聆听侯宝林先生的一堂课

黄勇

爱听相声的朋友都会注意到，很多相声演员在表演时，喜欢用“相声是一门语言艺术，讲究的是说、学、逗、唱”作开场白。这看似平常的两句话，实际上是相声大师侯宝林先生经多年研究后，对相声总结出来的精辟定义。这大概应该算是侯先生对相声艺术的重大贡献吧。至少是因为他的不断强调，他的弟子和相声后辈们将这话口口相传了下来。我非常幸运，37年前曾现场聆听了他的一堂课，并在那里第一次听到他提出这个关于相声的定义。

我们学校成立之初，没有自己的校舍，寄居在木樨地一座老学校里。

记得上大学一年级时。一天，系里通知去图书馆楼的大教室听讲座，主讲人是北京大学特聘语言学教授、相声大师侯宝林。一听是个说相声的来讲，我心里有些不屑。我那时心智极不成熟，以为自己是恢复高考就挤进大学的，比那些没考上大学的社会人员牛。哪知道真正的牛人都蛰伏在社会里，如同武林高手全隐身民间一样，我们顶多也就是运气好，赶上恢复高考的槛儿侥幸迈过去了。

因为顾忌到要记考勤，再加之同宿舍的人劝我说，去听一个说相声的，总比听官员满嘴乱喷的政治报告要强。想想他说得有道理，我就随着大家去了。

在大学期间，我们经常有机会听到殿堂级人物的单次或系列讲座，其中包括著名诗人顾工《关于革命诗歌》的讲座（当被现场问道，他最满意的作品是哪篇时，他答是儿子顾城）；报告文学《扬眉剑出鞘》的作者理由、《开麦拉之前的汪精卫》的作者黄铜《关于报告文学的真实性和文学性》的讲座；中国佛教协会时任副主席，德高望重的巨赞法师，以及基督教、伊斯兰教的时任负责人讲授的宗教系列研习课程；当然，也免不了有一批以嘴皮子能说而闻名的高官的报告。

和这些声名显赫的人相比，说相声的侯宝林真是微不足道。抱着听热闹的心情和有限的期望值去听他的讲座，让我反而感觉很轻松。我对报告的内容漠然，对端坐在讲台上的报告人也没有给予往常的尊重。身边的同学大多和我有着类似的预案，都准备来这里乐呵乐呵。

但主讲人侯宝林却一点笑意也没有，他危襟正坐，甚至还透露出一点紧张。实际上他在讲座过程中，自始至终都不苟言笑，让我们想要笑乐全场的预期大失所望，却让我们集体改变了对他的看法。

侯先生开门见山地说道，相声是一门语言艺术，传统相声是在没有道具、没有舞台背景、没有音乐伴奏等辅助帮衬下，全凭艺人的一张嘴，纯用语言来为观众表演的一门手艺。因此，它对语言功力的要求极高。他顿了顿，接着说道，除了哑巴，谁都会说话，但不是谁都能说相声。为什么呢？因为相声是一门艺术，不是简单的耍嘴皮子。

侯先生的开场白一下子就吸引了我们。我们都听过相声并喜欢它，但谁也没有意识到它是一门语言的艺术。我们都想听听，一门民间手艺、街头撂摊的把式怎么就成了语言艺术了？

侯宝林先生不疾不徐地向我们这群自命不凡的大学生分析、解释相声与语言的关系；相声语言的艺术性；真诚地与我们分享他对中国语言、各地方言的种种研究心得。我们从中学习到了很多平时忽略了的，或者根本不知道的现象和知识。此时，我们不得不为侯宝林先生的研究折服，而他对艺术的严谨和真诚也让我们叹服。

随后，侯先生又向我们扼要地介绍了相声的历史和沿革传续情况。

他说，早期的相声都是在街肆密集、市井喧沸地界儿的露天空地撂摊卖艺。这样的特定环境就决定了要先把人气搞上去，人围拢得多了，收到钱的机会才多些。因此，那时的相声在开始说正段之前，都要使出手段把人吸引过来，艺人们往往会来一些插科打诨、能够立即让人发笑的段子，用观众的笑声为自己暖场和作广告宣传。这里面就难免会有一些黄色、低俗以及封建迷信的东西混杂在里面，还有像白沙写字这种“绝活儿”。但也正是这些内容把相声的身价钉死在了底层，被人认定其粗鄙低俗，难登大雅之堂，只能沦为市井把戏，草民玩意儿。

后来，相声进了茶馆、戏园子。但原来露天撂摊时的许多习俗，被误认为是传统而沿袭下来混杂在相声表演中。这就使得相声虽然“入室”，但无法“登堂”，仍然难脱低俗的窠臼。从另一个角度来讲，相声语言幽默、表演“接地气儿”，与下层平民的日常生活很贴近。因此，它自然就成为北京乃至北方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一种民间艺术形式，是中国大众娱乐文化中不可或缺的表演种类。

新中国成立后，相声表演先是进到了广播电台，后来又登陆了正式剧场。演出方式和环境的变化，使得受众在相声演员开口之前已就座等待演员的表演。这就决定了相声表演不再需要招人气儿的那些垫场的把戏。可以开门见山地直接说正段了。侯宝林先生敏锐地意识到，这正是相声改革的契机，是剔除传统相声中的糟粕，精炼相声的语音，净化相声表演，使它登上大雅之堂的机会。侯先生谦逊地说，不是我先知先觉，而是我恰好代表了相声界众多艺人的心声。相声改革势在必行，现在机会来了，我们不应错过。

于是，侯先生联手相声界的孙玉奎、罗荣寿、刘德智等一批知名人士向市政府文艺处申请，于1950年1月19日正式建立了北京相声改进小组。这个小组旨在改革旧相声、创作新相声，推进相声工作。它把北京的相声艺人团结在一起，共同来搞相声改革；领导大伙儿来评定哪个节目能演，哪个节目不能演。要大伙儿群策群力，把旧节目改好，去掉旧相声中不健康的东西，使相声事业发展起来。

侯宝林说，自己获得给毛泽东主席说相声的机会，这对相声改革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他意识到，不能给毛主席说那些低俗的相声，必须说健康的段子。他借鉴了传统段子里山东话引起误会的包袱，对方言进行了研究，创作出了《戏剧杂谈》《戏剧与方言》《改行》等相声作品给毛泽东表演，获得毛泽东的嘉许。

毛泽东喜欢听相声，有些段子拿不准该不该演，能不能说时，他先给毛泽东说，听听毛泽东的意见。侯先生说，毛泽东非常讲究语言艺术，他使用语言可贵之处就在于变化。毛泽东著作中有很多讽刺语言，相声是离不开讽刺的，后来侯宝林在相声创作中也大量学习毛泽东的讽刺语言，对社会上的不良现象进行了讽刺。

在毛泽东的鼓励下，以毛泽东式讽刺艺术为借鉴，侯先生加倍努力地创作出了一批与旧相声有所区别的新相声。他抓住语言这一根本，在相声语言、各地方言、戏曲语言上狠下功夫，使得新相声在不失幽默风趣的基础上，剔除了黄色低俗的语言糟粕。他倡导的新相声逐渐变身为语言表现魅力无穷的曲艺形式，终于可以自信地登上中国表演艺术的殿堂，被更多的观众所接受和喜爱。在电视尚未普及、文化艺术生活比较匮乏的上个世纪，相声几乎成为最被中国百姓认可的喜剧类艺术表演节目。相声名段里的句子，也常常挂在百姓的嘴边，在社会上广为流传。

侯宝林先生不仅自己身体力行地致力于相声改革和清污，而且还带动自己的弟子们积极参与相声改革。侯先生要求自己的弟子不讲黄色、低俗的段子，不拿人的生理缺陷当笑料，不拿搭档的长辈开涮贬损。侯先生的弟子们一直承续了这种改革，上述的“三不”也几乎成了侯氏门派的一个主要标志。但凡听过马季、姜昆、侯耀文等侯派相声的人，大概都会发现这一显著的特点。

在台下听着侯宝林先生的讲述，我心中不由得升起一种尊敬，这纯粹是一个学生对一位学者的尊敬，而不是一名观众对台上演员表演的嘉许。我真庆幸自己能够现场聆听到这样一位学者、一位艺术家、一位来自民间长者的教诲。同学李小奇现场拍了不少照片，在没有数码相机的年代，这对于一个业余摄影爱好者来讲，是很奢侈的行为。可见在李同学心目中，侯大师不仅仅是个说相声的，而且是个值得推崇的人物。我们俩的心情应该是代表了在座的广大同学的感受。

当然，我也为自己起初的狂妄和粗鄙羞愧。可以说，侯先生的这个报告改变了我。自此，我再也不敢小觑民间、底层的平民，学会了从他们身上找到自己的缺失，学习他们的优点，补强自己。我也因此结交了很多朋友。

（摘自《北京纪事》201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