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闲适诗精神内涵矛盾性研究

许慧玲

【摘要】白居易的在他任江州司马期间所做的闲适诗，既有豁达乐观、享受风光及生活的，也有孤独寂寞、忧伤不能为国效力的。在此期间，旷达的心态与感伤情绪交织，情绪既有享闲适生活的闲适舒雅，又有理想失落的哀伤愁绪。本文将探究白居易任江州司马期间闲适诗精神内涵的矛盾现象及其背后的原因。

【关键词】白居易；闲适；矛盾

白居易的在他任江州司马期间所做的闲适诗，既有豁达乐观、享受风光及生活的，也有孤独寂寞、忧伤不能为国效力的。在此期间，旷达的心态与感伤情绪交织，情绪既有享闲适生活的闲适舒雅，又有理想失落的哀伤愁绪。白居易的闲适诗写作起于贞元十六年，止于会昌六年，笔者在此重点研究白居易任江州司马期间即元和十年至元和十三年间的闲适诗创作的精神内涵矛盾性。

元和十年，宰相武元衡被刺杀，白居易急请捕贼，以雪国耻，触怒了执政群僚；白母看花坠井而逝，白居易著“赏花”“新井”诗，被认为有害名教。中书舍人王涯上述追论白居易“所犯状迹，不宜治郡”，被追贬为江州司马。志向高远忠诚讽谏的白居易惨遭贬谪，路途奔波、舟车劳马，诗人不得不面对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他写了不少杂律诗、感伤诗表达了他的忧愁心情，但是他的闲适诗别有一番风味。闲适诗是白居易泄导情绪的一个途径，由此受到诗人的喜欢和重视，这种情景一直持续到白居易的晚年。在这些诗作之中，我们可以看到诗人的内心写照，一方面，白居易遭贬却调整心态乐观积极，另一方面，他不时因孤独、不能济世而忧愁。

部分闲适诗传达了诗人遭贬却豁达乐观，能在自然中徜徉表达达观、适意之情怀。在优美的环境，自由轻松的心态下，做了不少悠闲适意的诗作。被贬去江州的路上。“帆影日渐高，闲眠犹未起。……何况不失家，舟中载妻子。”仕途失意，原应是忧伤苦闷，加之鞍马舟楫，更添疲惫惆怅。然而，诗人慵懒晚起，闲情问摆渡人在哪。船上炊稻烹鲤，饱食再以秋江水盥漱。遭贬谪，却无失意之伤感，而是抒发了他的沧浪意，更是豁达地认为舟中载着妻子不失家。贬谪给他带来了忧痛，但此时，江州路上，他已调整心态，能徜徉自然，适意赏美景了。而在他到达江州贬所后，所作的描写江州富饶的物产以及秀美的风景的闲适诗，传递了其陶醉在闲适、悠游的生活中的惬意满足的心情。然而，初贬时，他“望秦岭上回头立，无限秋风吹白须。”凄怆悲伤溢于言表，隐含了仕途不得志不能兼济天下理想破灭的哀愁及对前路的担忧；同样是被贬书下，前往江州，时间间隔不远，白居易却十分哀痛悲伤。“人烦马蹄跙，劳苦已如此。”“三声猿后垂乡泪，一叶舟中载病身。”《舟行江州路上作》里的悠闲自适已不在，这里，白居易感慨路途劳苦，行途遥远奔波，路途的遥远与奔波劳碌渲染了浓烈的凄怆之情。也许是山高水阻，实质也许是贬谪的悲愤郁闷，使诗人的诗充满了悲切。

贬谪在江州后，诗人以闲适之心寄情大自然，气定神闲。“时倾一杯酒，旷望湖天夕。”元和十一年，他已任江州司马，但他可以饮酒望湖，咏诗观飞翮，悠闲、细致地品味江州生活，清静自由。“及兹多事日，尤觉闲人好。”作者在山水中陶醉了，感受并享受“闲适”的乐趣。他认为这种闲隔绝了尘世，年过不惑，归山不老，似乎，诗人想享受归山的生活，以闲为趣。但相反的，贬谪在江州后，身处逆境，远离朝廷，部分闲适诗也传递了诗人强烈的孤独感。这些诗里面，孤独感弥漫了整首诗，如《北亭独宿》、《山中独吟》、《霖雨苦多江湖暴涨块然独望因题北亭》等。诗题直接运用“独”字，这个独，不仅是作者身体上的独，更是内心上的孤独。“孤”、“独”“寂寞”、“静”、“愁”浓烈地渲染孤独的意绪，“独到山下宿，静向月中行”，“单幕疏帘贫寂寞，凉风冷露秋萧索”。这些孤独感，或是表达了作者或诗人独自吟味人生、感受禅意的境界，表达委顺任运、随遇而安、知足保和的思想，如“恐为世所嗤，故就无人处”，“旧西滥水江，独行吟旧诗”；官曹冷落，世态炎凉的感伤之情，“独有秋江水，烟波似旧时”，“萧条残活计，冷落旧交亲”；对亲友思念之情，“此去更相思，江西少亲故”，“共思除醉外，无计奈愁何”。白居易的孤独情感、愁情意绪几乎弥漫了所有江州时期创作的诗歌中，既有仕途失意、远离亲友的心灵孤独，也有遭遇冷落、人情冷暖的人生感慨；既有孤寂的感伤，也有独自品味自我、反省内心的安闲宁静。这种情绪正是诗人出世之思和入世之心集于一身的矛盾表现。

我们可以看到，在他任江州司马期间，旷达的心态与感伤情绪交织，情绪既有享闲适生活的闲适舒雅，又有理想失落的哀伤愁绪。白居易确是此般矛盾的。那么，为什么白居易会既有出世之思又有入世之心呢？

首先是“学而优则仕”的传统士人精神，做官是每个士人梦寐以求的事。加之白居易生于“世敦儒业”的下层官吏家庭，“仆本儒家子，待诏金马门”，因此在他思想中，是以儒家为主导的，而儒家强调入世精神和个人社会责任。后来被贬江州，白居易尚年轻，正直风华，却面临突然的仕途失意，白居易十分愤懑忧愁，或许他还未能对被贬江州旷达。第二是作者的出世的济世精神。正如他坦言“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谓之闲适诗，独善之意也。”黑暗的社会现实、无情的官僚体制、百姓的穷苦流离使得白居易心生哀怜与愤怒。具体而言，白居易生活在“安史之乱”之后唐朝由衰落到中兴的阶段。这段时期，藩镇割据、宦官专权、“二王八司马”事件相继发生，深深地激发了白居易的兼济精神。即便被贬至远离朝廷的江州，但是寒微的家世，幼年艰苦生活的经历，使得白居易不愿意重复以往的贫困生活，归隐于山林并不能解决温饱问题。“欲作云泉计，须营伏臈资”、“非无解挂答缨意，未有支持伏腊资”，可见，解决温饱问题是归隐必须解决的，或许这也就解释了为何白居易居住江州时不时会谈到“须营伏臈资”。 物质方面的需要满足不了、实现不了，于是内心就有了更多的痛苦，这也可以算是其矛盾心态形成的一个原因。

其次，白居易为何会遭贬却仍然豁达乐观呢？在元和十二年的《与元微之书》中他隐露了达江州后有三泰。一是家人“悉置在目前，得同寒暖饥饱”；二是饮食皆美，且免求人；三是环境幽雅，可以终老。也许是因为这三泰给他带来的安慰，他逐渐摆脱悲苦的情绪，开始找寻生活中的乐趣来宽慰自我。他认为：只有摆脱了“世网”和“险艰”的人生才能“意自足”。这是江州三泰给他带来的生活中家人、饮食、环境的安慰。其次是好友的陪伴吟赏，白居易与好友元稹的友情可谓是一段佳话。白居易和好友元稹共同悠游足岁，留下了许多留恋光景的篇章。在与志同道合的好友的游玩下，白居易缓解了不少仕途失意的哀愁，转而徜徉大自然，欣赏自然的美丽。第三是佛教思想对白居易的影响。正如《旧唐书·白居易传》中记述了他任江州司马时的一段生活：“居易儒学之外，尤通释典。常以忘怀处顺为事，都不以迁滴介意。在滥城，立隐舍于庐山遗爱寺。……至于愉然顺适之际，几欲忘其形骸。”白居易在江州时跟佛家思想有了更为深入的接触并钟情于佛家思想。佛家思想中超越世俗名利，达观随缘，自适以求得空灵之心的心性观使白居易从名利中解脱出来。正如在贬谪江州四年所作诗句，“官不官，系乎时也。适不适，在乎人也。”他的心态调整了，“今且安时顺命，用遣岁月，或免罢之后，得以自由，浩然江湖，从此长往。”白居易凭借着外在条件，如富饶的江州物产、秀美的风景、家人的安定以及与朋友的志同道合，加之以内心达观的积极调节自我的心态，使他慢慢恢复过来。

贬谪江州期间是白居易一生中关键的时期。这一时期，他创作了不少悠闲自在、吟赏自然的闲适诗，但同时，他的闲适诗又透露着他的孤独寂寞，有理想失落的哀伤愁绪。心态的矛盾性构成了白居易思想的复杂性，研究这一时期的闲适诗创作能深入、多方面探测白居易的内心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