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银幕上的莎士比亚

今天，我想给大家展示三个莎士比亚电影选段，并且跟大家分享这些电影当时的历史背景。在莎士比亚剧作从舞台转向大银幕的过程中，有哪些问题值得我们思考。

在过去的三十年中，我一直从事莎士比亚作品的研究和教学工作，在这三十年中，一个很大的变化是，莎士比亚剧作改编的电影越来越多。一部分原因是现代科技的发展，而另一个原因是莎士比亚在现代社会的地位发生了变化。

在我成长的过程中，很少能够在影院中看到莎士比亚的作品。那个时代，莎士比亚剧作的电影很少，也很少能获得商业上的成功。人们认为大银幕上的莎士比亚电影节奏太慢，并且没有展现出莎士比亚剧作的精髓。

早期大银幕上的莎士比亚电影往往是严肃的，观众和制作者都十分敬重莎翁的剧作，严格遵循原著。而拍摄这些剧作也存在很多困难，比如莎翁的语言繁复，在搬上银幕的过程中会丢失很多内容。大多数观众既没有耐心也缺乏一定的知识储备去理解这些作品。

20世纪60年代推出了两部比较成功的莎剧电影，1967年的《驯悍记》和1968年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它们的成功归结于电影色彩浓郁而且充满活力，是一种非常娱乐化的呈现。而这两部电影在英国却未受好评，英国人认为这样的作品没有表现出莎剧严肃而深刻的一面。

莎士比亚电影所遇到的这些苛责，大概是由于英国人把莎士比亚当作他们的国宝，所以对这些大银幕作品比较敏感。在二战后，电影业大部分由美国公司注资，因此越来越多好莱坞电影演员参演了莎士比亚电影，而这一点在英国人看来也是媚俗的。战后的英国已经失去了过去的霸主地位，但是在面对跃居世界经济强国的美国时，他们仍然希望可以在文化上傲视群雄。

在20世纪80年代，BBC英国国家广播公司推出了一系列莎士比亚作品在电视上转播，并且由当时英国顶级的演员们出演这些作品，这对于研究莎士比亚的学者来说是非常宝贵的资源。这批作品呈现出了莎士比亚剧作的最高造诣，然而在效果上却不尽如人意。由于经费有限，拍摄的布景道具难免简陋。公司为了在全球范围内推广这些作品，力求忠于原著，有意避免了莎剧中会引起歧义的内容，这种保守的做法也使得观众们觉得乏味单调。

过去的二十多年是莎士比亚电影的蓬勃发展期，出现了在商业上取得巨大成功的作品，比如1989年肯尼斯·布拉纳导演的《亨利五世》。在互联网和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文化气候逐渐改变，高雅文化和大众文化的分界线逐渐消失，莎士比亚电影所面对的观众群更加复杂多元。导演正是抓住了这个机遇获得了商业上的成功。在这个浪潮下，莎士比亚电影的模式越来越丰富。1996年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将故事的背景搬到现代美国并且加入了动作片元素。2011年的《科里奥兰纳斯》以纪录片的方式表现了20世纪90年代的波黑战争。最近的就是2015年的《麦克白》，这部电影以辽阔的背景和鬼魅的色彩呈现出类似恐怖片的氛围。

莎士比亚的作品还有很多不同层面的衍生，它们以现代的外衣出现在银幕上。2001年的电影《O》改编自《奥赛罗》，电影将原剧中威尼斯的种族问题搬到了美国，反映一个黑人篮球运动员在现代社会所受到的阻碍和迫害。莎士比亚不只被运用在电影中，不少广告、电子游戏中都有致敬莎士比亚的元素。

莎士比亚作品在深刻地影响当代文化的同时，也在不同人的再次创作中，注入了新的思考。

莎士比亚到底属于谁？

英国人认为莎士比亚是属于英国的，但是在如此多外国投资的莎士比亚作品中，很多电影看似是英国的，实质上却是其他国家的文化形态。莎士比亚的作品也越来越多地由他国导演执导。之前所提到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由德国导演执导，《麦克白》则是澳大利亚导演。

莎士比亚电影中有很大一部分是非英语对白的。不只有欧洲的其他语种，还有日语泰语印度语等语言，其中最著名的当属印度的《麦克白》《奥姆卡拉》和《海德尔》，它们分别对应了《麦克白》《奥赛罗》和《哈姆雷特》。在全球文化市场中，莎士比亚已经不再是独属于英国的文化符号，而是融合进了不同的民族文化中，它正好站在本地和全球的中间点上。

在这样的文化融合过程中，莎士比亚给我们带来了什么？莎士比亚进入其他文化中时是否为其增添了新的内涵？又或者，莎士比亚仅仅沦为了新的西方意识形态输出方式？

在许多作品中，演员和编剧在莎剧中加入了自己的思考，他们关注莎剧中的边缘人物，甚至讽刺莎士比亚的旧有观念。

那么莎士比亚的剧作会不会在不同的解读中迷失了呢？我们如何权衡原著思想与当代解读？莎剧是否必须经过语言和情节的删改才能适应全球化的文化传播呢？

莎士比亚的剧作本身就是错综复杂的，甚至自相矛盾的。在多种不同的解读中，我们会看到，莎士比亚的剧作放回他原来的历史背景中是什么样的，而它与当今世界又有什么样的关联。每一次莎剧上演，我们都能看到新的灵感。

大多数情况下，我们不需要完全接受这些导演的解读，重要的是我们自己内心对于莎士比亚的作品有怎样的期待。

思考了以上这些问题，我们通过三个莎士比亚电影的片段来进一步思考，如何解读莎士比亚的作品。

第一段来自于1989年由肯尼斯·布拉纳导演的《亨利五世》。这个版本比较传统，而且严格遵循原著中的时代背景。

亨利五世是一个英勇的战士同时也是充满爱国情怀的君主，选段是英法战争开战之前，法军士气高涨，而英军却由于势单力薄而陷入焦虑和不安当中。面对这样的困境，亨利五世以一番充满勇气和激情的演讲让士兵们消除疑虑鼓起勇气。

肯尼斯·布拉纳将这样一部爱国主义题材的作品搬上银幕，表达了他对于当时英国社会的困惑。1989年，英国刚刚结束了与阿根廷的战争，战争起因是为了争夺一块被遗忘的英国殖民地福克兰群岛的归属权问题。这部电影的出现反映了当时英国民众两难的境地，一方面，他们深知战争是不义的，而另一方面，战争的胜利可以使得英国的国际地位得到提升。就像亨利五世为了证明英国的强大而去攻打法国一样，这场战争也激起了英国人的爱国情感。这部电影显现出现代人的精神危机，反战情绪与爱国情怀一直处于相互矛盾之中。

电影中这种矛盾的情感带给我们解读莎剧的新角度，它既是对莎剧的改编，同时又是对莎剧的评价。

第二段来源于伊恩·麦克莱恩所主演的《理查三世》（1995）。

理查三世是一个残暴的篡位者。他为了夺得王位而不惜谋杀骗婚歼灭亲族。他身体上的残疾也使他的样貌看起来更加怪异和残酷。

这部电影中，有两点处理得非常巧妙，一是时代背景，电影由原著中的15世纪转为20世纪30年代。在20世纪上半叶的布景中，国王和大臣变成了现代政治中的管理阶层和执行部门。这种布景和人物关系暗喻了二战期间的欧洲社会。当时的欧洲出现了三个独裁者，希特勒、墨索里尼和佛朗哥。电影将《理查三世》从莎士比亚时期剥离出来，放进更加贴近我们的现代背景中，探讨极权和自由的主题。

另一个处理是理查的独白。原剧中，理查三世有一段很长的独白，面向观众诉说他的野心和抱负，而电影中却处理成理查三世面对公众演讲。随着镜头的转移，由公共空间转入私密空间，理查走进洗手间，嘴里继续说着他的独白。这种处理表现出理查在公开场合和私底下的不同，面对公众时的伪装与暗地里的阴谋都呈现在银幕上，角色更加复杂而引人入胜。

第三段选自1996年拍摄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由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主演。选段中，朱丽叶的家族正在举办化妆舞会，这也是罗密欧与朱丽叶一见钟情时的场景。 这个化妆舞会不同于原剧中的舞会，每个人的打扮都十分滑稽古怪。罗密欧与朱丽叶一直在寻找机会独处，却不得不躲避着母亲和奶娘。另外，片中罗密欧的朋友由一个黑人演员扮演。

这部电影的成功在于它的现代化和美国化，而问题则是全片的节奏太快。电影中运用了很多元素以及令人啼笑皆非的细节，这些使得电影有很强的娱乐性。帕里斯扮演的宇航员是一个典型的美国英雄形象，陈腐而可笑。罗密欧与朱丽叶所扮演的分别是骑士和天使，这是他们在舞会后渴望成为却无法成为的人。这些设计使得电影广受年轻人的欢迎，而它的目标观众也正是年轻人。影片中既呈现了年轻人的视角，也表现出年轻人成长的烦恼。

派对的最大特点是人种的混杂，罗密欧是典型的美国白种人，而朱丽叶家族是意大利移民。在原剧中两个家族不能通婚是由于太过相似而电影则将这种社会阶层的敌对变换为种族的分隔。种族的差异使得两个相爱的年轻人无法结合。

除了种族的问题，现代社会的复杂性也阻碍了两人。派对上，两个人的交流往往隔着人群、柱子、台阶等等障碍，只能在电梯中寻求短暂的独处时光，而电梯门很快就会打开。这里预示了年轻男女单纯的情感在复杂的城市空间和异化的人际关系中难以长存。

对于这些电影选段，我没有特别的偏好，我选择的标准是它们是否振奋人心是否富有新意。我最喜欢电影版本是俄罗斯版的《哈姆雷特》。这些选段主要是为了让大家看到其中的差异。它们有些十分传统保守，有些十分另类大胆。人们往往担忧这些电影使莎翁原著中的语言流失，情节也被删改。但是只要演员和导演在尊重原著的基础上，再现莎士比亚作品中的艺术和文化价值，我觉得就够了。我不希望莎士比亚的作品越来越简单化，只要它能够引起人们情感上的共鸣，那就是好作品。

在改编这个问题上，我们所面对的是一个数轴，数轴一边是忠实，另一边是大胆，每个电影的改编就是数轴上的一个点。这些改编作品的意义就是让我们重新回去看莎士比亚的原作，看看这些电影究竟挑战了莎士比亚的哪些观点，强调了哪些观点，同时呼吁观众去思考哪些问题。

当我们不再是被动的观影者，而是主动地思考电影与原著的联系，我们将会获得完全不同的观感。

总体而言，莎士比亚戏剧和电影存在的意义，是帮助无法回到过去观看莎剧的观众体会到莎剧的精髓。电影不能取代戏剧，但是能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四百多年来莎士比亚戏剧能够永垂不朽。

（本文据英国利兹大学教授马丁·巴特勒在上海戏剧学院演讲稿整理，有删改，整理/吴慧彬）