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一定要成为罗中之间的桥梁

罗明++萨安娜

一起到中国留学

罗明：在中学读书的那段时间，我是班里学习比较好的学生。快要毕业的时候，为了有计划地发展社会经济，罗马尼亚政府决定派几千名学生到苏联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留学。我所在的那个班有6个学生被选上，其中就包括我。被选中的学生都集中在一起，住在一个由原来王宫的马圈改造而成的宿舍里，当时有2000人。不过，这些人并不全是去苏联，其中一部分人要去其他人民民主国家。

当时政府选派我们留学的目的地国家中并没有中国。我们后来能到中国留学，是多亏了周恩来总理的一封信。这封信改变了我们一生的命运。

大概是在1950年四五月间，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向周恩来提出互派留学生的要求。过了不久，波兰也提出了类似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总理向所有东欧国家政府提出了互派留学生的建议。1950年6月，罗马尼亚领导人也收到了周恩来总理的信。信中说，为了促进两国之间的交流，中国和罗马尼亚双方互派留学生，以熟悉对方国家的语言文化。中国已经准备好了，要派5名学生到罗马尼亚学习罗马尼亚的语言、历史、文化等，希望罗马尼亚方面也能派相应数量的学生到中国来，学习汉语和中国的历史、文化。这些留学生学成回国后，将有助于中罗两国领导人的交流接触，也有助于两国之间的经济、贸易往来。

根据周恩来总理的建议，罗马尼亚政府决定选派5名学生到中国去学习。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被选上。当时，被选拔出国留学的许多同学都已经知道自己去哪国了，唯独我的去处还没有着落。

我到了教育部之后，一个专门负责派出留学生的小组接见了我。他们问我：“你愿不愿意学一门外国语言？”这是一个我从来没有想过的问题，因为我一直想学铁路、工业、技术方面的专业。不过我当时还是有精神准备，那就是不管分配我学习什么，做什么工作，都一定接受。所以，我回答说：“当然，我愿意学。我是罗马尼亚西北部的人，对德语、匈牙利语比较熟悉，可以学这些语言。”“不是学这些语言。你觉得学中文怎么样？”那时候，我还不知道学习中文之后会怎样，对中文一点印象也没有，而且我对中国也没有什么了解。在中学读书时，我只是学了一点中国的地理、历史方面的知识，所有这些在课本里也不过只有三四页的内容。所以，他们提出让我到中国学习中文的时候，我完全不理解这个建议的意义，更不清楚它会给我带来什么样的结果。我征求了我父母的意见。他们听后对我说：“好，你去吧。”

萨安娜：1950年夏天，我正在准备高中毕业考试。突然有一天，我被叫到一个由罗马尼亚工人党克卢日县县委会及劳动青年团代表组成的委员会。他们问我想不想继续学习，我回答说：“我当然想继续学习下去。我即将从师范学校毕业，所以我想在教育学院攻读残疾儿童教育专业。”他们的下一个问题让我激动不已：“你想不想出国留学？”当时我兴奋得都喘不过气来，我是个无父无母的孤儿，出国是我连做梦都不敢想的事儿，我当然愿意。委员会委员劝我回家跟亲戚商量一下，过几天再给他们答复。我突然像长了翅膀，飞奔回宿舍。那天晚上我没吃没睡，一直望着满天的星斗，梦想着未来。

我对中国的了解非常少，只知道中国有长城，汉字的写法很复杂。当时，罗马尼亚有这样比较流行的看法：中国人对文化非常重视，比如把汉字都印在衣服上。所以，中国人虽然很穷，但认识字的人还不少。另外，我记得很小的时候我们家有一枚中国的印章，上面是一个狮子，是我三姐买的。她自豪地说：“这是我的东方之神。”中国的一切对我来说都很新鲜。很遗憾，我妈妈没有看到我去中国学习，否则，她一定会非常高兴。

罗明和萨安娜：1950年11月15日，我们和另外3个同学无比兴奋地登上了前往中国的火车。火车辗转布加勒斯特和莫斯科，走了半个月，11月30日才到了满洲里，接待我们的是中国外交部的代表张联女士。大家对她的印象非常好。张联女士后来成为中国驻斯里兰卡的大使。

我们坐上火车从满洲里到了哈尔滨，又从哈尔滨前往北京。到了北京，中国方面迎接我们的有全国学联、共青团，还有罗马尼亚驻华使馆参赞和秘书。在北京的头3天，我们住的地方是原来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住过的四合院。中国教育部为我们举行了一个欢迎宴会，有关方面的领导在讲话中都希望我们能为发展中罗两国关系作出贡献，我们每个留学生也都发言表了态。我们知道中国刚刚经历战争，经济情况是比较困难的。在这样的条件下，中国方面还这么周到地照顾我们，给我们准备那么多、那么好的东西，我们是非常感动的。罗明在发言中说：“我们这几个人将会成为罗中友好关系的支柱。”但是，罗马尼亚参赞认为说支柱不太恰当，于是，他就翻译成“我们一定要成为罗马尼亚和中国之间的桥梁”。

我们是第一批到达中国的东欧国家留学生，其他东欧国家的留学生是后来陆续到的。

清华燕园岁月

萨安娜：欢迎活动之后，我们搬进了清华大学。

根据中国与东欧国家签订的协议，清华大学专门开办了“东欧交换生中国语文专修班”。周恩来总理和中国政府对到中国来学习汉语的东欧国家留学生特别重视，组建了专门的负责小组，由时任清华大学教务长的周培源教授为组长。不仅如此，中国方面还为我们精心配备了老师。比如邓懿老师是从美国回到中国的，王还老师是从英国回到中国的，他们都有比较丰富的教授外国人学习汉语的经验。邓懿老师还挑选了杜荣、熊毅、傅惟慈、钟、张维和赵淑华等作为助教，组成了一个能干的、认真的教学小组。

到清华大学不久，有一天上课的时候，邓懿老师告诉我们：“我给你们每个人起个中国名字吧。”我的名字倒没什么，是按发音起的。但是罗明的罗语原名很长，不好按发音起。正在犯难的时候，有个同学说叫他的小名Romi。邓懿老师一听觉得“罗明”这个名字不错。从那以后，他就决定用这个中国名字了。

对我来说，最快乐的事情就是开始学中文了。我们第一本教材是老师们手写的，或者刻蜡纸印的。通常我们的老师白天写好稿子，夜里用手刻，早上再印，有时候到我们上课的时候教材上的墨还没干。2011年，利用参加清华大学百年校庆的机会，我和罗明看望了熊毅、杜荣、傅惟慈老师，听了他们对往事的回忆。我们那个时候并不知道他们有多辛苦，不知道他们工作得那样紧张。他们一面进行教学的实践，一边总结经验，一边改进，他们的工作真不简单。

1951年6月末，我们已经学会了差不多600个汉字和基础汉语语法。那时我们可以进行简单的对话，能听懂一些很短的句子，可还是离不开翻译的帮助。1951-1952年，讲课的内容丰富了，讲课的速度也加快了。我们开始学有关中国历史、政治生活的一些课程。在学了1年之后，大概是在1951年元旦的时候，学校让罗明代表外国留学生在大礼堂举行的全体学生大会上发言。我还记得，罗明在讲话中说了许多带有口号性的话语，还提到了刘胡兰，要学习刘胡兰的精神，等等。

1952年7月，我在中国学习汉语的第一个阶段结束了。至今，专修班的那些老师的形象仍在我心中鲜活如初。

罗明：我后来写过一篇《清华——通往中国的大门》（详见本刊2015年第7期）的文章，因为我们在清华大学学习的不仅仅是语言，还了解了中国的文化。这些是很重要的，为我们打下了坚固的中国文化基础。

“东欧交换生中国语文专修班”结业之际，我们举行了隆重的庆祝活动。当时，我深切地感到，中国教育部的领导对我们的学习成绩还是比较满意的。应该承认，我们比后来的留学生学习要认真得多，但更为重要的是，当时的那几位老师在我们学习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非常大。

1952年7月，专修班结业后，我们转入北京大学继续学习。从清华大学到北京大学，这里边还有一个小故事。根据罗中两国教育部门达成的协议，我们来中国，中国同学去罗马尼亚，原定的学习时间只有3年，然后就开始工作。不过，周恩来总理最早的提议是双方要培养大学毕业生，若学3年的话就不算大学毕业。这样，我们学了两年之后，中国教育部认为我们应当在中国获得大学毕业证，于是在1952年决定在专修班结束后让我们到各系里继续学习，完成相关专业的大学课程。不过，1952年夏天，中国进行了高等学校的院系调整，清华大学的文科划归了北京大学。我学的是中国语言文学，萨安娜学的是历史学，所以，我们从1952年10月起转入北京大学学习，我在中文系，萨安娜在历史系。

萨安娜：我最喜欢的是北京大学那种真正的中国建筑风格。当时，我们住的地方是一院，后来是中文系的办公室。我和罗明结婚后又搬到了二院，后来是历史系。我们很喜欢北大整个校园和住宿条件，宿舍里也可以洗澡，吃饭在大饭厅里，运动场离我们住的地方也不远。可以说，我们真正的学生生活是在北京大学开始的。

罗明在中文系学习，其实他不怎么愿意学习语言，因为他原本想学政治经济学，对文学没有足够的爱好。可是当时的罗马尼亚驻华大使劝他：“你现在好好学语言是非常重要的。”我认为，大使劝得非常好，罗明后来在中文方面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他在中国语言文学方面的研究有比较深的造诣，对每个字的了解都非常深刻。同时，他的罗马尼亚文的水平也很高，这是他以后在中罗之间文化交流方面作出了许多贡献的重要原因。

我对自己能够学历史感到非常高兴，因为我一直对历史感兴趣。但是刚开始学的时候还是挺困难的，因为我掌握的中文词汇还不够多。读参考资料的时候，需要查的字太多。更麻烦的是，没有合适的词典。我的英语水平比较差，俄文还行，但当时汉俄词典还没有出版。另外，有时候讲课的老师有比较浓的地方口音。比如，上第一堂古代史课的时候，老师说：“发现了一颗银牙。”当时我就想古代就有“银制的牙”了？后来，我才明白，原来他说的是“人牙”。这只是一个小例子，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

我连听都听不懂，更别说用汉字记笔记了。离开教室时我的笔记本基本上满篇都是空格，回去后要查词典才能找出不认识的生词。有时生词多得我一整天只能读完几页参考书。我的老师和同学们知道后都来帮助我。周一良老师经常来到我的宿舍询问我哪里不清楚，并且用英语给我进行讲解。张芝联老师用法语给我作辅导。我的同学们一个一个地来我的房间，帮助我补笔记、讲不懂的词。不久，我逐渐适应了上课的节奏，并获得了学习的勇气。大家的友谊和理解帮我克服了学习之初的困难，如今回想起这些，心中的幸福还无法用言语来表达清楚。

我们课程的内容慢慢地变得更有意思。一个新的世界在我面前敞开。我发现了新的历史人物，了解到新的哲学思想、新的文化。我要感谢我的老师，他们不仅谙熟中国历史，更对世界历史也了如指掌。尽管当年的政治运动给他们带来了很大的压力，但他们还是能够把问题放在整个世界的背景和前提下进行分析。

1956年7月，考完试之后，我离开母校、老师、同学的时间也就到了，就要回国开始工作了。分别前夕，我们班举办了最后一次大联欢。每每想起那个时刻，我的心情就久久不能平静。记得那天我还带去了一棵冷杉树苗，和同学们一起把它种在我们住的二院前面那座假山旁边。这棵冷杉树象征我们对母校和所有老师的感激之情，同时也见证了我们之间的真挚友谊。我们还在文史楼前与著名的历史学家、北大副校长兼历史系主任翦伯赞合影留念。

由于一些历史原因，那棵冷杉没有保留下来。但是我和母校老师和同学之间的那份感情却长留至今。我一直觉得，在清华和北大两所大学学习的6年时光是我一生中最美妙的6年，为我成为历史学家和汉学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一生情缘

萨安娜：通过6年的留学生活，我不仅将自己的一生与中国的语言、历史和文化紧紧地连在了一起，而且与罗明结下了终生情缘。中国可以说是我的红娘。我们在中国谈恋爱、结婚，我们的儿女也都出生在中国。

出国之前，我们在布加勒斯特上了一个预备班。罗明的家当时就在布加勒斯特，所以他有很多同学。我是外地来的，在布加勒斯特一个人也不认识。罗明会拉手风琴，舞蹈队的姑娘们非常喜欢他，常常围着他。我在合唱队，所以也认识他。但是罗明不一定认识我。在来中国的火车上，罗明不抽烟，和他住在一个包厢里的其他男同学和俄罗斯人抽烟抽得很厉害，罗明受不了，就来我们包厢跟我们一起住，所以，我们才有了交谈的机会。

刚到清华大学的时候，我总是感到罗明欺负我，认为他一定不会喜欢我，看不起我。所以，我就不怎么理他。后来，罗明告诉我他是用那样的方法表达对我的感情。那个时候，清华下午5-6点是学生们体育锻炼的时间，大家都出来做运动，我们也不例外。男同学一般踢足球、赛跑，我们女同学打腰鼓和玩乒乓球。有一天，罗明主动跑过来对我说：“我们一起打乒乓球吧。”我说：“我不跟你打。”因为我打得不好，而罗明打得非常好。他又说：“没事，来吧，来吧。”我只好答应了。打着打着，他就对我说：“我想跟你好。”我回答说：“不行。”这时，另外一个同学来了，我就把拍子交给他，转身走了。后来我听说，那天之后，罗明就一直不吃饭，情绪十分低落。我想这可麻烦了，就找到他，对他说：“那好吧，我们试试吧。”打乒乓球的事发生在1951年6月11日，可以说我们的恋爱是在清华大学开始的。

罗明：我和萨安娜是1953年1月2日在北京结的婚。婚后遇到了一个问题，北京大学没有为外国留学生夫妇准备单独的住处。所以，北大校方做出了一个决定，专门把二院变成留学生夫妇居住的地方。后来结婚的有德国、波兰、捷克的留学生。问题就这样解决了，中国方面愿意帮助留学生解决各种具体困难。同时罗马尼亚驻华使馆也在考虑帮助我们，最后决定在使馆提供一个房间给我们，这个房间本来是参赞居住的。使馆还给我们介绍了一个老太太作保姆。我们叫她“娘娘”。“娘娘”人非常好，她身上好像汇聚着中国的悠久文明和知识修养，我们对待她像对待自己的母亲一样，她也因此而感到很骄傲。有几次，她生病住院，我和萨安娜去看她。她周围的人觉得很惊奇，竟然有外国人来探望，可我们觉得是应该的。

萨安娜：1956年，我们从北京大学毕业，毕业证书是马寅初校长签发的，衬底有“为人民服务”5个字。罗明还没有毕业的时候，从1954年开始就为罗马尼亚和中国的领导人做翻译了，实际上已经进入了罗马尼亚外交部。我毕业后也在外交部工作。（本文选自《中罗两国的桥梁——罗马尼亚前驻华大使罗明和汉学家萨安娜口述》，孔寒冰编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