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朱安的悲剧婚姻

◎文/北京·崔卫平

鲁迅与朱安的悲剧婚姻

◎文/北京·崔卫平

鲁迅与朱安的这门亲事，从一开始便伴随着阴影。

1899年最初提亲时，周家正处于深刻的危机当中。祖父因为1893年犯下的科场贿赂案，仍然被囚禁于杭州府狱中，每年秋天家里要卖田借贷，拿出一大笔钱，来保住他的性命。父亲发病于祖父入狱的第二年，至1896年去世。两代男性长辈缺席，由鲁迅的母亲苦苦支撑着这个家。按鲁迅的说法，原有四五十亩水田已经变卖得差不多了。父亲去世之后的1898年，鲁迅的四弟夭折，鲁母几乎无法从一系列的打击中恢复过来。

这时候出现了远房亲戚谦少奶奶，与鲁母很谈得来，她将自己婆母蓝太太的侄孙女朱安说给了鲁迅。这一年朱安已经21周岁，比鲁迅大三岁。安姑娘待字闺中，算大龄女青年。朱家的祖上也做官，家境殷实，眼下的经济条件比鲁迅家强多了。

从订婚到成婚，这中间走了整整七年，进展的速度实在慢了一些，朱家不断地来催促，显然是周家没有动静，缺乏行动力。

在日本的鲁迅与他族叔周冠五经常通信。周冠五后来回忆道，鲁迅来信中提过要朱家姑娘另外嫁人，而鲁母则叫周冠五写信劝说鲁迅，强调这档婚事是她求亲求来的，不能退聘，悔婚对于周家朱家双方都很不利，尤其是影响朱家姑娘的名声。继而鲁迅又提出，希望女方放足、进学堂。但是朱家的回复是，“脚已放不大了，妇女读书不太好，进学堂更不愿意”。这期间鲁迅释放出对于婚姻的不满，应该是双方家人都意会的。

如果不是朱家传来不实的小道消息，婚礼或许还要推迟。说是有人看见鲁迅在街头抱着小孩，身边走着日本女子，鲁母这才发电报称自己生病，让儿子“速归”。鲁迅大夏天回国，到家后第二天进洞房。这对于他本人来说应该不是完全意外。按周作人的说法，“鲁迅是在那一年里预备回家，就此完婚的”。事情至此，鲁迅虽然不乐意，但也没有表示出一定要反对，更谈不上反抗。

鲁迅在婚礼上的行为，还是让人感到意外，不是因为表现出格，而是因为太过恭顺。作为一个新潮海归，接受了几乎全部旧式婚礼的程序。通过自己的让步，他为周家人保全了面子。

但所有矛盾和不快的积累，在新婚的当夜已经开始释放。搀扶新郎上楼的周冠五注意到鲁迅看到新娘之后，“照样一声不响，脸上有些阴郁，很沉闷”。母亲不放心，深夜到新房隔壁去听动静，发现两位新人很少谈话，儿子看书，迟迟才睡。

新婚之夜到底发生了什么？周作人、周建人兄弟俩后来分别用抱怨的语调提及此，觉得母亲的选择对他们的大哥不公。

周作人提到了朱安的长相：“新人极为矮小，颇有发育不全的样子。”而媒人肯定知道这种情况，又是自家亲戚，因而是“很对不起人的”。

周建人用“全盘落空”的说法形容大哥，他指的是识字和放脚，这位小弟弟认为这是一些“极起码的要求”。在周建人眼里，朱安不配自己的哥哥。“母亲极爱我大哥，也了解我大哥，为什么不给他找一个好媳妇呢？”

鲁迅后来对许寿裳谈到这件婚事，“这是母亲送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能好好地供养它，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

新婚第二天，鲁迅就搬回母亲的房中居住，接下来两天继续如此，第四天与周作人一道返回日本，这一走就是三年，未与朱安通过信。他一辈子没有给朱安写过一封信。朱安托人写信给他，他也没有回复过。婚后朱安始终跟随婆母居住。

鲁迅于结婚后三年即1909年回国，在杭州和绍兴做事，先后担任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的教员及绍兴府中学堂教师兼任督学，有一年半的时间夫妇俩同处在一个屋檐下，还不算鲁迅经常从杭州回家。但是，夫妇俩形同陌路。鲁母多年之后得出沉痛结论：“他们既不吵嘴，也不打架，平时不多说话，但没有感情，两人各归各，不像夫妻。”鲁迅在给许寿裳的信中形容自己在绍兴度日如年，迫切希望朋友能帮助他在北京找到事情做，其中原因应该是多方面的，不排除尽快从朱安身边逃走。

1912年鲁迅接受蔡元培的邀请，来到北京在教育部当官员，后同时兼职北京大学和其他高校，至1919年七年时间，鲁迅独居于北京绍兴会馆，写下了《狂人日记》《孔乙己》《药》等小说。1919年他卖掉家中老屋，在如今西城区八道湾买了房子，携母亲与朱安定居北京，他为此写了一篇散文《故乡》，其中没有一个字提到一同前往的夫人朱安。这之后兄弟失和，鲁迅带母亲和朱安又搬至砖塔胡同。1926年鲁迅离开北京南下，他们夫妇在一个锅里吃饭有七年时间，抬头不见低头见。朱安尽最大的努力在生活上精心照料鲁迅，但是终究没有换来鲁迅的一丝温存。多年的婚姻生活不仅没有解除这两个人本来的危机，反而加强和深化了它们。

对鲁迅来说，不仅是避免接触，而且明显流露出对于朱安的嫌厌。朱安接受的是传统教训，言语中会引用《女儿经》。她遵循着古老的家规，每天早晨向婆婆请安，然后下厨房。她做得一手好菜，鲁迅在桌上吃饭，但是从不发表评论，身为妻子，她只能从桌上饭菜的剩余来判断鲁迅喜欢吃什么。

鲁迅的朋友荆有麟回忆，大先生与太太每天只有三句话，早晨太太喊先生吃饭，先生答应一声“哼”，中午太太喊先生吃饭，先生又是“哼”，晚上先生睡觉迟，太太睡觉早，太太总要问，门关不关？这时节，先生才有一句话，“关”或者“不关”。据砖塔胡同的邻居俞芳回忆，为避免见面，鲁迅还发明了一个办法，他把一只柳条箱子的箱盖和箱底分作两处，箱底放在他的床肚底下，放上要换洗的衣服；箱盖放在朱安屋门的右手边，里面放着鲁迅替换的干净衣裤。而箱底和箱盖上各自蒙上一块白布，外面人看不出来其中的奥秘。

鲁迅笔下把朱安遮蔽了，很少有朱安本人的感受得到记载，但是从其他人的复述中，还是可以零零星星地得到一些。对于鲁迅的做法，朱安是极为不满的。她虽然没有拿到一纸休书，但是实际上是在婚姻之内被“休”掉了，丈夫单方面终止了婚姻。再加上因为不公开，沉重的分量只有她本人来承受。婚后她学会了抽水烟，烟袋不离手。在回答婆母为什么不能有一个孩子时，她幽幽地说，大先生不愿同我说话，怎么会有孩子呢？

再能够忍受的人，也有爆发的时刻。朱安这个出名的性格温顺的人（这是鲁母采纳她的原因之一），有两次当众人面，撕下了鲁迅的伪装。第一次是在绍兴家中，鲁迅从北京回绍兴探亲，朱安备席款待亲友。席间朱安当着许多人的面，指责鲁迅的种种不是。鲁迅的对策是沉默，一言不发。事后他对孙伏园说，“她是有意挑衅，我如答辩，就会中她的计而闹得一塌糊涂，置之不理，她也就无计可施了。”显然在鲁迅眼里，朱安的举动属于无理取闹。后来在北京还有过一次。鲁母寿宴，朱安穿戴整齐出来，向亲友下跪之后说道，“我来周家已许多年，大先生不很理我，但我也不会离开周家，我活是周家人，死是周家鬼，后半生我就是侍奉我的婆母。”说完话，叩了头，退回房去。鲁迅事后对人说，中国的旧式妇女也很厉害，从此所有的同情，都被她争取了去。他本人还是不认为自己在婚姻内有什么错。

当鲁迅与许广平南下弃她而去，朱安才看到她的路终于走到了尽头，她对砖塔胡同的邻居俞芳叹气道：“过去大先生和我不好，我想好好地服侍他，一切顺着他，将来总会好的。”她又打了一个比方说，“我好比是一只蜗牛，从墙底一点一点往上爬，爬得虽慢，总有一天会爬到墙顶的。可是现在我没有办法了，我没有力气爬了。我待他再好，也是无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