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情境下的工作生活

摘 要 在中国当下探讨工作——生活平衡问题，对人们健康和福祉具有重要意义。文章首先探讨了工作——生活冲突对人的健康与福祉带来的危害，并综合分析了产生这种状况的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如下对策：个人建立良好的习惯，促进工作有序和身体健康；不断完善社会保障制度，解除劳动者后顾之忧；倡导文化的个人利益关怀，完善劳动权益保护；以及进行家庭政策支持，减少家庭照顾压力。

关键词 工作—生活平衡 工作—生活冲突 中国情境

基金项目：2013年广西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广西民政队伍服务能力提升研究—社会工作方法的视角”（SK13 YB017）； 2015年国家民委民族问题研究项目“专业社工机构介入民族地区农村公共服务问题研究—以广西专业社工机构实践为例”（2015GM078）。

作者简介：张孟见，广西医科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讲师。

中图分类号：D66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6）03-149-03

工作——生活平衡问题在国外受到学术界非常多的关注，在国内，由于我们健康观念、劳动力市场不成熟以及社会福利制度不发达等因素，这一问题却一直没得到足够的重视。但是，近年来，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的健康意识不断增强，由日常工作和生活带来的健康和福利危害越来越普遍，国内学术界也开始逐步关注这一问题，2010年在北京会议中心、2011年在广州中山大学相继召开的工作——生活平衡议题的国际研讨会充分说明这一点。在当下中国探讨工作——生活平衡议题，对促进人们的健康和福祉意义重大。

一、何为工作——生活平衡

工作和家庭生活是现代人们活动的两个主要领域，人的生活水平的提高和自我价值的实现往往源于满意的工作，而情感需要和健康生活大都要依托于家庭生活。但是，随着现代生活节奏的加快和工作压力加大，很多群体在工作领域和生活领域的平衡问题上发生了角色冲突，对人的健康和家庭生活及社会发展带来多方面负面影响。如Earle在澳大利亚进行的一个研究发现，那些只忙于工作而无暇顾及家庭或者将工作中的不良情绪带回家中的父母，他们的子女出现心理问题或产生身体疾病的比例远远高于其它正常家庭。而Duxbury也研究发现，工作和家庭领域的冲突，会造成家庭成为被忽视的一面，妨碍了员工享受生活和教养家庭，从而降低了家庭福利水平并造成家庭不稳定。

工作和生活并不是一对新近才被区分开来的领域，但二者的平衡问题被当做一个课题来研究确是近些年才开始兴起。英国的工作基金给工作——生活平衡下的定义是：工作——生活平衡是人们能在一定程度上掌控他们工作的时间、地点以及工作方式的一种状态。当整个社会能够形成一种规范，来保障人们工作内和工作外生活的需要得以很好满足时，工作——生活平衡就会成为可能。由此可见，在工作与生活这两个领域中进行时间的合理分配，是达成二者平衡的重要条件。同时这种平衡也意味着合理扮演不同的社会角色，即人们能够同时担当起合格的工作者与家庭照顾者。

二、中国情境下工作——生活冲突的危害

当人们无法平衡工作和生活的压力时，就是一种工作——生活冲突的状态。工作——生活冲突给人的健康带来直接或间接威胁，给人的福利造成重大损失。

（一）工作——生活冲突给人的健康直接带来重大威胁

医学模式的转变告诉我们，健康不仅是生理问题，也是心理问题和社会问题，工作生活冲突通过多方面因素给人们健康带来威胁。近年来，由于工作压力的增大，人们的休息和娱乐时间被严重挤压，身体不堪重负导致“过劳死”事件频繁发生，不仅普通的工薪阶层深受其害，私营企业主、管理精英中也是常有发生，例如2005年38岁的网易代理CEO孙德棣辞世、2006年36岁的中发电气董事长南民突发脑血栓死亡就是例证；2008年4月44岁的复旦大學博士生李开学由于过度劳累猝死在书桌前、2012年复旦大学青年教师、海归博士于娟由于过度劳累罹患乳腺癌去世，则表明开始蔓延到知识分子群体。

（二）工作——生活冲突破坏家庭和谐，给人带来不良生活氛围

工作——生活冲突会从多方面破坏家庭和谐，致使人生活在不愉快的生活环境下，从而导致不健康和不幸福。《联合国人口统计年鉴》数据显示，1978年我国的离婚率是 0.18‰，1990年这一比例提升到了0.7‰，2000年达到了1.0‰，到2010年迅速提升到了2.0‰，当年离婚数量估计约250万对。尽管产生离婚现象的因素很复杂，但是由于工作——生活冲突，夫妻之间缺乏感情沟通，在家庭责任履行方面产生的冲突绝对难辞其咎。据民政部门反映，每年春节过后我国都会迎来一波离婚高峰，其中很多年轻夫妻离婚的理由竟然是无法在去谁家过年的问题上达成一致，这种解释看似让人啼笑皆非，实则是工作——家庭生活冲突下矛盾日积月累的结果。在农村，由于农民工群体外出务工，与配偶长期分居，缺乏相互关爱，感情需要无法得到满足，离婚、临时夫妻事件频发，甚至还触犯重婚罪，承担法律后果。

家庭角色冲突同样会引起代际矛盾，由于独生子女一代走向工作岗位，对于夫妻双方父母的照顾责任难以履行，致使很多父母对子女产生抱怨，2013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设定老年节，并把“常回家看看”上升到法律的高度，充分反映了这一问题。试想，如果老人和子女因照顾问题对簿公堂，家庭和谐将荡然无存。试问，缺少了一个和谐的家庭氛围，健康和福祉又何从谈起？

（三）工作——生活冲突给人们福祉造成巨大损失

在工作——生活冲突下，妇女、儿童和老年人都面临巨大福利损失。由于男女平等意识的增强，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变得越来越普遍，但是，在女性广泛就业的同时，家庭内部“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家庭分工模式却没有改变，女性要同时承担两项繁重的任务，工作——生活冲突更加严重。由于家庭劳动者的工作——生活冲突，致使家庭中的儿童和老人缺乏应有的照顾，这一问题在进城务工人员家庭中尤其突出。大量农村留守儿童缺乏父母的保护与关怀，成长面临多方威胁；子女外出无法尽到赡养责任，留守老人无人照料。有些地方出现留守老人与留守儿童“抱团取暖”现象，形成了“弱弱联合”的尴尬家庭模式。

三、工作——生活冲突：缘何而来

作为一个新的健康与福利议题，中国劳动者的工作——生活冲突不仅有个人生活、工作方面的原因，更有社会与制度层面的因素，是多元影响下的结果。

（一）不良的工作和生活习惯

于娟老师在自己生命的最后一，写下并公开了自己的日记，希望为世人提供警示。她分析了自己得癌症的原因，总结为不良的饮食习惯（瞎吃八吃、暴饮暴食、嗜荤如命）、睡眠习惯（长期晚睡）、突击作业（日夜兼程、废寝忘食）等方面。可见，良好的工作和生活习惯是工作——生活平衡的重要因素。习惯，是指积久养成的生活方式。良好的习惯，源于它的合理规律性。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工作和生活不遵照科学规律和合理安排，就会让人时而无所事事，时而疲于奔命，一直陷于忙而无为的境地。笔者针对在校就读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以及35岁以下的高校青年教师共计50人做了简单的访谈，大约有80%的人晚上24点之后休息，70%的人已经习惯深夜写文章或备课，平均每人每天面对电脑的时间约为8小时，65%的人认为自己生活没有规律。可见不良的工作和生活习惯非常普遍。

（二）制度转型带来的生活压力

我国市场经济处于转型期，竞争渗透到人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加之现有社会保护体系不健全，市场也处于不断完善之中，人们得不到足够的保障，对未来缺乏安全感，“焦虑”成为很多人的心理状态。因此，只有投入更多时间、更辛苦地工作，才有机会过更高水平的生活，但这也会导致大家过的很累。正如《小康》2013年的调查显示，所有的国人在表达感受时都提到了“累”：不是“身累”就是“心累”，还有人“越来越累”。郎咸平曾指出，我国劳动者年工作时间高达2200小时，比西方国家平均高出500小时，比世界最低的荷兰多约800小时。

（三） 文化成为工作——生活冲突的催生因素

不管是我国古代强调的“大同”思想，还是今天倡导的社会主义社会的集体主义，我们的文化都强调奉行国家利益至上、集体利益至上，个人利益往往受到损害。例如建国后的上山下乡政策，就是个人和家庭服从国家战略的体现；再例如今天的农民工政策，我们在用城市工作岗位吸引农民工进城的同时，却没有给其和家人应有的身份和福利待遇，致使个人权益成为城市化的牺牲品。这一集体主义的逻辑延伸到具体的工作单位，就是个人应该为单位奉献，为工作牺牲个人休闲时间和家庭生活是一种光荣，是获得晋升的重要条件。这种观念会对个人抛弃家庭起到鼓励作用，个人生活享受和家庭责任成为牺牲品，导致工作与生活之间产生矛盾和冲突。

（四）家庭结构变迁带来的压力

工作——生活冲突还源于来自家庭的风险和压力，这很大程度上源于我国家庭结构变迁和人口变化因素。我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家庭户均人口规模在二十多年来不断下降，1990年户均3.96人，2000年户均3.44人，到2010年已经下降到户均3.10人。家庭规模趋小化的同时，还有人口流动带来的家庭离散化趋势，两种趋势下，不同代际间生活照料关系削弱。再加之人口老龄化加重、独生子女一代走向工作岗位等变化，中、青年工作群体面临巨大的家庭照顾压力。家庭的功能弱化和负担过重亟需社会政策的回应。

四、中国情境下工作——生活平衡的实现策略

工作——生活平衡是一个包含多种因素的复杂问题，需要个人、政府和社会的共同努力才能够实现。

首先，建立良好习惯，促进工作有序和身心健康。从个人角度来讲，要实现自己的工作——生活平衡，实现做好工作、照顾家庭和自身健康的多赢，必须建立良好的工作和生活习惯。要合理安排工作，制定工作计划，提升工作效率；注意饮食健康，按时作息，参加体育锻炼；关注个人健康，学习健康知识，提升医学素养；培养积极心态，遭遇过大压力，求助心理咨询服务。例如作息问题，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感染科主任窦晓光曾讲到“长期熬夜等于慢性自杀”说法，并建议人们从23时左右开始上床睡觉，次日1至3时进入深睡眠状态，好好地养足肝血。

其次，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解除劳动者后顾之忧。良好的社会保障体系，不仅仅是要为人们提供遭遇风险后的基本生活保障，还要能够让人们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成果，过上有尊严的生活。在这样的福利条件下，劳动者没有巨大的生活压力，不需要每天活在紧张和焦虑中，可以充分发挥工作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在轻松的氛围中完成工作。所以要提升劳动者工资待遇，改善生活质量；创新社会救助制度，多渠道救助弱势群体；完善社会保险制度，实现高水平、全覆盖；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福利制度，促进人的幸福与福祉。

再次，倡导文化的个人利益关怀，完善劳动权益保护。在强调集体主义的同时，我们要改变忽略个人利益的现状，这就需要对个人主义再认识，用安·兰德的话来讲，个人主义并不是洪水猛兽。个人主义强调对个人利益的关注，但也强调对他人利益的同等重视，并不与集体主义完全对立，在某种程度上二者可以达到融合、共存。所以在我们的政策制定与工作安排中，要尽量避免集体过度压制个人的状况，要提倡劳动者完成工作职责的同时享有自由和尊严，能够与家庭共同享受劳动成果，同时有时间和精力去履行在家庭中应有的责任和义务。这同时需要劳动权益保护政策作保障，我国已经制定《劳动合同法》、《就业促进法》、《女职工劳动保护规定》等多部劳动法规，但是执行情况比较糟糕。在我国“强资本弱劳工”的格局下，劳动者权益的保护必须强化来自政府或其它非市场因素（例如工会）的制衡力量，使劳动者的休息、休假、福利津贴等正常享受，为工作——生活平衡创设良好的制度环境。

最后，进行家庭政策支持，减少家庭照顾压力。社会政策应该把家庭作为干预的对象，建立家庭友好型社会服务体系，制度化地减轻家庭照顾的负担。我国的社会政策供给一直缺乏家庭视角，忽视家庭在社会福利体系中的地位和角色，这导致了家庭得不到有力的支持，功能也不断弱化。要实现工作——生活平衡，必须支持家庭，解除劳动者家庭的后顾之忧，例如，要将对儿童、老年的照顾纳入社会服务体系，立足社区建立社会服务中心；加强对单亲家庭、残疾人家庭等特殊家庭的政策干預；开展家庭社会工作，促进婚姻稳固与家庭和谐；等等。

总之，我国的工作——生活冲突问题已经严重威胁到了人们的身体健康与社会福祉，需要个人建立良好的习惯，促进工作有序和身体健康；不断完善社会保障制度，解除劳动者后顾之忧；倡导文化的个人利益关怀，完善劳动权益保护；以及进行家庭政策支持，减少家庭照顾压力。共同促进工作——生活平衡的实现，以促进整个社会的健康、和谐发展。

参考文献：

[1]Earle，J.Health for life.Report from the Pilot Study.National Centre for Epidemiology and Population Health.http： / /nceph. anu. edu. au /Health _ For _ Life /Publications /pilot _report. Pdf.2003.

[2]Duxbury，L.Work- life Conflict in Canada in the New Millennium.The Sydney Papers，2003.

[3]岳经纶，颜学勇.工作—生活平衡：欧洲探索与中国关照.公共行政评论.2013（3）.

[4]江木华.喊累的中国人.河南商报.2013年12月7日（A06）.

[5]郎咸平.我们的日子为什么这么难.上海：东方出版社.2010.

[6]王跃生.当代中国家庭结构变动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