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驻藏大臣长庚及其《为西藏事上书》

2016-04-13 10:44李红阳西藏民族大学民族研究院陕西咸阳712082
惠州学院学报 2016年1期
关键词:光绪皇帝长庚

李红阳(西藏民族大学 民族研究院,陕西 咸阳 712082)



略论驻藏大臣长庚及其《为西藏事上书》

李红阳
(西藏民族大学民族研究院,陕西咸阳712082)

摘要:十九世纪末的中国在西方列强的不断渗透下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清政府在一系列试图变革的努力中变的愈来愈弱。这种形势下的西藏地方局面更加不容乐观,英国悍然发动了第一次侵略战争,战争的结果以不平等的条约形式宣告结束。在此期间,满洲正黄旗人、有边疆任职经验的长庚成为新任驻藏大臣,他在全面了解西藏形势后写下了《为西藏事上书》一文并呈递给光绪皇帝。此文对于英国侵藏的真实意图、治理西藏所面临的问题,以及如何更加有力的控制西藏局面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许多见解精准而独到,具有深刻的时代意义和历史价值。

关键词:晚清政府;光绪皇帝;驻藏大臣;长庚;《为西藏事上书》

十九世纪末的中国在列强的不断渗透下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清政府在一系列试图变革的努力中变的愈来愈弱。这种形势下的晚清西藏地方局面更加不容乐观,英国对西藏进行了第一次侵略战争,战争结果以不平等的条约形式宣告结束。在此期间,满洲正黄旗人、有边疆任职经验的长庚成为新任驻藏大臣,他在全面了解西藏形势后写下了《为西藏事上书》一文,并呈递给光绪皇帝。此文对于英国侵藏的真实意图、治理西藏所面临的问题以及如何更加有力的控制西藏局面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许多见解精准而独到,具有深刻的时代意义和历史价值。但是他所提出的施政方案在当时的西藏地方是不可能实行的,晚清西藏地方的局面是无法得到彻底挽救的。究其原因在于,中国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在文明负担的重压下已经穷途末路了,作为中央集权体制下的西藏地方发展趋势似乎是确定的。但是,透过长庚及其《为西藏事上书》,能够看到一种历史真实,那就是在十九世纪末的中国地方官员是如何苦苦追寻挽救国家和地方局面的道路并为之付诸实践的。

一、驻藏大臣长庚及其政绩

长庚,姓伊尔根觉罗氏,是满洲正黄旗人。生于1843年11月,卒于1914年11月,享年72岁。长庚历任伊利都统、驻藏大臣、伊利将军等职,军功卓著,是清廷所倚重的重要边关能臣之一[1]12628-12629。据相关考证,长庚是于光绪十四年(公元1888年)正月被清廷授予驻藏办事大臣一职,并于光绪十四年(公元1888年)七月初二由伊犁赴藏的[2]471。实际上长庚是于光绪十六年(即公元1890年)正月到达西藏并正式接任驻藏办事大臣的,他从新疆伊犁到拉萨大约走了一年半的时间。在长庚正式接任驻藏大臣的谢恩折中,充分表现了他对于清廷及光绪帝的感恩以及对于新职位的期许,他承诺自己将与升泰一起和衷共济、遇事妥善商量,把西藏地方的事情办好,不辜负清廷及光绪帝的重托。[3]440在长庚任驻藏大臣期间,位于川西的瞻对再次发生动乱,他调集番汉官兵并与四川督抚刘秉璋密切配合平定了此次危机。[1]12628-12629平定此次瞻对事件之后,长庚于光绪十六年(公元1890年)十月奉旨制定了包括禁止耕种官田在内的九条瞻对善后方案,这些方案的目的在于使瞻对地方保持在四川统治下的长期安定。[4]2061长庚任内还积极处理沙皇俄国官员西藏考察及相关商谈工作。长庚是于光绪十六年(即1890年)六月被授予伊犁将军之职并由原驻藏帮办大臣升泰接任驻藏大臣一职的,事实证明在长庚卸任驻藏大臣之后仍关心西藏事务,例如《关于瞻对善后事宜》的奏折就是在他卸任之后所写的。从光绪十六年正月长庚正式接任驻藏大臣到他卸任,正式任职的时间近六个月。如前所述,长庚任职驻藏大臣的时间并不长,但他是十分勤政并做出了一番成绩的。

长庚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开始走上政坛,从普通的地方小官到伊犁副都统,再到1898年升任驻藏大臣这一封疆大吏的职位,可以说是平步青云,不断高升,当然这是由他治理边疆的卓越能力所决定的。作为一个在清代治藏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的政治人物,相信长庚也目睹了十九世纪中后期中国悲观的国家形势和边疆局势,也可能正因为这样,他怀着对大清新掌权者—光绪帝的敬仰和对于西藏形势的深切忧虑,写下了《为西藏事上书》一文,这也是本文将要重点探讨的内容。

二、《为西藏事上书》所反映的西藏形势

由于驻藏大臣长庚所撰写的《为西藏事上书》一文讲述了第一次英国侵藏战争及中方的伤亡情况,在其文中有“和议一定,商务必开”[3]450的表述,说明当时中英双方并没有就西藏问题达成正式的条约或者协议,所以可以确定该文应该完成于中英第一次关于西藏问题的和谈期间,即光绪十六年(公元1890年)[5]324-326。在该文中,作为封疆大吏的长庚以近千言的篇幅介绍了他对清廷治藏的基本见解。其中长庚认为西藏所面临的内外形势有:

一是英国侵犯我国西藏的危险加剧。长庚认为,英国所宣称的进入西藏只为通商,是为掩盖其真实意图的,其原因主要有:从经济结构上讲西藏完全自给自足,没有与英人交换的必要,而即便交换,也可以在中印边境贸易而没必要进入西藏通商;从西藏人民的风俗来讲,他们重视地气和风水,不可能同意英国在藏进行矿藏开采。进而长庚从西藏处于英俄争夺中亚的重要地理位置出发,认为英国进入西藏通商的真实意图是侵犯中国的主权以利于其在中亚的扩张。[3]450长庚的分析可谓切中要害,准确的指出了英国入藏的本质和真实意图。相对于鸦片战争期间中国官员的愚昧无知来讲,此时的长庚已能从近代国家“主权”的高度分析西藏面临的复杂局面,充分表明中国知识分子和封疆大吏在努力适应和学习西方近代社会的国家观念以维护清政府的稳定和国家的利益。

二是清廷对于西藏的控制本身极弱。长庚从西藏番民在举行佛事活动中曾抢劫有相同信仰廓尔喀商人的历史出发,认为一旦英国商人进入西藏则必定会被抢劫,并预言会产生更大的纠纷。而西藏所发生的内外纠纷中央政府很难管控,因为绿营兵只有千余人,藏兵因缺乏训练而战斗力极差,在一个面积方圆两万余里的地区这样的兵力部署本来就有其天然的缺点和不足。同时长庚认为,由于藏兵皆信奉黄教,其队伍皆听从西藏地方达赖和班禅及相关寺院的调遣委派,因此中央政府对这部分兵力实际上没有调动的权利。长庚进而指出,从军队实力上讲我们不如英国;从军队调遣能力来讲英国之印度兵力到达西藏仅需一日,而我成都兵力到达西藏需要百日之多,这也是英国侵藏战争地方督抚认为不可与之抵抗的主要原因。[3]450-451长庚对于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之管控和保卫能力的分析也十分中肯,他从历史和现实两个维度介绍了西藏地方面临的管控压力和边防压力。实际上,长庚所列出的数据基本上反映了当时中央政府在西藏的基本部署,显然不足以面对英国日益临近的侵略压力。

总之,在长庚看来,中央政府治理下的西藏地方当时所面临的基本形势就是内忧外患。对内中央政府无法完全统领其本身就羸弱的军队以消弭时有发生的民间和商业争端;对外中央政府无法派出大量的军队以充实这一地区的边防以抵御英国和沙皇俄国对西藏的觊觎。研究认为长庚对这一问题的分析和结论是完全正确的,与晚清西藏地方所面临的严峻形势是吻合的。

三、《为西藏事上书》所提出的施政方案

面对内忧外患的西藏地方形势,身为驻藏大臣的长庚或许忧心如焚。他期待自己能够为朝廷分忧、能够为西藏地方的稳定做出力所能及的事情。出于这样的一种理念,在他的《为西藏事上书》一文中以“收民心,开群惑”为宗旨、以“威惠并行”为原则、以“练吐蕃,与屯牧”为基本途径,提出了整顿西藏政局的三点主张,这些主张饱含着他对于清廷及其皇室的深刻自信和对于西藏进一步治理的施政方案。

(一)加强边防,增兵西藏

长庚认为“惠”必须以“威”来加以保障,因此必须加强西藏的兵力部署。长庚进而提出旧有之西藏番兵仍驻守边防,另从僧俗番民中挑选3000人分为步兵、骑兵按行营规制严加训练,同时发放给其月饷以供养番兵及其亲属,这样可以使得军民相亲。与此同时,长庚还提出从四川抽调2000名士兵充实西藏军备,使得驻藏常规绿营兵兵力达到30000人。长庚认为,只有这样的基本军队数量才能应对西藏日益严峻的边防压力、也才适应西藏这样一个重要战略要地的客观需要[3]451。长庚这一增加西藏军队数量、提升西藏番兵战斗力的施政方案实质上反映了面对严酷边境形势的理性抉择,这样的一种建议实质上也是增强清廷控制西藏局面的基本要求。

(二)屯牧结合,于民以利

长庚指出,增强西藏地方的自我经济能力是保障西藏安全的必由之路,因此提出“屯牧结合”以提升当地经济实力的主张。长庚认为,兴屯牧要在不侵犯僧教领地的前提下选择无主荒地利用番民加以推行,具体而言就是将耕牛、种子、幼畜借给当地的贫民并加之以兴修水利,这样屯牧即可有大的发展,而中央政府则分期收回借予贫民的生产物资。长庚期待以这样的方式“以惠立威”,逐渐取得西藏人民的民心。[3]451长庚这一增强西藏地方经济实力的方案反映了在西藏大力发展经济事业的战略要求,同时也能借此机会收回即将逝去的民心为我所用,其实这样的举措是治理西藏的治本之策,也只有这样中央政府才有进一步巩固边防的经济条件。

(三)利用税收,加大投入

长庚十分明确想要实现他所主张的充实军备、发展屯牧,需要的不仅仅是魄力和对策,更重要的是真金白银的巨额投入,具长庚推算每年最少需要一百五十多万两白银。长庚相信,作为川、陕、滇、陇屏障的西藏完全有必要以大量的投入保障其安全。长庚提出,应该将打箭炉之茶税、未来开关之商税全部投入西藏的军队和经济建设,合川藏为一家共同维护中央对西藏的主权。[3]451在这一治藏方案里,长庚明确了资金投入的大致的数额及其来源。他相信通过这样的努力加之继续实行尊崇黄教的政策,可以使得西藏逐渐取得经济上的独立,达到以藏治藏的目的。

综上,长庚提出了治藏的具体施行方案,这三条措施环环相扣,紧紧围绕西藏主权的维护展开。当然,长庚所提出的治藏方案不在于根本改变其政治局面、不触及西藏噶厦政府的既得利益,而是从贫苦大众为突破口,实行屯牧、征召军队,实质上是以这种方式逐渐取得西藏人民的民心。“得民心而得天下”的理念在中国政治家和知识分子中取得了高度的认可,同时这也是自强之道。

四、无法挽救的晚清西藏局面

长庚饱含深情的《为西藏事上书》一文,无论是对于西藏形势的把握还是他所提出的施政方案,无不闪烁着智慧和勇气。从长庚的“不自强,不独外患不能弥,内患以不能靖也”来看,长庚似乎十分认可当时(19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中国洋务运动所提出的“自强”主张。的确,以长庚为代表的满清官员,“清夜盟心”、矢志不渝的忠于大清皇室并愿为国家稳定和边疆安全出谋划策。也许年轻的光绪帝和他逐渐丰满的羽翼给了地方督抚和广大知识分子以极大的鼓舞,也许清廷及其广大文官系统一致认为,只要励精图治就可以改变当时中国所面对的悲观形势。

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前后清廷所统治的中国在危机中孕育着新的希望,至少从表面上讲当时的中国还没有到山穷水尽的地步。慈禧归政于光绪帝表明清廷在权力上实现了相对平稳的交接,年轻的光绪帝学识渊博、意气风发,是一个果敢、坚定的“爱国之君”、“维新之君”[6];以张之洞、李鸿章为代表的地方官员极力筹办洋务事业,在一些方面已经取得了极大的成绩,尤其是在海军的创建和知识分子留洋学习等方面;以长庚、刘秉璋为代表的地方督抚誓死效忠清廷,并在稳定边境和治理边疆方面取得了新的成绩。这些似乎都预示着这个古老的东方大国在经历了列强数次压榨之后开始出现了走向“中兴”的一丝希望。

人们不能用十九世纪末期甚至二十世纪初期中国的悲惨遭遇来否定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前后清廷统治下中国所出现的希望,也不能将长庚等人对于边疆治理的设想完全归于无知或者愚忠,因为这样的观点是历史先验论,不符合辩证法。当1890年驻藏大臣长庚满怀希望将他的《为西藏事上书》呈递光绪帝时,他不能也不可能想到这个年轻的新君将在1898年的“维新变法”中大权旁落。历史至少在1898年到1890年这个节点上,清廷是有希望的。

历史的进步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其在发展过程中所积累的文明成果对于历史发展而言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可以塑造一个民族的性格和精神面貌,也可能使一个民族完全失去渐进的应对外来文化或者外来文明冲击的能力。当古代中华文明和中国文化发展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的时候,已经相当成熟和完善,但也不可避免的产生了文明的“包袱”,例如整个社会的浮华气息、官僚系统腐化堕落、思想观念的藩篱和禁忌等等,这些“包袱”都使得这个民族和国家举步维艰。加上西方极具“侵略性”商品经济的渗透和冲击,使得本身就难以为继的中国古代社会运行模式雪上加霜。实行任何革新或者创举都面临着体制所带来的重重困境,这一切都预示着中国古代文明在这个时期不进行大规模的历史“突变”就无法得到全面振兴。从这个角度讲,驻藏大臣长庚在《为西藏事上书》所提出的施政方案又是无法得以推行的,或者说中国古代文明发展到这个时期,小修小补式的革新和补救措施根本不可能挽救中华文明发展的颓势。发展到十九世纪末期的中国命运都是无法挽救的,作为中国一部分的西藏命运自然是显而易见的。

综上所述,从清廷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前后的“小气候”来讲,西藏局势可能在光绪帝新政和洋务运动的推动下得以好转;但是从整个中华文明发展的轨迹来看,西藏的局势又是无法挽救的。在十九世纪末期的中国大地上,任何不以突破文明“包袱”为目的的历史活动都不可能成功。驻藏大臣长庚的《为西藏事上书》就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淹没于清廷繁复的政务和钩心斗角之中,不可能实行的历史史实也无法否认长庚为挽救西藏局势上所做的努力。

参考文献:

[1]赵尔巽.列传:二百四十[M]∥清史稿:卷四五三.北京:中华书局,1977:12628 - 12629.

[2]曾国庆,黄维忠.清代藏族历史[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2:471.

[3]张羽新,张双志.唐宋元明清藏事史料汇编:第三十一册[M].北京:学苑出版社,2009:440 - 451.

[4]王彦威.清季外交史料:卷八十二[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2061.

[5]曾国庆,黄维忠.清代藏族历史[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2:324 - 326.

[6]刘孔伏,潘良炽.光绪皇帝论[J].运城高专学报,1997,15(3):39 - 43.

【责任编辑:赵佳丽】

Tibetan Minister Changgeng and His "Submission about Tibet"

LI Hong-yang
(Institute of Ethnic Studies, Tibet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Xianyang 712082, Shanxi China)

Abstract:The China in the end of the 19th century was tottering under the constant infiltration of the western powers, and the Qing dynasty became more and more weakened in a series of reform tries. The Tibet situation was no optimistic under this kind of situation. Britain started the first war of aggression to Tibet, and the war ended in a form of unequal treaties. During this period, Changgeng became the new Ambans for his experience in secretary. He wrote "Submission about Tibet" after a comprehensive study of the situation in Tibet and handed it over to Emperor Guangxu. This article puts forward its original insights on the real intention of the British invasion to Tibet, problems in governing Tibet, and how to control the Tibetan situation, which has profound era significance and historical value.

Key words:the late Qing government; Emperor Guangxu;Ambans;Changgeng;"Submission about Tibet"

中图分类号:K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 - 5934(2016)01 - 0085 - 04

作者简介:李红阳(1989 -),男,山西晋城人,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为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

收稿日期:2015 - 11 -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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