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条暴政

邓娟

当“肥胖”这桩污名横扫世界，“减肥”也成为纵贯古今的战争。胖瘦的审美标准先被封建君王垄断，又被后现代城市和商业劫持，人类减肥史，是一场外表专制下的“苗条暴政”。

“我太胖了，我要吃泻药、喝咖啡。我抽烟的时候再也不同时吃别的了。”尽管声称“内心里住着一位绅士”，在减肥问题上的纠结仍然出卖了玛琳·黛德丽的女人本质。这个上世纪在好莱坞和嘉宝平分秋色的德裔女星，拥有纤腰和一双大长腿，掀起了1920年代的“吸烟装”和性感丝袜潮流。可她还是对身材吹毛求疵，逼自己每天只食用蔬菜汤、农夫奶酪和面包。

减肥是难得令女人同仇敌忾的战争。隔了一百年，黛德丽的哀叹仍然应景。

事实上，所有哭着喊着的减肥宣言不过是不痛不痒的撒娇，真正为胖所困的人都在打落牙齿往里吞，就像每所小学每个班级里那个忍气吞声的胖子。

一切不健康的减肥都是耍流氓。“肥胖”这桩污名是荼毒古今中外的最大谎言，胖瘦的审美标准，先被封建时代的君王意志垄断，又被后现代的城市和商业劫持，让女人及男人都无可幸免地暴露在不礼貌的监视之中。

“看脸”“看身材”的外表专制一日不除，人类终难摆脱学者金·彻宁形容的“苗条暴政”。

胖子的美好时代稍纵即逝

漫长的人类史上，忍饥挨饿的时间远比营养过剩漫长，然而胖子的美好时代只是稍纵即逝。

隆起的腹部、肥大的臀，辽宁红山遗址出土的女体塑像，被它的发现者冠名“东方维纳斯”，考古学家们就喜欢把所有远古女性人像通通叫这个名字。辽宁版和土耳其版、奥地利版“维纳斯”，都与古希腊版的优雅、修长大相径庭，而是矮、胖、黑、丑，袒露着石器时代的生存和生殖需求，那时谈审美意识还为时尚早。

虽然绝大多数人还未解决温饱，古埃及人就已经把胖和有病划等号，把肥胖的病人画在墙壁上。意识到胖子比瘦子容易猝死，古希腊医生希波克拉底建议人们裸体奔走、睡硬板床、饭前锻炼、吃饭时也不停晃动身体——这大概是早期最详细的减肥措施，相比起来，在近乎同时代的中国，发生在楚宫的那场浩大的瘦腰运动，办法不过一个饿字而已。

到了中世纪，对于经历了饥荒和鼠疫的欧洲人来说，用身体囤积脂肪意味着莫大的安全感，“丰满有助于生育”、“婴儿越胖越健康”是当时主流的养生和育儿观。大腹便便成为社会地位和经济能力的直观体现，因为只有上层阶级才能够放纵饮食。当时人们渴望富态而不是骨感，不过，重度肥胖者依然会被称为“怪胎”。

所谓胖子的黄金时代，也就到此为止了。13世纪末“合理的腹部”开始成为法国审美的标准之一，没过多久，连最高统治者也不能肆无忌惮地发胖了。

加拿大作家托马斯·B·科斯坦以14世纪为背景的《三个爱德华》一书，记叙了比利时一带某个小国君主雷纳德三世的生平，这位以身宽体胖闻名的国王，被弟弟爱德华发动政变并夺位，囚禁在一个门窗可供正常人通行的房间，但雷纳德因为赘肉减不下来，并且继续对送来的美食来者不拒，越吃越胖，10年都没有走出房间——这则故事常见于心灵鸡汤读物和中学生阅读理解题，用以提炼的中心是“囚禁一个人的是心中的欲望”。

15世纪，民间对英王爱德华四世之死的解读是“沉迷享乐，从不担心体形肥胖，毫无节制大吃大喝，终于在盛年中风而亡”。

18世纪，肥胖的贵族也开始自省。路易十四的帕拉丁夫人在私信中懊恼自己的失宠是因为“从轻盈变得肥胖”，“沦落到丑陋之人的行列”。

封建帝王传达对瘦的偏好

同处中世纪的唐朝，一直是如今胖姑娘们最想穿越回去的理想国，但这个传说中“以胖为美”的桃花源，不过是又一个乌托邦。

杨贵妃代言的胖美人形象，是被后世文人加工的骗局。正史中并没有关于杨玉环体形的具象记录。诗人里最有发言权的李白，三首《清平调》，也是旁敲侧击地拿“云想衣裳花想容”和“可怜飞燕倚新妆”比拟。矮人面前莫说短，如果贵妃真胖，还把她比作赵飞燕，这不是作诗，这是作死。

号称“诗史”的杜甫就老老实实地描述：肌理细腻骨肉匀。与杨玉环去世只隔16年的白居易写《长恨歌》，也是芙蓉面、杨柳腰的形象。

唐朝的社会风气对肥胖相对宽容，但绝不等于纵容。杜牧见到陪酒女肥硕，写了首《嘲妓》，调侃她穿衣服浪费布料，还好心劝慰：你别担心嫁不掉，人胖就要多读书——这毒舌和戳痛处的技能，可以打满分。而诗僧贯休有一句“为人无贵贱，莫学鸡狗肥”，对肥胖的好恶力透纸背。连出家人对胖子都如此恶意满满。

得到公认的美人杨玉环当然不可能是死胖子。李隆基选女人的品位，根据靠谱文献记载，他派京兆尹给太子李亨选五个侍妾，要求以“细长白”为标准，可以推测杨玉环即便肌肤微丰，身材也还是高挑修长。

可到了五代和宋元文人那里，丰满就被渲染成肥胖，又从胖派生出妖魔化。《开元天宝遗事》《说郛》等小说、笔记甚至把杨玉环涂脂抹粉、染指甲的爱美行为写成流粉汗、长红爪的妖精。

要说酸秀才们和前朝美人什么仇什么怨，也不过“红颜祸水”就能概括。相比这些背后的闲言碎嘴，在一个时代的胖瘦审美观上掌握话语权的，还是帝王意志。

帝王对瘦的偏好，总是通过文艺活动中规格最高的宫廷舞会向下层阶级灌输。自汉宫飞燕后，身体轻盈到能跳掌上舞几乎成为传奇美女的标配，梁武帝的歌舞团里掌握这门绝技的张净琬，腰围一尺六（南朝一尺约25.8cm）。全民的理想身材是瘦，瘦到病态也没关系，削肩、贫乳，还要一双小脚。南唐李后主的窅娘步步生莲华，缠足之风从宫廷传向民间。

零号身材减肥食谱

胖瘦不再是生物学层面的概念，个体的观感被剥离了，被封建统治者垄断的审美是另一种形式的“暴政”。1980年代。美国学者金·彻宁提出“苗条暴政”并分析：男性在成长过程中被教导要对自己的性别感到骄傲，女性却被引导讨厌自己的身体，渴望被矫正和塑造，这样一来男权统治便得到了巩固。

其实“暴政”之下，男性也未必幸免。楚王好细腰，饿死的不光是宫女，男臣为了得到赏识重用也修炼小蛮腰，肥胖者还有丢官乃至丢命的风险，于是全国士人纷纷节食。但一直到进入现代社会之前，古代的减肥方式都乏善可陈。

现代社会的苛刻

诋毁一个人最简单的方式就是从外貌进行攻击，而最直观的外貌特征就是胖。

现代社会对胖子的冷酷程度超过任何一个历史时期。君主对审美观的主宰消失了，商品资本却施加了更强大的压迫。

服装等工业迈入标准化大生产，“为了使这种复制的相同产品被所有人接受，就需要建构共同的审美观、价值观。经过现实的反复验证而让它变得理所当然”。

时装业用超模树立了一个个苗条样板。通过传媒将“瘦就是美、就是时髦”的概念进行传播。1945年发明的比基尼对身材要求苛刻到了极限。影视剧无时无刻不在强化肥胖是滑稽的，只有窈窕淑女才拥有爱情。

既然瘦意味着美和成功，丑陋和失败也就被强加在肥胖身上。城市里无处不在的玻璃镜、摄像头和公共领域中陌生人的相互打量。让身体总是暴露在监控之下，时时刺激着胖子的耻感。戈夫曼在《缺陷》一书中写道，一个本可以轻松融入社会关系的人，因为具有某种缺陷的特征并被他人注意到。从而也就剥夺了他的其他特征被注意的权利——换言之，在现代人际交往中，胖可能从一开始就在他人的印象中被“判死刑”，掩盖其他优点。

肥胖有时还被粗暴地和懒惰、自控能力弱等负面评价联系，从私人问题变成公共健康议题，甚至意味着社会责任缺失。两个英国人写的《富态：腰围改变中国》提出，肥胖人数的增多已经深深影响中国，困扰着社会发展。

赘肉无处遁形，减肥市场空间无限。20世纪以来，低卡路里食谱、开灯睡觉以燃烧脂肪、醋餐等减肥方法迭出，减肥药诞生于1910年代，烟草商也以吸烟有益于减肥为卖点推广产品，其间还出现吞食绦虫、“吃肉减肥”等稀奇古怪的花样。越来越多减肥食品和器械被推广，有人推出了团体减肥项目。

大招终于来了，被称为“20世纪后期医疗伟大贡献之一”的减肥手术出现，先驱者威廉·斯科特医生说：“当某个肥胖病人在胖人圈中堪称‘巨大，应该加一个术语‘病态来强调这种荒诞的脂肪堆积造成的严重健康损害甚至短寿的威胁。不幸被分入这一范畴的人，精神、社交和经济方面都惨遭折磨。”

基于解决健康问题的减肥手术，在极端纤瘦的潮流里不可避免地被滥用，打着医疗旗号的整形美容机构向人们展示：身材可以通过市场手段进行严格的加工和设计。女性主义学者批评说，整形的实质仍是对身体权的剥夺，只不过这种“审视”被医学科技所掩盖。

令人深思的是，即使冒着失败和死亡的风险，许多躺在手术刀下的人，都是自愿的——从古至今的“苗条暴政”里，再没有比这更可怕的规训了。

（唐明荐自《新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