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广灵洗马庄旧石器遗址调查与再探讨

□李　君　雷　蕾　丁志姣



大同广灵洗马庄旧石器遗址调查与再探讨

□李君雷蕾丁志姣

摘要：2010年春季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期间对山西省广灵县进行调查时，在洗马庄遗址采集到一批石制品，标本数量共计300余件。本文通过对所获得石制品进行观察、分析，从而对洗马庄遗址的文化面貌和基本性质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这些遗物的发现不仅是第三次文物普查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为这一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传承提供了新的佐证。

关键词：山西洗马庄旧石器

广灵县隶属山西省大同市，位于山西省的东北边陲。洗马庄位于广灵县县城的东北方向约10公里处，地处壶流河左岸，地理坐标北纬39°47′49″，东经114°23′30.8″，海拔高度965米，属广义的泥河湾盆地的组成部分（图一）。该地点曾于上世纪70年代先后两次进行石制品调查,采集石制品近千件，调查报告于1992年发表[1]。在2010年春季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中，再次对广灵地区进行调查时获石制品数百件，现将所采集石制品的具体情况简报如下。

一、地形与地层

广灵县南、北、西三面环山，本区地形为盆地地貌类型，阳原盆地和蔚县盆地受北东向和北西向断裂控制，形成“工”字形断陷[2]。第四纪的早、中更新世时，盆地内曾被大同—阳原古湖占据而形成了巨厚的沉积，晚更新世随着古湖的消亡，壶流河水系开始形成，湖水下切形成河流两侧的阶地。

遗址位于广灵县蕉山乡洗马庄村北，位于壶流河左岸的Ⅱ级阶地上。遗址周围自然出露的剖面上，可见明显的三层地层堆积，最底部为灰绿色的泥河湾层湖相沉积，出露约8米。上覆2米厚的黄色粉砂土，顶部为黄土层堆积，黄土层的厚度达4米，这种堆积在遗址周围分布较为普遍。今天在遗址的东部和东南部、与河北省张家口市与蔚县相邻的区域，现仍分布着有巨大封土堆的数十座汉代墓葬。

本次所观察的石制品均出自遗址顶层的黄土层中，该层堆积的下部、中部和上部均含石制品，周边地表也有散落分布。本文所观察的标本均采自遗址Ⅱ级阶地黄土堆积的中部和上部。

二、石制品

本次调查共采集石制品301件，石制品上均留有明显的使用痕迹，原料均为遗址周围常见的红白相间的燧石，另有极少数的石英岩。石制品种类分别是刮削器、凹缺刮器、石片、石核、断片、断块以及碎屑，其中断片共计125件，占比最多，其次为石片，共计87件。

现对本次调查所采集的石制品进行分类和记述。

图一　大同广灵洗马庄遗址地理位置图

石核本次调查共采集石核27件，其中26件原料为燧石，1件为石英制品。石核大小不一，形状也不尽相同。其中最大的一件（P.0109）长、宽、厚分别为66.9、98.1、69.1毫米。从岩面来看，绝大多数石核皆带有棱角，可能是采自附近的基岩中。根据石核的台面的多少将所有石核分成单台面石核、双台面石核以及多台面石核，这其中多台面石核所占的比例最大，为73.08％，其次是单台面石核，为19.23％，数量最少的是双台面石核，在所有石核中的占比仅7.69％。

按照打片的方式的不同，所有的石核可以分为单向打片、双向不对向打片和多向打片几类，其中多向打片在所有石核中占据了绝大部分，占比达到了90％以上，单向打片和双向不对向打片方法的石核均只占全部石核的3.85％。

石片本次调查采集到的石片共计88件，均为完整或者基本完整石片。石片大小悬殊，其中石片P.0014号标本，是这批石片中最大的一件，其长、宽、厚分别为62、72.2、24.6毫米。该石片台面以及部分背面包裹石皮，在背面靠近中部的位置有一道纵脊贯穿整个面。在石片的部分边缘有类似崩断的疤痕，推测其可能为使用后所产生的痕迹。最小的石片（如P.0089、P.0090）长、宽均未超过15毫米。石片形状基本扁平，打击特征比较明显。按照Nicholas Toth的石片分类系统将本次所采集的石片依据其台面和背面的特征分为六类[3]，其中占比最高的是Ⅵ类石片，为55.17％，其次为Ⅴ类石片，占比为19.54％，Ⅱ类石片和Ⅲ类石片占比相同，为9.20％，而Ⅳ类石片仅一件，占比为1.15％。

图二　1-4.单直刃刮削器（P.0501、P.0516、P.0507、P.0503）5.凹缺刮器（P.0701）6.双直刃刮削器（P.0515）

刮削器

这次调查中采集到刮削器总计15件。按照其刃缘数量将其分成单刃和双刃刮削器两个大类，每个大类别中又根据其刃缘的具体形态分成直刃、凸刃以及凹刃等几类。

（一）单刃刮削器

1.单直刃刮削器此类别的刮削器共计4件。

标本P.0501号（图二，1），标本外形近似三角形，是以断片为毛坯，沿着石片的边缘由腹面向其背面加工而成。其长、宽、厚分别为83、40.5、11.2毫米。

图三　1-4.单凸刃刮削器（P.0502、P.0505、P.0506、P.0512）5.双直刃刮削器（P.0510）

标本P.0503号（图二，4），标本以断块为毛坯，外形类似一不规则四边形。该标本对四边形最长边边缘利用两面加工的方法修理成刃部。标本背面有两道脊，其中一道脊纵贯整个器身，另一道脊与之相交。在器身的背部有层叠状打击疤痕，疤痕较深，推测可能是对其背部进行修理留下的修疤，其作用是方便握持。标本的长、宽、厚分别为40.3、22.9、10.5毫米。

标本P.0507号（图二，3），标本以断片为原型，利用断片原有的边缘，用两面加工的方式简单修理后形成刃部。在这件标本的背部也可见清晰的修理、减薄的痕迹。其长、宽、厚分别为29.9、29、7.3毫米。

标本P.0516号（图二，2），该标本的原型为长石片，在石片的一条长边的边缘以正向加工的方式修理成刃部。其长、宽、厚分别为58.2、17.4、10.2毫米。

2.单凸刃刮削器此类工具总计5件。

标本P.0502号（图三，1），是一件通体加工的刮削器，该标本外形近似长方形，其刃部位于长方形的短边上，刃缘以两面加工的方法进行修理。与刃部相邻的两边为长边，在两条长边靠近背部的地方均有两处凹陷，明显是经过多次同一方向的打击修理而形成。两处凹陷在长边上所处的位置恰好相对，器身的背部亦可见修理、减薄的疤痕。此刮削器与其他的工具相比，修理更为精细，可说是本批工具中的精品。其长、宽、厚分别为57.9、46、15.9毫米。

标本P.0505号（图三，2），标本原型为一完整石片，通过对石片远端以转向加工的方式修理成一凸刃。长、宽、厚分别为42.9、38.9、11.7毫米。

标本P.0506号（图三，3），标本原型为一断片。外形类似三角形。在器身的背面保留部分石皮，剩余部分皆经过修理，没有石皮覆盖。刃部是利用由三角形的最长边的一段，用单向修理的方式加工而成，尚留有修理后的浅平的石片疤。器身的背部留有一个较大的片疤，根据其与器身侧面的片疤的叠压顺序来判断，是在完成器身侧面的修理后，再在器身的背部打下这一片。其长、宽、高分别为59.3、33.7、15毫米。

标本P.0512号（图三，4），该刮削器以较大的石片为原型，在其左侧以两面加工的方式进行修理，在刃部形成几个较大且浅平的片疤。与刃部相对的背部留有石皮，标本整体成三角形。其长、宽、厚分别为59、58.2、28.7毫米。

标本P.0513号（图四，4），该刮削器亦为通体加工。其外形近似长方形，刃部与背部是长方形的短边。刃部以两面加工的方式进行修理，形成层叠状石片疤，片疤共两层。在其背部亦留有修理后的石片疤。在两条长边所在的边缘，靠近背部的位置，大致对称地留有多次修理后的凹陷区域，应为便于手握而进行的修理。其外形和加工过程与标本P.0502类似。其长、宽、厚分别为58.5、51.5、21毫米。

3.单凹凸刃刮削器

标本P.0504号（图四，1），该标本原型为断片，在该刮削器的一条边上，利用转向加工的修理方法，形成了一条上半部分凸出，下半部分凹陷的近“S”形的刃部。其上半部分的修理疤痕浅平，而下半部分的修疤比较陡直。其长、宽、厚分别为40.8、22.8、4.2毫米。

（二）双刃刮削器

1.双直刃刮削器

标本P.0508号（图四，2），该器外形似等腰三角形。以石片为毛坯加工而成，三角形的两条短边用异向加工的方法修理成刃部。其长、宽、厚分别为30.5、27、12.2毫米。

标本P.0510号（图三，5），标本是以完整石片为原型修理、加工而成。器身中部微隆起。在器身的左侧和右侧分别用反向加工的方法进行修理，器身左侧的修疤分成两侧，一层修疤较为浅平，其上叠加的第二层修疤较深；右侧仅见一层修疤。其长、宽、厚分别为35.2、17.9、6毫米。

标本P.0511号（图四，3），该标本应为一残缺的刮削器。外形为三角形，三角形的两短边为刃部。该标本经过通体加工，其刃部以两面加工的方式进行修理，修疤较为浅平。长、宽、厚分别为27.8、17.1、5毫米。

标本P.0514号（图四，5），该标本外形类似三角形，在三角形的两条短边以相反的修理方向进行加工，之后形成两条平直的刃部。而在三角形的另外一条长边上，有一道与长边平行的脊。在脊上留有一个片疤，可能为修理痕迹。其长、宽、厚分别为53、28.9、9.5毫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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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本P.0515号（图二，6），这件标本外形为一长石片，在石片较长的两条边缘采用两面加工的方法修理成边刃，在原石片的远端用正向加工的方法分别在石片的左侧和右侧形成两处凹陷，推测其主要作用是便于手握。其长、宽、厚分别为71.5、30.3、14毫米。

2.直凹刃刮削器

图四　1.单凹凸刃刮削器（P.0504）2.3.5.双直刃刮削器（P.0508、P.0511、P.0514）4.单凸刃刮削器（P.0513）6.凹缺刮器（P.0702）7.直凹刃刮削器（P.0509）

P.0509号（图四，7），该标本原型为一近端断片，外形近似三角形。将器身左侧及右侧边缘利用两面加工的方法分别修理加工成直刃和凹刃。其长、宽、厚分别为28.9、34.5、7.2毫米。

凹缺刮器

本次所采集的标本中，凹缺刮器共计两件。

标本P.0701号（图二，5），这件标本是将一件残端的剖面为三角形的石片的一边由腹面向背面反向加工，形成刃部。其长、宽、厚分别为83.9、34.9、12.8毫米。

标本P.0702号（图四，6），该标本与P.0701号标本外形类似，亦为一剖面为三角形的残端石片加工而成，在其一侧边缘以反向加工的方式形成刃部，形成的片疤较P.0601号标本的片疤整齐。其长、宽、厚分别为46、28.1、28.1毫米。

三、讨论

在陈哲英先生的《山西广灵县洗马庄石器遗存》中，将广灵洗马庄的石制品性质概述为：广灵洗马庄石制品中的石核基本属于“多台面石核”；石片长度大于宽度，个别石片上留有类似砸击痕迹；遗址中的工具基本由石片制作，属石片文化系统；石器组合中有尖状器、刮削器、石镞等类型；尖状器（包括镞、锥在内）是其代表性器物，两面加工是该地点石器文化的显著特点[4]。通过对本次所获得的标本的观察，又发现了洗马庄石制品的一些新的特征，现将这些特征简要陈述如下。

（二）石制品中的石核大多数都是多台面石核，其打片方式均采用多向打片。据观察，石核上的片疤并没有严格的先后顺序，石器制作者在打片时对于台面的选择也无特定的标准。

（三）本次调查石器的工具组合与陈哲英先生调查报告中所描述工具组合有较大差异:首先,本次并未发现《山西广灵县洗马庄石器遗存》一文中所述的代表性器形——尖状器，也未见石镞、石锥和石钻；其次，工具组合中新增加了凹缺刮器这一器形，工具中以刮削器为大宗。调查所采集工具共计18件，其中刮削器16件，凹缺刮器2件。刮削器所选取原料毛坯均为片状，基本为石片或断片；其修理方式不甚一致，其中又以两面加工占比最高，达半数以上，其次为反向加工，占比为26.67％。部分刮削器的器身背部有明显的打击修整现象，推测是为了便于握持而对背部进行了修整。凹缺刮器总计两件，均以剖面为三角形的石片采用反向加工的方式修理而成，无论外形和修理方式都比较一致。

（四）在《山西广灵县洗马庄石器遗存》一文中，陈哲英先生将洗马庄石制品的大致年代定于新石器时代，下限不超新石器时代晚期，其理由有二：一、所采集石制品的进步性；二、缺乏地层和古生物依据。经过对本批采集石制品进行观察，并结合广灵县的地层堆积状况，本人对洗马庄石制品的具体年代有不同看法。

陈哲英先生文中曾提及洗马庄石制品在原料与尖状器个别器形及加工上与虎头梁文化有相似之处,通过综合本次采集石制品的诸多特征，本人认为虎头梁遗址和洗马庄石制品之间虽有相似性，但差异性是主要的。虎头梁遗址是华北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细石器文化的代表性遗址，遗址中石制品的原料主要为一种色彩斑斓的硅质岩，而此种石料在本地并不常见，说明石器制作者在将石料运至遗址前，已经进行了有意识的筛选工作；石制品加工技术发达，石核和石器的数量多，加工精致且器形稳定[5]；打片技术普遍应用软锤法和压制法，除此之外还运用了锤击法、砸击法[6]；楔形石核是该遗址中的特色，具有从预制到剥片的一系列完整程序[7]。反观本次调查所采集的标本，石制品的原料主要是就地取材，石片不甚规则，未见典型的长石片，石器的毛坯以片状为主，修理以硬锤法为主要方法。修理方式有正向、反向和两面加工。石器修理较精细，石器组合仅刮削器和凹缺刮器，其中刮削器为主要器形。综合上述特征，洗马庄遗址的文化面貌具有旧石器时代晚期小石器系统的典型特征，同虎头梁这一细石器文化的典型遗址风格迥异，应从属于不同的文化系统，有关虎头梁文化和洗马庄石制品的相似性一说似乎有些不妥。

就遗址的文化面貌来说，洗马庄石制品的主要特征与河北阳原西白马营遗址[8]极为相似，如：以锤击法作为打片的基本办法，工具中燧石制品为大宗，以小型石器为主；毛坯多为片状，以锤击法修理为主，修理方向多样；工具组合以刮削器为主等均与西白马营遗址相同，二者均带有旧石器晚期小石器传统的鲜明特色。本文所记述的石制品标本与陈哲英先生所描述的有所不同，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陈先生的标本主要采自地表，而本文所涉及的标本主要采自地层中。

遗址位于壶流河Ⅱ级阶地上，更新世晚期壶流河水系形成后对原有河湖相沉积下切形成岸边的阶地，类似的地貌在周围河岸广泛分布，阶地所处的地貌位置可与桑干河的Ⅱ级阶地相对比，形成时代为晚更新世晚期。桑干河Ⅱ级阶地具有明显的二元结构，其下部为砂砾层，上部为黄土状堆积[9]，本次所观察的石制品均采自黄土层的中、上部堆积；综合石制品所处地层与石制品主要特征推断，洗马庄遗址与西白马营遗址应大致处于同一时代，或稍晚于西白马营遗址，为旧石器时代晚期末段小石器系统的典型遗址。

[1][4]陈哲英《山西广灵县洗马庄石器遗存》，《文物季刊》1992年第3期。

[2]周廷儒、李华章等《泥河湾盆地新生代古地理研究》，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1页。

[3]Toth Nicholas.The Stone Technologies of Early Hominids at Koobi Fora, Kenya:An Experimental Approach.Dissertation[D].For the degree of doctor of philosophy in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1982.

[5][7]杜水生《华北北部旧石器文化研究》，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146页。

[6]盖培、卫奇《虎头梁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的发现》，《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77年第15卷第4期。

[8]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阳原西白马营晚期旧石器研究》，《文物春秋》1989年第3期。

[9]谢飞、李珺、刘连强《泥河湾旧石器文化》，花山文艺出版社，2006年，第155页。

（作者工作单位：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