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高适《燕歌行》一诗中“残”字的探析

刘波+刘钰

摘 要：高适的《燕歌行》一诗以其深刻的思想性和卓越的艺术性成为唐朝边塞诗的代表，也成为诸多语文教材争相选编的经典范文。但大家对诗歌的解读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本文对诗中“残贼”一句进行了探讨和解析，对准确理解和把握诗歌的思想内容有一定参考价值。

关键词：语文教材；《燕歌行》；词义探析

中图分类号：H136.1

文献标识码：A

收稿日期：2016-02-16

高适的《燕歌行》一诗以其深刻的思想性和卓越的艺术性成为唐朝边塞诗的代表，受到人们的广泛推崇和喜爱，也成为诸多语文教材争相选编的经典范文。但在讲授该文的过程中，[1]笔者对大学语文教材将“汉将辞家破残贼”一句中的“残贼”解释为“凶残的敌人”始终不敢苟同。下面谈谈个人的一些看法。

首先，徐老先生的解释不符合诗歌原意。查阅《古汉语常用字字典》，[2]从对“残”字的解释可以看出，它既有“凶暴，残忍”的意思，又有“残缺、不完整、残余、剩余”的意思。那么，这里究竟是该取前者，还是该选择后者？这就要结合诗歌写作的背景及作者所要表达的思想情感作具体分析。

按照诗前小序所载：“开元二十六年，客有从御史大夫张公出塞而还者，作《燕歌行》以示适，感征戍之事，因而和焉。”序中所指发生在中国东北边境的这场持续达数十年的战争，始于开元十八年（730年）。当时，位于中国东北边境的契丹、奚族不断骚扰大唐边境，战事不断。根据《资治通鉴》的记载，开元二十二年（734年），幽州节度使张守珪斩契丹王屈剌及可突干。开元二十三年（735年），张守珪因大破契丹有功，“拜右羽林大将军，兼御史大夫”。开元二十四年，“张守珪使平卢讨击使、左骁卫将军安禄山讨奚、契丹叛者，禄山恃勇轻进，为虏所败。……守珪奏请斩之”，被唐玄宗予以赦免。开元二十五年，张守珪“破契丹于捺禄山”。（《资治通鉴》卷24）由此可见，在这场持续不断的战争中，唐军与敌军虽互有胜败，但整体上唐军是占上风的。尤其是经过开元二十五年这一仗后，敌军实力已大不如前，而这也恰恰助长了唐军主帅的轻敌思想。“开元二十六年，幽州将赵堪、白真陀罗矫张守珪之命，逼迫平卢军使乌知义出击叛乱的契丹余部”，开始还打了个小胜仗，后来乌军却大败。张守珪了解这一战况后，并没有具实向朝廷禀报，而是“隐其败状而妄奏克捷之功”。

诗歌起笔就交代战争的方位和性质——“汉家烟尘在东北，汉将辞家破残贼”。由于对敌军的轻视，加上天子的“非常赐颜色”，使得唐军统帅一开始就有些飘飘然，认为此番出征，打败敌军易如反掌，是“男儿本自重横行”，建功立业、报效朝廷的绝佳机会。只不过这“重横行”看似揄扬“汉将辞家”时的威武荣耀，实则已隐含讥讽，预埋下文。樊哙在吕后面前说：“臣愿得十万众，横行匈奴中。”季布便斥责他当面欺君，该斩。（见《史记·季布传》）可见这“横行”一词，原就意味着恃勇轻敌。而下文无论是“拟金伐鼓下榆关， 旌旆逶迤碣石间”，还是“美人帐下犹歌舞”“身当恩遇恒轻敌”等，无不印证了这一点。因此，“残”字作“残余”解释比作“凶残”更能体现出唐军将帅恃勇轻敌的骄态，也更容易突现其“重横行”的“豪气”和作者的讥刺之情。

其次，将“破残贼”的“残”解读为“残余”之残，而非“凶残”之残，也得到了众多学者的认同。

明代唐汝询在《唐诗解》[3]里 说：“言烟尘在东北，原非犯我内地，汉将所破特余寇耳。盖此辈本重横行，天子乃厚加礼貌，能不生边衅乎？”这就表明，唐汝询先生认为“残贼”所要表达的含义正是“余寇”罢了。而这一观点也在朱东润先生主编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中可以看出：“六月，张守珪大破契丹，斩其王屈剌及可突干，但余党犹未平，不久，又叛唐。”（见《旧唐书·张守珪专》）。此外，由蘅唐退士先生主编的《唐诗三百首》的文后注释：“废为残贼，莫知其尤。”以及陈昌渠等人主编的《唐诗三百首注释》的文后注释：“残贼：残余的敌人。唐玄宗时，东北的奚、契丹势力已经衰微。”从中可找到证据。可见，“残贼”二字在这里要表达的正是“残兵余寇”的意思。

综上分析可以看出“残贼”之“残” 作“残余”理解，不仅符合诗歌的原意，更为许多学者所认同。

参考文献：

[1]徐中玉.大学语文[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2]王 力，张万起，蒋绍愚，等.古汉语常用字字典[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3]（明）唐汝询.唐诗解[M].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