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守礼，西方休仪

雨田

无论东方还是西方，从帝王到臣民，无一例外，因而礼通过语言、行为、器物等渗透到古人生活的每一个细节。只因地域差异，表达出来的风格都有明显的分野。东西方在造物中蕴含的精神文化，特别是处于更高层面的仪轨，都透过家具有更多的强化。东方，循礼是生活常态

《左传·定公十年》中云：“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中国自古就被称为“衣冠上国、礼仪之邦”。守礼是中国古人日常生活的常态，而家具在其中则始终体现着明尊卑、懂高低的社会秩序，这点在历代宫廷家具中更被进步强化。

在上古时期，古人不论是生活齐聚，还是接待宾客，都在室内布席。席还分方席与连席之分。方席

般为人坐具，连席常常是多人聚坐的。古代坐席与礼仪有莫大关系，例如为了整洁美观，人们进入室内要先脱掉鞋子——履，人人如此，君王也不例外；席的方位有上下之分，“数人连坐，升席必由下，则后而升”，不能“升从席前”。《礼记玉藻第十三》：“侍坐则必退席。不退，则必引而去君之党。登席不入前……徒坐不尽席尺，读书、食则齐。”意思是，臣子陪侍国君坐，一定要把自己的坐席向侧后退点，如果不好移席后退或者国君不让后退，就定要向后坐，离开国君所坐之处。登席入座时不应该由前面跨上去，而应该由后而上。在读书、进食时则要靠到席前缘的地方。而席的方位也有讲究，即右为上为尊，左为下为卑。

唐代以后，垂足而坐逐渐取代了几千年来的席地而坐，随之而来的是相应的家具也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床、椅、柜都应升高，中国人的家居方式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新的坐姿和相应礼仪也随之诞生。经宋至明，中国古典宫廷家具最终形成套新的“礼”。

这种礼仪文化不仅直接影响到了人们生活的言行举止，而且问接影响了家具的外观造型。例如：官帽椅的造型。当人坐在官帽椅上时，头部靠在搭脑上，腰依在“s'状的背板上，两手自然垂放在两端扶手上，这种姿态正是礼仪文化中倡导的彬彬有礼的姿态。又如，皇帝宝座的造型比较宽大，作为皇帝办公接见文武百官的家具，为凸显皇帝地位，选用此种造型，有别于普通的椅子，可以保持种正襟危坐的姿态。这种坐姿正是受到礼仪文化中主宾之礼的影响。故明清宫廷庄重场合家具在设计上，舒适性并不是首先要考虑的因素。

在礼制秩序思想的影响下，家具在类型上，有服务于高贵人群的交椅、官帽椅、太师椅等，这些类型的椅均为尊者所坐。而交椅可折叠、搬运方便，在野外活动中，让为官最高者休息使用，每当出行郊游、围猎时，会有人扛把交椅，专供为官者累了休息使用，交椅逐渐发展成了权利与地位的象征，“头把交椅”也正源于此。而到了明清时期，随着君主专制的空前加强，与皇帝议事的官员已不再“正襟危坐”，而是“卑躬屈膝”了，君王的宝座则高高地立于朝堂之上。以鎏金龙椅来彰显君王的威严和神圣不可侵犯。

此外，宫廷家具的装饰图案也有着森严的等级之分。例如：御用家具在装饰上运用大量雕龙手法，官员大臣用龙图案做装饰的家具，只是小面积点缀，用到的龙纹图案也不样，百姓的椅子则很少用到龙纹。又如，清代家具在造型与结构上仍然继承了明代的传统，宫廷家具趋于复杂，出现了雕漆、填漆、描金等工艺的家具，并利用玉石、陶瓷、珐琅等做镶嵌，但民问家具仍以经济实用为主，可见中国古代家具在装饰上体现了中国古代社会主次尊卑的礼仪文化思想。

但从另一个方面看中国古代宫廷家具，在庄重场合的正襟危坐之外，是君王对于舒适、奢华生活的追求，古代帝王在处理政务之余，也有属于自己的个人空间和娱乐活动，因而“守礼”之外的“享乐”也是宫廷生活的部分，因而适应帝王行乐的家具则更贴合帝王个人的喜好，雅致、奢华、舒适、新奇的家具风格也相应而生。

宋画《听琴图》中主人公黄冠缁服作道土打扮。他微微低着头，双手置琴上，轻轻地拨弄着琴弦。相配的家具线条简约洗练，古朴雅致，体现出宋皇室对于清新雅致、灵空高洁的精神追求。而我们从清代的《弘历鉴古图》可以看到位不再正襟危坐的威严帝王形象，乾隆皇帝在自己的私下生活中，总是喜欢穿着汉人土大夫服饰赏画、鉴宝，而画中的家具设计大气豪华、高贵典雅，画面右方还有西洋样式的圆桌，也从中可以看出清代皇室对于新奇事物的追求。西方，艺术高于礼仪

西方人相对来说没有如此刻板的礼仪规定，所以其艺术也更加自由更加活泼。古希腊家具纹饰就很少带有像古埃及纹饰的象征意义，古希腊家具也没有像亚述家具那样壮丽、奢华和具有对权位的标识作用，而是更朴素，更贴近现实中人的生活，中世纪时，拜占庭家具受到了东方艺术的影响，家具也有权力主义的表现倾向，臣民们不仅要崇敬上帝，而且也要崇敬上帝在尘世间的代表（教皇本人）。借助于庄严、神圣、显贵的宗教仪式，宗教的现实的权威统治了拜占庭人。体现教皇权威的家具之便是教皇宝座，这种以座具来体现等级的做法与中国有异曲同工之妙。有标识权威高下而作的规定，也有因表达象征而带来的间接功利，即具有维持统治秩序的作用。

中世纪后，西方家具的礼仪作用更多地反映了对个人富足生活的相望、对英雄的崇拜以及对艺术修养的追求。路易十四时期的礼仪家具是他本人对法国形象及王室形象要求的结果，路易十五时期，东方艺术风靡法国宫廷乃至全欧洲，洛可可艺术兴起，中国元素大量出现在这时期的宫廷家具中，繁缛、不规则的装饰彰显帝王的与众不同。

到了拿破仑时期的家具则表现出对古代英雄的崇拜和个人英雄主义的心态。作为法兰西帝国的皇帝，拿破仑充分认识到艺术和装饰美术对于显示统治者权力的作用。为了使自己的权威和法国的荣誉炫耀于世，提倡的却是种能够体现帝国威势的风格，他希望法国与罗马帝国样强大，把统巨大的欧洲作为自己的理想，因而把古罗马帝国时代的雄伟样式、古埃及新王国时代的专制式样和古希腊时代的轻盈优美风格都吸收到他的帝政样式中。帝政式椅类家具明显地模仿着古罗马石材家具的造型，前腿支柱多采用半狮半鹫怪兽，结构单纯庞大，显示出生硬笨重之感。沙发多采用高直背，框架上刻饰着古典花纹。藏于枫丹白露宫的拿破仑宝座是典型的帝政式家具代表作，显示了至高无上的权势地位。宝座木制框架镀黄金色，圆靠背、圆座面，前腿兽头兽脚，周边是古代的棕榈饰、玫瑰饰、串珠饰等雕饰点缀，深红的天鹅绒包覆的面料，用金线绣出装饰图案，中问金色的“N”字则是拿破仑名字的字头。整件家具表现出严肃庄重的形象，雕塑般的造型，构成了纪念碑式的形式，把拿破仑军事独裁夸大的、充满好战精神的“帝国风格”表现得淋漓尽致。

但无论怎么说，西方的礼仪制度远没有像中国那样有约束力，并且他们贯的崇尚自由的民族性格也使得其礼仪有着与东方不同的作用。在以商业为基础的社会中，艺术的自由永远超越了各种制度的限制。如果说礼是通过繁缛的细节、行为来实现的话，西方人则利用这种细节为器物增添了更多光彩的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