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柳琐记

谢宜兴

可怜一曲《醉蓬莱》

我的福建老乡柳永，没有人知道他确切的生卒年份，只知道他千年之前出生于一个官宦世家、书香门第。他小时候因为父亲任上不许携带家眷，随母亲在老家崇安度过了童年时光。也就在那时候，他写出了被录入《建宁府志》的诗歌《中峰寺》，可见他的诗才还真不是熬夜熬出来的那种。

也许正是因为腹有诗书，初到京师的柳永意气风发。那《清明上河图》中描绘的繁华汴梁，在他眼里竟成了姹紫嫣红的花园。虽然唐宋时期赶考的士生在开考前有冶游的风气，但远离了家教钳制、释放出浪漫个性的柳永竟沉醉得比谁都快都深。“舞婆娑，歌婉转，仿佛莺娇燕姹。……任他美酒，十千一斗，饮竭仍解金貂赊。”“况有红妆，楚腰越艳，一笑千金何啻。……任好从容痛饮，谁能惜醉。”但纵是如此酒色歌舞，糜费无度，柳永心中仍有数：没忘记功名二字！只是他觉得志在必得，科考不过举手之劳罢了。且看他的《长寿乐》：

尤红殢翠。近日来、陡把狂心牵系。罗绮丛中，笙歌筵上，有个人人可意。解严妆巧笑，取次言谈成娇媚。知几度、密约秦楼尽醉。仍携手，眷恋香衾绣被。

情渐美。算好把、夕雨朝云相继。便是仙禁春深，御炉香袅，临轩亲试。对天颜咫尺，定然魁甲登高第。待恁时、等著回来贺喜。好生地。剩与我儿利市。

好一个“对天颜咫尺，定然魁甲登高第”！活脱脱一个初出茅庐的少年，不知天有多高地有多厚，江有多深湖有多险，吹牛皮，说大话，自以为是！结果牛皮吹破了，结果是接连的落榜，于是有了《鹤冲天》：

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明代暂遗贤，如何向。未遂风云便，争不恣狂荡。何须论得丧。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

烟花巷陌，依约丹青屏障。幸有意中人，堪寻访。且恁偎红翠，风流事、平生畅。青春都一饷。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

许多人认为这首词写的是作者淡薄功名，有的认为是作者精神失去平衡，沉不住气，歌呼叫骂，狂放不羁，以“白衣卿相”抗礼皇帝的左肱右股犹不足以舒其怨愤，还公然表示要去“烟花巷陌”“浅斟低唱”！这真是一种误解！其实，从这首词中我们不难看出这是作者落第后的自我解嘲。读过阿德勒心理学的人都知道，极度自卑的表现形式就是过分的自尊。这首词让我想起我那有时考试考砸了回家的儿子，故意装作满不在乎的样子，其实他的心里是挺难受挺在乎的。

事实上，柳永就是这样。落第之后，他一方面屡试不第，但在“浅斟低唱”时依然翘盼“举场消息”；另一方面四处漫游，干谒名臣显宦，寻找被提携的机会。像著名的《望海潮》便是赠给两浙转运使孙何。甚至在《巫山一段云》《玉楼春》等词中多次歌颂“最高领导人”。我相信这在柳永内心是很难堪的事，但更叫他难堪的是他的歌功颂德依旧改变不了他落寞的境遇。由是出现了如此这般传说：“留意儒雅，务本理道，深斥浮艳虚薄之文”的仁宗皇帝，对考得不错的柳永“及临轩放榜，特落之”。曰：“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宋吴曾《能改斋词话》）。

虽然“耆卿蹉跎于仁宗朝”（清宋翔凤《乐府余论》）之说有悖事实，“奉旨填词”逸闻亦不足信，--因为柳永在仁宗亲政的第一年景佑元年就顺利及第--但柳永长期不得其用，年近半百才中进士，“及第已老”却是事实。一只“冲天”之“鹤”结果折翅多年，少年的轻狂换来了难言的苦果。

据薛瑞生教授考证，柳永在中了进士以后，由“选人”（后备干部）而“改官”（升任新职），其后又依制晋升，官至郎中（而非世传“屯田员外郎”），升迁还是很快的。可根据宋朝的官制，柳永的“官位”（行政级别）虽不低，“差遣”（实际职务）却不高，因而“久困选调”，于是大约在庆历二年晚秋，在太常博士任上的柳永又干了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作《醉蓬莱》词为仁宗皇帝祝寿：

渐亭皋叶下，陇首云飞，素秋新霁。华阙中天，锁葱葱佳气。嫩菊黄深，拒霜红浅，近宝阶香砌。玉宇无尘，金茎有露，碧天如水。

正值升平，万几多暇，夜色澄鲜，漏声迢递。南极星中，有老人呈瑞。此际宸游，凤辇何处，度管弦清脆。太液波翻，披香帘卷，月明风细。

结果如何呢？柳永“欣然走笔，甚自得意”的《醉蓬莱》“进呈”后，据宋人王辟之《渑水燕谈录》记载：上见首有“渐”字，色若不悦。读至“宸游凤辇何处”，乃与御制真宗挽词暗合，上惨然。又读至“太液波翻”，曰：“何不言波澄？”乃掷之于地。永自此不复进用！！！

这一则典故在陈师道《后山诗话》、杨湜《古今词话》、叶梦得《避暑录话》、严有翼《艺苑雌黄》、王世贞《艺苑卮言》以及王弈清等的《历代词话》中均有类似记载。而清朝的焦循在《雕菰楼词话》中从音律的角度对这一公案进行了细致的分析，他认为“首用‘渐字起调，与下‘亭皋叶下，陇首云飞，字字响亮。”“‘太液二字由出而入，‘波字由入而出，再用‘澄字，不能相生。此定用‘翻字。‘波‘翻二字，同是羽音，而一轩一轾，以为俯仰，此柳氏深于音调也。”

可“柳氏深于音调”又有何用？此事过后的第二年三月，柳永即被外放苏州任职。此后，益州、成都、道州、华州、苏州、杭州……虽然任职之地，常有故交、座主，但终难改变“仁宗不悦”的后果。后半生终于蹉跎而致仕（退休）。真是：可怜一曲《醉蓬莱》，断送功名到白头。

当我写到这里，我还是忍不住为柳永、为古往今来出身低微的无数在官场讨饭吃的读书人感到心酸和悲哀。我常说做官的人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提线木偶”，一类是“布袋木偶”。“提线木偶”的“表演”纯是背后的“线”在起作用，而“布袋木偶”的“表演”完全靠袋中一只“手”的不停摆弄。柳永毫无疑问属于“布袋木偶”类型，但一个词人的“手”又会摆弄出什么呢？无非吟风弄月，锦上添花罢了！像《醉蓬莱》，也已搭上了作者的部分人格，但皇帝老儿不高兴，还不是如流水落花汤汤东去？

但我想其实我们还应该感谢仁宗，正是他那一不高兴成就了一个千古高妙的柳永！要是当时他喜上眉梢，给柳永加官晋爵，留在京城，今天我们还能读到柳永的那些孤绝的羁旅行役词吗？

幸耶？不幸耶？天知道。

好恶岂因《定风波》

“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

早年读王国维《人间词话》中的这一段，喜欢得不行，请人写了贴在宿舍的墙上品悟，因而也喜欢上了晏、柳、辛词。而三相比较，自我感觉对晏殊的词更偏爱一些。虽然他为官政绩平平，没有什么特别建树，但他的词含蓄清丽，沁人心脾。我的一个朋友每每在饭局上情不自禁地背诵他的《玉楼春》：“绿杨芳草长亭路，年少抛人容易去。楼头残梦五更钟，花底离愁三月雨。无情不似多情苦，一寸还成千万缕。天涯地角有穷时，只有相思无尽处。”我也曾常常独自吟哦他的《浣溪沙》：“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独徘徊。”

可这次读柳，使我对晏殊的好感大打折扣。原因是我读到宋人张舜民《画墁录》中记载的这样一个典故，它让我很不舒服：

柳三变以词忤仁庙，吏部不放改官。三变不能堪，诣政府，晏公曰：“贤俊作曲子么？”三变曰：“只如相公亦作曲子。”公曰：“殊虽作曲子，不曾道‘针线慵拈伴伊坐。”柳遂退。

这里说的是柳永作《醉蓬莱》后的事。其时晏殊贵为宰相，柳永以为同道，想通过求他以改变自己艰难的处境。文中晏殊很鄙视的“针线慵拈伴伊坐”句子出自柳词《定风波》：

自春来、惨绿愁红，芳心是事可可。日上花梢，莺穿柳带，犹压香衾卧。暖酥消，腻云亸。终日厌厌倦梳裹。无那。恨薄情一去，音书无个。

早知恁麽。悔当初、不把雕鞍锁。向鸡窗、只与蛮笺象管，拘束教吟课。镇相随，莫抛躲。针线闲拈伴伊坐。和我。免使年少，光阴虚过。

其实，人在“破帽遮颜过闹市”时，最怕见到的就是故交、同人。我可以想见当时柳永去拜见晏殊，是鼓了多么大的勇气。可他万万没想到的是，上次精心描绘的“蓬莱”没有“醉”倒仁宗皇帝，这次自取其辱的“风波”又被自己搞“定”了！--晏殊不仅不肯相帮，而且鄙薄、奚落了他一顿，让他低眉颔首无言以退。我相信柳永回家后，一定把肠子都悔青了！！！

这段公案有人认为主要是柳永不谙世事。因为词在当时虽然取得了相当高的艺术成就，但其表现形式就像今天的卡拉OK，总被认为是一种不登大雅之堂的小道艳科。而且，这其中还有一个典故，说的是唐五代时的后晋宰相和凝，年少时才思敏捷，雅善音律，长于短歌艳曲，晚年悔其少作，销毁几尽，时有“曲子相公”之称。以柳永的学识和对词的研究，断然不可能不知这“曲子相公”的典故。可这性情中的柳永，看来填词是个行家，公关却是笨人。一门心思想着如何与晏殊套近乎：“只如相公亦作曲子。”却忘了“曲子”与“相公”连在一起，加上晏是宰相，不是明摆着“哪壶不开提哪壶”吗？于是，言者无心，听者有意，一趟投石问路的拜谒，终以无趣告退收场。

但更多的人认为这是晏殊瞧不起柳词。持这一看法的依据是晏殊斥柳曰：“殊虽作曲子，不曾道‘针线慵拈伴伊坐。”莫非晏在当时也如后来个别人认为柳永“为词无非舞馆魂迷，歌楼肠断，无一毫清气”？（钱裴仲《雨华庵词话》）其实，柳词在当时受到广泛的欢迎，其影响之巨绝不亚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朦胧诗”，词人中很少没有受他影响的。晏殊的很多词如果不署名混在柳词中，人们恐怕很难分出哪些是晏词哪些是柳词。

如《雨中花》：剪翠妆红欲就，折得清香满袖，一对鸳鸯眠未足，叶下长相守。莫傍细条寻嫩藕，怕绿刺、柶衣伤手。可惜许、月明风露好，恰在人归后。

又如《踏莎行》：细草愁烟，幽花怯露，凭栏总是销魂处。日高深院静无人，时时海燕双飞去。带缓罗衣，香残蕙炷，天长不禁迢迢路。垂杨只解惹春风，何曾系得行人住。

再如《撼庭秋》：别来音信千里。怅此情难寄。碧纱秋月，梧桐夜雨，几回无寐。楼高目断，天遥云黯，只堪憔悴。念兰堂红烛，心长焰短，向人垂泪。

从这信手拈来的三首晏词中，我们不难品出柳词的风味。不仅与柳词一样的儿女情长，甚至词中某些语句都和柳词极其相似。而且，晏殊也应该知道柳词在民间受追捧热议的程度，所以，我想晏殊在内心深处对柳词应是认同的。即使晏殊对柳词有不同看法，如果他是真诚的，也还可以坐而论之，可是他表现出来的是多么的不屑和轻蔑。

因此，我从这一典故中愣是读出了两重味道：一是世故。身为宰相，晏殊当然知道柳永在前朝应试落榜写词发牢骚，皇帝老儿叫他“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而在这之前他又以词祝寿，结果“马屁拍到马腿上”，拍得当朝皇帝很不高兴。所以，我认为晏殊面斥柳词其实是下“逐客令”，以此为由叫柳永赶紧走人。这个圆滑的老官僚，他不想让人知道他和不受皇帝欢迎的人有来往！二是傲慢。晏殊身居高位，柳永沉屈下僚，从《画墁录》记载的文字中我们可以想见晏殊的居高临下和柳永的俯首低眉，可以判定晏殊看不起的不是柳词而是柳永！心存委屈的柳永本希望这个也喜欢作词的宰相能为自己在皇帝或者吏部官员面前说句保举的好话，可是他没想到词于他是滋养生命的食粮，于晏相可是官场饱嗝后的牙签。因此，他以晏为同道，而晏视之为负担。我们看不到晏的真诚，只见到晏的傲慢。而世故固可宽宥，但傲慢却不可谅解。

东坡何曾薄柳词

有宋以来的词人中，柳永的争议可能是最大的了！可谓“扬之则九天，抑之则九渊”。宋人曾慥在其《高斋词话》中记载的下面这则词话也被许多人认为是苏轼鄙薄柳词的证据：

少游自会稽入都见东坡，东坡云：“不意别后，公却学柳七作词。”少游曰：“某虽无学，亦不如是。”东坡曰：“‘销魂当此际非柳七语乎？”

我们知道，东坡和少游是好朋友，如果不论这则词话的真伪，我宁愿相信这是两个好朋友之间的玩笑话。当然，也可以理解为苏东坡借这一玩笑对秦少游在词创作中的善意提醒：注意避免重复别人。

“销魂当此际”语出秦少游《满庭芳》词，著名词学家吴世昌教授在《有关苏词的若干问题》中指出：“《满庭芳》词调，下片首二字是一句一韵。所以‘销魂当此际这五个字并不是一句，根本不应该一起读。‘魂字押上片的‘门、‘尊、‘纷、‘村，又押下片的‘分、‘存、‘痕、‘昏。‘当此际三个字不断句，连下文读作‘当此际香囊暗解，罗带轻分。”“把这五个字不断句连着读，正是不懂词律的人读了破句。……苏东坡何至于把秦少游的《满庭芳》下片读成破句，然后又嘲笑他笔调像柳七？”

因此，可以说这是一个道听途说、捕风捉影的词话，假苏轼之名，以鄙薄柳永。其实，苏轼对秦观的《满庭芳》是很欣赏的。他甚至“取其首字，呼之为‘山抹微云君”（严有翼《艺苑雌黄》）。并把他与柳永相提并论，像取《满庭芳》首句“山抹微云”一样，取柳永《破阵子》首句“露花倒影”，赞曰：“山抹微云秦学士，露花倒影柳屯田。”当然，也有人认为这一对子也是苏东坡对秦观、柳永的调侃和戏谑。（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下）我认为，如果说苏东坡鄙薄柳永的话，那也不至于把自己的好友也搭上吧？如果说这是苏东坡的戏谑之语，不至于秦少游的家人还引以为豪吧？不至于他的女婿范温一次赴宴，因受主人“善歌秦少游长短句”的侍女冷落，到“酒酣欢洽”之时，还以“某乃山抹微云女婿也”来介绍自己吧？（宋蔡绦《铁围山丛谈》卷四）

曾慥是我们福建晋江人，宋孝宗朝的尚书郎官，他与苏轼隔了钦宗、高宗两朝，因而其《高斋词话》中所载某些典故与事实有出入也在所难免。就像该词话所载王安石、苏轼辨“落英”一事无可辨考一样，其东坡“讥秦少游《满庭芳》词学柳七句法”一说同样不足为信。倒是词人赵令畤因是苏轼的同代人，又是苏的幕僚，他的有关苏轼对柳永评价的记载才是更贴近更真实的“第一手资料”。他在其《侯鲭录》中记下了苏东坡的这样一段话：“世言柳耆卿曲俗，非也。如《八声甘州》云：‘渐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此语于诗句，不减唐人高处。”由此可见，苏轼对柳词是很看重的，在这里甚至可以说是力排时议、为柳永张目。

其实，柳永比苏轼早出生了半个多世纪，苏轼援笔作词之时，柳永早已名满天下。他们虽无师承关系，但不能否认的是苏轼词创作出道之初和秦观一样受到了柳词的影响。他直到完成了《江城子·密州出猎》之后，才在《与鲜于子骏书云》中说：“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呵呵！数日前猎于郊外，所获颇多，作得一阕，令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颇壮观也。”正因为苏轼认为自觉的词创作应“自是一家”，不随人后，所以他才致力于背柳风而行，才会有以不伤朋友自尊的玩笑方式对秦观作善意的提醒。只是柳词对当时文坛的影响太大了，以至于苏轼后来的词创作中还是不经意间就杂糅进了柳词化的句子和意象。

因此，说苏轼鄙薄柳词无法令人信服，但说苏轼对柳词的高度理解与推崇却是可以理解的。我们知道，艺术的欣赏与交流，需要旗鼓相当的水准与高度。柳永和苏轼都是宋词林中的旗帜性人物，柳永“以赋为词”，苏轼“以诗为词”；柳词类曲，苏词类诗；柳词婉约，苏词豪放；柳永让词从贵族走向平民，苏轼使之走向文士；柳永和苏轼先后在自己的时代完成了对词的革新，使宋词成为唐诗之后中华文化的另一座高峰。站在宋词的峰巅，我们相信苏轼如果对柳词有不同看法，那也应是看到了被“阳光”照亮的柳永，同时也看到他身后的“阴影”。

正因如此，苏轼不仅不鄙薄柳词，甚至以柳词为自己词创作、尤其是创新路上的坐标系。南宋俞文豹在《吹剑续录》中记载：东坡在玉堂，有幕士善讴，因问：“我词比柳词何如？”对曰：“柳郎中词，只好十七八女孩儿，执红牙拍板，唱‘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执铁板唱‘大江东去。”公为之绝倒。

也许苏轼想从幕士的口中的得知自己词与柳词的高下之分，但幕士的机智、俏皮和对苏柳两家词的深刻理解和把握，使他的答案看不出褒贬，分不出伯仲，更没有曲阿奉承，而只是道出了苏词与柳词的双峰并立，各异其趣。

我不知道幕士的回答是否让东坡感到不快，但我想他的心里应该明白苏词和柳词虽然有着不一样的美学形态和美学风貌，却一样有着令人仰止的美学高度！

而今小巫也不是

柳词历来为人所诟病者二，一曰其俗，二曰其淫。

说柳词“俗”者无非是说柳永在他的词中比较大量地化用了当时的民间口语。可多数人认为“俚语入词”恰恰是柳永的大胆创新，也是他的词在当时能够被民众广为接受风靡一时的重要原因。之所以说是创新，还因为那些俚俗语言在柳永笔下达到了“化俗为美”的境界。

而说柳词“淫”者所依据不过是词中有些性的描写。我们知道，“淫”的意思，或者指不正当的男女关系，或者指性的放纵、淫乱。北宋时期，除了民间私妓外，政府设有官妓，官僚贵族豪富之家蓄有家妓，朝廷鼓励“士民之纵乐”，寻欢妓馆、量金买笑成为时尚。因此，柳永之混迹青楼也无所谓正当不正当了。况且，在他的词中也很难辨别出所写男女之情是否正当。因此是不是可以说，指柳词“淫”者是指其词中表现了性的放纵、淫乱了？否则，不会有“屯田词在小说中如《金瓶梅》”之说吧？

可我在读柳时，并没觉得柳词有多么的“淫”！无非是写了一些男女之间的情爱、性爱罢了！且看《菊花新》词：

欲掩香帏论缱绻。先敛双蛾愁夜短。催促少年郎，先去睡，鸳衾图暖。须臾放了残针线。脱罗衣，恣情无限。留著帐前灯，时时待，看伊娇面。

这就是清人李调元在其《雨村词话》中认为的柳永再没有比这首更淫的词了（“柳永淫词莫逾于《菊花新》一阕”），可在这里，我一样感觉不到“淫”字。要说这首词“淫”，那么是不是说所有写性爱的文字都“淫”？也就是这首词，每每读到“留著帐前灯，时时待，看伊娇面”，我便会想到“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的美妙境界。

有道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认为柳词淫亵者是不是也是“淫者见淫”呢？就像鲁迅先生所言，看见胳膊就想到大腿，看见白大腿就想到全裸体去了。

当然，为柳永鸣不平者历代也有不少。“宋人何尝不尚艳词？功业如范文正，文章如欧阳文忠，检其集，艳词不少。”说这话的清人谢章铤在其《赌棋山庄词话》中认为：“柳屯田晓风残月，文洁而体清。”

在读柳的过程中，我还会不时地想起现在的某些诗歌。有句话叫“小巫见大巫”，如果说柳词淫亵，那么在今天他恐怕连小巫也算不上了。

柳词中经常被人提起的《少年游》（之四）：“世间尤物意中人。轻细好腰身。香帏睡起，发妆酒酽，红脸杏花春。”读者可以想象到词中的“尤物”的细腰、红脸，以及浓睡初醒的慵懒的样子，甚至还可以有其他一些坏坏的想象。它是暧昧的，香艳的，也是美妙的。也许这就叫情色！如果说柳词表现了情色，那么现在的某些诗人却是在无所顾忌地渲染色情，他们把对性爱、性器、性心理铺叙变成了自己诗歌关注的主要内容。曾读过这样一首名为《失眠》的诗歌：“夜，很深，比处女的穴还深/我总在那些夜晚失眠/迷失在黑色里/隔壁，每到这个时候都会响起/很规律的打洞声/像摇滚乐手下的鼓点/我总是在这样的夜晚失眠/头发脱落一地/比夜色浅，比阴毛略深。”这首诗歌在同类诗歌中可谓写得比较好的，色情的程度还停留在意淫的层次。虽说给人的想象有限，却也充满了感官刺激。相信柳永如果读了，一定自叹不如。

当然，柳词中也有不少性爱的描写。如《昼夜乐》：“洞房饮散帘帏静。拥香衾、欢心称。金炉麝袅青烟，凤帐烛摇红影。无限狂心乘酒兴。这欢娱、渐入嘉景。犹自怨邻鸡，道秋宵不永。”写出了秋宵苦短、渐入佳境的欢娱。但词中的性爱描写仍是含蓄的，仍需读者的想象完成。因此，如果说柳词叙写了性爱，那么现在的某些诗歌便是在赤裸裸地描述性事。如：“美人双腿高擎/我如老汉推车/美人弯腰抬臀/让我从后插进//但是今夜/我的美人/我决定放弃/这两种能让/我爽极的体位//但是今夜/我的美人/你终于告诉我/你其实不喜欢/这能刺得很深/直达子宫的体位……”整首诗详述了做爱的全部过程，有如某些论者谈现在的某些诗歌：“视野里只有阳具和阴器，以及共同的运动。”如果说色情还有有着暧昧和诱惑，给人以低级的想象，那么赤裸裸的性事描述连暧昧和诱惑也荡然无存，有的只是令人作呕的肉麻，连低级的想象都已不需要。

更有甚者，诗歌中的性描写几近变态。有一首叫《我要在拜祭梅艳芳的时候奸尸》的诗歌写道：“2004年1月11日下午15时30分/香港殡仪馆举行梅艳芳公祭活动……凝视那冷艳的样子我的XX硬了/我冲上前去要掀开棺材钻进棺材和她做爱……我要在她腐烂的子宫里注射亿万个精子/我希望听到死者一声幸福的呻吟……我不怕染上癌症病毒/我的XX已经化浓流血/我的XX已操了无数肮脏的肉体和灵魂……”

假如柳永泉下有知，不知当作何感想？一直背负“淫词”骂名的他，不知是否会这样感慨：若在今日，柳词何“淫”之有？！

同是天涯沦落人

一次，柳永和友人张生在金陵妓女宝宝家里宴饮，不一会，宝宝佯装酒醉就寝去了。原来，柳永和张生此前曾在宝宝家住过多日，张生暗恋宝宝，而宝宝却属意于一富家子。这一切张生蒙在鼓里，而柳永眼亮心明。那日，柳张来时，那富家子已在，宝宝藏之于密室。所以，宝宝佯装酒醉实则是陪富家子去。这时，柳永对张生说，过去听说何仙姑独居于仙机岩，一天曹国舅来访，谈话之间吕洞宾来到，怕吕见疑，何变曹为丹吞下。可何与吕还没说几句话，汉钟离与蓝采和跨鹤冉冉而来。何仙姑故伎重演叫吕赶快把她化成丹吞下。钟离与蓝采和到了，问吕为什么一个人独坐于此？吕答，我刚才在凡走动，这会累了在此小憩。采和说，你别蒙我了，你一个人在此休息？你肚子里有仙姑为什么不叫她出来见我？仙姑只好出来。钟离笑对采和说：“你道洞宾肚中有仙姑，你不知仙姑肚里更有一人。”柳永的故事让张生恍然大悟。于是，柳永在墙壁上戏书小词《红窗迥》一首离开。词曰：小园东，花共柳。红紫又一齐开了。引将蜂蝶燕和莺，成阵价，忙忙走。花心偏向蜂儿有。莺共燕，吃他拖逗。蜂儿却入，花里藏身。蝴蝶儿，你且退后。

一天，柳永从城中繁华之地丰乐楼前经过，忽然听到楼上有人叫“柳七官人”。原来是“耍峭而聪敏、酷喜填词和曲”、与柳永关系亲密的名妓张师师。柳登楼，师师嗔怪他久时不见，说今天见到了一定得填一首词才肯放他走。师师一边令人备酒，一边取出纸笔。“柳方拭花笺，忽闻有人登楼声。柳藏纸于怀，见乃刘香香至前。”这香香也是柳永的粉丝加密友，和师师一样，都曾在接济过柳永。香香先是嗔怪他“负心”，然后说我知道你怀中藏的是花笺呐。他要求柳“若为词，妾之贱名，幸收置其中。”柳永笑着掏出花笺，才想着怎么下笔，又见有人上楼来。原来是他的又一个故交钱安安。安安听说要作词，笑着说可别把我漏了。柳永拿起笔来，三妓均央求柳官人“先书我名”。第一句“师师生得艳冶”，香香、安安看了都装出不高兴的样子。第二句“香香于我情多”，安安看了夺过花笺，搓成一团，似欲“忿然而去”。柳永笑着续写道：“安安那更久比和，四个打成一个。幸自苍皇未款，新词写处多磨，几回扯了又重挼，姦字中心着我。”三女乐得一同开宴款待柳郎。

这是宋罗烨在《醉翁谈录》里记录的两个小故事，从中可见柳永幽默、可爱和敏捷的才情，更可以看出柳永与这些舞女歌伎真诚、亲密的关系，以及对她们的理解与尊重。我想若非如此，柳永凭什么赢得了那么多容貌艳丽才情俱佳的女子对他的拥戴和珍爱？甚至死后也由“群妓合金葬之”，年年清明上坟凭吊？

可又是为什么在整个社会都把这些歌妓舞女当作玩物的时候，柳永不仅没有轻视她们，相反还倍加欣赏、赞美，甚至引为知己呢？

我想这就像唐元和十年某夜白居易在浔阳江头送客时，听沦落江湖的“长安倡女”夜弹琵琶于舟中，一样的没有轻视之意，只有对琵琶女才艺演技的赞赏和凄凉身世的同情，一样地把琵琶女视为自己的风尘知己，为什么呢？究其原因只有一个：同病相怜！

其实，柳永初到汴京之时，面对秦楼楚馆、罗绮飘香的大都会燕饮平康的奢靡之风，不羁的性格、汹涌的荷尔蒙加上对音乐的热爱和才华的自恃，使年少轻狂的他忘习举业、忘乎所以。这时的柳永眠花宿柳，只是个欢场过客，除了关注市井音乐，很难有对青楼女子的感同身受。

要是柳永初试登第，“黄金榜上”高中“龙头”，也许后人看到的也就不过是个春风一度歌楼寻欢的得意士子，饱食终日闲时狎妓的达官贵人。

只有在屡试不第之后，上进的道途阻断了，囊中的盘缠花尽了，身上所剩只有填词作曲这一门“手艺”时，柳永才感到命运的坎坷和生活的艰难，才感到那些才貌出众却沦落风尘的女子与自己的处境何其相似！也只有这些女子，在他失意的日子里，给了他温暖和慰藉。

正因此，柳永把身段俯下来把心性低下来体会那些被凌辱被践踏的舞女歌伎内心与情感的真纯；以爱心来平视她们悲惨的境遇和对幸福生活的渴望，以真情来体察她们委屈的心和受伤的灵魂。在世人认为卑污的她们身上，发现正人君子身上所没有的善良与美好。仿佛他自己就是她们中的一员，而她们就是他原本清白却被生活玷污的姐妹，是他倾心爱恋色艺双佳的知己与情人！

日本学者村上哲见的说得好：“如果采取把女性当作风流游戏的手段，说得极端些，看作任人玩弄之物的态度，反而不会被特别地当作问题的吧！耆卿的情况不是这样。他吟咏时不是居高临下的态度，而常常是以几乎对等的人与人的关系而进行吟咏，这正是因为他本身的生活就处于那个社会之中的缘故。”

生不逢时亦逢时

读柳，尝为柳永词才旷世却不得遇而抱屈。

薛瑞生教授在中华书局版《柳永词选》的《前言》中说，柳永对宋词最大的贡献是“变旧声作新声”。一是创新曲调。“柳词”中共用了百六十七曲，除三首《倾杯乐》与一首《法曲献仙音》外，其余为宋教坊曲中所无。教坊之外，“除常见的如《西江月》《临江仙》《玉楼春》《少年游》《鹊桥仙》等二十七曲外，其余一百四十七曲全是柳永自制或首用的。在两宋词人中，创新曲如是之多，柳永是首屈一指，别无匹敌的。”二是大量制作慢词。五代及宋初，小令颇为流行。“唯至柳永，始以慢词为本，小令倒在其次。”现在一般以九十一字以上者为长调亦即慢词。一部《乐章集》，慢词占了一半以上。由于摆脱了小令体制上小的束缚，慢词令人耳目一新，也开拓了内容的疆土。

《醉翁谈录》载：“耆卿居京华，暇日遍游妓馆。所至，妓者爱其有词名，能够移宫换羽；一经品题，身价十倍。妓者多以金物资给之。”说明精通音律的柳永在当时词名远播，并常常流连妓馆，为妓女所追捧热爱。妓女若得柳永题咏的词作，身价立增，可见她们传唱柳词的艺术价值已转化成了经济价值。而从另一侧面也说明了这已是柳永的经济收入来源，生活的困窘亦可窥一斑。其实在当时，不但民间娱乐行业追捧柳词，即便是官办的教坊，也求柳永为他们作词以抬高身价，抓住听众。宋叶梦得在《避暑录话》中说：“教坊乐工每得新腔，必求永为辞，始行于世，于是声传一时。”

像这样一个对一个时代的文学做出了开创性贡献、为大众广泛喜爱、声名远播的词人，却一生“沦落贫窘”，以至于“终老无子，掩骸僧舍”，结果靠“京西妓者，鸠钱葬于枣阳县花山。”不由得令人感慨万端，唏嘘不已。

我曾想如果在今天，尽管因为与主旋律不搭边，当个全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什么的可能性不大，但单凭他的音乐文学才能，做个歌星拥戴、娱媒追捧、商业娱乐公司倚重、收入丰厚的“大腕”该不成问题，何至于穷愁潦倒至此？

但反过来一想，要是在现在，一个国家领导人点名批评过的词作者，哪个娱乐机构敢与他合作？哪个歌星敢演唱他的作品？而且所有传媒机构均控制在官方手里，一个不招主要领导待见的娱乐圈人士还不是落个被封杀的下场？哪里还能有“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

于是，我又为柳永感到庆幸。庆幸他出生在皇帝认为“宜士民之纵乐”的北宋年间，妓馆歌楼，茶坊酒肆，新声巧笑，朝歌暮弦，朝野上下奢侈逸乐、狎妓听歌的时尚，使柳词有了需求市场，有了流行基础，有了传播渠道。

也就是在那个年代，教坊与青楼集中了一大批堪称优秀的女子，她们过人的才情色艺激发了柳永创作的灵感，她们的喜怒哀乐和悲欢离合化作一首首情真意切的柳词，而这些词又通过她们的传播广为流传，以至上及达官贵人、下至渔樵屠猎、引车卖浆者均能吟唱。正是“相君未识陈三面，儿女多知柳七名。”即使到了后代，铁杆“柳丝”仍不计其数。宋徐度《却扫编》载，宣和年间一个叫刘季高的侍郎，“因谈歌词，力诋柳耆卿，旁若无人者。有老宦者闻之，默然而起，徐取纸笔，跪于季高之前，请曰：子以柳词为不佳者，盍自为一篇示我乎？”刘自讨无趣。

我为柳永感到庆幸的还有，在柳永落魄的日子里，有那么多可人的歌妓舞女用她们的真心爱情为柳永疗伤，与柳永相互取暖。宋杨湜《古今词话》记载，柳永曾经在江淮与一“官妓”相好--那时的“官妓”我想相当于现在歌舞团演员--离别后那女子闭门谢客等待柳永归来。柳永来到京师后，日久未还，于是她有了其他想法，柳永听说了感到挺郁闷的。刚好一位叫朱儒林的朋友去往江淮，柳永便作词《击梧桐》托他捎去。“香靥深深，姿姿媚媚，雅格奇容天与。”词中不仅有对该女子容颜气质的怀想，更道是“又恐恩情，易破难成，未免千般思虑。”于是，“试与问，朝朝暮暮。行云何处去？”那女子收到柳词，收拾细软，来到柳永身边，与之终身相伴。

也许正是那些重才重情的女子，让柳永看清了自己也有立身的资本，从而看轻了人人看重的仕途与经济；也许正是那些有品有容的女性，使柳永明白了生命原本就是用来“浪费”的，人生有时就是无怨无悔的沉溺甚至“沉沦”！

我为柳永感到庆幸的更有生前享尽了浪漫，死后却也尽得风流。虽然死时“家无余财”由“群妓合金葬之”。可出殡那天，满城的歌妓舞女为他披麻戴孝，半城素缟，满耳悲声。极尽别一种哀荣！其后，“远近之人，每遇清明日，多载酒肴饮于耆卿墓侧，谓之‘吊柳会。”明代冯梦龙的《三言》中，《众名妓春风吊柳七》即描述这一情景。后人有诗云：“乐游原上妓如云，尽上风流柳七坟。可笑纷纷缙绅辈，怜才不及众红裙。”

我想，写诗填词到了这个份上也值了！夫复何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