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东方朔形象的道教化

蒋　波

(湘潭大学 历史系；湖南 湘潭 411105)

论东方朔形象的道教化

蒋波

(湘潭大学 历史系；湖南 湘潭 411105)

摘要：东方朔早年积极入仕，遇挫后隐于朝廷，并以老庄为榜样。后世对东方朔形象有一个再塑造的过程，他相继被道化、术化、仙化，转而成为道教神仙谱系中的人物，且有大量道教类作品传世。东方朔形象的道教化并非偶然现象，它是早期道教扩大体系、重构传统的结果，也与东方朔本人的隐士身份、曾受道家思想影响、钟情奇闻异事的性格、杂学多家的知识构成等因素有关。

关键词：东方朔；形象；道教化；原因

东方朔在正史中以诙谐人士及朝隐者的形象出现，但在后世道教作品中却泛见东方朔事迹的记载。这种形象的前后转变，在道教发展史上是一个较为典型但目前研究并不多的话题，因此以东方朔为个案讨论相关人物的道教化问题，不仅可以反观他们各自的个性特征，更可为深入认识道教发展的早期轨迹提供新的参照。

一、道家思想与东方朔的朝隐行为

不论在《史记》褚少孙为东方朔作的补传里，还是班固的《汉书·东方朔传》中，东方朔早期均积极进取，追求功名。但在汉武帝时代，东方朔跻身朝廷却长期得不到升迁，原来求仕时宣称自己壮志雄心、博学多才的经历继而遭到部分士人的嘲笑，史载：“共难之曰：‘苏秦、张仪一当万乘之主，而都卿相之位，泽及后世。今子大夫修先王之术……旷日持久，积数十年，官不过侍郎，位不过执戟。’”[1]3206

为此东方朔常常流露出怀才不遇的心态，并多次表达了归隐的愿望。比如东方朔的《嗟伯夷》，在谈到隐逸问题时，他说：“穷隐处兮，窟穴自藏。与其随佞而得志，不若从孤竹于首阳。”[2] 264原来积极求仕立功邀名，现在竟然说要自藏洞穴，并欣赏孤竹君伯夷、叔齐兄弟在首阳山上的隐居生活，可见作者之失落。另一篇文章《与友人书》也明确表达了其归隐的念头，文中说：“不可使尘网名缰拘锁，怡然长笑，脱去十洲三岛，相期拾瑶草，吞日月之光华，共轻举耳。”[2] 264此时不仅要归隐，而且要远隐仙岛之中。只不过东方朔后来思想有所变化，不再向往山林隐居，而选择了“大隐隐于朝”的“朝隐”。他说：“如朔等，所谓避世于朝廷间者也。古之人，乃避世于深山中。”又说：“宫殿中可以避世全身，何必深山之中，蒿庐之下。”[1]3205东方朔这样说，也如此做，便当起了“朝中隐士”。

值得注意的是，据东方朔解释他之所以要选择“朝隐”，而不是隐居山林，似乎跟道家有紧密联系。东方朔曾告诫子女将来若选择隐居，朝中是首选，“首阳为拙，柱下为工。”[3] 2874此处的“柱下”，意为“殿柱之下”，代指“朝廷之中”或隐居朝中的人。关于这位隐者的具体所指，东汉学者应劭认为就是道家哲学的奠基者老子，他说：“老子为周柱下史，朝隐，终身无患，是为工也。”[3] 2874老子一生的确有一段时间在东周洛阳城度过，《庄子》《史记》均有记载。当然老子的本意是否隐于朝，或者身为“守藏史”是否可以算作隐士，另当别论。但它至少说明东方朔选择“朝隐”，首先将老子作为其中的历史依据。

此外，东方朔“朝隐”的另一个依据也与道家有关。东方朔说自己隐于朝廷，是一种“陆沉”行为，所谓“陆沉于俗，避世金马门”[1]3205。这里的“陆沉”即源自《庄子》。《庄子·则阳》曰：“是自埋于民，自藏于畔。其声销，其志无穷，其口虽言，其心未尝言，方且与世违而心不屑与之俱。是陆沈(沉)者也，是其市南宜僚邪？”[4] 682郭象注：“人中隐者，譬无水而沉也。”可见所谓“陆沉”，其实就是隐居在世俗人间，而不是深山之中或蒿庐之下。只不过东方朔将《庄子》中的“陆沉”概念进行了延伸，认为“金马门”(官府)也属于庄子所说世俗人间的范围。

那么，为什么原本渴望功名的东方朔要归隐，并且以老子、庄子为榜样？这和东方朔仕进受挫有关，也与他早年研习过黄老思想有关。关于东方朔的早年情况，《史记》褚少孙补传、《汉书·东方朔传》都没有明说，但可以通过他毛遂自荐时说过的话来推测。如说：“臣朔年二十二，长九尺三寸，目若悬珠，齿若编贝，勇若孟贲，捷若庆忌，廉若鲍叔，信若尾生。”[3]2841“臣朔年二十二”表明东方朔出生、成长必在汉武帝之前。如果东方朔于汉武帝执政之初自荐，那么他生于汉文帝后期；如果自荐时在武帝摆脱窦太后控制的建元6年即前135年，那么其生年为前156年即景帝执政首年。总之，东方朔早年经历了汉文帝、景帝两朝，或至少景帝一朝。而文景之际，正是黄老思想盛行且成为国家指导思想的时代，正处于成长、求学时期的东方朔受到过道家思想的影响是不难想象的，因为褚少孙说他“以好古传书，爱经术，多所博观外家之语”[1]3205。这里的“外家之语”与经术(儒学)相对而言，当指以道家为主的其他学说。

而黄老思想作为道家思想在秦汉发展的新阶段，一方面继承了传统道家以“道”为核心的基本特征，另一方面又表现出一定的入世色彩，对原来的“无为而无不为”做了调整，转而“有所为有所不为”。这正与汉初休养生息的局面相契合，因此广受欢迎。汉初不少大臣也深受其影响，比如汉初丞相曹参、陈平就经常“日饮醇酒”、“不治事”[3] 2048，这种行事方式与东方朔所说的“朝隐”极为相似，只不过他们并未明说而已。而且黄老道家仕隐结合的特点，对于个人而言也具有灵活性，似隐非隐，可进可退。因此东方朔早年积极求仕，后来选择朝隐，并以老子、庄子为榜样，有其内在必然性。

二、东方朔形象的道教化

从上述可知，东方朔以求仕者、朝隐者身份为后人熟悉。但不久之后，东方朔被各类道家道教著作广为宣扬，并逐渐演绎成为一位道教人物。东方朔形象的重塑出现较早，班固《汉书·东方朔传》里有这样一句话：“后世好事者因取奇言怪语附著之朔，故详录焉”，可见这种演绎至迟在两汉之际就开始了。对东方朔形象的重塑最初主要沿着正史记载的方向衍生，前引东方朔告诫子女要以朝隐为工(“首阳为拙，柱下为工”)，后人对这句话略作增补：“优哉游哉，与道相从。首阳为拙，柱下为工。”[5]2212直接提到了一个“道”字，并说东方朔要与之相从。大约到东汉后期，时人已将东方朔直接看成道家人物，与老子等人有前后延续关系。例如应劭《风俗通义》曰：“俗言：东方朔太白星精，黄帝时为风后，尧时为务成子，周时为老聃。”

与“道”联系日益紧密的同时，东方朔的形象进一步多了“术”的内涵。《西京杂记》卷4说：“东方生善啸，每曼声长啸，辄尘落瓦飞。”“啸”是道士擅长的法术，譬如：东汉刘根“又长啸，啸音非常清亮，闻者莫不肃然”[6]67；赵昞“尝临水求渡，船人不许，昞乃张盖坐中，长啸呼风，乱流而济。于是百姓敬服，从者如归”[6]2264。“啸”功能的增加，表明东方朔已不止是有道之士，也是道术之士。东方朔形象中“术”元素的增加，还表现在占卜、相术等方面，而且被重塑后的东方朔尤为擅长相术与占卜之术。《初学记》卷1《天部上》说东方朔深谙占卜要领，曾告诉人们：“凡占，长吏下车当视天，有黄云来如覆车，五谷大熟。”《太平御览》卷692引《相手板经》曰：“相手板法出萧何，或曰四皓，初出殆不行世。东方朔见而善之，曰：此非庸人所解。”[5]3092《太平御览》卷726引《异苑》亦曰：“十二棋卜出自张文成，受法于黄石公。行师用兵，万不失一。逮至东方朔，密以占众事。”[5]3219棋卜之法后密而不传，直到魏晋才有道人再次传授。此外，见于后世类书的《东方朔别传》(类书中的《东方朔别传》有时又作《东方朔传》，二传所记内容基本类似，为区别正史中的《东方朔传》，我们统称其为《东方朔别传》)，也多次记载了东方朔的占卜之术，比如他根据“有神雀下”的迹象预测皇室将有巫蛊事变，观察户外树木景象预言户主姓名，通过细察人们的行状来判断失物所在等，而且屡屡应验，让人惊叹折服，东方朔因而被誉为“博物之士”①。

在东方朔形象的塑造过程中，还有一个特殊现象，即随着神仙学说在汉晋的流行与系统化，东方朔转而又被“仙化”。据前引《风俗通义》载，东方朔相传是太白星精下凡，“俗言：东方朔太白星精。”曹植《辨道论》也说：“夫神仙之书，道家之言，乃云：传说上为辰尾宿，岁星降为东方朔。”将这两则记载与《汉书·东方朔传》“因取奇言怪语附著之朔”一语相对较，可知“仙化”稍晚于“道化”。当然，早期“仙化”只是将东方朔视为神仙故事中相关人物出现，情节还不完整，如化身略知道术的使者，为汉武帝外出寻找“五色露”、“声风木枝”等灵物。之后，东方朔的神仙形象逐渐完善，譬如原来流传的“太白星精”身份得到进一步确认，转而成为仙人。托名刘向实为魏晋神仙家所作的《列仙传》里，就有一段关于东方朔不再朝隐，飘然仙隐的记载：“至宣帝初，弃郎以避乱世。置帻官舍，风飘之而去。”晋人夏侯湛的《东方朔画赞(并序)》亦说：“谈者又以先生嘘吸冲和，吐故纳新，蝉蜕龙变，弃俗登仙。”

东方朔“神仙”形象的日益饱满，我们还可从他与西王母及仙桃的传说中窥探一二。东方朔与西王母联系在一起，早在郭宪《洞冥记》中就有记载：“东方朔得神马一匹，高九尺。武帝问朔是何兽也？朔曰：‘此王母乘灵光之辇，以适东王公之舍。’”只不过这则故事较为简单，后来没有更多元素加入。另一则偷西王母仙桃的故事则不断漫衍，成为道教文献中的经典故事之一。东方朔“偷桃”一事，较早见于《汉武故事》：“武帝时，东郡献短人，长五寸，上疑其山精，常令案上行，东方朔问曰：‘巨灵，汝何以叛，阿母(西王母)健不？’”“东郡献短人，呼东方朔，朔至，短人因指朔谓上曰：‘西王母种桃，三千岁一为子，此儿不良也，已三过偷之矣。”这两段对话，看似互相指责，实则是叙旧，表明东方朔、“短人”都与西王母熟悉。经“短人”的“指认”，我们知道东方朔曾三次偷食仙桃。西晋张华的《博物志》、《汉武帝内传》中亦有此事。《博物志》的叙述与《汉武故事》略有不同，说西王母与汉武相会分吃仙桃，东方朔因艳羡而在窗外偷窥，西王母笑着说：“此窥牖小儿，尝三来盗吾此桃。”所以，“世人谓方朔神仙也”。《汉武帝内传》则沿着偷桃故事，已明确衍生出东方朔原为仙官的身份：“王母曰：‘是汝侍郎东方朔，我邻家小儿’”，“此子昔为太上仙官，太上令到方丈山，但务游戏……太上谪斥，使在人间”。值得注意的是，东方朔与西王母的关系，以及东方朔原为仙官后谪居人间的故事至迟到盛唐已广为人知，文人诗歌中屡屡提到。如李白《玉壶吟》：“世人不识东方朔，大隐金门是谪仙。”再如《赠嵩山焦炼师》：“愿同西王母，下顾东方朔。”

随着东方朔道教形象的完善，不少道书自然而然归附他名下。题名东方朔的作品大致有：《神异经》一卷(《隋书·经籍志》录)、《十洲记》一卷(又名《海内十洲记》，《隋书·经籍志》录)、《东方朔占书》三卷(《旧唐书·艺文志》录)、东方朔《灵棋经》二卷(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录)、《易衍》二卷(《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子部存目)以及不言卷数的《五岳真形图序》(《云笈七签》录)。另据《容斋随笔·续笔》说：“世有传《阴阳局鸦经》，谓东方朔所著，大略言凡占乌之鸣，先数其声，然后定其方位，假如甲日一声，即是甲声，第二声为乙声，以十干数之，乃辨其急缓，以定吉凶。”显然，托名东方朔所作的占卜类作品还有《阴阳局鸦经》一书。

总之，从“道”、“术”到“仙”，再到道书的撰者，至此东方朔已完全被纳入道教谱系中。因为这一缘故，后世很多道书直接将东方朔视为道教人物，如宋代大型类书《云笈七签》卷110记载：“谷希子者，学道得仙，为太上真官。东方朔师之，受阆风、钟山、蓬莱及神州真形图。”

三、东方朔形象道教化的原因

原本隐居朝廷的东方朔，逐渐被道化、术化、仙化，继而列入道教神仙谱系之中，并非偶然现象，它是道教追溯传统、扩大体系的结果。东汉末年民间道教诞生前后，为了扩大在社会上的影响，之前诸多相关人物被纳入道教体系当中，其中以道家人士、隐士为主。道家与道教的源流关系毋需多言，所以之前的道家人士基本上都归入道教谱系，而且这个过程很早。比如据李养正先生考证，道家哲学奠基者老子在两汉之际已被神仙化，到汉末张鲁等人不仅“托《老子》之言”，而且直接称老子为“太上老君”，老子成了道教教祖，南北朝时期老子的教祖地位已为道教中人所公认[7]。

隐士与道家道教的关系，也可谓互为表里。一方面道家人士基本上都是隐士，道教人物也有不少被收入历代正史隐逸传，如《梁书·处士传》中的陶弘景，《新唐书·隐逸传》中的王希夷、吴筠、潘师正、司马承祯，《宋史·隐逸传》中的陈抟、安世通等。另一方面，隐士文化对道家道教的发展影响巨大，有学者甚至认为道家即源于隐士，“道家者流盖出于隐者”[8] 47。正是由于这一层关系，道教在传统重构时，往往将隐士特别是有道家思想倾向的隐士视为同道中人。以赵道一《历世真仙体道通鉴》为例，秦汉时期大量隐士被收录，包括安期生、河上公、浮丘公、司马季主、东方朔、王霸等人。这些人皆有隐居不仕的经历：安期生“卖药海边，老而不仕”[9] 61；河上公(河上丈人)“唯丈人隐身修道，老而不亏”[9] 62；浮丘公(浮邱伯)隐居教授于“蒿庐之下”；司马季主“卜于长安东市……贾谊曰：‘吾闻古之圣人，不居朝廷，必在卜医之中’”[1]3215；王霸“少立高节，光武时，连征不仕”[10]2782-2783。东方朔早年接受过黄老思想，又将老庄作为朝隐的榜样，所以也被看做道家型隐士，进而被道教化。

另外，之所以将东方朔纳入道教谱系当中，还与他本人的身份特点、行为方式、性格特征以及知识构成有关。

东方朔形象的道教化与他的身份特征有关。东方朔仕于朝廷而不得志，但由于语言幽默诙谐，因此常常伴随汉武帝左右。而在当时，长生不老是贵族们的普遍愿望，其中以汉武帝最为著名。“孝武皇帝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武帝听说黄帝乘龙成仙，羡慕不已，甚至扬言：“吾诚得如黄帝，吾视去妻子如脱履耳。”[1]468武帝好神仙之说，东方朔又是武帝近侍，那么利用东方朔的身份，将其融入神仙传说之中，进而演绎为神仙家比较合乎情理，何况东方朔在《与友人书》中说过“怡然长笑，脱去十洲三岛，相期拾瑶草，吞日月之光华，共轻举耳”之类的话。

东方朔的性格爱好、知识构成、行事方式等方面的特点，是后世将他道教化的重要原因。东方朔性格放达，幽默诙谐，《汉书》称其“诙达多端”；东方朔喜欢易占、隐语(类似现代的谜语)，“朔之诙谐，逢占射覆。”知识方面，东方朔杂学多家，广涉博取，《史记·滑稽列传》曰：“(东方朔)修先王之术，慕圣人之义，讽诵《诗》、《书》百家之言，不可胜数。”《汉书·东方朔传》载：“年十三学书，三冬文史足用。十五学击剑。十六学《诗》、《书》，诵二十二万言。十九学孙吴兵法，战阵之具，钲鼓之教，亦诵二十二万言。”夏侯孝若《东方朔画赞(并序)》也说：“先生环玮博达，思周变通……自《三坟》、《五典》、《八索》、《九丘》，阴阳图纬之学，百家众流之论。周给敏捷之辩，支离覆逆之数。经脉药石之艺，射御书计之术。”足见东方朔的知识构成十分丰富，无所不窥，尤其是东方朔还专门研习过阴阳谶纬之学。知识构成庞杂，又喜欢阴阳占卜，是后人将众多道术比附在东方朔身上的前提。“朔辨博谎谑，乃滑稽之雄耳，特以覆射多奇中，后世遂以为神。”[11] 324还有一点值得注意，东方朔不仅善谈，而且乐于向下层民众传播奇事怪闻。他“行于众庶，童儿牧竖莫不眩耀”，“喜为庸人诵说，故令后世多传闻者”[3] 2873。接近民众并为人们喜闻乐见，是东方朔被广为传颂、衍化的民间基础。

总之，东方朔的隐士身份、作为好神仙方术的武帝的近侍，以及他杂学多家、喜欢占卜隐语等特点，给世人留下巨大的想象和发挥空间。后人循着上述特点，将东方朔生发演绎，以至于后来道书中的东方朔成了一位神仙道教人物。

四、结语

综前所述，东方朔原本自称朝隐者，但由于与道家思想有一定渊源，加之他本人知识构成、性格方面的特点，后人对他进行了形象重塑，转而进入道教谱系中。东方朔形象的转变，是道教历史构建过程中一个重要个案。如果说老子的道教化是道教谱系中的上层重构，那么东方朔则代表了中下层体系的扩大。道教对相关人物的形象重建，无疑是汉代之后道教获得社会认可、得以快速发展的原因之一。因此就道教史研究的意义而言，分析东方朔等人的道教化，或许能为我们重新认识道教的发展历程提供一种启示。

注释：

①汉武帝曾赞誉东方朔为“博物之士”，见《太平御览》卷643引《搜神记》：“汉武帝东游，未出函谷关，有物当道，其身数丈，其状象牛，青眼而曜精，四足入土，动而不死。百官惊惧，东方朔乃请酒以灌之。灌之十斛而物消，帝问其故。答曰：‘创墅为患忧之物，气之所生。此必秦之狱地，不然则罪人徒作者之聚。夫酒忘忧。故能消之也。’帝曰：‘吁！博物之士，至于此乎？’”

参考文献：

[1]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2]严可均校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M]. 北京:中华书局,1958.

[3]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4]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M].北京:中华书局,1983.

[5]李昉，等.太平御览[M].北京:中华书局,1960.

[6]李昉，等.太平广记[M].北京：中华书局，1961.

[7]李养正.《老子》、老聃与道教[J].文史哲,1990(3).

[8]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

[9]皇甫谧.高士传[M].北京:中华书局,1985.

[10]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11]《续修四库全书》编委会. 续修四库全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责任编辑：高建立】

收稿日期：2016-03-02

基金项目：湖南省社科基金项目“东周汉晋隐士与道家道教关系研究”(编号：14YBA350)。

作者简介：蒋波(1979—)，男，湖南双牌人，讲师、博士，主要从事隐逸文化研究。

中图分类号：B223;B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600(2016)07-0015-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