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黑社会：高调与公开化

卢昊

2015年8月底，由于内部权力斗争激化，日本最大黑社会组织山口组宣布分裂，9月初分离势力新组建“神户山口组”，与原山口组分庭抗礼。山口组内部分裂动荡，日本政府与警方则严阵以待，防范黑社会势力冲突武斗、引发社会混乱。

“第一黑帮”的发迹

山口组的创始人山口春吉原本是日本淡路岛的贫苦渔民，后到神户港去做码头装卸工。在帮派横行的码头，山口先后在仓桥组和大岛组等帮派活跃。1915年，羽翼渐丰的山口召集50余名码头工人，建立山口组。山口组起初从属于大岛组，在山口春吉之子——第二代首领山口登掌权时期，山口组通过暴力火拼，从大岛组手中抢夺了垄断神户中央批发市场的装卸业务，自立门户。1942年山口登去世，帮派陷入崩溃边缘。战后，在第三代首领田冈一雄的统领下，山口组“起死回生”，势力迅速膨胀，到田冈1981年去世时，山口组正式成员超过一万人。第四代首领竹中正久、第五代首领渡边芳则时期，山口组巩固了“日本第一大黑帮”的地位，90年代最鼎盛时，旗下直属二级帮派超过120个，受其控制、影响的小帮派更是不计其数。2005年，绰号“司忍”的筱田建市成为第六代山口组首领。

在此次分裂前，山口组正式成员超过1.3万人，准成员1.46万人，总人数约占日本全国黑社会成员人数的43%，帮派遍布除山形县、广岛县与冲绳县之外的日本44个都道府县。

山口组从一百年前混迹港口的小帮派，到今天占据日本黑社会“半壁江山”、形成体制庞大的“黑道帝国”，其“神奇的发迹史”背后，是日本社会特殊的发展历程。日本近代黑社会继承了古代武家政治的浓厚封建色彩。幕末时期，武士阶层衰落，丧失恩主又无营生能力的浪人们纷纷结伙，从事暴力活动。在社会变革浪潮中，大量破产者、备受歧视的“贱民阶层”及国外移民（特别是在日朝鲜人）也被裹卷其中，成为帮派主体力量。战后初期，美国对日政策从民主改造转向反共冷战，原本被取缔打压的黑社会帮派趁势再起，填补权力空白，参与政治斗争，甚至协助政府维持公共秩序。在战后经济成长期，日本黑社会参与“利益蛋糕的瓜分”，并由此做大做强，山口组势力的“全国化”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完成的。

冷战结束后，日本黑社会扩张势头减缓，日本政府则通过颁布《暴力团对策法》等法律，压缩黑社会生存空间，山口组受到了“特别关照”。

组织化的“黑道帝国”

经过整一百年的发展，山口组形成了等级森严的组织体制，融合了家族式人际关系和企业化的管理方式。一方面，黑社会“称兄道弟”的传统依然保留。山口组首领即“组长”，称“亲分”（大哥），手下有数名“舍弟”（义弟），及几十名“若中”（义子）。“舍弟”和“若中”们均要和“亲分”直接进行交杯结拜，是山口组的核心成员。另一方面，在管理上，“若中”当中领头的一人称“若头”，担任首领副手，并设若干“若中辅佐”，组成山口组最高干部层，负责日常运营。

1990年，山口组还“创造性地”引入大区管理体制，以神户的山口组总部为核心，设关东—北海道、中部、大阪北、大阪南、阪神、中国（日本本州岛西部地区）—四国、九州七个大区，各大区设分区长一名，管辖区内各帮派活动。第六代首领“司忍”掌权后，山口组的管理体制进一步“企业化”，要求成员佩戴职员胸卡，制定一揽子业绩统计、奖励和人才培养体制，给“优秀人才”发奖学金，送他们出国留学等。

山口组的实质是黑社会帮派的联合体，除组长之外的组织首领被称为“直参”，即手下统领几十乃至几千人的“直系组长”，“直参”统领的帮派之内还有帮派。如以山口组总部作为一级帮派，则山口组内最多有五个级别的帮派。同时，山口组高层还通过结拜、结姻等方式拉拢其他帮派，与之建立“战略合作”。如第六代首领“司忍”上台后，通过“交杯外交”与日本另两大黑社会帮派稻川会、住吉会以及其他一些中小帮派结成“友好关系”。

在派系复杂的情况下，山口组要维持内部权力平衡绝非易事，各派系间时常爆发争斗乃至暴力冲突。如上世纪80年代初第三代首领田冈去世后，山口组内部发生“山一抗争”，第四代首领竹中正久掌权不足一年就被旗下“一和会”成员暗杀，继而爆发黑社会火拼，在两年多的时间里，日本国内因此发生几十起枪击事件。

此次山口组分裂，也是由于前任首领渡边领导的山健组与现任首领“司忍”的势力围绕人事、财权等发生了分歧。“司忍”出身于以名古屋为中心的弘道会，其掌权后弘道会势力迅速扩张，垄断组织财源，他还准备将山口组总部从神户迁往名古屋，这让山口组内最大次级帮派（成员2000余人）、长期经营关西并掌握大权的山健组极其愤怒，山口组内部矛盾激化，最终导致山健组、宅见组等带头“反叛”。

首屈一指的敛财能力

尽管内部矛盾丛生，但山口组的“营收能力”并未受太大影响。据2014年美国《财富》杂志的报道，山口组2013年收入达到800亿美元，相当于泰国一年的国家预算，在全球黑社会组织中毫无争议地排名第一。如果将山口组列入日本企业年收入排行榜，则它可排到第八位。《日本经济新闻》称，山口组逐步建立起“跨国企业式的业务网络”，在美国、欧洲和亚太都有“大盘投资”。当然，其违法犯罪活动也早已跨越国境。2012年，美国政府宣布对山口组实施制裁，理由是该组织在加利福尼亚、夏威夷等地进行洗钱、毒品走私等。山口组还与俄罗斯、中亚国家和欧洲的黑帮势力合作，从事走私、贩卖人口、组织卖淫、赌场经营等，从中获得巨额收益。和传统黑社会帮派一样，走私、赌博、敲诈是山口组主要致富方式，即使进入21世纪后，毒品走私所得仍占到山口组收入的35%左右。

与此同时，山口组一直推进“黑钱洗白”，扩大合法收入比例。山口组初创时，除了从货物装卸费用中“提成”外，也投资浪曲（一种日本民间歌谣艺术）等演出。这类投资不仅有经济回报，还能改善帮派形象。自此山口组投资“文艺事业”成为传统。战后，山口组公开进入演艺界，开办娱乐公司，并控制了利润高昂且在日本合法的色情影视业。被称为“带枪的高盛”的山口组还将触角伸向房地产、金融期货、股票、艺术品市场等，其旗下菱和集团作为上市房地产企业，年利润达数百亿日元。美国《纽约时报》曾称，黑社会至少占据了日本建筑行业鼎盛期总产值的2%～3%，而建筑行业又是日本经济高峰期“皇冠上的明珠”。在山口组的渗透下，日本国内银行、证券公司基本都曾与之有“业务往来”。尽管日本《暴力团对策法》禁止金融机构为黑社会融资，但依然经常有银行被查出违规。今年6月，美国花旗银行日本分行再次被查出为黑社会成员开办账户，因此受到日本金融厅暂停交易业务的处罚。山口组的“商业成功”反映并带动了日本黑社会的思维转型：“生存在这时代的关键，不是强横的暴力，而是灵活的商业头脑。”

与右翼势力水乳交融

在日本，右翼政治势力与黑社会的界限较为模糊。一方面，日本战后右翼势力中的“行动右翼”倾向强硬行动，经常涉足暴力，如对左翼与和平主义者施以恐吓、威压乃至暗杀，其组织及行为模式基本与黑社会无异。即使是“相对温和”的“组织右翼”以及主流的保守政党，也时常借黑帮之手达成政治目的；另一方面，黑社会帮派则是反主流的“任侠派”，拥护右翼的极端民族主义、“皇国史观”与暴力倾向。与右翼结合，有利于黑社会帮派获得“合法地位”，扩张自身影响力。战后初期，正因为积极协从右翼保守势力打击左翼和工人力量，黑社会才得到日本政府和美国驻日当局的“宽宥与赏识”。在共同利益与意识形态的驱动下，“行动派”的右翼势力与“任侠系”的黑社会形成了合流。

事实上，日本近代黑社会帮派在诞生之初，就与日本的对外扩张联系在一起。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著名右翼社团玄洋社及其衍生出的黑洋社、黑龙会等组织，豢养浪人武士，自成帮派，鼓吹“大日本主义”与“亚细亚主义”，在朝鲜半岛与中国大肆活动，为日本侵略服务。而日本侵华时上海“儿玉机关”头子、后被称为“黑道首相”的儿玉誉士夫的一生，则集中体现了日本右翼“黑社会化”的发展。崇尚极端民族主义的儿玉一直致力将“任侠系”黑帮与右翼政团进行“统合”，同时，他和保守政治大佬岸信介、鸠山一郎、河野一郎等人关系密切，因而成为政府与帮派间的协调人。在战后右翼团体“井喷”的情况下，儿玉利用手腕与财力扶持、整合各类帮派。正是在他的牵线下，战后濒临崩溃的山口组与美军协同镇压左翼工人，掌控神户港码头业务，从而“东山再起”。儿玉后来成为日本最大右翼团体“全日本爱国者团体会议”领导人之一，后又纠集右翼与黑社会帮派组建“青年思想研究会”、“关东会”等团体，并自立门户，成为日本右翼势力“中流砥柱”，也加速了黑社会与右翼的融合。

日本著名学者丸山真男指出，在日本民族主义的极端思想和行动背后，总有黑社会势力的影子。冷战结束后，经济衰退导致日本民族自尊心受挫，加上对美国利用的不满，民族主义再度兴起，使得右翼与黑社会帮派的“攻守同盟”仍有存在意义。现今，不少“行动右翼”团体仍受到日本黑社会帮派庇护，成为其“伞下组织”。如以顽固反华、反韩著称的右翼团体“日本皇民党”就从属于山口组，多次非法登上我钓鱼岛的“日本青年社”从属于住吉会，联络各右翼团体的“全日本爱国者团体会议”则与稻川会关系密切。极右翼在日本社会属于少数，但这些“喧嚣的少数”正推动着日本总体保守化的“大势”。这也再次证明，日本远未在思想与精神上对过去的“黑暗历史”做出彻底清算。

“里社会”与“表社会”并存

日本黑社会是日本社会的隐藏面，即所谓的“里社会”，它与公开的社会组织体制即“表社会”并存，两者间“维持着微妙的平衡关系”。日本的社会学家们指出，日本以公民自由结社权利为前提，认可黑社会的存在现实，同时控制其行动，侧重对帮派成员的越轨行为进行个罪处罚，其优先目标是不使它们成为更严重的社会隐患。专门研究日本黑社会的英国记者罗格斯指出，任何社会均有游离于规制之外的群体，“日本选择了控制而非消灭，让两个世界并存”。不过，这本来应该“低调”的“里社会”，却最终变得相当的“高调”与公开化。

黑社会在日本能够公开发展的一大原因是，长期以来，由于金权政治与幕后交易盛行，黑社会借由政、官、财界的人际渠道和潜规则，参与利益交换，“已经渗入了社会体质的血脉当中”。曾任《读卖新闻》记者的美国人阿德尔斯坦分析，山口组等帮派以政治献金和选票捆绑的方式，影响着日本的政党政治，换取政客官僚们的庇护。山口组第三代首领田冈入狱时，前首相岸信介甚至为这位“黑道教父”写保释信。田中角荣、大平正芳、中曾根康弘、森喜朗等人都被认为与黑社会帮派“关系密切”，现任首相安倍晋三也曾被曝出与山口组高级干部有过合影。

随着日本社会法制的发展与反腐的推进，政、官、财界大佬们对山口组等黑社会帮派的庇护面临“更严厉的制度与舆论审视”。在此情况下，山口组也在寻求“行为模式转型”。1995年阪神大地震与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中，山口组均积极参与救灾，彰显“公益角色”。近年来，山口组加强“舆论公关”，积极接触民众社区，建立报纸与网站平台，甚至开始主动宣传“社会道德价值观”。《读卖新闻》称，日本黑社会帮派希望通过这些非常规的举动，改善自身形象，“寻求在社会价值上正当地自立于世的基础”。有分析认为，这些举措显示了黑社会帮派希望继续维持日本“里社会”与“表社会”之间共存与平衡的努力。

（摘自《世界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