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多样化环境学研究

■文/董阳 壮歌德 图/壮歌德

澳洲多样化环境学研究

Diversified studies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 in Australia

■文/董阳 壮歌德 图/壮歌德

1964年出版的《幸运之国》一书中，描绘出幸运之神对澳大利亚这个年轻国家的青睐——澳大利亚独立之初，便继承英国完善的议会制度和法律体系，发展起点高于多数国家。如今，2400万澳洲人居住在700多万平方公里的广阔大陆上，享有陆地与海洋的富饶资源。

过去40年里，全球污染加剧，人们的环保意识日渐增强。而此时的澳洲，得益于良好的自然环境，居民感受到的污染压力较低。因而，即便环保立法与执行的力度较小，当地的原始环境依然能够得以保存。中国和澳大利亚都是幅员辽阔、资源丰富的国家，可在环境保护方面互相切磋学习。

澳大利亚建国之前，属于英国的殖民地。澳洲两大城市——悉尼和墨尔本在当时已初现雏形。故而，澳大利亚虽建国较晚，但已遭遇同中国相类似的环境问题。澳洲最大的河流构成该国人口最多两州之间的自然屏障。建国不久后，水资源匮乏导致两州之间就水源使用权产生冲突。在美国，类似的事情也有发生——为争夺科罗拉多河水源，五个州之间互相起诉。而在澳大利亚，直至冲突一方的州长当选总理并设置水源管理机构后，争端才得以解决。

澳大利亚环境管理机制的特殊之处在于，澳洲大陆地广人稀，一半以上的人口聚集在4座大型城市中——悉尼、墨尔本、布里斯班和佩斯。该国将内陆大片空闲土地作为集水区使用，为人口集聚区提供清洁的饮水、空气和食物。简而言之，澳洲生态系统受到的压力比其他国家要小得多，环保相关法律也更易执行。一旦土地、空气或水源受到污染威胁，当地居民会快速做出反应；如果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出现冲突，媒体的大范围报道也将迫使政府及时处理。

澳洲联邦政府和环境机构采用高新监控设备，关注土地使用情况。当媒体对环境退化情况作出报道时，土地所有者和政府间将通过共享高效的监控网络，实现信息共享，共同解决问题。随着人们生态意识的增强，由政府出资补贴农户，鼓励其保育森林、减少开垦耕地的做法得以顺利推行。此外，对于“出口商品导致的水源流失”问题（比如，澳洲出口境内种植的棉花等作物时，导致相应灌溉用水的流失），政府也有积极回应。在其他国家和地区，环境问题的发生常常迅速而又棘手，令人猝不及防。而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却给予澳洲充分的反应时间。因而，来自其他国家的环境学家和管理人员，在澳洲享有“慢速”观察环境变化的机会，从而在解决本国环保问题上获取参考与借鉴。

澳大利亚居民抗议当地“水力压裂法”开采会带来的潜在环境危害

澳大利亚的政治体系下，两党竞选，胜利的一方作为执政党，管理联邦政府；同时在野党对一或多个州有管辖权，而各州又都设有独立的环保部门。在中国人看来，这是很不可思议的。澳洲其余小型党派可以自由选择其支持对象，一般来说推行环保的政党更受欢迎。澳大利亚人的环保意识很强，坚决反对政府作出危害自然的决策。

同澳洲不同的是，中国人口众多，土地、水和空气资源压力较大。就目前发展阶段而言，相对于生存与经济发展，污染控制相对次要。当中国人发现新兴产业对自然环境的负面作用时，也很难为了环保而放弃经济利益。而澳洲却能够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实施环保监管，预测可能的威胁并及时消除。在环境管理上，澳大利亚可谓当仁不让、领先全球。

世界上首个“绿色”环保政党于1972年，在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岛成立。该党最初目的是保护塔斯马尼亚岛上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优美环境。随后的发展历程中，环保绿党不断壮大，同澳洲两大党形成鼎足之势，使得环境保护成为政府重要议题。绿党成立不到两年，澳洲国内涌现环境学派，发展为格里菲斯大学四大核心学科之一。

同世界上其他经济体的发展历程类似，澳洲成为英属殖民地的最初150年间，当地人忽略对自然生态系统的保护，滥伐森林、大量开垦土地。在此期间，原生环境遭到破坏，不少物种濒临灭绝。例如，毛皮交易导致澳洲树袋熊濒临灭绝。1930年，人们杀死了最后一只塔斯马尼亚虎；1937年，这一物种确定灭绝。

不过，澳洲人对环境退化现象积极回应，迅速采取行动。澳大利亚农场主一般都受过良好教育，他们的子女在接受高等教育后，多数从事农业地区的监管与服务工作。因而，环境学家同农业从业者之间有着紧密和良好的合作关系，他们以开放而透明的方式，对农场主提供积极而重要的服务。澳洲拥有数百个地方性土地保育小组，这些小组构成澳大利亚环保基金会，对政府的环境决策发挥着重要作用。

澳大利亚环境专家罗佰特·斯皮德先生，深入参与过很多中国项目。针对中澳在环境科学服务上的差异，他指出，澳大利亚的农场主是环境学专家的咨询顾客与服务对象。同时，因为人口较少，环境专家同农户、工厂主等行业人士都互相熟识。而在中国，农业从业者非常多，相比之下环境研究者人数严重不足。他认为，中国需要培养更多的环境专家，并委以重任，以寻求解决环境问题的实际对策。

中国农业大学的靳乐山教授做过一项研究，将中国的生态补偿机制同其他国家对比。研究中，他发现澳大利亚的补偿机制非常高效。在澳洲，环保法律和规定真真正正落到实处：政府推行合理的环保要求，制止污染环境的行为。各行各业的人们对于环境保护有着基本共识。例如，土地保育官员同农户之间常就如何避免水源管理不善等问题展开商讨。优质土壤经过一到两年的耕作后，会趋于盐碱化。政府利用卫星图像技术定位盐碱地，通过向土地所有人收取罚金、削减水源供给等措施，遏制土地退化。

2014年11月份，习近平主席访问澳大利亚，在堪培拉国会大厦发表演讲。他特别提到格里菲斯大学的马克林教授同中国的渊源。马克林教授同中方有着50多年的合作，马克林教授的孩子是第一个出生在中国的澳大利亚人。这种紧密的合作关系是将来进一步协作的基石。

澳洲黄金海岸地区居住着十万左右中国移民，在阳光海岸等郊区普通话已成为主要语言。格里菲斯大学校园里，随处可见来自中国的学生、研究者和职员。很多学生的父母在澳洲购置房产，便于孩子的澳洲求学之旅。这些学生，后期逐渐定居澳洲。

很多移民澳洲的华人在环境科学研究方面表现出色。赵惠军就职于格里菲斯大学黄金海岸校区，他带领团队，利用世界领先设施，研究环境问题。团队一半以上成员来自中澳特别合作项目。朱明若教授，每年都要指导数位来自中国的博士生攻读环境卫生学。这些博士生一般是政府部门主管，他们赴澳学习，提升知识储备，以承担更为重要的管理职责。徐志红教授是格里菲斯大学环境未来研究所的所长。这些研究团队都本着实用主义的精神，力求用简单的方法解决复杂的环境问题。其中一位来自偏远省份环保部门的官员表示，“手持污染监测器将大大改善我所在地区的环保工作。”

强劲的环境学实力、多样化的研究场所、实验室和实操设备，以及同当地华人社区乃至中国本土的紧密合作，使得格里菲斯大学成为未来中澳两国环境领域合作的最佳代言人。此外，位于新南威尔士州阿米代尔市的新英格兰大学，也有着优秀的环境科学系，也是中方寻求合作的良好对象。除以上两所大学之外，其他澳洲大学也有环境学研究，但规模和范围相对较小。

不过，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澳洲高层领导在环保意识和作为上却经常以负面形象出现。澳洲前任总理托尼·阿伯特（2014-2015年在任）认为“煤炭有益于人类”；在全球煤炭需求下滑之时，他仍支持采取液压破碎法开采新矿。2014年澳大利亚举办20国峰会期间，他计划进行经济效益主题讨论，同时试图禁止“气候变化”这一议题——他认为气候变化相关讨论将削弱人们对真正“重要”话题的关注。令他感到诧异的是，20国峰会召开前一周，中美两国在APEC会议上已就气候变化这一主题达成广泛协议。相比之下，现任总理特恩布尔较为关注环保问题，但支持力度不高——不久前他下令从澳洲最大学会“联邦科学与工业研究组织”中削减330个气候变化研究者名额。

2007至2010年，以及2013年间，陆克文担任澳洲总理。在职期间，他将气候变化列为当代最大的道德挑战。在他的支持下，澳大利亚加入《京都议定书》。然而，在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上，他自恃过高，指责中国代表团没有按照他的想法实施计划。此外，他还提拔过气摇滚明星和环保主义者彼得·加勒特担任环境部长，引发广泛争议。不过后期在陆本人发起的微观管理审查中，加勒特被撤职。现任环境部长格雷格·亨特于一次重要的环境大会上，荣获“世界最佳部长”称号。不过鉴于此次会议由阿拉伯国家举办，而亨特对化石燃料勘探和基础设施建设的扶持，存在为其赢得评委青睐的可能。

格里菲斯大学在中澳两国环境领域承担多项合作项目（右二为本文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