，绝不是高官生活作风出问题，清廷监察部门秉公查核这么简单，它其实是晚清高层两大派别内斗的信号：一方是时任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瞿鸿禨，与刚刚奉调入京出任邮传部尚书的地方实力派岑春煊联手，另一方则是庆亲王奕劻加上直隶总督袁世凯。

段芝贵出身北洋，是袁世凯的得力干将。有关他向载振献杨翠喜一事，还有另一种说法。据称，光绪三十二年九月载振路过天津时，负有“秘密使命”。事情的起因，是袁世凯在戊戌政变中告密而取信于慈禧太后，但因掌握兵权，威势日重，为满族亲贵所猜忌。当日慈禧虽已解除了袁的兵权，对这位城府甚深的直隶总督，还是不大放心，遂密令载振“顺道”考察其动向。

事先得知底里的袁世凯，赶紧做好准备，他指使段芝贵引诱年少轻浮的载振作狎邪游，更以重金买得杨翠喜相赠。载振自是感激不已，回去向慈禧复命，说：袁世凯忠心耿耿，每天晚上烧香祝祷老佛爷万寿无疆。

段芝贵与袁世凯的关系，确也非同一般。据熟谙清末掌故的胡思敬所著《国闻备乘》记载：袁世凯有妾与仆人私通，事情败露，妾自杀，该仆人偷窃财物逃走，很长时间也未能抓拿归案。当时还只是一名巡捕的段芝贵公开悬赏，终于逮到此人交给袁世凯。袁氏大喜，称赞段芝贵能干，令其捐得道员，并积极向朝廷推荐。段芝贵自然就死心塌地为袁效命了。

御史赵启霖的好友陈毅，当年也在邮传部供职，据他记载：袁世凯有妾曰翠凤，是杨翠喜的姊妹，此妾就是段芝贵进献给袁世凯的。段芝贵甚至拜袁为父，民初袁世凯称帝时，段芝贵被人喊作“干殿下”。

因此，在赵启霖上奏弹劾段芝贵，慈禧命载沣、孙家鼐派员赴津彻查之际，载振、袁世凯等急行釜底抽薪之计，立即秘送杨翠喜回天津，由袁世凯的兄嫂之弟张镇芳央求王益孙领去。张镇芳时以候补道员充直隶全省财政总汇处总办，兼办盐务，与王益孙、王竹林关系密切。等载沣、孙家鼐所派之人到达天津时，一切早已布置好了。

有人说，赵启霖之所以发难弹劾段芝贵，是瞿鸿禨试图借此牵制权势膨胀的奕劻和袁世凯。表面上看，赵启霖和载振相继去职，双方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此案发酵，实令慈禧对奕劻心生反感。应该说，瞿鸿禨一方开始是占据了上风的。

岑春煊乃前云贵总督岑毓英之子，他常年在地方任职，因何又与出掌军机的瞿鸿禨结成同一阵线呢？原来，早在庚子年间（1900年），岑春煊在甘肃布政使任上率兵“勤王”，在慈禧与光绪“西狩”时护驾有功，慈禧对其帘眷甚隆，而以廉正知名的瞿鸿禨，就是在西安获提拔为军机大臣的。此后，岑春煊先后署理四川总督及两广总督，所到之处，铁腕治官，人称“官屠”，又与袁世凯并称“南岑北袁”。

且说光绪三十三年正月十九日，清廷再任命岑春煊为四川总督。据岑春煊自己在《乐斋漫笔》中记载：三月中旬，他从上海乘船启程赴任，船停汉口之时，向清廷发电报请求顺道陛见，不等朝廷同意，他就乘火车北上。

三月二十一日，岑春煊在京陛见后，奉旨补授邮传部尚书，留京供职。那段时间，岑常在慈禧面前“汇报”庆亲王奕劻的贪黩无能。另据在邮传部任职的陈毅说，岑春煊抵京之日，御史赵启霖曾亲往恭迎。赵启霖是瞿鸿禨的同乡，都是湖南湘潭人。三月二十五日，赵启霖便突然参劾段芝贵。种种迹象表明，瞿、岑、赵三人在弹劾案发动前后，关系委实不寻常。

“衰世乏才，良可慨也”

政坛对手如此咄咄逼人，奕劻和袁世凯自然也不甘心吃哑巴亏。他们伺机反击，先是以广东边境不靖为由，称“非知兵有威望者督粤，不能镇慑”，推举岑春煊为最佳人选。四月十七日，清廷下诏调邮传部尚书岑春煊为两广总督，不等他部级大员的位子坐稳，就将其挤出了北京。但对于更老辣的瞿鸿禨，他们一时还没有杀手锏。

据《凌霄一士随笔》等清末掌故名作的记载：

有一次，慈禧单独召见瞿鸿禨，提到奕劻时说：他是我一手提拔起来的，这几年我看他也足了，可以让他休息休息吧。显然慈禧对之并不满意。瞿鸿禨见机即进言：太后圣明，如罢其政权，正所以保全其晚节。慈禧说：我自有办法，你等着看吧。

瞿鸿禨甚是高兴，将此事告知门生兼姻亲汪康年，说奕劻不日将罢官。而汪康年又将消息透露给他一位朋友，伦敦《泰晤士报》的访员高某，高某马上向报社发回电报。美国驻华公使接到伦敦的来电消息，叮嘱其妻子在拜见慈禧时探听虚实。当公使夫人提及此事时，慈禧十分愕然，答曰：没有这么回事。又问消息从何而来？得知是伦敦《泰晤士报》所载，慈禧声称：此乃谣言，千万不要相信。

慈禧想到，自己只和瞿鸿禨一个人说过这件事，必定是瞿走漏的风声。慈禧气愤到了极点，随口大骂：“瞿鸿禨混账！”不巧，这话被正在宫中服侍慈禧的奕劻之女四格格听见了，她赶忙将此秘密传给父亲。奕劻即与袁世凯商议，都认为机不可失，必须趁此扳倒瞿鸿禨。

光绪三十三年五月初七日，在袁世凯等的授意下，翰林院侍读学士恽毓鼎参奏瞿鸿禨“怀私挟诈”。最后，瞿鸿禨开缺回籍。七月初四日，朝廷又以两广总督岑春煊久病为由，亦将其开缺。

前后扰攘三个多月的“丁未政潮”，至此落幕。瞿、岑联袂夺权不成，反倒落得两手空空，而奕劻与袁世凯自此一家独大，实在是出乎人们的意料之外。尽管因江春霖的拼力上奏，赵启霖官复原职，但对“丁未政潮”的结局，已无足轻重。

至于无端卷入政潮的歌妓杨翠喜，又是何种命运呢？据申君在《清末民初云烟录》一书中的《振子和谢珊珊、杨翠喜》一文所载：

翠喜入王府后，颇不见容于贝子夫人。因为翠喜得到了专房之宠，贝子夫人常常哭到深夜。本来是乌烟瘴气的王府，更因此闹得鸡犬不宁。当贝子听到赵启霖提出弹章后，只好当天就慌忙打发翠喜回到天津。翠喜回到天津后，直接投奔王锡瑛（益孙），又不为王的老母所容。王的母亲视翠喜为祸水，边哭泣边摒之于门外。翠喜再投奔王贤宾（竹林），也不被所容，当夜只好寄宿在某戏馆中，第二天，王锡瑛租赁一间房子，才将杨翠喜安顿下来。

而据载振的儿子溥铨记述，对于弹劾案的内情，他们家人并不清楚。溥铨听家人说，府里确实没有见过杨翠喜，当时载振的三侧福晋刚进府，尚未封为侧福晋，府里还称她为“姑娘”。此案发生后，大家都怀疑她就是杨翠喜。

载振本人主动申请“开缺”后，心灰意冷，据溥铨回忆，父亲到了晚年，还叮嘱其子女：“作个小事还可，千万不要入政界。”

杨翠喜以一本来无足轻重的歌伎，于一代王朝兴亡史上居然占有一席之地，成为牵动一时政局之人物，大概就是人们关注“杨翠喜案”，百年来仍津津乐道的原因所在吧。

文史大家邓之诚先生（1887～1960年）曾作《书杨翠喜案》一文，将此案置于晚清衰颓的政治大背景下考察，感叹人才凋零，权臣庸碌。他在文中说：

杨翠喜寻常里巷中人，非有倾国之貌；因缘时会，亦得挂弹章，腾万口。衰世乏才，乘时擅权者，率不能高于此辈，良可慨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